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在读《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在读的过程发现这本书的很多观点似乎来自于吉登斯，但在表述的清晰度与严谨性方面却没有吉登斯做得好。因此，我一边读《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同时重温吉登斯的几本著作。主要包括他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的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社会学》以及赵旭东写的一本介绍性著作《结构与再生产：吉登斯的社会理论》等。
乔晓春在《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一书中抱怨说，尽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称为科学，但是人们会发现两者差异却十分巨大，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完全不同。国家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也非常器重自然科学家，国家每年都召开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领导人要为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科学家颁奖，老百姓也非常尊重这些专家。然而，社会科学家却很少有这样的礼遇，甚至有些社会科学家经常会在网络上遭到百姓的谩骂和讽刺。与“高大上”的自然科学家相比，社会科学家更像是好出头露面、喜欢“耍嘴皮子”的“小混混”。人们认为社会科学家没有什么学问，从而导致与自然科学家相比，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同，所获得的待遇也不同。
吉登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重点研究的是过去两三个世纪工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制度。有必要重点强调的是，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知识活动领域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分野，而且这种分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社会理论的某些问题，诸如如何将人类行为和制度概念化的问题，是所有社会科学共同研究的课题。至于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不同“领域”，因此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工，这类说法只有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才有效。（《社会学》第一章）
今天的社会科学明显地带有20世纪早期在欧洲社会发展出来的那些观念的印记。因而，今天在使用这些观念的时候，必须具备一种批判的眼光。20世纪留给我们的有关社会理论的遗产，大体可归为如下两种，即解释的社会学（interpretative sociology）与功能论（functionalism）。在解释的社会学和功能论这两者中间还存在结构主义。如果说解释的社会学是悬在天上，功能论则是落在地上，而结构主义恰恰勾连起天与地两端。借助这种解释、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勾连，吉登斯发展出了结构化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
那么什么是结构化理论呢？吉登斯指出，结构化理论始于一种空缺，也就是当时社会科学中还缺乏一种行动的理论（a theory of action）。而行动关注人的认识、理性、动机以及意图等。这种对于行动本身的关注的空缺造成的结果便是，社会学以及一般社会科学对于制度分析以及社会决定论过度依赖，而对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哲学及其意义解释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吉登斯的结构化的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的基本前提可概括为：“每一位社会行动者都知道许许多多他或她作为其中一员的那个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在此基础之上，理解行动的意义才变得更加有必要，忽视了这样一点认识，就会像功能论和结构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一切的认识都可能是一种片面的理解。确实，人们在社会中行动，这个社会也是他作为其中一分子的社会，不管他是属于还是不属于这个社会，只要他身处其中，他便会有对这一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感知，而这些方方面面的感知，成为他进一步做出反应的基本条件。（参见赵旭东《结构与再生产：吉登斯的社会理论》）
