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作者：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
摘 要：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发生了从传统的、前科学的经济思想向现代的、科学的经济学转型。拉卡托斯科学革命纲领方法论有利于理解经济思想范式变革。通过构建经济思想演进机制，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思想转型，指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思想变迁的可能方向，说明社会经济思想形态的复杂性，留学生、海归经济学家、传教士等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经济思想范式演进息息相关。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需要坚守本土经济思想文化传统，扎根于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面向实际经济问题。
关键词：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经济学；科学共同体；范式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半封闭社会，这使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整体处于稳定状态。不过，这种状态在近代外来的冲击下被打破。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发生了从传统的、前科学的经济思想向现代的科学的经济思想转型（赵晓雷，2013）[1]，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被西方经济科学精致证伪。
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历史分析法从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去考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转型的具体过程。大多数研究主要采取微观视角，考察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在华传播中的不同群体，如传教士（李丹，2015）、留学生（邹进文，2010）等。[2-3]宏观视角的研究大多是从具体经济思想专题出发提炼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整体逻辑，如王昉和熊金武（2015） 从土地思想角度分析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变迁互动关系，[4]张申和程霖（2013）分析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传播推动中国工业化思想转型，[5]宋丽智和邹进文（2015）分析凯恩斯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6]程霖等（2018） 从宏观整体角度梳理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历程。[7]基于传播史角度，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影响是目前最主要的研究框架，不过不可忽视的是，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得到继承和创新，对当代依然有借鉴价值（杨华星，2016）。[8]这种传统与西方冲击的力量互动才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全貌。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思想转型包括宏观与微观个体互动，也包括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冲突与融合，所以有必要从中观的社会经济思想层面出发，整体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变迁。
如果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变迁过程是现代化的一种表现，而现代化又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演进，那么可以从经济思想演进机制的视角整体认识近代经济思想变迁。对于经济思想演进机制，已有研究大体上运用了三种工具。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学者依据阶级分析法，将经济思想的演化与阶级利益联系起来，讨论中国经济思想演化的机制。这是对中国经济思想演进机制最早的分析工具。第二，现代化理论，包括冲击反应学说、“器物—制度—文化” 和结构功能主义等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三个是用信念、国家和制度框架解析经济制度变迁中涉及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关系的讨论（North etc.，2009）。[9]钟祥财（2006） 以中国古代分配思想中的市场意识为例，指出 “具有科学内涵或较强解释力的经济思想要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取决于制度变迁的多重复杂因素”。[10]显然，经济思想演进机制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事实上，经济思想现代化又是一种范式变革，可以根据科学哲学理论予以分析。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不应该停留在描述 “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而应该讨论 “经济思想的历史”，突破给经济思想家“画像” 的阶段（陈其辉，1982），“研究经济观念和学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 （巫宝三，1982），[11-12]运用多学科理论工具，揭示经济思想发展规律。从前科学形态的经济思想向科学的经济思想转变属于科学理论演进机制问题，可以借用科学哲学予以分析。
