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国际期刊Land Use Policy，2021年第109卷，第一作者为武汉大学的肖锐副教授。
文章认为，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导致人口、经济和社会城市化之间的内部协调薄弱。城市空间扩张决定了城市格局，是国土空间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遥感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CCDM）和一个指标体系，分别在城市群规模和城市规模上，量化了2000年至2015年7个城市群的城市空间扩张（USE）和社会经济增长（SEG）之间的时空趋势和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三个世界级城市群的城市蔓延规模最大，城市群规模的耦合协调程度最高。在国家级城市群中，USE比SEG慢。在城市尺度上，武汉、长沙、南昌、郑州和长春等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耦合协调程度高于周边城市。研究还发现，长三角与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协调程度高于所有单个城市，表明城市群研究应考虑一体化效应，城市间的协同发展更有利于提高城市群的整体耦合协调度。
本研究所选研究区域包括中国中部和东部的七个核心城市群，即长江三角洲城市群（YRD）、珠江三角洲城市群（PRD）、京津冀城市群（JJJ）、成渝城市群（CC）、长江中游城市群（MYR）、哈尔滨-长春城市群（HC）和中原城市群（CP）。
通过选择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这四年完成第九、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点作为研究期，建立了两个系统之间的指标体系。使用城市空间扩张率
评价城市扩张空间变化，采用均方误差决策法（MSE）来确定所有指标的权重系数，使用归一化数据计算随机变量的MSE，使用耦合配位度来表征USE和SEG是否平衡。有两种表现：一是城市扩张对社会经济的强制效应，二是城市扩张对于社会经济的约束效应。研究将USE和SEG的耦合类型分为四个阶段和八个区间。这四个阶段是低水平耦合、对抗期、磨合期和高水平耦合。考虑到USE领先或落后于SEG，四个阶段分为八个间隔。
研究表明，在世界级城市群中，2000年至2015年，长江三角洲的平均扩张率最高，为11.7%，其次是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分别为8.0%和6.6%。对于国家级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扩张率高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为21.1%，长江中游为16.2%。对于区域级城市群，2000年至2015年，哈尔滨-长春城市群的扩张率高于中原城市群，哈尔滨-长春为7.9%，中原城市群为5.7%。因此，在15年期间，两个国家级城市群的扩张率均高于世界级和区域城市群。
从2000年到2015年，七个城市群的建成区面积有所增加，其中，建成区面积的年增长率在2010-2015年期间最大。2000年，长江三角洲、中原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建成区面积超过10000平方公里。2000年，长江三角洲的建筑面积小于中原和京津冀城市群。2015年，长江三角洲超过中原城市群，成为最大的城市群。2000年，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和哈尔滨-长春的建成区面积均小于5000平方公里。此外，这四个城市群的建成区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成渝建成区的增长率最低，从2000年到2015年仅增加了约1100平方公里。
2010年之前，7个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均小于0.5，处于对抗期。到2010年，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的耦合协调度大于0.5，处于V和VI区间。到2015年，京津冀和珠三角的发展没有太大变化，长三角达到了第Ⅷ阶段，建成用地的扩张滞后。到2015年，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和哈尔滨-长春城市群仍处于区间III，这与USE阻碍的发展略有不协调，其中USE将限制SEG的发展。
对于世界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在人口、社会和经济方面具有更高的价值，2015年达到了高水平耦合。2015年，珠三角在人口、社会和经济方面达到了VI区间，而京津冀在三个方面达到了V区间，表明建成区土地扩张过快，SEG滞后。对于国家级城市群，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人口、社会和经济方面处于区间III，表明这三个领域的发展需要加强。对于区域级城市群而言，哈尔滨-长春城市群在人口方面达到IV区间，其他处于III区间。中原城市群在三个方面处于III期。总体而言，国家级和区域级城市群在这三个方面的发展相对缓慢。
从不同年份世界级城市群中城市耦合协调程度的变化来看。长三角优于珠三角和京津冀。到2015年，无锡和苏州的耦合协调值最高，池州和安庆的耦合协调数值最低。在珠三角地区，佛山和深圳的价值高于其他城市，河源的价值最低。京津冀的最高值为天津和廊坊，最低值为承德。长三角和京津冀的平均值高于城市。这表明，这两个城市群的耦合协调优于每个城市的耦合协调。