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并非个体行动者的经验或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社会实践（《社会的构成》中译本，第2页）。行动着的主体（acting subject）是一种有着其自身认知能力的行动者（agency），其活动是连续的，并且身处在一种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之中。这样，意图、理性和行动等就不是聚集在一起的一团，而是不断流动着的，由此而构成一种吉登斯所谓的人格分层模式。它受到三种关系的制约，即无意识的关系、实践意识的关系以及话语意识的关系。而这中间，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乃是构成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此概念将结构与行动者联系在了一起。这样，行动者的概念就重新在社会理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具有了一种新的行动哲学的含义。
吉登斯强调的是，结构与行动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形成这种依赖的基础是一种时间序列的存在，而这时间的序列隐含着结构，同时又为行动所实践，二者相辅相成，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以，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吉登斯认为结构既是行动的媒介，又是行动的结果。行动是由能动的行动者所实践的， “能动作用不仅仅指人们在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而是首先指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时间是行动构成性的要素之一，“一是直接经验到的时间性，是日常生活的持续流……二是作为此在的时间性，即有机体的生命周期。三是布罗代尔所说的制度时间的长时段绵延，即社会制度的长期沉淀或发展。”结构化理论将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化实践的分析与制度分析向结合，行动则是“作为肉体存在的人对世界中的事件过程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际或预期的因果性介入流。”由此，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阐述了“行动者”与“结构”辩证的二重性关系，结构既有促动性又有制约性，它是行动者行动的媒介，也是行动的制约条件。
《社会的构成》是吉登斯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阐释自己结构化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下面就分章介绍本书的一些主要内容。
第一章 结构化理论要点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主要在于行动与结构的辩证统一，即“结构的二重性”（前言9）。它所“关注的是对人的能动作用（agency）和社会制度的理解。”（前言6）
那什么是结构呢？“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的规则与资源；我们说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性具有结构性特征，就是指各种关系已经在时空向度上稳定下来。”（前言18）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binding)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它们以“系统性”的形式。
在结构二重性观点来看,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
1、结构与行动
虽然是用“结构”一词在称呼这个理论，但是实际上它与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中关于“结构”的含义是大不一样的，并不是强调结构的优先性和决定性，而是同时强调人的作用，即人的实践和能动作用。所以他说“对于结构化理论而言，实践意识的观念至关重要。”（6）也就是说结构化理论所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 （2）。人的行动作为一种绵延而发生，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行为流。有目的的行动不是由一系列单个分离的意图、理由或动机组成的。（3）“行动”（action）不是“行为”（acts）的组合，只有对过往经验的绵延给予话语层次的关注时，“行为”才得以构成。同时，“行动”的探讨不能脱离身体，它是“行动”与周围世界的中介，是行动中的自我的统合体(coherence)。行动中自我的分层模式(stratification model)，就是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及动机激发过程视作根植于行动中的一系列过程。行动的理性化是指作为过程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它是行为的例行特征，人们以理所当然的方式在行动中完成它。在日常接触、情节片断等互动情境里，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例行化地与对这种互动场景的监控融合在一起。（3）
行动者的分层模式表示：（5）
反思性监控是日常行动的惯有特性。行动者既始终监控自己的活动流，又期望他人也如此监控自身。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和理性化与行动的动机激发过程是不同的。理由是行动的根据，动机是激发这一行动的需要。与前二者不同，动机激发过程不与行动的连续过程直接联系在一起，它指涉行动的潜在可能。一般情况下，动机提供通盘的计划或方案，即舒茨的“筹划”(project)，并在“筹划”中逐步完成一系列行为。但日常行为很少来自动机的直接激发。（5-6）
