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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森林.内在现实与社会现实:再思马克思的现实观念

2023/3/31 17:36:49  阅读:131 发布者:

刘森林 | 内在现实与社会现实:再思马克思的现实观念

刘森林◆文

社会现实是由观察者-行动者确立起来的。观察者-行动者的内在需求、欲望、本能,以及在文化、思想传统熏陶下逐步内生积淀下来的认知框架、思想立场、希冀目的,构成两种“内在现实”。第一种内在现实对现实的人是自然的,不受其影响的外在社会现实对人不存在、对神才存在。第二种内在现实就是罗伯特·C.塔克所说、优先于外在现实的“内在现实”。对现实的人而言,社会现实只能是内在与外在之间的互动结果。社会现实是多种内在因素与外在经验现实互动的结果,问题的关键不是是否有内在因素的参与,而是是否会固化和僵化。

   ——刘森林

在我们的印象里,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向重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一向把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视为第一位的存在,并坚决反对把人为、主观的感受置于客观现实之上。可罗伯特·C.塔克在《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中却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起始于一种思想立场,先确立了这种立场,尔后才到外在社会现实中探寻符合这种立场的经验事实。就是说,内在的主观立场是先在的,相应寻找到的外在经验现实是按照预先立场选取的、因而是后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声称,“马克思所理解和描绘的现实,是内在的现实。马克思意识到的力量是主观力量,是异化的人类自我的力量,然而这些力量却被他构想和理解为广泛存在于社会中。”这就把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的关系问题提了出来。“现实”是首先发生在观察者的内在关注之中,尔后才在社会层次上被确立吗?社会现实的发生,是起始于观察者的内在欲望和需求,从而内在现实先于、重于外在社会现实吗?内在现实与外在社会现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马克思是如何处置这个问题的?

一、第一种内在现实

社会现实既然是观察者-行动者确立起来的,观察者-行动者的内在需求、欲望以及观察-行动发生之前先在的诸种已有的内在状况,自然不可能不对最终的观察结果毫无影响。如果把这种观察-行动者的内在状况界定为与外在现实对应的内在现实存在,观察者的内在现实存在就主要有两种:一是观察主体先天具有的本能、欲望、需求等先在因素,它们出现“现实”确立的起始端处,或被主体意识得到,或意识不到,从而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或顽强或微弱地贯穿“现实”确立的过程之中。这种“内在”应该是很自然的情况,它是客观的力量,不是主观的力量。二是后天在文化、思想传统熏陶下逐步内生积淀下来的框架立场,这种框架、立场被特定教育背景下的观察者认同,变成观察者内在的一种力量。对于不认同甚至不了解这种立场的人来说,这种力量显然具有明显的主观性。虽然这种因素严格说来不是观察主体一开始就有的内在现实,但因为它是在成长过程中受教育熏陶、社会历练逐步积淀和接受下来的,因而与第一种内在现实具有明显的不同。它跟观察主体获得被认可的观察主体资格之前所接受的各种教育、熏陶,以及处于其中的环境、所接触到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它的形成,特别是稳固化的形成,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其中或由多种复杂因素的介入,借助很复杂的机制和发生过程,但它一旦形成,是非常顽强有力,甚至非常持久的,不会轻易因为遭遇阻力就消解或放弃,即使必须做出一定的调整、完善,其基本框架和结构也往往清晰可见地存在下来。

在以前的印象中,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者的马克思关注和重视的是外在的社会现实,这种社会现实首先不是仅仅针对个别人而言的,而是适用于更多人的;其次才是针对不同个人的不同的外在社会现实。对上述第一类内在现实,马克思并不否认,却不是他关注的重心。他只是在原则上肯定了这类因素的存在,甚至肯定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自然事实出发的,就是从本能、欲望、需要出发来观察社会历史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只不过,他着重研究的是社会历史条件对人的影响。所以,他继续说道,“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

