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2000年至2020年“双一流”建设高校校长数据，从学术成就、教育理念和社会活动构建校长角色类型的分析框架，通过聚类分析发现大学校长存在内部领导型、教育专长型、学术专长型、活动专长型、教育影响型、学术影响型和全面领导型七种类型，角色类型与校长的个人特征、教育背景和所在院校类型显著相关。时期趋势表明，校长角色类型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与治理需求密切相关，学术专长型和学术影响型成为新时代大学校长的主要类型。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应提升大学校长外部治理水平，促进多元角色发展；校长遴选应拓宽选拔路径，重视价值领导。
关键词：“双一流”；大学校长；角色；时期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的重要阵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远见卓识的大学领导者。正如艾略特之于哈佛大学、哈珀之于芝加哥大学、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校长的励精图治推动了这些大学崛起并成为兼具学术、教育和社会影响力的知名学府。大学校长不仅对高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管理机制和战略设计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全社会的学科知识发展、教育理念引领和社会政策变革具有深远影响。
因此，大学校长作为高等教育组织的领导者，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外对大学校长角色与特征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相关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主要基于管理理论对大学校长的类型进行划分。在这类研究中，伯恩鲍姆在代表作《学术领导如何工作》中将大学校长划分为普通型校长、失败型校长和模范型校长三种类型，并总结了不同类型校长的管理方式。第二类研究则是基于职务经验的类型划分。大学校长作为一线实务工作者，根据自己的职业经历对大学校长角色类型进行总结。在这些研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他根据大学校长的事务类型对校长角色进行了划分。第三类研究则是数据驱动的类型划分，其中代表是美国教育理事会发布的《美国大学校长报告》（The American College President Study，ACPS），从人口学信息、教育背景、职业路径、工作职责等方面全方位地展示了美国大学校长的类型与特征，是研究美国大学校长的权威资料来源。
随着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领导研究关注度的提高，我国学者也对大学校长的角色和特征进行了分析与讨论，相关文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主要采用了人物深描的方法，结合史实资料对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改革战略、政治活动、人格魅力等进行阐述。第二类研究则是采用了历史的视角，关注了时代发展下大学校长的角色冲突，发现大学校长在教育与政治上的双重追求总是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第三类研究则是收集我国大学校长的特征数据，总结不同校长的共性和差异。这些研究分析了我国大学校长的履历，发现中国大学校长普遍为50岁以上有博士学位的男性。校长遴选范围主要来自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多为学术精英，职业流动性较弱。上述研究对大学校长的特征、角色与定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2000年至2020年长时间序列的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大学校长履历数据，遵循类型学方法识别不同校长群体的角色类型。类型学方法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可以通过聚类分析对校长群体进行区分，刻画不同类型校长的特征；另一方面，本研究可以展示不同角色类型的真实分布情况，与校长的理想角色进行对照。本研究将回答：第一，我国大学校长有哪些典型角色类型？这些典型角色类型在大学校长群体中是如何分布的？第二，我国大学校长的角色类型变迁趋势如何？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本研究希望为我国大学校长的角色与分类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二、研究设计
（一）基于类型学的大学校长分析
类型学是教育学科中一种常见的分析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对学生、教师等群体进行分类的研究中，其本质是将群体进行分组归纳。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双一流”建设高校历届校长存在诸多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可以通过不同的特征进行识别，并以有意义的方式区分开来。相比已有研究中对大学校长特征的描述性分析，类型学方法可以在不同特征间寻找并建立关系，为总结校长角色类型、丰富评价机制提供有益的论证与探索。