对于世界级城市群中典型城市的USE和SEG的耦合协调程度，到2015年，最好的城市达到了VI区间，这表明这些城市几乎没有与USE滞后相协调，在USE落后的情况下，USE将更快地发展，以赶上SEG。长三角中最好的城市是上海、南京、合肥和杭州。其他城市，如南通、苏州和无锡，达到了V区间。发展速度较慢的城市，如池州和安庆，仍处于第III区间。在珠三角地区，最好的城市是广州、深圳和珠海，它们在2015年处于第VI区间，而发展速度最慢的城市是云浮、河源和韶关，它们在对抗期处于第III个区间。在京津冀中，最好的城市是北京、天津和石家庄，处于VI区间，最慢的城市是承德和张家口，处于III区间。结果表明，表现最好的世界级城市群基本上是省级城市或直辖市，这也反映了这些城市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协调发展。
不同年份国家级城市群中城市耦合协调程度的变化中，长江中游的耦合协调值高于成渝城市群。截至2015年，鄂州和武汉耦合协调值最高，娄底耦合协调值最低。在成渝城市群中，成都和重庆的价值高于其他城市，宜宾最低。
从2000年到2015年，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平均值低于大多数城市。成渝城市群尤其如此，它只有一个城市低于整个城市群的平均值。
到2015年，国家级城市群中典型城市的USE和SEG的耦合协调程度最好的城市是达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VI区间，表明这些城市几乎没有协调发展。到2015年，鄂州达到了V区间，高于其他大多数城市。娄底的耦合协调值较低，到2015年达到区间III。到2015年，包括成都和重庆在内的大多数城市都处于第III阶段，这表明它们的耦合协调发展缓慢。成都社会经济发展始终处于中国前列；然而，上述结果表明，到2015年，其耦合配位度仍处于区间III。本研究在四个子系统（包括建成区土地增长、人口增长、社会增长和经济增长）中对武汉和成都进行了比较，以分析成都的耦合协调度发展缓慢。武汉的四个子系统高于成都，建成区土地增长率远高于成都。可见建设用地增长率较低是成都市耦合协调值较低的重要原因。
不同年份区域级城市群中城市耦合协调的变化中，哈尔滨-长春的耦合配位值高于中原城市群。到2015年，松原和长春的耦合配位数最高，大庆在哈尔滨-长春城市群中最低。在中原城市群中，郑州和聊城的值高于其他城市，运城的耦合协调值最低。2000年至2015年，哈尔滨-长春和中原城市群的平均值低于大多数城市。尤其是中原城市群，所有城市的值都高于整个城市群的平均值。
城市群中典型城市在区域层面上的USE和SEG的耦合协调程度最好的城市是长春，到2015年达到VI区间。对于中原城市群而言，最好的城市是郑州和焦作，到2015年达到第VI区间，其次是聊城，到2015年底达到第V区间。
本研究选取了几个不协调的城市来分析其发展不协调的原因。选择京津冀的承德、成渝的宜宾、哈尔滨-长春的大庆和中原城市群的运城。因为它们在这些城市群中具有最低的耦合协调值。四个城市的USE和SEG子系统显示：所有四个城市的人口都增加了；然而，人口密度没有显著增加。从2000年到2015年，所有城市的医院卫生中心病床数量都有所增加；然而，公共图书馆的图书数量有所减少。2000年至2010年，大庆的经济因素有所增加；然而，2010年至2015年，GDP、固定投资和工业总产值等一些经济因素有所下降。其他城市的经济因素增长缓慢。2000年至2015年间，这些城市的建成区土地扩张并未迅速发展。总体而言，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缓慢。由于建成用地增长缓慢，社会经济需求没有跟上，导致耦合协调值较低。
本研究在两个尺度上量化了USE和SEG的过程，确定了它们在不同时期城市化子系统之间的复杂耦合协调关系，并提供了具体的政策相关建议，这将有助于未来中国城市群的区域规划。
文章认为这项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文章只讨论了城市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但没有讨论城市化与其他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或子系统间的关系。其次，没有对社会经济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第三，为每个指标分配权重的方法属于客观加权方法，最好将主观和客观方法相结合。最后，可以在县域范围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县域为重要载体促进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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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请见：Xiao R, Yu X, Xiang T, et al. Exploring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physical space expansion and social space growth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based on hierarchical analysis. Land Use Policy, 2021, 109: 105700.
来源：土地生态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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