类别：数字治理
导言
公务员在工作中广泛使用社交媒体。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办公（SMUNW）对公务员的影响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然而，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办公如何影响公务员在工作中的心理状态，知之甚少。最近，华东师范大学Fashuo Wang（王法硕）＆ Yue Li （李悦）两位学者借鉴资源保存理论和工作-家庭边界理论，采用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了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与公务员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基于423名中国公务员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办公与公务员工作投入呈负相关。工作-家庭冲突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办公和工作投入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公共服务动机（PSM）调节了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之间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研究结果表明，与公共服务动机较低的公务员相比，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办公（SMUNW）通过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而对工作投入产生的负面影响，在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公务员中更为明显。论文发表在数字政府类权威期刊GIQ上面。
（文献来源：Wang, F. and Li, Y. (2023), Social media use for work during non-work hours and work engagement: Effect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online first, 22 February 2023 2023: 1–11. DOI: https://doi.org/10.1016/j.giq.2023.101804）.
研究问题
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用于娱乐和休闲，在公共组织中社交媒体也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工作目的，例如获取所需信息，与服务用户沟通以及增加利益相关者的参与（Manetti, Bellucci, & Bagnoli, 2017; Mergel, 2016）。根据领域和用途，ICT的使用可分为四种情境：在工作时间出于工作原因的使用、在非工作时间出于工作原因的使用、在工作时间出于非工作原因的使用、在非工作时间出于非工作原因的使用（Senarathne Tennakoon, da Silveira, & Taras, 2013）。因此，出于工作原因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可以具体分为在工作时间使用和在非工作时间使用两种情况。作为腾讯开发的一种社交媒体，微信在中国被广泛用于工作。目前，中国公务员不仅在工作时间，而且在工作日晚上或节假日等非工作时间频繁使用微信与同事和公众分享信息、解决问题和沟通。
鉴于工作投入的精力驱动特性(Van Zoonen et al., 2017)，对与个人精力消耗密切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进行区分，可能会为“使用社交媒体办公如何影响工作投入”这一问题提供更多见解。具体而言，在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可能会对员工工作投入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目前，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得工作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非工作时间使用ICTs进行工作，增加了员工的工作时间和责任，模糊了员工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界限，因此可能会对他们产生各种负面影响，如工作-家庭冲突、情绪疲惫、工作倦怠、健康障碍、更低程度的心理脱离(Arlinghaus & Nachreiner, 2013; Boswell & OlsonBuchanan, 2007; Schlachter et al., 2018)。此外，与其他ICTs相比，社交媒体更具互动性和即时性(Mossberger, Wu, & Crawford, 2013)。使用社交媒体工作的个人会收到更多信息，并且及时回复信息的压力更大，因此可能会有更多负面体验。可惜的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内对社交媒体的使用(Leftheriotis & Giannakos, 2014)，而很少关注到在生活领域和非工作时间中使用社交媒体会如何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由于生活领域中的精力损耗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可能波及到工作中(Lambert & Hogan, 2010)，因此解决这一问题有助于为现有文献提供更多见解。
尽管中国政府已广泛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工作，并高度重视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投入度，但迄今为止，关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如何影响中国公务员的工作投入度仍知之甚少。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中国背景下研究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对公务员的特殊影响是一个有趣而未知的问题。
理论背景与假设提出
SMUNW与工作投入
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等ICTs对员工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助于根据员工个人偏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回应工作要求，大大提高了灵活性和员工的控制感(Leung, 2011; Richardson & Thompson, 2012)；另一方面，这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个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因此，员工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工作中，这将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产生负面影响(Arlinghaus & Nachreiner, 2013; Day, Paquet, Scott, & Hambley, 2012; Gadeyne et al., 2018)。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人总是努力获取和保护其宝贵的资源，以满足外部环境的需求以及保持适应性(Hobfoll, 1989)。个人可以使用一个领域的资源来补偿在另一个领域中损失的资源(Hobfoll, 1989)。简言之，SMUNW会占用个人的私人时间，消耗个人的心理/生理资源，并导致疲劳和负面情绪，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干扰工作后的恢复体验，这将进而对他们的工作投入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提出假设1：
H1 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与工作投入呈负相关；
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
工作-家庭冲突反映了工作和家庭领域在角色和责任方面的不兼容程度(Netemeyer, Boles， & Mcmurrian, 1996)，由于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所产生的不同需求和压力，工作-家庭冲突难以协调(Greenhaus & Beutell, 1985)。当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互相侵入对方并导致不兼容的感受时，就会发生工作-家庭冲突(Netemeyer et al., 1996; Triplett, Mullings, & Scarborough, 1999)。在中国，公务员经常会在非工作时间或节假日在微信上受到来自领导、同事和工作组的需要及时查看、处理和回复的信息，这往往会导致基于时间的、基于压力的和基于行为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 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与工作-家庭冲突呈正相关
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投入
