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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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常宴会，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王傲蕾，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数据时代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研究”（项目号：21CKS002）的阶段性成果。
娱乐与教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艺功能定位的演进
【编者按】为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录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网首页和公众号网络首发。
摘 要
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关系问题是文艺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文艺的主导功能是政治教化，文艺是革命与建设的“齿轮”和“螺丝钉”；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关系得到调整，文艺作品开始出现了娱乐化的趋势；进入21世纪，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呈现出交织生长的特点，多方力量参与和影响文艺事业，文艺的娱乐功能相比教化功能更为明显。新时代文艺实现娱乐与教化功能的统一要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文艺作品的艺术水准。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文艺；娱乐；教化
一般来说，人们普遍认为文艺既具有愉悦身心的娱乐功能，也一定会承载某种价值观，起到政治教化的作用，分歧主要在于娱乐与教化功能的关系：二者只能侧重一方，还是能够以恰当的方式并存？这是文艺历史上的经典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泛娱乐化批判”话语在学术界广为流行，人们对何为正当的娱乐、何为过度的“泛娱乐”颇为疑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文艺工作，根据社会环境和中心任务的变化，对文艺功能的认识和定位不断深化，实际地影响着文艺发展的道路。梳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功能定位的历史，探讨不同时期的文艺政策及其现实影响，是认识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的一个有益视角。
一、娱乐与教化的功能关系问题是文艺领域的基本问题
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关系是文艺发展史上的基本问题，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对文艺的这两种功能进行了分析和阐释。一类是讨论文艺的政治教化功能，这类研究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出发，把文艺与政治当作相互独立的两个要素，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或特定历史阶段中政治对文艺的规定，如梳理建党百年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变化，基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这类研究一定程度上涉及了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尽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不直接体现为娱乐与教化的关系。另一类是根据某一文艺形式探讨文艺的两种功能，如有学者在分析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歌谣时指出，“兼有宣传教化功能与娱乐审美功能的红色歌谣，充当了中共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搭起了民众与革命意识形态联系的桥梁”。另有学者在分析当代中国大陆电视综艺节目的观念和实践流变时指出：“当代中国娱乐文化的具体形态既不是单纯是国家刚性规制和传统文艺理念的结果，也不完全是市场、行业主体和公众压力群体塑造的产物，而是融合了传统与现代、革命与市场、国家与个人等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彼此调和的混合物。”这种研究成果运用具体案例呈现了某种文艺作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其功能的方式，启发我们更为生动具体地理解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还有一类是从哲学、美学和文艺批评的角度讨论文艺发展的规律，同时评价近年来文艺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热点问题。如有学者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古代社会，艺术的原初功能就是教化，人们通过艺术来认识真理、敦厚风俗、陶冶情操，而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文艺成为一种商品，“由于失去了真正艺术的教化基础，大众的需求是低俗的，现在艺术必须反过来使自己适应这种低俗的需求。由于大众以消遣的态度消费艺术作品，文化工业对消费大众的影响通过娱乐确立起来，娱乐成了文化工业赋予艺术的新本质”。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分析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需要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尤其是要探究从传统社会到以市场经济为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对文艺的影响。学界现有研究基本上开启了有关文艺功能的所有议题，本文聚焦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艺功能定位的历史，以及文艺作品实现两种功能的方式，以此获得推动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历史教益。
理解文艺的功能需要厘清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的内涵。文艺具有娱乐、教化、动员、批判等多种功能，就文艺对人和社会的根本影响而言，娱乐与教化是文艺的两个主要功能。文艺的娱乐功能就是人们通过文艺作品愉悦身心，满足个体的精神需要，包括审美、休闲等需要。文艺给人带来的愉悦是多层次的，人们对娱乐的需求也是多层次的，不仅有欢乐的部分，在悲剧中获得震撼也是一种娱乐。文艺的教化功能是一定阶级通过文艺作品给人以思想层面的影响，获得受众对本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文艺作为精神生产资料主要受统治阶级的支配，承载着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因此文艺的教化功能是有意识地实现的。“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当然其他社会主体也会影响文艺的教化功能，譬如商业力量会在一些文艺作品中融入符合自身利益的价值观念，但是商业力量参与发挥文艺的教化功能是服务于商业利益的，对文艺的教化功能的影响通常附属于其主要利益诉求。虽然对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关系的设想有着“寓教于乐”的理想状态，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对文艺功能的定位总是有所偏向，娱乐与教化相互渗透但却不能直接等同，“寓教于乐”就是一种偏正结构，其中“教”是根本，“乐”是载体。
