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西交社科 ，作者西交学报社科版
“漂老”与“老漂”：国内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精华版）
杨菊华，卢瑞鹏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老年流动人口（本文简称“流动长者”）是人口老龄化和“流动中国”宏大背景下出现的社会人口现象。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因应代际之间的互惠和情感支持、继续就业或自身的养老之需，流动长者的规模将会持续稳定增长。一方面，他们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隔代照料）会进一步彰显；另一方面，他们的流动也对流入地城市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诉求和挑战。
本文聚焦国内流动长者，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从社会适应与融入、健康与公共卫生服务、养老与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等维度，概述21世纪前后，尤其是2011年以来流动长者的研究现状，从研究理论、视角、内容等方面阐述当前研究的局限。通过分析流动长者对流入城市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从坚持本土化流动理论的探索与创新、完善城市治理顶层设计、以动态治理思维将流动长者纳入流入城市和居住社区的治理工作以及提升流动长者的数字素养等方面，反思未来学理研究的发展方向与针对流动长者的社会治理策略，以期提升其生活福祉，增强其获得感和幸福感。
——杨菊华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针对“流动长者”，学界并未形成一致认知
“流动长者”相关研究最早见于1990年代初期，2011年以来，或因原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可及，各主题的研究数量快速增长，并于2018年达到高峰。对于这一人群，学界关注起始并不晚，呈现两个基本特征。
流动长者的概念界定不尽相同
年龄上，多数研究依据老年人的年龄划分标准，将60岁作为流动长者的起始年龄，也有研究以55岁甚至50岁作为划分点。空间上，或以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市辖区为标准，或以跨乡镇街道及以上的人户分离为标准。流动时间上，有研究将离开户籍地6个月及以上的长者视为流动长者，有的则以在现地居住超过1个月为界分。就群体名称而言，流动老年人常被称为流动老人、“老漂族”、“漂老族”、随迁老人、“候鸟老人”等。“流动长者”是比其他称谓更合适的一个统称，它包含了所有在现居住地居住半年或1个月以上的长者，他们可以是跨县，也可以是跨乡镇的；可以是就业者，也可以是隔代照料或异地养老者；可以是在异地变老，也可以是老后漂移的。
流动长者并非一个同质性群体
流动长者以低龄老年人为主，男性多于女性；总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比一半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城镇户籍流动长者的占比超过农村户籍。流动原因复杂，以随迁和务工为主，分为务工经商型、照料子女型和养老型三种；此外，还有异地养老、旅居养老等，部分长者退休后基于不同地区的气候变化进行北上或南下，像候鸟一样变换居住地。空间差异方面，以省内流动为主，约4成是跨省流动；跨省流动的流入地呈现高高相邻、低低相邻的空间集聚特征，形成有京津冀、长三角和西北三个流入集聚地带；农业户籍者的空间流入格局为东西部高、中部低，非农业户籍者在中部和西部形成两个低值区。劳动参与方面，约3成流动长者依旧活跃于劳动力市场，男性的经济参与水平高于女性，农业户籍的多于非农业户籍，低龄长者的大大超过更年长之人；职业地位普遍较低：以商业服务人员为主，多是个体或私人企业的雇员，部分为自己经商或自营劳动；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劳动强度较大。
研究主题多元，丰富了流动长者的群体画像
流动长者的社会适应与融入、健康与公共卫生服务、养老与社会保障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等话题，均为学界的重点关切问题。
社会适应与融入状况参差不齐，长期居留意愿高
流动长者社会适应的总体水平偏低，呈现“高心理—中行为—低文化”特点：对流入地的认同与归属感强，但行为适应不足，文化适应更难，融入能力较弱；面临语言与风俗惯习不同、水土不服、生活单调、社交孤独、人际矛盾及异地就医困难等问题，是城市边缘群体。相反，多数流动长者对现居住地具有强烈的适应与融入意愿。城镇户籍流动长者有此意愿的比例高于农村户籍者，随着年岁的增长，长期居留意愿更为强烈。资本禀赋高、公共福祉好、省内跨市流动等有助于提升他们的长期居留意愿，自身权威失落、居住环境变化、生活方式差异以及家庭关系紧张等，则会减弱他们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养老型流动长者的长期居留意愿较高，照料子女型流动长者的居留意愿较低，而工作机会是务工经商型流动长者长期居留的首要考量。
迁移流动与身心健康密切相关，公共卫生服务状况不佳
流动长者的健康素养在流动人口中最低。有配偶的流动长者生活能力更强，以家庭化形式流动、流动频次多、流动距离近等与健康不佳正向相关。流入地的发展水平、公共医疗资源多寡及医疗保险覆盖率等制度和环境要因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心理健康方面，“乡—乡”“城—乡”流动、有质量的睡眠、较长的居住时间、较高的社会支持与代际共识等对其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而心理预期与现实的落差、健康水平下降、家庭关系不睦与家庭地位改变等则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同时，流动长者的健康管理基础薄弱、卫生服务利用水平较低且就医行为具有非理性特征。这些现象既受制于个体和家庭特征，也透视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盲区，映射出身份区隔、地区区隔等不平等情况。
流出地非正式支持减弱，流入地保障制度建设亟待完善
在一个新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中，流动长者不仅与过去的社会情境发生断裂，使得原有的非正式支持大大减弱甚至消失，而且相关制度的缺位使得他们在流入地也难以享受本地老年人所拥有的福利待遇和养老服务，正式社会支持不足，流动长者面临经济供养水平低、生活照料资源少、精神慰藉被忽视等问题。其中，城与乡的户籍类型、本地与外来的户籍地点壁垒，始终是外来长者和本地长者社会保障差别之源。当前，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依旧多遵循属地管理原则，户籍与保障制度挂钩。流动长者因人户分离被排除在流入地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存在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福利鸿沟”，“一碗水端平”的福利公平还任重道远。