为了理解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变迁，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创新采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作为理论工具，构建经济思想范式演进框架；在研究视角上选择社会经济思想作为切入点，不仅全面解读社会经济思想变迁的方向，包括范式可获得性、范式差异性和问题意识变迁等，而且深入剖析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变迁的复杂性，进而对社会经济思想范式演进与科学共同体的互动关系进行解析。阐明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本质是一场 “范式革命”，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经济思想转型和中国特色经济理论创新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经济思想演进框架
（一）科学哲学视野下的经济思想演进
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理论的正规结构的纯逻辑分析。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历史是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而不是一连串常规科学在反例或反常冲击下的替换。每一个科学研究纲领首先有一个进步的阶段，进而存在一个退化阶段，最后新的进步的研究纲领证伪、取代这个退化的研究纲领，进入又一个进步阶段（拉卡托斯，1986）。[13]一个好的理论在正面启示法下会很好地向外扩展和发挥作用，研究发现科学家人群的转变也可以视作一种转型机制。以学术团体为视角的考察能够比较直观地回答经济思想变迁的竞争主体问题。那么，学术团体为什么转变其观点呢？事实上，如果要关注真实的科学进步，必然涉及科学竞争的制度指标。范式转换与持有该范式个别研究者的经济收益紧密关联（Besancenot和Dogguy，2014）。[14]科学理论不仅影响科学研究的成本收益，而且也会影响社会从事实体经济人员的成本收益，进而影响范式的竞争力。所以，以成本收益为基点可以构建经济思想范式演进机制。
进一步思考，经济思想范式对于主体的价值是什么？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而言，成功度量每一个学者采取某个范式的实际经济收益在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理论工具下很难实现。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社会存在反映于一定时代的思想。不同经济思想范式的绩效取决于其对经济基础的适应性。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会表现出来。通过对问题的自我反思，逐渐形成问题意识。库恩指出 “范式之所以取得了他们的地位，是因为它们比它们的竞争对手能更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实践者团体认识到是最为重要的”（库恩，2003）。[15]同时，库恩也强调了价值对科学共同体的重要性，即引致科学共同体成员做出某个决定的群体性共同取向。研究问题的选择和研究成果的评价都需要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标准。
整体上，经济思想范式演进机制将是不同经济思想范式之间的竞争，而竞争的焦点在于持有该范式的主体。经济思想范式的竞争力主要表现为其对主体成本收益的影响。成本收益的评价标准不一定是现实的货币收入，也能够以历史唯物论提出的问题意识为依据。
（二）经济思想演进机制
经济思想范式演进机制体现为一个动态模型，由主体、问题意识和经济思想范式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主体。主体是指具有一定问题意识，并接受一种经济思想范式的群体。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按照特定问题意识评价每一种经济思想范式的成本收益，进而做出最优选择。经济思想范式转换是存在成本的，而社会是多个个体构成的，是可细分的。社会可能具有共同问题意识，也可能因为每个个体的差异性而具有复杂的问题意识。第二，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外生决定的，取决于政治、社会、伦理等其他因素。在特定问题意识下，主体会选择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经济思想范式。第三，经济思想范式。经济思想范式是多元并存的，具有特定结构。经济思想竞争力具有规模效益，即具有同一种范式的主体越多，范式对主体的绩效越高。据此可以构建社会经济思想范式演进机制，具体包括设定社会经济思想范式结构、个人范式选择标准。