分析社会主义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需要追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艺功能定位的演进史。社会主义文艺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发展的结果。根据文艺功能的主要指向，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文艺发展史分为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21世纪三个阶段。革命与建设时期即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为了满足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把文艺的主导功能定位为政治教化，这种文艺功能定位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即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在政治、群众、市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文艺的功能由教化开始偏向娱乐，文艺作品的娱乐化趋势萌生；21世纪以后，一方面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阶段，另一方面我国互联网在21世纪初开始迅速发展和普及，这两个主要因素直接推动了文艺的娱乐功能愈发凸显，文艺领域出现了泛娱乐化现象，同时也有多种力量影响和制约文艺的娱乐化趋势。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社会环境、党的时代任务和人民需要的变化，党对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的认识和定位不断发展完善。总结正确处理娱乐与教化功能关系的历史经验，才能为新时代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指明方向。
二、革命与建设时期：文艺以政治教化为主导功能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的领导人就自觉把文艺确定为革命的武器，突出文艺的教化功能。近代中国社会民族危机深重，有志之士纷纷发起救亡图存运动，在这种时代环境下，文艺和民族境遇紧密相连，文艺成为当时革命者动员群众的重要工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当时的文化运动密不可分，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早便自觉地认识到文艺的革命力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根据唯物史观形成了对文艺问题的基本认识，开始在理论上阐释文艺与革命的关系，逐步确立了文艺为革命服务的方针政策。五四运动后苏联文学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开始重视文学的社会宣传作用，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领导人倡导将中国的革命同当时的文化运动结合起来，积极推动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挥新文学对革命的推动作用。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提出要开展思想方面的阶级斗争，土地革命期间党的领导人实行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就是要“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文艺纳入“革命机器”内部，明确了文艺服务政治的总方针，文艺成为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革命和文艺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阐述，确立了党在革命时期的文艺政策。“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文艺成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是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个政治逻辑上使文艺运动同革命战争、文艺工作者同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相结合，实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虽然延安时期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文艺服务于革命事业，但就其内容来看，革命文艺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精神娱乐功能。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只有被群众广泛接受，文艺才能有效传播革命意识形态，达到推进革命事业的目的。文艺服务于革命是当时党的文艺政策的核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把文艺完全政治化，文艺在推进革命事业的基础上兼顾了革命根据地群众的精神需要，尊重了文艺的自身特征和发展规律。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使一批兼具艺术性、大众性和革命性的优秀文艺作品涌现出来，在抗战中起到了思想动员、凝聚理想信念的作用，也符合广大群众的审美需要。1945年创作改编的歌剧《白毛女》是革命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作者以喜儿、杨白劳、黄世仁等经典人物形象讲述了农民反抗地主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作品风靡整个解放区，有效动员了农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延安时期党确立了文艺的“革命机器观”，在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下，文艺的政治教化功能占据了主导地位，对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文艺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文艺事业的认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文艺的教化功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郭沫若在大会上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报告，提出要深入现实生活，建设人民文艺，发挥文艺教育民众的效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领导人考虑到我国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新中国作为新生政权还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加上当时我国尚缺乏文化建设的经验，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党继续坚持了延安时期文艺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一时期，文艺作品多是展现工农兵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存在创作题材较为单一的问题。为了发扬文艺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党中央于1956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旨在促进我国科学和文艺事业的发展。“双百”方针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进程，但文艺并没有因此放松其所承担的宣传教育任务，文艺的政治教化功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文艺事业都延续了革命时期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文艺的政治色彩较为浓厚。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涌现出了《红岩》《谁是最可爱的人》《东方红》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这有利于党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宣传工作，进而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但是由于文艺长期处于政治的总体支配中，文艺的娱乐功能相对弱化，文艺更多地呈现出“去娱乐化”的特点。为了保持文艺的生机与活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70年代后期我国文艺事业着眼于时代条件开始迈出新步伐。