流动长者对城市社会治理提出新的诉求和挑战
无论因何原因而流动，保障流动长者的权益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此，学界从四个层面讨论了应对之策。政府层面，应逐步打破户籍管理限制，实现“同城待遇”，确保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转变视老年人为负担而非资源的观念，重视流动长者对缓解流入地抚幼压力的贡献，有效开发他们的人力资源。社会层面，应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将流动长者纳入公共服务范畴，拉动区域内养老产业发展，完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社会参与。社区层面，应完善社区管理平台，创新社区管理机制，运用社会工作介入方法，促进流动长者的社区融入。家庭和个体层面，应更新养老理念，树立积极老龄观，践行老有所为。
展望流动长者的研究方向：理论创新、视角延展与内容拓宽
相关研究在理论建树、方法创新、研究深度与广度等方面还存在值得关注之处。
一是明晰概念，加强理论创新。
流动长者这一群体的概念依旧模糊，无论是长者的年龄、流动时间与空间，目前的研究都见仁见智，缺乏一致认知。使得该群体的底数不清、现状不明，并对基层社会治理形成不一样的诉求。同时，既有研究或缺乏理论引领，或直接套用普通流动人口的理论框架，适合中国老年人的流动原因、社会适应等议题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空间变换带来的生命历程的跳跃性、断裂式和不连贯变化，及其对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都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理论的局限，制约了流动长者社会适应、健康融入等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加剧了理论与政策相脱节，不同研究之间的可比性较差以及流动长者认知碎片化的局面。
二是拓宽研究视角，加强联系意识。
流动长者跨涉“老年”“流动”双重领域。然而，现有研究中的流动长者更多沦为流动人口研究或老龄化研究的衍生品。其人群的交叉性与群体特征的丰富性，并未成为该研究领域的助推器和学术发展的新增长点，相反却被流动长者的小众性和复杂性边缘化，限制了研究视域的宽广性和关联性。一方面，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各种属性、特征不能隔断。既有研究往往强调老年人自身的流动特征，而忽视流出地特征。关联视角的不足，割断了流动长者与过去的联系，难以真正洞察他们在流入地社会现状、特征的本质性意义，也可能因此掩盖了流动长者所面临问题的真实性与迫切性，阻碍社会治理向系统化、纵深化方向演进。另一方面，流动长者同时拥有老有所养、老有所用等多重诉求。相关研究多将其视为弱势群体及福利和服务的接受者，忽视了他们身上蕴含的丰富的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潜在价值，包括直接的经济贡献，以及通过家庭贡献所创造出的社会贡献。
三是拓展研究内容，注重基础议题。
现有相关研究中，既有深层次议题未引起必要的重视，也有基础性话题被忽视：比如，流动长者群体规模正越来越大，却鲜有研究深入、全面、系统地描画他们的总量、结构、经济社会特征、流动特性等；又如，流动长者的社会适应与融入研究中鲜有针对语言文化、行为习惯的讨论，忽视了很多老年人只会讲老家的方言而不会讲普通话，流动长者的日常生活习惯（如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等）作为肢体语言的重要载体也与流入地存在明显区别；再如，数字化时代下，针对流动长者的数字化技能、应用、数字鸿沟等方面的研究基本缺失，这与很多“乡—城”流动长者是数字洪流中的“难民”的基本经验并不相称。这就要求学术研究在对现有研究领域继续深耕的同时，主动开拓新的研究主题，避免盲人摸象式的局限性和碎片化结论。
余论：“流动＋老龄”时代的社会治理
首先，老龄社会的社会治理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学理研究基础上。这就需要坚持本土化流动理论的探索与创新，用联系的观点理解“流动”“老龄”现象背后的机制与逻辑，探索兼顾全程性（即全生命周期）和全局性（即流动长者的核心诉求）的理论框架。在理论的指导下，拓展研究内容与研究视野，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和视域盲区，描画流动长者的基本样貌，分析他们的历时变动、分布特征、适应融入等状况，为更好地促进流动长者的健康、参与、保障等提供更有价值的学理支撑。
其次，老龄社会治理必须紧紧围绕流动长者本身，视他们为治理对象的同时，更使其成为参与治理的重要主体；必须强调“流动”和“老龄”标签之上的公共属性，突破基层治理在治理对象、主体、目标、手段等方面对流动长者重视不足的局面，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必须以社区为基层治理的抓手，通过社区，向上连接政府，向下连接个人及其家庭，为流动长者提供精准服务；必须激发广大流动长者社区参与的主观能动性，做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的践行者、推动者与享有者。
最后，本文的启示是，流动长者对“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追求，注定会是一个漫长且曲折的 旅程，长者自身的意愿和行为、新的物理空间中嵌入的社会文化空间之间的张力，地域间、人群间既存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边界等都还远未模糊、突破与跨越。让流动长者心安此处、以此为家，是一个亟待顶层制度设计和基层社会治理关怀的重要话题。
文献来源
杨菊华,卢瑞鹏.“漂老”与“老漂”:国内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3(01):84-94.
YANG Juhua, LU Ruipeng. Elderly Migrants in China: Research Progress and Future Prospects[J].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23,43(01):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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