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楼劲
刘邦虽然不是单纯的布衣，而是游侠、秦吏的综合体，但毕竟不是高级贵族出身，其得天下最好用的口号就是儒家的“汤武革命”之说，汉初尊崇陈胜亦是此理。
诸子百家经过战国秦汉的融合，在汉初已经形成儒家包举百家之势，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汉武帝用为帝国意识形态，但这种叙拉古的诱惑不是没有代价的，汉儒虽然仍想“屈君以伸天”，保持上天对皇帝的制约，但已不得不大谈“屈民以伸君”，为皇帝的暴虐背书，而且，对儒家至关重要的“革命”之论进行了扭曲。
可以说，无论汉儒宋儒，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先儒的背叛。
今文家对先儒“革命论”的扭曲
继景帝以来“革命”等同于易代改姓，昭、宣以来禅让入主“革命”内涵之后，王莽时期的实践，又为“革命”增添了新的样式，由“治历明时”导出的特定改制活动，开始成了“革命”外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即汉初以来革命论退化的基本阶段和过程。
从中不难看出，自从起于闾巷的高帝举起汤、武革命的旗帜。经两百余年历史风雨淘洗之后，《易·革卦》彖辞揭出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个早年确定的“革命”命题变质了。
实际上只要把“汤、武放杀”原型及其寓有的“反抗暴政”内涵剥离出去，就已完成了从被统治者的思想武器，到易代改姓的舆论工具的大回转，从而现成地构成了王莽及其后世追随者们所行禅代“革命”的思想背景和理论基础。
说来好笑的是，这些禅代“革命”的过程，看起来竟仍如此完美地“顺乎天而应乎人”，且似更为准确地体现了“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变革更始本意[1]。
仅此亦可见，忘记或背离了革命原型所寓的精神，是根本谈不上保持革命传统的，而衡量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唯一试金石，也根本不在炫人耳目的发展或润饰，而在于革命成功后能否切实坚持被统治者反抗暴政的正当权利。
“汤武革命”的核心是抗暴
而不是改朝换代
综观西汉革命论退化的历程，确与今文学存在着密切关系。这倒不是因为革命、改制、禅让、受命等当时流行的政治范畴，其讨论者几乎均有今文学背景，而是今文学的整体品格使然。
正是由于今文学自身的性格和革命论所寓的政治意涵，使两者不能不在当时政局的递嬗和政治思想的转折发展中结下不解之缘，从而演出革命论在今文家递次展开的阐释中不断退化的场景。
这里不能不指出的是，有不少学者，包括蒙文通先生这样杰出的学者，仅据当时相关讨论者的今文学背景和今文学文献的部分论述，就得出了西汉今文学富于“革命精神”的结论。
这些研究既没有把西汉今文家的微言大义，放到战国以来革命论所处的历史发展链条中来认识，甚至也没有将之放入这些今文家自身的学说系统中来讨论。
例如，董仲舒这位独尊儒术的重要发起者和继往开来的《公羊》学家，其为何并在什么基础上讨论革命问题？其理论核心究竟是“革命”还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大一统纲常伦理？难道汉武帝采行其说独尊儒术，或者说西汉官方学说的主旨，竟是要发扬革命的精神？[2]
蒙文通先生的《孔子和今文学》一文已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这些问题，故其较蒙先生早年所撰《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一文增加了不少篇幅，用来批判董仲舒对革命论的消极作用，指出董氏把汤、武革命导致的夏、商、周更替，变换和诠释为“三代改制质文”，认为这是他改变了自己传承的学统，“来迎合汉王朝的需要”。[3]
这些重要的补充体现了蒙先生在该问题上思考的进路，实际上却还是部分地回到了其早年《经学抉原》一文的结论：“今文者，朝廷之所好；古文者，朝廷之所恶者也。”[4]