三、改革开放初期：文艺功能由教化逐渐偏向娱乐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领导人提出要重新认识文艺功能，党中央在这个时期调整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肯定了文艺的娱乐功能。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政治标准虽然仍是判定文艺水平的重要标准，但是文艺不直接从属于政治任务，行政命令不能横加干涉文艺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对政治的理解开始出现变化：“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无论何时何地，文艺总是会带有意识形态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文艺仍然与意识形态工作紧密结合，来反对当时社会思想领域中的错误倾向。与之前文艺作品突出阶级斗争的主题不同，改革开放后我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批判林彪和“四人帮”、同各种妨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进行斗争。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不仅重新认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肯定了文艺的娱乐功能，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特点。邓小平在祝词中指出：“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文艺工作总的口号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开放初期，党依据新的历史条件重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坚持发挥文艺的教化功能的基础上重视文艺的娱乐功能，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这就为文艺事业在更广阔天地中发展作了思想准备，也为此后党领导文艺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改革开放解放了人的思想，人民群众更加重视满足个体精神需要，为文艺发挥娱乐功能奠定了群众基础。1979年《上海文学》第4期刊发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指出了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强调文艺应该反映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艺功能定位的反思，即要求文艺应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创作者应改变创作思路以符合广大群众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体面对时代的变迁，追问人生的意义，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潘晓来信”与人生观讨论。1980年《中国青年》第5期刊发了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广大青年对人生意义的大讨论。这封信表达了当时青年的迷茫和焦虑情绪，折射出在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群众更加关注自我意识和主体状态，重视和反思个体意义和精神需要。同年7月《人民日报》亦关注了这场有关人生观的大讨论，并且给予了积极评价，称其“恢复了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好传统，很值得重视”，“为活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对这场人生观讨论表示支持，肯定了人民群众重视个体价值的合理性。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转型激发了人民群众要求满足个体精神需要的强烈愿望，为此后文艺在市场经济中凸显其对个体的娱乐功能提供了群众基础。
20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艺事业在迎合市场需求的过程中也逐渐显现出迈向娱乐化的趋势。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我国进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市场力量开始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领域中。我国的文化宣传事业被列为“第三产业”，原本由政府管理的文艺事业逐渐与市场融合，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需要经由市场中介才能到达受众层面，文艺创作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生产—消费”机制。随着电视媒体在中国逐渐普及，看电视的“客厅文化”风靡全国，电视媒体加速了文艺的市场化，电视剧、电影等产业迅速崛起。1990年，电视剧《渴望》播出，这是我国文艺转型的重要标志。《渴望》借鉴了国外电视剧的叙事方式，以北京女工刘慧芳的日常生活为主题，明确以娱乐大众为旨趣，政治宣传色彩相对弱化，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这部电视剧标志着通俗电视剧进入了中国电视剧主流。在《渴望》之后生产创作的影视作品大多开始迎合人民群众的娱乐需要，如以金庸剧、琼瑶剧为代表的港台电视剧以及后来流行的清宫戏等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影视作品呈现出以市场消费为导向多样化发展的特点。在这一热潮中，为提高收视率、获得更高的商业价值，“无厘头”式的喜剧大批出现，以恶搞、拼贴为主要叙事方式，对经典人物进行娱乐化改写。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文艺的娱乐化趋势愈益凸显，“让观众发笑”似乎成了某些文艺工作者的唯一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艺的教化功能。
四、21世纪：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交织生长