工作-家庭冲突会对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产生各种负面影响(Allen, Herst, Bruck, & Sutton, 2000)。同样，工作投入也应受到工作-家庭冲突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工作-家庭冲突会导致个人心理资源的大量损失，导致员工产生负面的情绪体验。为了有效应对损失并建立新的心理平衡，个人可能会采取应对策略，如改变工作态度以及减少工作投入等积极行为(Karatepe & Karadas, 2016)。另一方面，遭受工作-家庭冲突的员工往往处于无法满足工作与家庭双重需求的状态。他们更有可能在工作中采取适得其反的行为，以应对工作-家庭冲突(Selvarajan, Singh, Cloninger, & Misra, 2019)，例如在工作时间懈怠工作、处理个人和家庭事务，这将导致工作投入水平降低。基于此，提出假设3：
H3 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呈负相关
H4 工作-家庭冲突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公共服务动机（PSM）的调节作用
现有研究表明，PSM与工作投入呈正相关。由于具有更强的利他主义倾向和牺牲精神，PSM较高的公务员更有可能受到公共部门任务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激励和驱动，这导致他们更投入工作角色(Christian, Garza, & Slaughter, 2011)。尽管现有研究证实了PSM的有益影响(Alonso & Lewis, 2001; Ritz et al, 2016)，但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PSM也有不利的一面，表现为工作压力、倦怠和缺勤( Jensen, Andersen, & Holten, 2019)。类似地，一些研究揭示了PSM在调节作用方面的“阴暗面”效应。根据自我决定理论(Weinstein & Ryan, 2011)，PSM较高的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主动机驱动的，这将促使他们将压力视为挑战而非威胁，从而以更积极的方式应对压力事件。基于此，提出假设5和假设6：
H5 公共服务动机调节了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的负面影响。对于公共服务动机高的公务员，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之间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H6 公共服务动机调节了工作-家庭冲突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和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对于公共服务动机较高的公务员，这种中介作用更为显著。
研究方法
研究样本和数据收集
这项研究基于对中国上海市政府部门公务员的调查。上海是公务员出于工作原因使用社交媒体的典型和代表性样本。本研究的参与者于2020年7月通过公务员培训课程进行招募。向参加课程的500名公务员发放了调查问卷，回收得到完成的问卷433份，删除数据缺失的10份问卷后，共保留有效问卷423份。
测量
在本研究中，所有测量题项都来自于先前验证过的量表，并用以适应中国情境。所有题项都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从1分到5分依次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研究结果
验证性因子分析
首先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当前研究中使用的量表的区分效度，包括SMUNW、工作-家庭冲突、PSM和工作投入。将包含4个因子的完整测量模型与其他3个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四因子模型的拟合度优于其他所有模型：在三因子模型中，工作-家庭冲突和PSM两项负载在一个单一因子上，SMUNW和工作投入两项则负载在其各自的因子上；在二因子模型中，SMUNW和工作投入负载在一个单一因子上，工作-家庭冲突和PSM负载在另一个单一因子上；在单因子模型中，所有四个研究变量都负载在同一个单一因子上。这些CFA结果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在本研究中不是一个显著问题。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中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均值和标准差结果表明，SMUNW与工作-家庭冲突呈正相关（r=0.536， p＜0.01），与工作投入呈负相关（r=0.244，p＜0.001）。另外，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r=-0.346， p＜0.01）。此外，还检查了方差膨胀因子(VIF)，以确保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分层回归分析来检验所提出的关系。为了减弱多重共线性，交互变量在进入模型前先进行了中心化处理。首先，检验了SMUNW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在控制所有控制变量后，SMUNW对工作投入的影响显著（β=-0.216, p＜0.001），支持假设1。SMUNW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正向影响显著（β=0.484，p＜0.001），支持假设2。回归分析了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呈显著负相关（β=-0.332，p＜0.001），因此支持假设3。假设4预测工作-家庭冲突会中介SMUNW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在控制SMUNW后，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的负向影响显著（β=-0.295，p＜0.001）。结果表明，通过工作-家庭冲突，SMUNW与工作投入之间的间接关系是显著的（间接影响的估计值=-0.154，p<0.001，95%置信区间[-0.229，-0.087]），通过工作-家庭冲突中介的总效应的百分比为70%。总而言之，假设4得到了支持。
假设5预测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会随着PSM的变化而变化。工作-家庭冲突和PSM的交互项与工作投入呈负相关（β=-0.126，p＜0.01）。与PSM较低的个体相比，在PSM较高的个体中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因此，假设5得到了支持。将SMUNW对工作投入的总影响分为在不同PSM水平下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当PSM较高（比平均值高1个标准差）时，SMUNW通过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的负向影响显著（间接效应估计值=-0.161，p<0.001，95%置信区间[-0.232，-0.096]）；当PSM较低（低于平均值1个标准差）时，虽然SMUNW通过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的负向影响同样显著（间接影响估计=−0.066，p＜0.05，95%置信区间[-0.134,-0.006]]），但其显著性低于PSM较高的情况。此外，这两种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显著（间接效应估计值=-0.095，p<0.01，95%置信区间[-0.161,-0.017]），表明对于PSM较高的个体，SMUNW与工作投入之间通过工作-家庭冲突的间接关系强于PSM较低的个体，因此支持假设6。
讨论和结论
分析表明，作为一把双刃剑，在工作中使用社交媒体可以促进信息的获取和交流，但同时也会给员工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本研究基于从423名中国公务员收集的数据，考察了SMUNW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以及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和PSM的调节作用。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工作-家庭边界理论，研究结果表明，SMUNW与工作投入呈负相关，工作-家庭冲突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外，PSM不仅调节了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的影响，而且还调节了从SMUNW到工作投入的间接路径（通过工作-家庭冲突）。
其次，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作时间为个人目的使用技术并不影响技术压力（H4）。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公共管理人员能够平衡来自个人ICT使用的需求，并且不会觉得多任务有什么困难。特别是在中小型的地方政府中，高层的公共管理人员可能会受到较少的监督，并有自由学习如何使用技术工具来平衡他们生活中的不同角色。由于专业和个人之间更细微的界限似乎并不影响工作场所的公共管理人员，公共组织有机会通过不限制在工作时间为个人目的使用ICTs来创造更灵活和轻松的工作环境。应该指出的是，不知道在工作时个人使用ICTs是否会影响工作的积极性或其他工作成果。初步结果显示，情况并非如此（Purcell和Rainie，2014），但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这一领域，为人力资源实践提供进一步的投入。
转自：“治理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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