立为官学的西汉今文学是否“曲学阿世”之学还可以再议[5]，但要说其随本朝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的演进，已越益以大一统君臣纲常为其理论轴心和整体性格，揆诸当时《春秋》学甚盛和石渠会议前后齐学与鲁学、王、霸杂治与纯用德、礼的发展递嬗大势，应当是经得起考验的不易之论。[6]
大一统君臣纲常这个理论轴心的确立过程，显然有着较以往所见更为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巩固一统帝国所需的理论形式当然不会自动现世，战国以来“儒分为八”和各家学说错综斗争又相互渗透的复杂态势，表明笼统而言的“儒术”，很难说现成就是维护一统帝国的天生宠儿。
所有历史时期的主流思想或核心价值，都需要在交锋和斗争中磨洗陶冶而成，自应有其具体的契机、因缘和承载其交锋和斗争的相应论域。西汉一代政治思想与革命论纠结缠绕而转折变迁的史实，正是揭示这些早被岁月湮没的历史侧面的关键所在。
现在看来，高帝举义开国和汉初布衣卿相之局，自易滋生对平民英雄的崇拜和革命抗暴的认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革命”态度、观念和后续的理论问题，一直都是汉初以来思想界纠缠和交锋不休的重要线索。
循此线索切入，陆贾所谓“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不仅说明了工作重心转移的迫切，亦体现了起义者换位为统治者，讴歌革命转为防范革命的必要。[7]而黄老学说被按“无为”的方向来渲染，又何尝不是叫革命者“与民一起休息”的意思？
到景、武时期汉家统治渐形稳固，可以不甚顾忌高帝的革命形象和遗产，革命的后代越益清楚地变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守护者后，虽然不乏争辩和斗争，革命论的退化和政治思想的转折显然大势已定。
终于以《春秋》大一统说打动帝心而崛起独尊的儒术，也包括崛起于景帝时期又由董仲舒诸人发扬光大的《公羊》学在内，[8]作为官学自须配合统治者角色变换和重心转移的需要，以厉行强调君臣纲常和维护现有统治秩序为职志，今文家们即便仍以“曲学阿世”自惕，实际上却不能不一再从其原来的立场上后退。
就像他们既要为汤、武的放杀辩护，却总在以修正革命的内涵为代价，以至于他们对“革命”的诠释，竟已丢掉了其因反抗暴政才顺天而应人的内核。
革命之世，今文经学遭遇危机
这样的理论转折，自然无助于天下的长治久安。民众对暴政的反抗，是不会因革命论形态如何而停歇的，思想界也很快随武帝以来的统治危机而进入了多事之秋。
人们已再次面临被统治者反抗暴政的重大问题，[9]其流绪又渐集中于倡言或赞成王朝的让贤禅代，还是维护汉家一统江山的交锋斗争，双方的话语系统也还承袭和使用着“革命”“受命”之类的词汇。
所不同的是，执掌大权的一方现在动辄以下狱杀人来做结论，而退化不止的“革命”，也早等同于改朝换代，进而又以禅让为其基本内涵，本已只涉一家一姓的天命转移，又找到了和平过渡的适当方式。
因而昭、宣以来这场在汹涌暗流中展开的斗争，虽然看起来你死我活无比激烈，虽然胜利的天平随王莽出现而终于倒向了拥护“革命”的一方，其理论的实际进程，却早脱离了人民是否有权推翻暴政的方向，而是超越一家一姓的更替而进一步强化了代表宇宙和人间至理的君臣纲常。
这样的趋向，客观上的确有利于把易代活动本身对君臣关系准则的必然冒犯，尽可能减轻到最低程度。
西汉今文学的政治品格和理论轴心，就是在这种矛盾斗争的统合过程中更趋鲜明起来的。赞颂当时今文家“革命精神”的学者，往往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景、武以来为汤、武放杀辩护的董仲舒、京房、谷永及《齐诗》后学之类固然是今文家，但演成董仲舒所述“今唯以汤、武之伐桀、纣为不义”局面的，更离不开依附官方立场的今文家们。
董仲舒虽然还有很多问题
但在今文家里已经算很有良心的了
同样，昭、宣以来直至汉、新之际，倡言禅让或易代说的，固然多为今文家，其反对派却更清一色是今文家。即此可断：拥护、反对，或围绕“革命”及禅让易代来表达经解和政见，都不能视为今文学独有的理论品格。
禅让、受命、易代等问题常见于今文家的阐述，除说明相关论题越益成为政坛关注和政治思考的焦点外，更是出于代表官方学说的今文家言论更易形诸史臣笔端的缘故。