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给文艺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文艺的娱乐功能也在市场经济逻辑中不断强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文艺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有了更好的资源和环境，文艺作品的创作题材更加多样化。市场经济成为文艺发展的重要动力，各式各样的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出来，更广泛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在更加宽松包容的市场环境下，很多文艺作品更直接地回应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问题，从而被赋予了更深刻的社会内涵和现实价值，例如赵本山的系列小品就是通过具有喜剧色彩的“小人物”形象来表达人民群众面对社会进步的焦虑和期待。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文艺生产者需要挖掘各种文化资源不断推陈出新，通过更具新意的题材和内容以及精良的制作来获得竞争优势，我国一些文化生产部门也顺应这种发展趋势，突破了以宏大叙事为主的创作模式，在内容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一些文艺作品还激活了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在获得市场效益的同时提振了民族文化自信心。与此同时，文艺作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逐渐被纳入市场经济中，遵循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市场经济的逻辑是追求商品利润的最大化，当文艺作品成为商品时，交换价值就成为相当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主要追求目标。文艺生产者希望通过生产使受众最大程度获得娱乐和快感的作品，来获得最大数量的消费者，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所以，市场经济给文艺创作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强化了文艺的娱乐功能。
随着文艺的娱乐性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增强，尤其是网络文艺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这种娱乐化趋势，当下文艺领域存在过度娱乐化的风险。在市场经济中，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会尽可能地缩短流通时间来追求利润，文艺生产也逐渐地流水线化和快餐化，更注重给受众带来直接即时的娱乐体验，而放弃传递作品的深层次意蕴，消解文艺的艺术价值和教育意义。一些文艺生产者盲目地追求文艺的市场价值，存在有意降低道德标准、刺激大众感官欲望，将文艺过度娱乐化，甚至使其走向低俗、庸俗、媚俗一端。有学者认为这种倾向实质是以“去政治化”的“快乐”为表层的新的意识形态形式。“中国传统的娱乐文化的生产方式被新兴的、以单一快乐为目的的文化生产方式所替代，其政治功能因之发生重大转向：大众文化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图景被一种简单的‘快乐经济’所替代，形成了一种‘傻乐主义’的文化样式，并通过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达成隐形的政治功能。”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网络媒体的普及改变了人民群众获取文艺产品的方式，为发挥文艺的娱乐功能提供了外部条件，网络文艺成为文艺商品化和娱乐化的代表。网络平台的介入改变了文艺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催生了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络短视频等新的文艺类型。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到网络平台中，网络文艺的商业价值不断提高，为了获得更大的流量效益，网络文艺存在过度娱乐化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娱乐失范的严重问题。譬如，当前很多网络影视剧质量堪忧，制作方往往以演员颜值、狗血桥段等噱头作为吸引受众的“密码”，忽视故事内容的精心打量，导致烂片丛生。青少年在这种娱乐漩涡中更容易受到错误引导，在众多哗众取宠、内容空虚的网络文艺作品的影响下，青少年容易模糊道德界限并弱化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部分文艺工作者甚至为了追求流量抹黑国家和歪曲历史，突破法律底线，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恶劣影响。
面对市场经济对文艺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扬文艺的教化功能，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结合新的时代环境调整了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路线并制定了方针政策，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好的文艺作品应当满足人民的需要，给人民带来娱乐和审美体验，但是文艺的娱乐功能应建立在文艺作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基础上，如果任凭文艺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发展，很容易走向过度娱乐化的一端，这将是对文艺事业和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也相继发表文章，批判“宫廷戏说”“抗日神剧”等“泛娱乐化”的内容。21世纪以来，我国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思想活跃、文化交融的时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文艺作品也有了多样化需要。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部分人价值观迷失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对社会环境的新变化和文艺领域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党和国家更加自觉地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位为文艺的主要功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为了充分发挥文艺丰富人民生活、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积极作用，党和国家积极参与指导文艺事业，纠正文艺领域的过度娱乐现象，例如颁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发布《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开展网络“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等，对网络平台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进行规定和整改。在政治力量对文艺的影响和规范下，文艺工作者也会主动地将主流文化纳入文艺创作过程中，自觉发挥文艺的教化功能。