那什么是人的能动作用呢？“能动作用不仅仅指人们在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而是首先指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8）只有具有能动作用的人才是真正的行动者。也就是说，“要成为行动者，就要能够（在日常生活流中周而复始地）实施一系列具有因果效力的权力，包括那些影响他人所实施之权力的权力。个体‘改变’既存事态或事件进程的能力，就奠立了行动。”（13）
2、规则与资源
正如前面所说，结构最核心的两个要素就是规则和资源。“结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制度中循环反复采用的规则与资源。”（22）那什么是规则呢？规则是指“在社会实践的实施及再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技术或可加以一般化的程序。”（20）
那规则具体怎么把握呢？“我们可以首先从日常接触的形成、维续、终结和改换等方面着手，来考察规则的结构化特性。”（21）
接下来说资源。何谓资源呢？这里它将资源分为两类，“一是配置性资源，指对物体、商品或物质现象产生控制的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指各种形式的转换能力；二是权威性资源，指对人或者说行动者产生控制的各类转换能力。”（30）
3、结构的二重性
结构是被循环反复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规则或资源，除了是记忆痕迹的具体体现和具有协调作用外，还超越时空限制，其特点是“主体的不在场”。（23）
循环反复纳入结构的社会系统则包含了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被跨越时空再生产岀来。社会系统的结构化过程，是此类系统在互动中被生产和再生产。系统的基础是行动者可认知的活动。而行动者在行动时，又利用了诸多行动情境中的规则与资源。（23）
行动者和结构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套既定现象，不是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循环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结构并不“外在于”个人，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结构不等同于约束，它同时具有约束性与使动性。这一点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延伸，超出行动者的控制范围，也不排除：行动者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这些社会系统的构成与再构成却得益于这些行动者自身的活动。社会关系的物化(reification)，即人的行动中具有历史偶然性的环境与产物在话语层次上的“自然化”，是意识形态的面向。但物化思想，未能看到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的根本意义，因为认知能力主要依据实践意识而非话语意识。（23-24）
行动者在再生产结构性特征的同时，也再生产出促成这种行动的条件。行动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具有一定的知识，脱离了这些知识，结构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存在。在特定描述下，行动中总能在话语意识的层面上了解自身的所作所为。在其他描述下，他们所做的事也许会很不同寻常，而对于他们从事的活动进一步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他们也可能不甚了了。
结构二重性始终是社会再生产跨越时空的连续性的主要根基；反过来，它又需要以行动者身处日常社会活动绵延并构成这种绵延的反思性监控过程为前提。不过，人的认知能力始终是有限的。行动流持续不断地产生出行动者意图之外的后果，这些意外后果又可能以某种反馈的方式，形成行动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的有意图的活动 创造的，但它并不是某种合乎意图的筹划；它总是顽固地躲开人们将其 置于自觉意识指引之下的努力。
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区分：“整合”是不同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自主与依赖）实践的交互关系。社会整合就意味着面对面互动层次上的系统性；系统整合，是与那些在时间或空间上身体不在场的人之间的关联。系统整合的机制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但在某些关键方面，前者与共同在场关系里包含的那些机制也会有所差异。（26）
4、时间、身体与日常接触
时间作为此在的限定性，作为存在从“无“中突显而出的无限性，或许是人类生存体验中最为扑朔迷离的特性。社会理论的根本问题，即“秩序问题”，就是要说清楚，人们如何可以借助社会关系跨越时空的“伸延”，超越个体“在场”的局限性。（32）
日常生活的事件和例行活动在时间中的流动不是单向的。“社会再生产”“循环反复”等，展示了日常生活的重复性。日常生活具有某种持续性，具有某种流，但它并不具有方向性。相反，个体的生活不仅有限，而且不可逆。这里的时间是身体的时间，是在场的前沿边界，不同于日常活动的绵延中内在的时空消散。我们的生活伴随着有机体生命的“逝去”，在那不可逆 转的时间中消逝而去。生命周期是个专指世代继替的概念，即制度的长期存在，一种“超个体”绵延，或者说制度性时间的长时段。（32-33）