对于这种自然的本能、欲望,尼采倒是极为重视。按照尼采的思想,这种本能、欲望左右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如何看待外部世界取决于人有什么欲望和需求要满足。人有什么迫切的欲望和需求获得满足,就相应地如何确立和构造外部存在。基督教构造这样的世界观反映了构造者的虚弱,满足了构造者的某种内在需求。在某种意义上,貌似高大上的外部存在实际上却是某种很不高大上的内在需求的反映,是内在需求的象征。外部存在实际上正是那种内在需求的填充物、对应物,是那种内在需求引发、召唤、刺激出来并用来满足那种需求的东西。那种需求是内在于人的,隐藏在人的内在性之中,反映着人的内在品性、内在状态、内在欲望、内在需要,即使它们并不一定被人清晰地意识到。对于尼采来说,跟人的内在需求和欲望完全无关的绝对的外在现实严格说来是不存在的;只有对万能之神才是存在的。

尼采思考的关键之处正在于此,绝对外在的现实对于现实的人是不存在的,那是针对超越于人之上的全能之神而言的。而绝对外在的全能之神又是最无能的软弱无能者所设想出来的,它是这种无能者想象出来、为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外在理想服务(帮助自己实现自己实现不了的欲望)的一个工具。这种理想之所以无法实现,就是因为它完全没有实际的基础而只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尼采曾经转引朗格的一句话:“人所想象的现实以及——加入这种想象动摇了——人所渴望的现实:一种绝对固定的、不依赖于我们却被我们认识的存在——一种这样的现实是没有的。”然后尼采肯定,我们就在这样的现实中活动,“但这并没有令朗格感到骄傲!”言外之意就是,朗格还不能很好地接受这种真正的现实,还仍然对旧形而上学充满期待。

绝对的外在现实对应于绝对的内在主体:就其现实性而言,其实两者都不存在!没有任何瑕疵、绝对完满、不受任何主观影响、不受任何时间影响的现实,如果不是针对神而言的,那就只能是针对绝对完满的内在主体而言的。“‘主体’并不是固有的东西,而是通过虚构增加进去的,后面隐藏着某些东西。”恒定、不变的“现实”是与绝对的“主体”正相对应,是由这样的主体确定下来的。没有如此的绝对主体,也就没有如此的固定现实。按照尼采的看法,现实与描述现实的符号虽然不同(主体、客体是描述现实的符号而不是现实),但符号却日益替代了它所要标示、描述的现实。“主体,客体,施动者,行为和受动者,分门别类,我们不要忘记,这只是符号,并不表明任何现实的东西。力学作为一门运动的学说,已经翻译为人的感官语言。”

绝对、固定的外在现实对应的正是虚弱、无能因而迫切需要一劳永逸把握住外在现实的内在主体。在这样一种主体身上,被需要的现实才是固定、绝对、简化、理性的现实,在全能之神映照下、掌控下的那种现实。在尼采看来,这正反映了此种现实的构造者是无能弱者的事实:害怕变动不居的现实对自己的冲击和伤害,害怕变化中丧失掉自己的拥有,希望通过一种简略的方法和路径径直一劳永逸地获得对周遭环境的把握和控制。

外部世界仅仅是我们翻转的内部世界,或者仅仅是内部世界的对应物?我们一定得还原到发明、主张这种世界观的主体的内在动机和实在基础上来。至此,马克思会赞成尼采,同样坚定地反对内在主体的独立性,只是在还原为本能、欲望还是还原为社会经济基础方面与尼采会有不同的立场。在否定绝对内在主体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也就势必坚决反对绝对的外在现实。绝对外在现实是一个跟毫无现实性的绝对主体(上帝)联系在一起的抽象存在,是一个黑格尔意义上的理念存在,没有真实性,不具备现实性。绝对的外在现实,同样不符合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精神,不符合马克思的感性立场。这种绝对外在现实的“绝对性”的消除,一定是与实践力量的介入直接相关的,也就是与行动主体的自然基础、社会基础以及把握外在现实的工具、方法、条件内在相关的。这些影响行动主体的自然与社会因素,这些行动主体在教育、社会活动中接受、采纳的工具、方法、条件,才是使得主体把握到的“社会现实”真正具有现实性的关键所在。