本研究关注大学校长的角色类型，因此有必要对角色这一概念进行辨析。角色是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社会学家戈夫曼用“拟剧”（Theatrical Analogy）说明角色的含义：一个演员在刻画人物时的表演是由众多因素共同决定的。但是不管谁演同一个角色，表演都具有相似性。这是因为角色受到社会环境中规范预期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形成了模式化行为。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领导，其所受到的规范预期来源于社会对大学的期待。从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来看，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的三大基本功能。因此，本研究根据大学的主要社会功能，选取学术成就、教育理念和社会活动三项指标来构建大学校长角色类型的分析框架。
1. 学术成就。19世纪时，洪堡提出“高等学校的独特特征是他们把科学和学问设想为处理最终的无穷无尽的任务”，强调科学研究是大学的重要功能。大学校长作为学术组织的带头人，其是否尊重科研发展、了解学科规律对高校科技工作开展十分重要。《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中提出大学校长应具有良好的专业背景、熟悉科研和学科建设，具有相当的科研能力。已有对于国内外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研究发现，大部分校长拥有较高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大部分是各自学科领域的学术精英。这可能是因为具有较高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的专家更加符合科研领导者的角色预期，他们能够较好理解和规划科研目标并组织大学的科研管理。因此，我们将大学校长的学术成就作为重要维度之一纳入大学校长角色的分析框架。
2. 教育理念。大学是教育组织，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提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重要使命。作为大学这一教育组织的核心领导者——校长，其教育理念是价值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长们推动和管理教育活动的行动指引，会渗透影响教育组织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而对学生成长具有深远的塑造作用。因此，社会主义教育家是对中国大学校长的根本要求。一项对于大学校长的调查也表明，教育家是大多数校长最理想的社会角色。因此，有必要将教育理念纳入大学校长角色的分析框架。
3. 社会活动。大学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非常紧密。作为大学与社会互动过程的重要“中间人”，大学校长的社会活动能力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国在大学校长选拔要求中明确提出了“党委书记和校长应当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家标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把方向，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崇高的理想信念、服务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追求”，这指出了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素养对于大学校长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将社会活动纳入大学校长角色类型的分析框架中。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类型学视角分析“双一流”建设高校2000年至2020年期间历任校长的角色变化趋势，样本共包括136所高校。本研究选择“双一流”建设高校大学校长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双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部署，高校主要为研究型大学，在发展目标、资源配置、机制设计方面具有共性，其大学校长在治理上也有共同的责任和愿景，符合聚类分析的可同质化前提。第二，“双一流”建设高校对我国其他高校具有示范作用，基于“双一流”建设高校校长的分析结论及建议可以为我国其他高校提供参考。
（三）数据介绍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大学校长数据库。数据库团队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中国大学校长研究项目组及清华大学各院系20余名本研学生助研组成。数据收集使用履历分析法，通过各学校官网和官方新闻媒体详细收集了“双一流”建设高校自2000年起至2020年历任501位正校长信息，包括人口学特征、教育经历、职业经历和发展成就等维度。在此基础上，结合百度百科等渠道补充了校长的个人信息。为了减少网络资料的遗漏与错误，项目组对不同渠道收集的资料信息进行了交叉比对。在删去信息极度不全的样本后，最终形成了包括492位大学校长在内的校长数据库，不同年份的分布情况见表1。
（四）指标构建
本研究在构建学术成就、教育理念和社会活动三类指标时分别采取了以下策略。
1. 学术成就。学术成就衡量的是大学校长在其学科领域的学术地位及影响力。我们使用高水平学术成就情况作为构建校长学术成就的底层因子，包括两院院士、高层次人才支持项目、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学科评议组成员情况。构建学术成就指标的一个难题在于如何分配不同高水平学术成就底层因子在总指标中的权重。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对是否院士（A1）、是否为高层次人才（A2）、是否有政府津贴（A3）和是否学科评议组成员（A4）四个高水平学术成就进行降维，以提取学术成就的主要成分。主成分分析表明，四个指标的KMO值为0.608（p<0.001），因此适用于因子分析及提取主成分。碎石图结果表明，仅有一个指标特征值明显大于1，故可有效提取一个主成分。最终得到学术成就因子的计算公式：学术成就=0.817A1+0.713A2+0.146A3+0.707A4。