首先，设定社会经济思想范式结构。一社会经济思想范式结构是指这个社会中持有不同范式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社会包括多个个体，存在人口的死亡和新人的加入。社会范式可获得性是指由于时间或者空间因素引致的新范式的产生或引入。第一，范式对主体所产生的经济绩效，可以表现为论文发表数量、制度推广和实施范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认为学术主体和业务主体的范式绩效都最终体现为经济回报，即经济收入可以被认为是范式效用的一个替代变量。范式存在规模效应，即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持有相同范式的主体的数量越多，那么经济收益就越多。比如持有相同理论的学者越多，越能够发表文章和谋取教研岗位；持有相同制度的主体之间交易会更加容易，比如商业习惯、会计法则等。同一个方法论研究的主体越多，经济思想更易传播，为其他主体所理解，那么该范式的绩效越显著，重点表现为政策建议更容易为政府和企业所采纳等。第二，效用标准是问题意识，即针对现实问题，以一定价值观取舍。问题意识就是基于一定的价值观，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领域的经济问题再加工后提炼出来的焦点和核心。在此假定社会存在一个统一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个体不存在差异性的问题意识。这是为了讨论社会经济思想简便性的一种假设。第三，范式之间存在依赖性或借鉴性。在一个范式的早期，新范式对旧范式会很失望，依赖度也很低。但是，依赖性或借鉴性可能受到冲击而波动。比如经济危机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失败，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进一步彰显。另外，范式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是相互对称的。
其次，设定个人范式选择标准。假设每一个人从属于一个范式。因为范式是通过教育形成的，很多人在不具备范式识别能力的时候就被灌输了一个范式。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就是接受本区域传统经济思想教育的主体向常规经济科学范式的转型。同时，范式的类型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就是说，一定历史时期和地域范围内的范式可获得性是有限的，而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范围的范式可获得性可能存在差异，每个人的范式类型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经济思想范式转换必要条件是竞争性新范式的存在，也就是新范式的可获得性。同时，鉴于范式转换存在成本，那么范式转换的充分条件就是旧范式收益与转换成本的和应该小于新范式收益。如果存在两种经济思想范式，那么个人主体选择标准就是效用大小。不同范式对个人主体的效用差异受到问题意识和经济思想绩效的影响。不同经济思想范式对于经济基础问题的解决能力将是决定其是否为社会所采用的标准。总而言之，假设个人主体范式转换是有成本的，那么，个人主体选择新范式的充分条件就是收益大于成本。
最后，设定社会范式演进机制。每一期新人将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其范式。主体选择范式的标准是两种范式的效用差距，社会经济思想范式演进的动态机制就是若干个体范式的更新。如果社会经济思想范式是有限的，那么存在一个社会范式均衡的状态；如果一个社会的范式随着时间或空间的变化发生增长，那么这一问题将不存在稳定解。
三、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思想转型方向
为了考察社会经济思想变迁，可以将社会分为若干人群，分别对其进行考察，然后汇总成为对整个社会经济思想的考察。当新的经济思想范式出现后，每一个主体需要选择接受新范式还是坚守旧范式。可以将社会主体区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固有的经济思想范式持有者，缺乏新经济思想范式的可获得性。第二类是新经济思想范式的持有者，缺乏中国固有的经济思想范式的可获得性。第三类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和西方经济科学范式都具有可获得性。第三类主体可能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的持有者，也可能是西方经济学科范式的持有者，不过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如图1，左边连续线区域表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右边间断线表示西方经济思想，A、B、C 区域分别代表第一类、第三类和第二类人群。
图1 中西经济思想交汇与人群分类
近代中国大多数个体是第一类主体，因为西方经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是有限的，致使许多人缺乏新经济思想范式的可获得性。第二类主体在中国很少存在，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基本无关。所以，考察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形态主要就是对第三类人群经济思想范式转型特征的考察。在此从范式可获得性、范式差异性和问题意识变迁三个方面，讨论第三类主体应对不同经济思想范式的决策机制，分析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在近代中国的全貌。
（一）竞争性范式的可获得性
范式转型需要以竞争性范式的出现为前提。同时，这种竞争性范式需要具备足够的竞争力。新增人口中该范式的人口比例代表了其竞争力。即一个范式竞争力越强，就更能获得新增人口的青睐。这一般会导致该范式在第三类人群内部比例更高。由于范式存在规模经济，一个范式持有者越多，其竞争力就越强。
第三类主体的决策取决于不同范式的竞争力和可获得性。晚清以降，西方经济科学开始传入中国，第三类主体就拥有了经济思想范式的选择权。具体决策过程与个体经济思想转型是一致的。在此只需要强调两种情形的分类讨论。