二、第二种内在现实

根据我们的区分,塔克所谈的是第二种“内在现实”,来自某种先在的理论立场和既定框架,或者说来自对这种先在的立场和框架的无批判性甚至无意识的接受和坚持。就这种接受和坚持内在于人心中、很难根本地改变、无法根除之却往往是会努力地在外在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寻找其印证、从而进一步确证其存在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内在现实的存在是顽强的,甚至是顽固的。遭遇到挫折、长时间找不到印证,也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它的内在存在。能改变的或许只是它的存在样式、具体形态、程度以及呈现的时机与时间顺序等等情况。所以,这种内在现实在寻求外在证明的过程中会在具体形式、时序等等方面被具体的情境修改、调整,可能得以发生进一步的改变,但不会因此改变这种现实的内在性及其力度。

塔克所谓的这种内在现实,恰与尼采所谓虚弱者所设想的万能之神密切相关,是万能之神的品质赋予人之后遭遇到外在社会之前的本有。按照这种观点,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要把上帝的内容还给人本身,把基督教还给人类学,而“现实的人”就是不现实的“神”的世俗化改造之结果。“在一种根本的意义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运动所围绕的观念是:作为上帝般的存在的人的自我实现,或者作为上帝的人的自我实现。”把至高无上的上帝转化成具有内在本质并且顽强地在追求这种本质外在实现的人,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和目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转化成虽受着社会和历史限制但却仍然是全知全能的绝对主体,永远在追求自我实现的绝对主体,构成这一精神的基本立场。根据这一立场,现实世界在阻挡着和妨碍着具有这种内在追求的实践主体,因而是一个异化的世界。塔克认为,马克思思想的主体是由于人的未能实现因现实遭遇、阻碍、胁迫而引发出的异化和物化。异化、物化的根本不是由于社会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社会现实不符合作为神之世俗化的人的欲求,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在内在的主观性,而非外在的客观性。

在塔克的眼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起源于一种经验关注和认知,而是一种哲学黑格尔主义的推理。“马克思主义并非源自现代社会经济过程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几乎没有关于工人和工作条件的直接知识,他仅仅是刚刚在创立对历史的经济学诠释时,便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转换黑格尔主义之路,从1841年开始他就一直在这条路上行走。” 这肯定是一个讲求经验实证主义的思想家的结论,是一个非常看重具体经验现实而不愿意追求整体和长远现实的人所看出来的结果。于是,一系列的推论就来了:第一,“马克思主义可以被视为倒置的黑格尔主义。”第二,马克思没有走向经验现实,而是一直追求着内在现实,人的内在现实。“他声称是直接了解‘现实’,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将他自己对现实的表述描述为真正的实证科学。……但是马克思所理解和描绘的现实,是内在的现实。马克思意识到的力量是主观力量,是异化的人类自我的力量,然而这些力量却被他构想和理解为广泛存在于社会中。”所谓“现实”是他内心中构想的逻辑外延到社会环境中的产物。他所谓的社会现实,是主观内在现实的外部投射。第三,马克思成熟后的思想仍然是一种哲学推论逻辑,是先有这种哲学推论逻辑,再去寻找经验材料证成这种逻辑的。“《资本论》含有丰富的事实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早期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历史的记录中挑选出来的。”这些材料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先在的价值立场。马克思引证、认可这些材料的基础来自内心的矛盾感知和预设,所以,“《资本论》真正的主题不是外部的地狱,而是异化的人的内部地狱。”

塔克反复论说的,就是认为马克思认定的社会现实来自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来自不遗余力、不顾一切实现自己的那个至高无上的自由的自我。这个自我一遭遇到社会环境就必然会遭遇阻抗,从而印证出一个剧烈冲突着的社会现实。“马克思投射在社会的现实冲突上面的是一种来自人的内部生活的冲突。他对这种冲突的表述是由他前面的整个德国哲学的发展(如我们所追溯的)所塑造的想必也是由作为一个受剧烈的内在冲突困扰并且倾向于无意识地寻求某种解决(例如心像描述)的人自己的经验所塑造的。”所以,“将剥削和被剥削的自我之间的矛盾整个地投射到社会领域中,马克思变得对过去或当下的社会环境里一切事物十分敏感,这些视野能被吸收到这种视野中,并且按照这种视野加以诠释——绝对无视其他一切事物。”一句话,“人内在生命的戏剧被外化并经验为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对马克思来说,外部的现实就是社会的显示,而善恶的冲突则表现为社会所分裂成的阶级间的斗争。”正是由于外部社会现实是内在现实的显示和外化,才更迫切地需要积极行动,通过这种积极行动,外部现实的外化才更可能、更快速地实现。这种行动的承担者就是无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是最大意义上的现实:“对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仍然是他曾经所称为的东西,是哲学的物质武器或者朝着思想努力奋斗的现实。”按照这种逻辑这种创造性意义上的现实观念,实际上就是德国早期浪漫派意义上的现实概念:最重要的现实是得到充分磨炼的创造性自我的创造力,是那个充分施展自己内在潜能的自由的自我。