2. 教育理念。已有对大学校长教育理念的分析主要采用了主观评价方法，由研究者本人检索并阅读大学校长的公开讲话和发表，提取出大学校长的主要治校理念。然而，主观评价法可能会面临检索偏误、主观偏差等挑战。本研究参考了郭俊等的研究，采用高等教育学科的发表情况作为衡量大学校长教育理念的代理变量。具体而言，我们在中国知网平台检索校长在高等教育学科发表的期刊论文和报刊文章情况，采用改进后的P指数衡量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影响力。P指数公式：
然而，大学校长教育理念的影响力既包括对于高等教育学界的影响力，也包括对于社会教育思潮的影响。因此我们改进了P指数，将“总引用量*总引用量”替换为“总下载量*总引用量”。这是因为引用量反映的是专业共同体的关注度，而下载量可以更好地反映社会的关注度。最终改进的P指数计算公式：
3. 社会活动。社会活动衡量了大学校长的社会活跃程度和影响力。在我国大学的发展中，政校关系是我国高等教育外部治理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因此已有研究在对大学校长社会活动情况的测量中，主要关注校长的参政议政情况和党政群社部门任职。本研究在构建“社会活动”指标时主要关注了大学校长担任省级、国家级的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三类社会身份情况。由于国家级代表身份的影响力远高于省级代表，因此我们参考已有文献采用分层赋值法，按照不同梯度对国家和省级代表分别赋值（将国家级代表赋值为4，省级代表赋值为1）。考虑到担任多重代表身份的大学校长往往具有更高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对不同赋值进行加总处理，构建了社会活动指标。
表2展示了聚类因子指标的构成情况。在聚类分析前，我们对学术成就、教育理念和社会活动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均值为0，标准差为1）。这样做可以让不同维度指标在聚类过程中保持同等灵敏性，避免出现聚类偏差。进一步，我们对聚类因子进行了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两两之间相关系数远小于0.3，可以对三类指标进行下一步的聚类分析。图1展示了标准化聚类因子的时期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大学校长的学术成就呈明显上升趋势，教育理念发表呈倒“U”型，社会活动呈波动趋势。
三、实证分析
（一）大学校长角色类型的聚类分析结果
本研究基于学术成就、教育理念、社会活动三个维度对当代我国大学校长角色特征进行聚类，旨在通过刻画不同角色类型大学校长群体的分布情况，更好地理解校长间的差异。研究运用STATA 17软件，使用欧氏距离进行K均值聚类。聚类前，需要进行聚类数量的选择。图2所示当分类数量在7时，分类树的分化变得更加频繁，增加分类数量难以获得额外的分类特征，因此将大学校长划分为7种类型。
表3为本研究对大学校长样本的聚类结果。具体命名及说明如下。
第I类，内部领导型。第I类校长在学术成就、教育理念和社会活动三个方面的表现在整体均值以下，他们担任的社会角色较少，更多地将工作重心放在高校的内部治理中，因此本研究将其命名为内部领导型。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构建大学校长角色分析框架时主要是根据大学校长的社会职能进行指标选取的，这是因为大学校长的角色底色就是大学的行政管理者，做好高校的行政管理是每一位校长必须完成的使命。聚类结果显示，有147位“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校长属于内部领导型，占总样本的29.9%，是所有类型中占比最高的，这一发现与大学校长的角色底色是相符的。随着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社会功能越来越重要，大学校长的社会职能越来越丰富，内部领导型的大学校长呈现下降趋势，校长角色类型呈多元化发展。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对校长角色类型进行时期分析的重要性。
第II类，教育专长型。第II类校长的学术成就并不突出，参与的社会活动也相对较少，但是他们在高等教育思想和理论方面有着较大的贡献，所以本研究将其命名为教育专长型。从教育专长型校长的职业生涯经历来看，他们往往有着丰富的高等教育管理经验。聚类结果显示，有50位校长属于教育专长型，占总样本的10.2%。
第III类，学术专长型。第III类校长的学术成就较为突出，但是教育理念和社会活动均低于平均水平，本研究将其命名为学术专长型。聚类结果显示，有91位校长属于学术专长型，占总样本的18.5%。这一类型校长是所有类型中规模第二大的群体，主要承担了学术代表人这一角色，体现了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在遴选大学校长时对其学术水平的重视。
第IV类，活动专长型。第IV类校长在学术成就和教育理念的得分相对较低，但较为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有着较高的社会影响力，本研究将其命名为活动专长型。这一类校长所属的高校多位于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省份，他们通过积极参政议政，向政府和社会争取一流高校建设所需的财政和社会支持。聚类结果显示，有63位校长属于活动专长型，占总样本的12.8%。
第V类，教育影响型。第V类校长的学术成就并不突出，但他们对高等教育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与认识，并且将这些思考通过参政议政转化为政策建议。因此，本研究将其命名为教育影响型。聚类结果显示，有43位校长属于教育影响型，占总样本的8.7%。
