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菁菁堂 新传论文导读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新闻大学》2023年1期的热点追踪。我们选择了三篇热点论文，分别是《人工智能对媒体行业技能与未来就业的影响—基于机器学习和网络分析的方法》、《健康叙事的说服效果：作用机制、调节因素及其结果》、《数字交往的档案化及其可见性管理：线上用户的截屏实践分析》，下面是具体的介绍和分析，并附有思维导图来帮助大家理解，一起来看看吧~
《人工智能对媒体行业技能与未来就业的影响—基于机器学习和网络分析的方法》
作者：卢林艳、李玉端、王成军
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开始进入媒体行业，并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替代性效应。媒体行业收入下降、记者离职、新闻机构裁员等现象不断出现。从业者对于未来就业的担忧似乎成为制约媒体行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探讨内容生产类媒体行业未来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风险，以及从业者应该掌握哪些技能才能适应未来就业。
接着，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具体的问题：
问题1：在人工智能时代，媒体相关行业的计算机化（即被机器替代）程度如何？
问题2：在人工智能时代，媒体行业从业者的核心技能或者说竞争力是什么？
问题3：在人工智能时代媒体行业的未来技能和技能迁移路径是怎样的？
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本文基于Frey和Osborne(2016）所开创的未来就业研究框架，一方面从任务模型的角度出发，利用机器学习模型预测媒体职业被机器取代的风险，另一方面从技能这一更微观的因素着手，利用网络分析的方法探讨职业技能的分布和流动。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中，本文重点研究分析了三种与内容生产相关的媒体职业，分别是主编、记者和评论员；涉及了机器学习模型、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三种模型。
最后根据研究发现，研究得出（1）内容生产类媒体行业处于中低风险区间，覆盖17%的媒体从业者；（2）内容生产类媒体行业以认知型技能为主，现阶段侧重写作、理解与表达沟通，未来技能更加偏向决策、服务、咨询；（3）计算机化水平、教育和职业类型显著影响媒体行业的收入。本研究厘清了媒体行业对于未来就业的困扰：媒体行业短期内不会被自动化所替代，但是在中期（广播、广电、广告）和长期（主编、记者、评论员）存在较强的被替代的风险。
《健康叙事的说服效果：作用机制、调节因素及其结果》
作者：李鑫、徐开彬
近年来，健康传播受到大众广泛关注，健康传播的说服效果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用讲故事、个人证述和娱乐教育等叙事形式传播健康信息，来说服人们改进健康行为。
当前关于健康叙事的说服效果已在西方学界形成规模，相关的研究较为丰富、系统。但我国目前关于此话题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旨在对西方健康传播领域中叙事说服效果的相关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呈现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现状，以期对国内学界有所裨益。
文章通过对WOS核心合集以及医学、公共卫生和心理学学科的权威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样本文献进行编码与统计。阐明了健康叙事对受众产生说服效果的主要作用机制（代入、认同与情感），影响说服效果的调节因素（文本、角色、受众）以及构成说服效果的结果（健康知识、态度、行为意图）。
中介变量——叙事的说服效果是受众参与故事情节和角色的结果。代入涉及受众对故事情节的参与，而认同则涉及受众对故事角色的参与。代入和认同通过引起受众的一系列情感反应，比如恐惧、悲伤、同情、愤怒、惊讶以及厌恶等，提高受众的信息感知效力，从而达到说服目的。这是健康叙事产生说服效果的核心作用机制。
调节变量——在健康传播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变量通过影响叙事环节中各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弱，从而影响说服效果。作者在综合现有关于影响变量的研究后，依据叙事说服过程涉及的基本要素，将健康叙事说服效果的调节因素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文本特征，作者主要从叙事视角、信息框架、媒介类型以及信息真实度等方面对其调节效果进行了研究。二为基于叙事角色的设计，主要包括责任归因、正面/负面模范、积极/消极结果等内容。其三则是基于受众特征的影响变量，主要包括受众与角色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受众的感知说服意图这两方面。
结果变量——叙事的说服效果主要体现在对受众知识、态度以及行为意图的影响。作为说服效果的结果变量，效果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从而出现差异。叙事可以增加受众的健康知识，影响受众对相关疾病的态度，但是对于受众行为意图的影响，可能因健康行为类型的不同（检查、预防或戒除）而存在差异。
叙事用一系列连贯、易理解的真实或虚假的故事向目标受众传递健康信息，特别是面向受教育程度较低、存在语言交流障碍或者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健康叙事产生说服效果的作用机制也愈发受到学者关注，但在我国健康叙事尚处于起始阶段。因此，本文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形成对健康叙事说服效果较为全面的认识，以期为我国健康传播研究提供启示。
《数字交往的档案化及其可见性管理：线上用户的截屏实践分析》
作者：王昀、王艳华
你经常使用手机的截屏功能吗？通过对15名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本文研究者试图从有代表性的个案经验材料中，探寻以屏幕为中介的数字生活档案化趋势，从而理解个体如何经由媒介化行动，建立并协商私人经验和群体参与之间的关系。
首先，研究者对数字生活档案化的过程进行了描绘：就获取方面而言，截屏可以看做是线上生活的视觉纪实，但也具备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性；就流通方面而言，截屏协助建立了线上交往关于分享的叙事，但创作者对内容流通安全性的考虑也为之增添了矛盾；就使用方面而言，截屏往往成为一种叙事凭据，被策略性运用于社会交往中的战术实践。
接着，基于截屏文本近似介于私人和公共之间的“准公共物”性质，研究者对截屏流通的秩序规范进行了阐释。用户通常根据特定议题，基于对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的判断，来调整行为预期，逐渐形成一系列有关截屏复制的自我规范。除却这些相对内群体的环境，受访者也会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将信息分享在线上空间以促进讨论。人们运用截屏表露自我形象及其群体关系，虽高度灵活，亦受制于周遭社会秩序。受访者F7在准备离职前，因截屏记录将会强制通知给群管理员，她最终放弃了截屏行为。研究者借此说明，来自组织的措施令人们不得不对个人行为加以约制，其间体现出获取和调用档案的自主限度，以及日常媒介实践与制度机构之间的关系。在日常媒介实践与现实社会秩序相互嵌合的过程中，个体的可见性管理总是与群际网络中的角色定位紧密相连，进而持续发展出人们建构自我意识、参与线上生活的创造性方式。
最后，研究者对截屏实践的公共性意涵进行了探讨，相较于以视觉消费为导向的媒介研究，以截屏为代表的用户日常实践，提供了观察线上参与文化的另类视角。以截屏为代表的数字档案化现象，有助于探讨当下围绕各类媒介物编织的生活实践网络，以此检视个人与群体文化之间的微妙相处模式。
本期《新闻大学》中的热词有“观念”、“叙事”、“说服”、“效果”、“健康传播”等。
转自：“新传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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