说到底，一代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的转折变迁，要比儒学或今文学的发展更为波澜壮阔，是其间的种种错综事态决定了儒学或今文学的演化历程，而不是它们先天地引领和决定着时代潮流和其他各种思想观念的命运。
因而今文学或儒学这个筐子，并不是足以涵盖禅让易代等问题讨论的合适容器，这个讨论本来就属于革命论和一代政治思想的演化历程，其理论和现实意义都要比今文学或儒学所能范围的更具广度和纵深。
可以设想，真要用今文学关于“三统更替”或“天命所授，非独一姓”之说，来为现实中的易代改姓辩护，就必然招致其一统纲常理论的严厉反弹和批判，所谓“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且不并立”，[10]从而陷入以今文学之矛攻今文学之盾的深刻对立。
由此看来，王莽易代之前召集大批民间学者献书撰说，又力倡古文经学以之指导改制活动等事实，倒是可以表明：
经过“纯用儒术”的元帝时期进一步涵养而发展到西汉末年的今文学，既然已把一统天下、君臣纲常之理发挥到了极致，也就必然会在易代改姓的理论和实践中处于两难，或虽可自圆其说而仍难匹敌其所阐纲常伦理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其在总体上已很难一力担当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
古文经学为什么离不开谶纬
然则当王莽谦恭流言纷飞之时，易代“革命”既势在必行，其更富朝气和更为适用的理据何在？“革命”的发起和拥护者又将何以自处呢？
在经学一尊的时代要为改朝换代提供新的理据，自然不能完全离开经学来另搞一套，那适足以制造阻力，更不可能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在当时，这类新的理据总的是要能更加有力地论证新朝的“顺天而应人”。它们必须是一种新的经学形式，却不能完全以君臣大义为轴心而作茧自缚；要依傍又出入于今文学，又有更易操作的政治程序和制度内涵。
对当时来说，这样的理论形态一部分已经现成准备好了，这就是尚处民间和禁中秘阁的古文经学。
但古文学扎实而不神圣，繁琐而少玄妙，见微而难知著，例证周详而结论平淡，重书本文献而忽民间谣谚，立足于实际而不着眼于未来，尤其致命的是缺少对天命转移的系统阐述，因而必须以充满天命所归、神圣意旨的谶记预言，证据链条极长极多而所释无不圆转如意的纬书为之辅翼。
清代学者有谓“六经明往之书，纬则知来之业”，且以佛教有显、密二宗而喻“经显教，纬密教”，可以说相当准确地概括了纬书的各种素质。[11]
而若在此基础上再括一义：纬书是对宇宙万物现象的诠释，要在着眼于易代而明其气运理致，取今文学微言之长而辅古文学大义之短者也。
这个问题自然不宜在此细说，但古文经学和纬书同时在成、哀以来崛起流行，且与当时政局及政治思想和革命论的转折演变紧相关联，当可断言其绝非偶然。
纬书
是古文经学的神学担当
西汉往矣，新朝亦不旋踵而灭。光武帝本为汉室支裔，其在新莽乱政、汉犹被怀、烽烟四起之际举义旗、平群雄，被推为帝，基本上与高帝刘邦受命登位的过程属同一模式。渲染高帝功业和高举革命抗暴的旗帜，实为其践祚称帝前后的重大方略。[12]
而其“革命”演化的全过程，一方面说明民不聊生之时，汤、武革命的抗暴传统必将再被继承和唤醒，其况正犹战国末年汤、武放杀已多被否定，一到秦末刘邦却可再举此旗那样；
另一方面，光武帝掀起的这场“革命”，也还是不免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转折中，重蹈汉初以来的退化覆辙，继承下整个西汉革命论退化的遗产；更因汉、新之际政治思想和革命论的交相递嬗，包括古文经学和纬书盛行等新的历史前提而呈现出“图谶革命”的新特征，透露出“革命”主旨进一步从抗暴转向卫道的新趋向，再翻出“符命论”“正统论”等新讨论。[13]
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西汉初年到东汉初年革命论所呈现的这个回澜曲折的周期，要当以古典革命论终结和中古革命论起步为其主线，而其种种侧面，业已体现了我国近代以前所有“革命”事件及其理论形式的基本要素和轮廓。
注释略
来源：文史宴、初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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