心中内在的现实投射到外部之中,形成对主体来说非常认可因而非常真切的“现实”,是每个认知者不加反思的通常做法。主体必须根据是否行得通来被迫或主动地调整这种“现实”认定。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自己所属的学术共同体的认定、用于自己的各种实际活动的效果等因素,构成他是否调整、如何调整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问题不在于这个步骤和做法是否有错或是否合适,而在于内部与外部的投射之间能否建立一种合乎学术规范的约束性机制和规则,是否按照这种被学术共同体认可的做法来进行和完成。如果不按照学术共同体的规范过于主观地投射,可能就是非常固执和片面的一孔之见。而如果是合乎某种学术共同体的规范操作的,那起码是可以被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认可的、能够与此共同体成员都感受得到的真切事实对应起来的“现实”。完全符合所有人的投射严格说是不存在的,是尼采批评的所谓“上帝”才会有的一种投射。

根据尼采的理论,对世界的解释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生存所面临的问题。解释于是就是根据生命的内在需要对相关的外部存在的理解和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把相关的外部存在纳入自己的支配范围,把对自己来说是外部、无关的存在变成内在的相关存在。化外在为内在的驱动力是自己的生命意志,认识的首要目的是按照自己生命意志的强弱、自己当下所面临问题的类型、自己当下所要解决问题的方向来具体地看待与己相关(自己无法撇开只能以某种方式处置)的外部存在,通过合乎自己内在需要的某种解释在自己已有的理解框架中对外部相关存在予以合理的安置和处理。这种安置和处理肯定不是首先为了外部存在自身,而是为了自己的内在需要。这是很自然的发生逻辑。问题不在于现实认定中的主体性,而在于不顾外部事实随意的主观认定——那就会出现很大偏差。社会现实的认定就是实践主体与客体之间反复调适的结果。绝对的主观性与绝对的客观性严格说都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任何先在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立场,径直去得到社会现实的认定,那只有两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要么是洞悉一切、不偏不倚的上帝,要么是完美的机器。两者都很可怕,也都不可能。对于现实的人来说,第一种内在现实和第二种内在现实都无法绝对取消。问题的关键不是取消,而是如何合理正确地对待。我们这方面的论述将在第三部分加以展开。

不考虑学术共同体的认同,也不在乎实践成效的高低,径直按照自己认可的思想来筛选经验事实作为自己认定的“现实”,如果一直还能行得通,那罗伯特·C.塔克的观点无疑是把马克思的现实认知主体视为万能之神的世俗化翻版了,是把马克思的主体概念解释为近代内在性主体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知道,马克思和尼采都坚决反对笛卡尔、康德那种可以与身体、自然分离的绝对主体观念,都坚持从自然与自由的内在统一中看待主体性。对马克思来说,作为社会现实认定主体的“现实的人”,不是上帝的世俗化版本,而是一种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主体。马克思的“现实的人”首先是一种祛神的存在,一种自然的存在,然后才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社会性存在的意思就是依靠社会性力量的凝聚、合作、整合,没有什么神秘性,既没有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的狡猾,也无需依靠原有上帝的全知全能,而只能依靠可以诉诸经验观察和检验的社会性力量。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社会性当然也可以在认知它之前具有神秘性,但这种神秘性是一个可检查和检验的,而且也只能和必须靠实践效果来检验和调整。顽固地从主观认定的内心理念出发筛选社会现实的做法,恰恰是强调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反对的。