在新的历史阶段，多元复杂的力量介入到文艺的发展进程中，除了传统的政治力量和迅速崛起的市场力量，人民群众对文艺事业的参与亦成为文艺创作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与注重发挥文艺的政治教化功能不同，人民群众对文艺作品的期望更多是在道德层面发挥的教化作用，向受众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人民群众的道德诉求具有多重内涵，包括社会主义道德、传统美德、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道德等。在人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下，文艺生产者不仅需要考虑文艺作品是否能给人带来娱乐体验，还要权衡其中是否蕴含着伦理道德观念上的偏差，以保证文艺作品投入市场后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抵制。当前网络媒体的普及为人们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渠道，不仅使文艺作品时刻处于大众监督之下，文艺工作者也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道德期望。例如，当前明星偶像在艺德上出现问题，就会遭到公众的谴责，甚至直接威胁他们的职业生涯。这反映出发挥文艺的娱乐功能不能触及人民群众的道德底线，这对市场经济中文艺的娱乐化趋势起到了规范和制约的作用。进入21世纪，政府、市场、人民群众等多种力量共同影响着文艺生产，我国文艺事业出现了娱乐与教化功能交织生长的局面，但市场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艺创作的走向，娱乐功能相比教化功能更为突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泛娱乐化”现象。解决好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关系问题，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仍需进一步努力。
五、新时代文艺要实现娱乐与教化功能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的关系几经变化。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文艺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一直都有明确定位。正是由于党对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的能动认识、着眼于历史条件变化合理调整文艺政策，我国文艺事业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
首先，党的领导是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统一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把文艺工作纳入党的事业中来，虽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区别，对文艺功能的理解也几经转变，但是党领导文艺工作在本质上指向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延安时期毛泽东把文艺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团结和教育人民以树立革命理想，推动了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改革开放后，党着眼于时代变化不断调整文艺政策，使文艺在满足人民更高的精神追求、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过去也会存在建设经验不足的问题，但是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一致，既着眼大局发挥文艺的教化功能，也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需要，肯定文艺的娱乐功能。党是在遵循文艺特征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努力营造健康的文艺生态，尤其在市场经济主导文艺生产的背景下，党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力量，这种力量具体化为规定、意见、条例等形式，保障文艺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样才能实现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的统一，使社会主义文艺真正为人民服务。
其次，以人民为中心是发挥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的基本立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文艺政策几经调整，始终不变的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原则，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发挥文艺的教化功能必须以满足人民需要为前提，这就需要允许多样化文艺作品存在，肯定文艺的娱乐功能。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文艺应当以高级的艺术形式表达现实生活的矛盾与理想，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发挥文艺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作用。人民群众除了娱乐需求，还需要必要的价值引领和精神激励，通过优秀的文艺作品获得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指引，将生活中的挫折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艺创作的旗帜。明确文艺的政治立场是发展文艺事业的关键，文艺作品必然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主张文艺“去政治化”其实也是一种价值倾向。在过去的文艺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发挥文艺的意识形态教育作用，事实证明承载正确价值观念的文艺作品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旗帜，指引文艺作品发挥应有的教化功能，也为文艺的娱乐功能标明界限。面对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文艺工作者应该认识到，在文艺创作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脸谱化的生产和传播，应当通过艺术作品给人带来深刻的思考。在网络媒体繁荣发展的今天，不仅文艺作品需要接受公众的评价，相关的文艺工作者也置于舆论的“聚光灯”下，这要求文艺工作者不仅具备优秀的创作能力，“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更应身体力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最后，提高文艺作品的艺术水准是实现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统一的技术要求。建构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必须澄清一种偏见，即认为提出政治要求有损作品的艺术性，文艺侧重教化就会降低作品质量。其实不然，很多文艺作品以一种解构政治、娱乐大众的面貌出现，看似新鲜和轻松，但由于它们丧失或放弃了向受众传达某种深刻思想的目的，作品内容会显得空虚和轻浮。当然，如果把“教化”当作一种行政考核指标，要求文艺必须以某种方式实现教化，不遵循文艺工作的规律，也会伤害文艺的艺术性，走向另一种极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发展历程来看，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不是对立的，无数的作品既体现出社会主义的立场，又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正是二者的结合，使得文艺作品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实现了教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能教化又能娱乐大众，并且会给后人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因此，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提高文艺作品的艺术水准是实现文艺的娱乐与教化功能的根本着力点。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3年第1期
转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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