日常体验的绵延：“可逆时间"
个体的生命跨度：“不可逆时间"
制度的长时段:“可逆时间”
日常生活的例行常规与制度形式彼此介入对方的构成过程，也都介入了行动中的自我的构成过程。所有的社会系统，都体现着日常社会生活的例行常规，扮演着身体的物质特性与感官特性的中介，而这些例行常规又反过来体现着社会系统。（33）
身体是积极行动的自我的“所在”(locus)，但自我不只是作为其“载体”的有机体物质特征的延伸。要从理论上概括自我，意味着阐述一种分析动机激发过程的观念，并结合行动者的无意识和意识的关联来考察。要想理解自我，就不能脱离“历史”，“历史”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时间意识，体现在上述三种维度的相互交结中。（33）
吉登斯受到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影响。据赵旭东分析，吉登斯借自海德格尔的不是其存在的本体论，而是时空坐落下的社会体系的理解。在那一社会体系之中，人朝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地走去，即死亡，而时间在其中勾连着前后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人仅仅是偶然存在于空间（being-in-space）和存在于时间（being-in-time）中的，这便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中的社会构成。如果是这样，时间仅仅是多个当下（nows）的持续与延伸，并与空间偶联性地扭结在一起，那么正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去理解时间为什么没有倒转回去的可能，而只有把时间理解成一种“可能的成长”（becoming of the possible），时间的“进程”（progression）才变得清晰化了。
在《海德格尔早期著作》和《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提出了时间和时间性(Zeitlichkeit)两个概念及其区别。时间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客观时间，它是单一同质可被度量的，它线性地流逝，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无始也无终。海德格尔称之为流俗的时间，就是指日常生活中这种时间。
流俗的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将来”三维，其中“过去”和“将来”均以“现在”为基础，“过去”是曾经存在但已经不在的现在，“将来”是尚未存在但终将到来的现在，只有“现在”本身是实实在在的，是最重要的维度。
而海德格尔的时间性，则指隶属于此在(Dasein)身上的某种属性(或结构)，是以此在为主体出发来观察和感受时间现象的主观性。此在以外的存在者，比如数字、石头等，都是现成凝固的，它们没有时间性可言。只有对于此在，时间性才有意义。
时间性也分为三维，包括曾在、当前和将来三个维度，它们与流俗时间的三个维度有着对应关系：“曾在”对应着过去，“当前”对应着现在，“将来”对应着将来。但两者各维度的具体含义和重要性有所不同。
另外，此在在世的本质是操心(Sorge=烦)，操心包含着三个主要环节：“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世界中的–作为寓于世内来照面的存在者”。时间性三维度和操心三环节也有一一对应关系
在海德格尔看来，时间性中的“将来”是最重要维度。人不是任何一种现成的自身，他总是面向可能性筹划着自身，总是“先行于自身”地筹划着，不断地去是(to be)，不断让自身来到自身。海德格尔说，“将来”就是让“自身来到自身”中的那个“来”。只要此在存在着，就无时无刻不面向将来，所以说“将来”是此在存在的基础。[参见，周东：海德格尔的时间与时间性概念辨析]
第二章 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这一章主要讨论的是作为行动者的自我是如何可能的，以及我们如何去把握行动者的行动特性。作者从心理学出发，在继承、批判弗洛伊德、埃里克森关于意识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本体性安全和信任”是自我行动的基础。
如何把握行动者的行动特性则需要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去，去考察“例行化”的活动，同时在戈夫曼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借用“共同在场”分析日常接触，通过日常接触来考察行动的例行化特征。
在此基础上，由微观行动（日常接触）逐渐延伸到宏观行动结构（社会行动、社会整合、社会制度等），完成了由个体到社会的分析整合。
虽然从行文逻辑上作者是从个体的意识与行动出发，最终上升到社会整体，但是作者并不是在强调个体主义的优先性，并不是再强调个人优先于社会。作者后文中也专门强调这一点。对此，难道是限于文本书写的线性逻辑局限吗？或者是……
第三章 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结构就是在时空向度上例行化稳定下来的东西。在例行化的情境中区域化得以形成或者说显现。
微观的个体行动就与宏观的结构具有了联系，处在互构的过程当中，在此过程当中由区域化逐渐在时空上扩展，便出现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社会的结构化特征也就显现了出来。