塔克的批评是针对“现实”的主体选择性,还是主体选择的价值立场?如果是前者,那毫无意义:没有主体选择性的“现实”恰恰是马克思和尼采坚决反对的“上帝”立场;如果是后者,那意味着塔克不同意马克思的价值立场,不同意从自由和解放角度确立“现实”,不同意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界定为压抑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存在。就主体确立现实都离不开价值前提来说,这没有什么可谴责的,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说有可谴责的,那该谴责的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存在一种绝对客观、毫无争议、对所有人都一样、能超越任何一种特定立场和视角的全体视角和绝对立场。这是马克思和尼采早已拒斥的不折不扣的上帝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和尼采坚决反对并力主予以超越的神之立场。当然,这种立场也可以表现为,现实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客观的现实是确定无疑的、不会因人而异的。如果塔克仍然相信一个绝对视角,也就是无所遗漏、无所偏颇、绝无主观、全景观式的上帝视角,从而主张一个传统形而上学立场,按照这样的立场来解释他对马克思的批评的话,那塔克的批评就几乎不值一驳了,因为那是明显落后于马克思和尼采的现代哲学立场的,是个还没有进入现代视野的前现代哲学的表现。二是如果我们接受塔克的立场不是这样,那解释得通的应该是,马克思的价值立场他不同意;他有自己觉得更合理的价值立场。依靠那种立场,马克思的现实认定具有“主观性”“偏颇性”和非绝对性的结论。但这样一来,塔克对马克思的批评也就是一种价值立场的争执和选择问题了,这种批评也就失去不少威力,最多成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当然,站在马克思的角度,我们依然可以质疑塔克,自由、解放、压迫与剥削的消除,难道不能构成人类的理想追求吗?难道不能从此角度理解、界定社会现实吗?

三、现实:内在与外在之间的不断互动与调整

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和建构社会现实,都会由于现代社会阶级分化、阶层分化而势必更加多元和开放了。马克思是从无产阶级角度理解社会现实的,从此角度对社会现实进行理论建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工程。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建构无产阶级社会现实的过程就可以发现,这种建构非常复杂,任务繁重,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任务要求:有时需要的是以鲜活、快速变化的经验内容调整修正过分理念化的理论模型,有时则需要完善、修正概念模型;有时需要批判反思这样的内在现实,有时则需要批判否定那样的内在现实;有时需要经验材料做支撑,有时则更需要方法论来支撑(材料多了反而陷入杂多,把握不到本质性)。何种调整都需要根据当下的具体情况而定。

(一)早期致力于以经验现实纠正过于理念化的抽象现实

现实太复杂而且多变。没有人能直接获得它,除非设想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超验之神,才能法力无边地捕捉到现实的一切本质和细节。对于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合理的视角、方法、途径对于真切现实的捕捉就至关重要。实际上,现实的呈现依赖于特定的方法、视角、程序和不断努力的过程。马克思揭示社会现实是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的,而且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没有终结。

如果把现实概念简略地理解为本质性维度和实存性维度的统一,那么,在马克思哲学活动的早期,他是以实存性内容反思、修正、调整、补充、完善本质性内容。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等人太强调现实的本质性内涵,以至于马克思发现,黑格尔“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在《神圣家族》中,他批评布鲁诺·鲍威尔继续把现实的本质性过于抽象化了,实存性沦为本质的应用、显现和实现了,失去了与本质性对等存在的意义。所以,当马克思说思辨哲学“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时,这个“现实”显然就更有靠近实存、具体存在即“感性、现实性、个性”的意义。从经验实存角度,他批评思辨哲学的“现实乃是对现实的歪曲和脱离现实的毫无意义的抽象”。那时的马克思对以下这一点感受很深:没有感性基础的理念、本质是靠不住的,很容易沦为空洞的抽象。真正的本质现实一定是以感性实存为根基进一步上升到本质维度的,感性实存的基础对此至为关键。他在具体性、实存性、个体性中寻找着修正、调整过于抽象的本质现实的生动力量。

可是,当施蒂纳否定一切普遍性、本质性维度的存在意义,把一切普遍性存在都视为唯一者自我实现的障碍,因而把与众不同的唯一性当做现实的唯一本质时,正在向具体性、个体性维度靠拢的马克思猛然惊醒了:具体性、个体性存在所具有的现实性内涵绝对不能高估。如果像施蒂纳那样把个体性、具体性维度之上的普遍性存在都视为负面的东西,都视为自由和解放的障碍,因而想尽一切办法除之而后快,那更会陷入空洞和抽象。跟正在批评、反思的黑格尔相比,批评费尔巴哈的施蒂纳更为抽象和空洞。所以,施蒂纳事件发生后,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与建构马上转向了对施蒂纳式内在现实的批判反思。