第VI类，学术影响型。第VI类校长往往是院士或学科评议组成员，在自己所在的学科领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兼具大学领导和学科带头人的双重身份，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本研究将其命名为学术影响型。聚类结果显示，有68位校长属于学术影响型，占总样本的13.8%。
第VII类，全面领导型。第VII类校长在学术成就和社会活动两个方面均为所有类别的最高值，教育理念方面稍弱于教育专长型校长，因此本研究将其命名为全面领导型。全面领导型校长仅有30名，占总样本的6.1%，是所有类型中占比最少的。全面领导型校长往往在学术职业生涯早期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该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成为大学校长后，他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向高校治理中。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关注高等教育理论，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
为进一步验证划分结果灵敏性，图3展示了7类校长在学术成就、教育理念、社会活动三个维度指标的箱线图情况。箱线图的优势在于可以清楚地展示出不同类别的数据分布情况。箱线图中的箱子表示每个类别的数据分布，上下边缘表示每个类别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中间的线表示每个类别的中位数，箱子外代表异常值。从图中可以看出，每个箱线图的异常值较少，这表明同一类型校长的内部特征较为相似。与此同时，不同类别的箱线图组合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不同类型校长的特征鲜明。
（二）大学校长角色类型的影响因素
为分析各角色类型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使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校长角色的个人特征及职业特征的因素，模型公式如下：
表4展示了7类校长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代表的是边际效用，衡量了自变量变动一个单位对于因变量的影响。总体来看，人口学特征会对校长角色类型的形成具有塑造作用。其中，上任时年龄更大的校长往往有着更高的学术成就，因此有着更大的概率在角色类型上成为学术影响型和全面领导型。同时，女性较男性更有可能成为教育影响型校长。
教育特征与校长角色类型的分化有较大相关关系。其中，学校背景方面，拥有一流高校学习经历的校长更有可能成为教育影响型以及全面领导型校长，概率分别增加10.1%和4.7%。学科背景方面，人文社科等学科背景的大学校长更多地成为教育影响型，而理工科学科背景的校长则更多地成为学术影响型校长。学历层次方面，拥有博士学位对校长的学术发展具有较大的积极影响。
职业经历特征与大学校长的角色类型的关系相对较小。相比于政府调任，本校直升和外校调任校长的角色类型差异并不明显。最后，本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高校校长角色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在：相比理工、师范等其他类型院校，综合类院校的教育专长型校长相对较少，而教育影响型、学术影响型和全面领导型的校长相对较多。这可能是因为综合类大学校长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将教育理念或学科专长与政策相结合，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三）大学校长角色类型的发展趋势
为清晰、直观地描述校长角色类型的时期趋势，图4展示了2000年后各类型校长的占比变化。根据2000年至2020年期间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大学校长的角色类型变迁趋势，本研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高等教育快速扩张时期（2000—2005年），这一时期内部领导型和活动专长型占比较高，角色类型较为单一。1999年，我国政府颁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规模要有较大扩展，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快速扩张阶段。这一时期，高校办学规模大幅增长，高校间合并较为频繁，高校管理体制发生变化，对大学内部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这一时期大学校长亟需厘清大学的内部治理逻辑，因此多为内部领导型的实践者。部分大学校长的角色类型为活动专长型，他们通过积极地参政议政为大学建设争取资源。
第二个阶段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时期（2006—2011年），这一时期教育专长型和教育影响型呈上升趋势。2006年我国政府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在这一时期，许多一流大学校长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发展的讨论，为我国高等教育转型贡献了新的思路和想法。