“赫格斯特兰德所阐述的时间地理学，将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作为分析的出发点”（105）；泽鲁巴维尔对现代医院的时间组织方式进行研究（113）；以当代社会的学校教育为例考察时空模式（126）；柯林斯的“纯粹宏观变量”（pure macrovariables）:时间、空间和数量。”（133）；福柯的时间安排和空间安排。
既然今天我们的生活在一个把电信传媒看作想当然的东西的社会里，那就有必要强调指出，传统社会有一点特征是不言而喻的：不同共同体或社会成员之间的任何接触，无论涉及的范围有多么广泛，都涉及了共同在场的情境。一封信也许是由一个不在场的他人发出的，但它当然是以物质的形态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的。在传统世界中只有一些特殊类型的人才会经历非常遥远的旅程，比如水手、军人、商人、神秘主义者和五花八门的冒险家。游牧社会中的人群会在范围相当广阔的土地上漫游，那时候人类的迁徙也很常见，但这些现象都没有改变上述事实，即共同在场的情形总是互动的主要“承载情境”。（136）
第四章 结构、系统与社会再生产
结构并不是一个固化的、静态的东西，它也是在行动中不断变化的。结构对于行动来说，不仅具有约束作用，而且也具有促动作用。也就是说，行动在结构中，但是行动又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着结构。这就是结构的二重性，“即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兼具促动性和约束性（enabling and constraining）”（154）
第五章 变迁、进化与权力
社会系统虽然作为一个结构在一定时空上稳定了下来，但是从更长的时空范围来看，社会系统又是会变迁的，那么这种变迁的机制是什么呢？
作者批判了所谓“内生”或“展开”的变迁模式，因为这些模式往往是和功能主义紧密相连的，尤其以孔德为代表。而功能主义又恰恰与进化论相互耦合，成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社会理论阐释社会变迁的内核。
接着作者从自然进化与社会进化的对比分析，揭示社会进化的不合逻辑性也不符合现实社会变迁的轨迹，然后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引入“权力”，对马克思关于权力与冲突的关系进行了重构。由此，作者认为“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242），“权力并非自由或解放的障碍，而恰恰是实现它们的手段。”（242）可以看出，这里的权力已然与福柯、帕森斯的有所区别。
于是权力理论结合时空延伸的概念，就可以发现社会系统可扩展的特性，即支配所具备的主要特征。“权力是以支配结构的再生产为场所和渠道产生出来的。构成支配结构，资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配置性资源，另一种是权威性资源。社会系统在时空方面的任何协调活动都必然涉及这两种资源的特定组合。”（243）
但是这种支配的特征是怎么随着时空延展的呢？
作者通过历史的梳理，发现信息存储是一个很重要因素，这是结构性特征得以稳定下来的根本。“不妨把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的存储，理解为信息或知识的存留和控制，而各种社会关系也由此得以跨越时空而长久保存。存储的前提是存在信息再现的媒介，信息恢复或回忆的方式，并且像所有权力资源一样，须以存在散布信息的方式为前提。”（246）“正是存储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容器，产生了前章所指社会的构成过程中各主要类型的结构性原则。”（246）
所以社会系统的变迁是在冲突与权力的关系中发生的，而其中的结构性原则得以延续和稳定下来很重要的在于信息存储媒介的发展变化。
第六章 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作者提出结构化理论本身就是为了化解社会理论研究在方法上的二元对立，即结构功能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之间的矛盾。
借用英格汉姆的研究，批判发展决定论（302），批判“样板”思维（303），提出要对经验研究不执着的态度，即不要成为一堆抽象的概念，也不要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完全具体化的东西。
延续其结构化理论的观点和思维，社会理论研究既是对社会系统的抽象概括，又是建构社会的行动本身，也处在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化过程中。
所以他本人也明确表示，“对于许多经验研究的宗旨来说，应该把结构化理论的概念看作是和任何相与竞争的理论视角一样，都只是激发感受到手段，而不应有其他奢望。”（307）
因此社会理论所产生的知识需要参与共同对话，以便形成“共同知识”，同时“共同知识”也是我们对话得以开展的条件。在此，也特别区分了“共同知识”与“常识”，以及对于行动者的意义。
最后通过与自然科学对比的方式阐明了社会科学的独特性。“社会科学的‘发现’，即使是极具启发性的，也难以始终保持新颖；实际上，这些‘发现’越是具有启发性，就越可能融入人们的行动，从而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准则。”（330）所以“要推进社会科学的批判性，社会科学家在观念上就必须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社会科学话语自身具有的实践内涵。”（332）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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