(二)发现第三种内在现实并加以批评克服

施蒂纳认为,对每个人来说,最根本的现实就是他与众不同的独自性:“‘独自性’是一种现实,这种现实因自身的原因就能消灭封锁你们自己道路的一切不自由。你们不欲与并不打扰你们的那些东西相脱离,而如若它开始打扰你们,那么你们就知道:‘你们务须更多地听从自己要甚于人!’”与前面我们说的第一种、第二种内在现实不同,施蒂纳这里所说的第三种内在现实虚无缥缈,无法实际地考察确定。第一种内在现实作为人天生遗传而来的自然、本能性力量,终究是可以感知、体验、考察的。在学习过程中接受下来并逐步内化认同的思想立场作为第二种内在现实,也是可以通过实际的步骤观察、考察、感觉到的,都不会神秘莫测。遭遇到施蒂纳这第三种内在现实之后,促使马克思急促地去寻找何为真正的本质现实,思考内在现实与外部现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施蒂纳“内在现实”的刺激和提醒告诉我们,这种内在性是不同于本部分第一点中我们所说的两种内在性(现实)的第三种内在性。这第三种内在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内在性,具有无形无状、没有具体内容、缺乏具体指归的特点,是靠自己确认、自己相信后积极作为才能发动、生成、挖掘出来的。本能与意志是可以测量和确认的,接受和主张的理念、精神也是可以确切地进行考察的。就是这第三种内在性,它是一种“无”,只有在革除了强硬的制度规约的反面意义上,可以进行确认。至于具体的内涵,则是无法诉说的。它是一种空空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约束的空间,缺乏任何的固定性、一切都取决于特定的、当下即是的才情和激发,它是向无限的可能性空间开放的。说大它很大,说小它也可能很小,小到空空如也。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施蒂纳的过程中发现,这种内在性是缺乏实在基础的。缺乏的这种基础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自然、本能基础,而是社会基础。缺乏基础使得这种内在性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幻觉,实在就是个靠不住的想象物。

(三)理念、本质的根本性在《资本论》时期再次重要起来

施蒂纳提醒马克思,实存性并不一定是个体、具体的存在体现出来的,更可能是在一种社会合作、在一种复杂的社会联系中孕育生产出来的。一种得益于更多的合作、因而势必是一种超越于个体性之上的普遍性、本质性存在、如此复杂又是必须借助一种复杂的科学方法才能把它呈现的社会性力量,构成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一种新的本质性、普遍性存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力图用经验现实调适来自黑格尔跟抽象理念协调一致的本质现实,再次转化成借助科学方法对新诞生的社会性本质力量的确认和发现上来。

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不能掉进繁杂的材料之中,滞留于现象和形式而把握不到本质。因为对本质的把握,“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可以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么,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当事人并不一定能把握到本质,立场与方法不得当的庸俗经济学“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也同样是不行的。要在纷乱复杂的现象背后发现本质,是需要科学的方法、先进的理论、艰苦的探索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强调,“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科学的方法是从抽象(的本质)不断走向(思维的)具体,而不是从实在的具体出发得出一些思维的抽象本质来。由此,抽象的本质现实与具体的本质现实得以区分开来。这是马克思的一大创建。

由此,本文的结论也就昭然若揭了。

四、简要结论

1. 三种内在性都与外在现实处于互动关系之中,共同交织成一个有效网络捕捉更多、更根本的社会现实。单纯的内在性是没有出路的,不管是施蒂纳的路子Ⅲ,还是尼采的路子Ⅰ,更不用说顽固地坚持某种主观框架、视角无视外在社会现实变化的路子Ⅱ了。施蒂纳的内在性意味着一种来自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意义上的自由创造,是创造性的别名,只不过缺乏实际的基础性支撑,才导致其陷入虚幻。如果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给它一个实际的基础,是可以把它拯救出来的。这种背景下拯救出来的力量就加入马克思的实践能动性之中,成为内在与外在互动的社会现实中的一种构成性因素了。  