第一种情形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的持有者接触到西方经济科学后的选择。面对现代经济问题，西方经济科学拥有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更强的解释力和解决能力，比如工业化与产业结构、市场化与政府职能、国际化与外贸体制等。于是，此类学者一般都选择接受西方经济科学，放弃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第二种情形是西方经济科学范式持有者接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选择。由于中国经济思想范式解释力相对低下，因此，从西方经济科学范式转型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的主体是极少数的。留法回国的马建忠虽然接受了现代经济科学范式的教育，却很难在国内找到相同 “话语” 的人。这是晚清第三类人群面临的困境。不过随着留学生不断增长，西方经济科学范式的 “规模经济” 凸显，他们会倾向于西方经济科学范式。
整体上，第三类人群多数选择了现代经济科学范式。唐庆增（2010）提出 “盖学术思想须有竞争而后进步”，但是由于中国 “远处东亚，不能与他国做学术上之竞争”，导致错过了 “在世界经济史上占一优胜地位” 的机会，甚为可惜。[16]一旦二者接触，第三类人群的决定将影响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方向。
（二）新旧经济思想范式的差异性
新旧经济思想范式之间的差异性是范式转型的必要条件，这种差异性的程度是不一致的。比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西欧大陆经济思想间的差异性显然要小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东亚地区经济思想间的差异性。不同经济思想范式差异性导致了范式之间转型成本和相互借鉴性的差异。
首先，经济思想转型成本的差异。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性更大和传播距离等原因，中国经济思想转型为西方经济思想范式（或者西方经济思想转型为中国经济思想范式）都具有很高的成本，所以作为后发式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相对西欧大陆各国在接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理论上更加迟缓。相应的，由于中日经济思想范式转型成本更低，中国经济学成长初期大量选择以日本为中介，间接性地吸收现代经济科学范式。典型代表就是该时期大量翻译的日文经济学作品，仅在1949年前共1815 本经济学译著中日本原著就占有472 种，高居第一（孙大权，2011）。[17]
其次，不同经济思想范式相互借鉴性的差异。中西方经济思想交流可以追溯到1840 年以前。在1776 年前，西方经济思想开放性地借鉴中国经济思想，以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问题为代表；而中国经济思想依却然保持封闭的状态，没有向西方学习的动机和动力。当西方经济思想实现向现代经济科学成功转化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已经丧失了对其可借鉴性，转为大量学习西方经济科学范式。于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转型主要表现为 “西学东渐”，而不是 “东学西渐”。需要注意的是，这也不能否认近代中国经济学者在无形资产理论、货币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取得了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成就（杜林远和邹进文，2016）。[18]
（三）问题意识变迁
问题意识是在经济思想内容上评价社会经济思想差异性的关键要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思想变迁必然是对客观经济的反应。古代中国经济思想主要是围绕财政货币政策等国家宏观管理展开。但是，近代中国面临国民经济破产的危机，人民在生存线上挣扎。孙中山对 “民生” 的定义——“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就是基于近代民生经济现状而形成的民生问题意识。近代中国经济学家普遍具有救国救民的情怀，纷纷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加以反思，指出其讳言财利、不注重民生等缺点，凸显了民生问题意识（熊金武，2019），[19]为现代经济科学的构建准备了一定的经济伦理基础。
不同经济思想范式的效用需要依据社会主体的问题意识来评价。在民生问题意识下，最有效解决民生经济问题的经济思想才能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范式竞争中取得胜利。相比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西方经济科学是从个人或阶级出发研究经济问题，更关注社会经济问题，故而能够在中国普遍传播。相比于个人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集体的力量。通过强化政府职能的方式，保证人民的生存权利，更加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民生主义经济学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既延续中国传统民生经济思想，又借鉴西方经济科学范式，必然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学说的主流经济学思潮之一。这种对民生的重视在当代依然非常显著（杨灿明，2019）。[20]当然，也有经济学家将国家问题意识置于民生问题意识之上，提出救国的重要性。比如晚清洋务运动就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本位经济改革实践。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强化国家职能的统制经济思想便在短时期内成为主流。