第三个阶段为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这一时期学术影响型和学术专长型呈明显上升趋势，校长角色类型更加多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明确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高水平大学的学术研究和拔尖人才培养导向得到了强化，出现了一批学术专长型和学术影响型的校长，这些校长推动了近年来我国大学的学术声誉不断提升。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大学校长参与到高等教育外部治理中，大学校长的角色类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成就特征：学术导向不断强化。本研究构建了学术成就、教育理念和社会活动三类指标，从它们的演化趋势中，我们发现了以下结论：第一，高水平大学校长的学术成就明显上升；第二，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发表的影响力略有减弱，社会活动的指标呈波动趋势。
近年来，高校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职责不断强化，“双一流”建设高校在这一过程中更是承担着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攻坚国家重大科研难题的重任。大学校长作为高校的领头人，卓越的学术成就往往能帮助其获得国家和社会认可，在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建设上争取更多的资源。然而校长学术成就的不断提升是否代表校长选拔导向应走向“唯学术化”？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校长如何能够提升教育理念和社会影响，向着公众所期待的教育家角色转化，这仍是当前面临的难题。
2. 角色类型：复合角色趋势突显。本研究发现：第一，越来越多的一流高校大学校长具有复合型角色身份。在早期，校长角色类型主要为内部领导型，其他类型的占比相对较少。此后，教育专长型和教育影响型开始涌现。近年来，学术专长型和学术影响型占比不断上升。总体而言，我国高水平大学校长的角色类型呈现多元化趋势。第二，全面领导型校长占比相对较少。尽管一些研究认为大学校长应是一流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集合，但本研究发现由于校长的时间精力被大量的高校管理实务所占据，全面领导型校长是可遇不可求的。高水平大学的校长应发挥不同角色类型的独特性，将其更好地与高校治理相结合。第三，近年来我国教育专长型和教育影响型的大学校长比例有所下降。而大学校长多元化过程中离不开这两类校长的参与。特别是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大学校长需要不断思考与探索我国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二）建议
1. 提升外部治理，促进角色多元发展。长期以来，教育界一直对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存在争议，围绕着一流高校大学校长是否应由院士和社会活动家担任进行了广泛辩论。本研究发现随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和市场互动关系的增强，以学科专业能力为底色的复合型、多元化角色将更加符合新时代高等教育领导的定位。这既符合我国一流高校过去20年来的实践趋势，也符合世界一流大学高等教育领导的发展规律。因此应破除对大学校长是否为一流学者、教育家或社会活动家的简单分类方法，更多地思考其角色是否能够满足高校的内外部治理关系、服务高校发展战略的目标。与此同时，大学校长也应根据所在高校的文化传统和未来愿景有针对性地设计角色，以提高组织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更好地推动大学治理能力的建设。
2. 拓宽选拔路径，反思大学校长遴选传统。本研究发现，大学校长的个人特征、教育背景和职业发展经历对角色类型的形成具有塑造影响。如女性、非理工科教育背景的校长更多地成为教育影响型校长，会积极关注并参与到教育政策制定中。因此，在遴选大学校长中应拓宽选拔路径，关注大学校长群体的身份多样性，发挥不同优势建设更具特色的大学。
3. 抓住时代机遇，重视高等教育价值领导。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尽管大学校长的角色期望是教育家，但是在大学校长的实际角色类型中，学术专长型和学术影响型校长呈上升趋势，而教育专长型和教育影响型校长却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目前大学校长的实际角色与理想角色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因此，大学校长需要进一步关注并形成独特的教育理念，强化价值领导。大学校长应如何进行价值领导？本研究认为大学校长价值领导的核心是把握并回应新时代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其特点是提出了教育、科技与人才间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性。在新时代，大学校长应当把服务国家发展作为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提升高等教育自主人才培养质量，组织师生在科技工作中坚持“四个面向”，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靳天宇，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王拓，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惠琴，通讯作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1期
转自：“中国高教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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