                                                        

2. 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现实是一种辩证互动过程,是多种内在因素与外在经验现实互动的结果。这种现实会在不同的辩证水平上呈现,或者确切地说被构建。这种构建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事业,更是一种实践行动事业,是实践行动体系向前推进过程中自我调适的一种策略,是实践体系谋求特定目标实现必须借助的渠道和环节。在这个意义上,它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纯客观的,而只能是主客观的一种实践统一。辩证法在这个统一中获得一种充分的体现。     

3. 塔克没有看到马克思分析、揭示的社会现实是一个内在与外在互动的过程,而且是总不能停息下来的过程,否则,呈现给我们的社会现实就会固化、僵化,会被生动、变更着的社会现实抛弃。         

塔克应该看到,内在现实是必需的一种基础性存在,毫无内在性的现实追求只有上帝或者物化机器才能做到,而那是非常可怕的情况。要超越马克思和尼采一致反思告别的传统形而上学立场,就必须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理解、接受这种现实,并尽最大努力扩展、提升能把握到的社会现实的范围、深度和层次。

撇开内在欲望、追求,是无法确立所谓外在现实的。不受主体内在欲望和价值诉求影响的、与主体无任何关联的所谓完全外在现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有对于上帝、神灵来说才是可能的。同时,绝对的内在现实也很难贯彻出去,因为肯定会遭遇严重的阻碍。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的某种和解。不同个体、不同群体囿于特定的利益、欲求、价值、目标都或多或少影响到对具有高度复杂性、整体性的外在现实的选取和定位。陈波论说哲学“事实”范畴的话放在这里同样是适用的:“‘事实’与认知主体的意图或目标有关,是认知主体利用特殊的认知手段,对外部世界中的状况或事情所做的有意识的提取和搜集,因而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混合物。”

所以,从现实的人的角度来看,关键的不是是否具有内在性,是否从内在性出发去致力于认知和呈现社会现实,而在于这种内在性是哪一种,即如何对待上述我们谈及的三种内在性。也就是说,内在性是否与其他因素合理结合起来,是否与外在性借助科学合理的方法良性互动起来,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才是关键性的。                                             

4.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内在性的关键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它必须跟一个具有历史前途的社会群体结合起来,必须是这个群体认同的,是内在于这个群体的历史特质和历史天职之中,跟这个群体在社会历史中的必然性、本质性存在关联在一起:它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马克思的确受过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要仔细区分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德国观念论哲学及非观念论哲学思想的内在影响。马克思思想成熟后这种思想应该是尽量被搁置了,被悬置了,被加进括号里去了,然后再根据新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加以改造取舍,之后再放置进自己的理论思想之中来。任何一个思想家在自己思想形成的过程中都会受诸种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会进入他的内在意识之中,成为他进一步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基本架构的组成因素,但不能由此就认为这些先在的思想在这位思想家的意识里构成了比经验材料、社会现实更加重要的“内在现实”。谁都会受到某些先在思想的内在影响,并在形成自己的观察框架贯彻中吸收一定的先在思想立场,设想一个没有受任何先在思想立场影响的理论,那是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欺骗,说到底还是上帝思维的体现。马克思试图以实践思维改变这种上帝思维、改变这种传统形而上学。尼采更清晰地把它归之为“上帝死了”。上帝已死,首先意味着那种从绝对者出发、一切都归于绝对者的上帝(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已死。我们再不能以上帝神灵的名义来思考和行动,更不能把世界设想为一架无情运作的残酷的机器,把机器系统视为全知全能、不受现实的人之情绪和欲望的干扰,不受精力、能力不足的限制的完美者和完全听命于我们的执行者。

我们必须以现实的人的名义来思维和行动!现实的人就是必然受过先在思想立场内在影响但最终肯定是极为重视现实的社会关系影响的人,也就是不会以先在的思想立场为先也不会完全消极地以外在的社会现实为先的人,而必须在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进行积极的互动,把遵从当下社会现实与改造、提升社会现实融为一体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现实的,这样认定的社会现实才是切实的,才是生动、生成和富有希望的。

文章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01

文章作者:刘森林

转自:“学术与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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