总之，近代以来，西方经济科学范式传播打破了中国经济思想封闭环境，担当了一种竞争性范式的角色，促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式微。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意识变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也不断借鉴西方经济科学范式，出现传统经济思想的范式现代化转型，形成了基于民生问题意识的民生经济科学。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近代中国人并不能普遍拥有新经济思想范式的可获得性，因而第三类主体只是代表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方向，并不是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形态的整体性描述。
四、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形态的复杂性
社会经济思想形态是从整体角度出发，对社会经济思想的一种静态描述。当一种新经济思想范式出现后，旧经济思想范式并不会马上消失。因为通过试验和经验证明一个经济思想范式有 “退化”，并不是放弃它的充分条件，而且这种试验和证明，连同经济思想范式转型本身都是有成本的。因此，先进的经济思想范式并不能快速地取代旧的经济思想范式，社会经济思想形态必然是多样性范式并存。
（一）范式多样性
近代以来，现代经济科学范式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多种经济学流派。经济思想范式演进也是渐进的，并非一帆风顺。凯恩斯理论在20 世纪30 年代就开始盛行，而直到20 世纪中叶新古典经济学才得到认可。作为 “后发式” 经济学革命区域之一，中国充斥着多种外来经济思想流派。因此，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必然表现为多种经济学说流派并存。各种西方经济思想流派在近代中国几乎都能找到其代表人物。
近代中国经济思想范式多样性主要体现为前科学的传统中国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科学并存。由于经济思想先进性并不是立刻就能检测验证的，所以简单肯定或者否定一种经济思想都是不可行的。当西方经济科学传入中国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到最先进的经济思想范式，而且这种转型成本也有高低。于是，部分主体选择了新经济思想范式，部分主体保留了传统经济思想范式，使得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得以延续。例如各种各样的前科学形态的民生经济思想依然普遍存在，指导着各种经济活动。事实上，如果就近代中国经济学传播机制而言，可以推论，前科学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或许在更大的范围内影响着国民的经济生活。
（二）区域差异性和学科差异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近代则经历了一系列冲击反应式的现代化进程。按照冲击反应理论，当存在西方经济科学代表的竞争性范式时，中国经济思想便开启现代化。不过，西方经济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空间和学科上具有差异性。这就引发了不同区域和不同学科在经济思想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
首先，经济思想形态的区域差异性。由于中国地域辽阔，西方经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从沿海和北京等少数区域开始。且1840 年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西方经济思想主要在广东地区传播，之后逐步扩展到上海、北京等地。其中，上海和北京是近代中国经济科学教育的重镇。然而与此同时，内陆地区经济思想形态较多地保存前科学经济思想范式，缺乏现代经济科学知识的普及。仅以中国经济学社成员为例，921 位成员中按照民国时期行政区划籍贯可考者共492 人（含外籍3 人），其中浙江、江苏两省就各占有135 人和113 人，其次就是闽粤、两湖、川渝、皖、赣。华北、西北和东北籍贯成员甚少，其中上海籍会员多达10 人，相比于其人口基数而言是非常高的比例（见表1）。这说明了上海是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领先区域。当然区域差异性在一省范围之内也存在，比如江苏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相城区）、浙江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福建闽侯是相应省份内会员籍贯最集中的县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科学研究中心转移到了重庆代表的西部地区，因此，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表1 中国经济学社成员籍贯分类统计表
数据来源：按照《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简历》 （孙大权，2006）[21]加以整理而成；行政区划为民国时期行政区划，江苏省含宝山、青浦等，热河为单独建制，四川含重庆。
其次，经济思想形态的学科差异性。经济思想覆盖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但是不同学科的经济思想形态是存在差异的。经济学学科与西方经济科学接轨越密切，实现现代化就越早。海关制度思想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就在于其最早受到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冲击。当然，中国新式海关制度的构建及其相关经济思想主要是以西方经济思想移植的形式出现的。同时，也有部分经济思想迟迟不能实现现代化，比如中国漕运、盐政等。原因就在于西方经济科学缺乏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
（三）个体复杂性
近代经济思想家面临着多种外来经济思想范式的冲击，不得不一次次实现向新经济思想范式的转型。但个人经济思想是复杂的，既有的本土经济思想文化有可能会被延续下来，不会全部消失。“整个近代中国经济思想都有认识片面、缺乏理论分析和掺杂封建意识等缺陷”（钟祥财，1984）。[22]孙中山经济思想比较显著地反映了这种复杂性，一方面使用地价、地权、利润等现代经济科学的术语，另一方面也大量引用了传统经济思想的 “赚钱”“养民” 等概念，并常常引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作为其观点的例证。江公正所著《民生经济学》 是典型。该书认为民生经济学的实践方法包括中庸和大学的方法，即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演绎归纳、分析综合、比较和实践等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被纳入 “明辨之” 方法，最终以达到 “知行合一” 的目的（江公正，1947）。[23]当然，这种复杂性并不等于落后性。因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于传统经济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比如漕运、限田、屯垦等思想。以救荒为例，近代中国饥荒频发，救荒效率不仅依赖救荒手段的先进性，而且受到救荒者和被救荒者协作性的影响。民众也许不能习惯西方救荒方法，却理解中国传统救荒思想。那么，传统公粜、义卖、常平仓等救荒方法将更利于二者协作，发挥比较好的作用。
（四）不可统一性
社会经济思想形态可能存在稳定解，也就是每一种经济思想范式都有稳定的特定的人群。但这个结论是建立在若干假设基础之上的，比如社会范式种类是有限的，没有新范式的出现；社会经济问题意识不会发生变化；社会主体结构和数量不会发生变化等。中国古代社会接近这几个假设，故而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经济思想范式演进缓慢，形成了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的稳定性。然而，这种稳定形态始终是相对的，经济思想范式不会存在某种经济思想的大一统和永恒不变。即使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某种经济思想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也不能遏制其内部的经济思想范式变革和新经济思想范式的产生。在西方经济科学传入中国前，笼罩在儒家经济伦理里的传统中国经济思想已经出现主动现代化的趋向。
就个人而言，如果主体具有永恒生命且追求效用最大化，而经济思想范式也处于不断变革中，那么，主体经济思想范式转型是没有尽头和均衡点的。当然，就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而言，考虑到个人生命的有限性，个人经济思想范式转型必然是有尽头的。鉴于转型成本的存在，始终保持最先进经济思想范式是存在难度的。近代中国经济学家往往只能在一个短的历史周期内占据经济思想的先进性地位，比如康有为、严复等。于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变革往往表现为 “先进” 经济学家取代 “落后” 经济学家的迭代过程。只有少数人物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先进性，比如晚年孙中山甚至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思想范式的不可统一性并不否定其统一趋势的存在性。只要范式竞争力存在差异，那么具有进步性的范式就有取代落后范式的趋势。
五、社会经济思想范式演进与科学共同体
考虑人口死亡和新生，社会经济思想变迁主要由新增人口的范式结构所决定。一个新范式的出现必然意味着一类社会主体的增加。只有这类群体的存在才有了新经济思想范式的构建或传播。经济思想范式也是以一定科学共同体为基础的。近代中国经济思想范式演进是伴随着相应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消亡。已有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中科学共同体的命题，但是从经济学家群体角度回答了近代 “中国经济学成长” 或曰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的问题。这事实上就是从科学共同体角度对经济思想范式演进做出回应。库恩定义科学共同体是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的工作者组成的。中国经济学社和欧美留学生等群体熟悉国际通行的话语系统，并且专业从事经济学教研，从而构成近代中国现代经济科学范式的科学共同体。
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主要依托教育制度。也就是说，经济思想教育模式决定了主体经济思想范式。这种教育制度是宽泛意义上的，即除了私塾、官学、书院的传统教育外（焦国成，2018），[24]还包括出国留学、新式学堂等新式正规经济学教育，也可以涵盖海外游历、接触传教士外国商人等途径接触新经济思想。明清时期绍兴传统教育发达是与绍兴人外出游幕当师爷或经商的人甚多有关。当时绍兴不但有官学和书院，而且普遍创建义塾，“几乎村村有私塾，有的甚至一村数塾，深山穷村亦不例外”，甚至出现了专门培养幕僚的教育，包括学习《大清会典》 《大清律例》 《赋役全书》 《洗冤录》 《秋水轩尺牍》 《雪鸿轩尺牍》 等（佘德余，2006）。[25]这构成了中国固有的经济思想传播路径。
西方经济思想的中国传播与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相一致。虽然京师同文馆已经开设了 “富国策” 的课程，但构建新式教育体制却是在清末。清末 “废科学、兴学堂”，制定了《壬寅学制》 与《癸卯学制》，开设有 “商”“政法” 等经济学相关学科。民国时期经济学系统教育得到大力发展，到1947 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7 所，在校学生15 万多人，包括专门的商科学校。“五四” 之后，“由西方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地支配了高等学校经济科学的讲坛” （胡寄窗，1984），[26]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传播的主要流派。不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青年学生中最受欢迎，“但是因为科学派的经济的文献太少，并且太深奥，加以不易得适当的导师”，难以比较快速的发展（陈豹隐，1931）。[27]49需要指出的是，民生主义经济学在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中得到了系统传播，比如1938 年《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 要求各院系必须将 “党义” 作为大学公共必修课，其中包括了三民主义、实业计划、抗战建国纲领等内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则通过各类抗大式训练班、人民革命大学、军政大学以及各解放区的正规大学系统传播。
当然，留学生团体是中国经济科学范式构建的重要渠道。留学生的留学经历差异会形成其不同的经济思想。“对于不同国度的留学生来说，对同种科学不同质的流派或观点选择会有所不同，即使对于同一流派也会因留学国对该派别的态度以及其他因素而导致回国后对该派别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李翠莲，2009）。[28]陈豹隐（1931） 提出 “经济思想的主要潮流” 大概分为四种，其中 “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 拥护者大多是法国回来的留学生，而 “新英美学派的经济思想” 拥护者大多数是美国回来的留学生，“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 则是 “把中国的固有的社会情形和欧洲的进步思想即社会主义的思想连接”，还有就是 “科学派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27]48
除了教育制度外，传教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共同体。清末传教士翻译《富国策》 《富民策》 等经济学著作，然后通过《万国公报》 《北华捷报》 等传播，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学术共同体。买办群体的经济思想融通中外，也常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事实上也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当然，社会经济问题意识是构成科学共同体的必然条件。只有多个研究者一致关注某个问题或领域研究，才有科学理论范式的构建。
六、结语
经济思想演进是复杂的，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就是一场 “范式革命”。近代中国经济思想演进机制值得探索，不仅科学哲学和现代经济理论为解析经济思想演进提供了理论支撑，丰富的史料也让这种探究成为可能。本文构建了社会经济思想范式演进机制，作为解析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的框架，推演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思想范式变迁的三个方面特征。第一，社会经济思想变迁方向受到竞争性范式的可获得性、范式差异性以及问题意识的影响。第二，社会经济思想变迁中具有复杂的形态，包括多样性范式的存在、区域差异和学科差异、个人经济思想转变的复杂性等，而且这种复杂状态是不可能被统一的。第三，社会经济思想范式演进与科学共同体，抑或是经济学研究者的教育背景、教育制度、传播渠道等紧密相关。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然要面临这种复杂性。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思想变迁的复杂性更要求深刻反思民国多种社会经济思潮，尤其是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其中的地位。西化不等于现代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复杂的社会经济思想变迁中究竟何去何从，依然是值得深刻反思。这要求学者区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说和现代经济科学等，坚守本土经济思想文化传统，切实从中国国情出发，扎根于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面向实际经济问题，形成富于特色的经济科学范式。只有解决了实际经济问题，才能避免在中外经济学说 “范式竞争” 中被精致证伪，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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