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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锋 | 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2023/3/24 9:56:20  阅读:102 发布者: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者简介

王海锋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资料整理及研究”(项目号:21&ZD047)的阶段性成果。

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编者按】为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录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网首页和公众号网络首发。

 

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在一定意义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总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变革与理论创新的辩证互动中实现思想创造的历史。在新时代深刻领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哲学命题所蕴含的时代内涵、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需要回归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语境,探索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之间的辩证互动,全面呈现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在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的辩证互动中所作的理论贡献。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必将为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和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贡献思想智慧。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哲学理论创新史的视域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哲学命题,是继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后的又一重大哲学命题。深刻理解这一重大哲学命题所蕴含的时代内涵、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需要回归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语境,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之间的辩证互动,全面呈现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的历史性的理论贡献,进而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贡献思想智慧。

一、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互动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大体源自两个维度的源动力:一是实践变革中重大现实问题的破解需要理论创新为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理论自身在发展中面临重大的理论困难,需要在思维的跃迁中实现理论的创新。但总体上说,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想的创造,往往是这两个原动力,即实践变革逻辑和理论创新逻辑的辩证互动的结果。站在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中,我们更能真切地体会到,“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变革的逻辑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逻辑辩证互动,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变革的逻辑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逻辑互动,最初体现为实践所遭遇的重大现实问题,即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怎样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最终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笔者看来,这一实践归根结底就是“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倘若我们将“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总问题置于历史之中就会发现,其实践性体现为: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强调“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聚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最终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等。上述道路的选择、探索、开辟、拓展、实现等等,归结起来就是党的二十大所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总问题的探索与实践,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整个历史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并最终指向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例如,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就集中地体现为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既不能照搬苏联以重工业发展推动现代化的道路,也不能照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现代化道路,而应积极借鉴西方经验,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明智并富有远见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生产力层面,我们从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在人民生活层面,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在国家发展态势上,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让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综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探索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探索与实践。这一无止境的伟大探索与实践构成无止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

实践要取得突破性进展,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科学理论的指导为实践的突破进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理论自身的创新发展。笔者认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总问题的伟大探索与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助力这一伟大探索与实践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实现了“中国化”和“时代化”。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在于满足了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恰恰是在这一理论满足国家需要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激发了自身的思想活力,由“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升华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谱写了哲学理论创新的新辉煌。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变革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理论创新本质相关。在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中,这一点尤为明晰。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历届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聚焦“如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蕴含着重要哲学理念和重大哲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以及体现为“一体多样”思想格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创立了体现着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凡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中总是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凡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中总是蕴含着重大的现实问题。重大现实问题的破解需要重大理论的创新,重大理论的创新必然为重大现实问题的破解提供科学指南。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以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根本路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的形式介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探索与实践之中,将现实中的问题转化为哲学中的问题,聚焦重大时代性课题,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从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中,我们可以更为明晰地看到,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变革的实践逻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逻辑互动、交织的背后,折射出伟大实践的推动者和伟大理论的创造者在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中所作出的贡献,即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展开对作为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哲学问题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和探索,实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表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二、问题意识自觉与主体性自觉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是哲学研究者以个性化的风格、民族性的形式和时代化的内容以及人类性的关怀所作出的思想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学术品性决定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必然是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在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中,在回答“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所实现的哲学理念创新和思想创造。在这个意义上,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在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中展开理论创新的历史。具体来看,这一理论创新的历史逻辑和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历届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在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探索与实践。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成为近代中国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性思想,马克思主义由此与中国的现代化建立起根本性关联。为此,历届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道路上作出了卓越的哲学理论贡献。这一贡献首先体现为一种理论的自觉,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只有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由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原则性构成党的理论创新的指导方针。依据这一指导方针所创造的包括“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历史观”等在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东方。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一伟大转折不仅体现在实践层面,更体现在理论层面。在思想解放与解放思想、伟大实践变革与重大理论创新的互动中,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总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所蕴含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个有利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哲学命题和创新理念,丰富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和时代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问题是时代的格言,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哲学层面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诸多富有时代内涵、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的重大哲学命题和哲学理念,创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探索和实践中,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探索,特别是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切都是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的结果,是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辩证互动的结果。

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以学理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学术的方式介入重大现实问题观照,以现实活化理论,以理论照亮现实,创立并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聚焦“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解放思想与思想解放中打造标志性概念,提出重大哲学命题、展开哲学论争、进行方法论创新,实现了哲学理论和哲学理念的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聚焦“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学理上讨论“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例如,李大钊对“进化论与理性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讨论、陈独秀对“进化论与现实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分析,都使得中国近代哲学从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继而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杨匏安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唯物史观转向辩证法认识论,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指导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聚焦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规律、方法和基本范畴、概念,讨论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及它与具体到抽象方法的关系,真理的阶级性、客观性、检验真理的标准及相对真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桌子的哲学’,部分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及表现形式,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划分阶级的标准,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两者的辩证运动规律,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问题。表面上看,这些讨论所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基础性问题,但实际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事关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力图以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为现实的变革提供思想资源的理论求索。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和“中国式现代化”开创问题,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语境,开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所蕴含的现代化理论,对“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内涵”“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实质及其内容”“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旨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现代化道路的哲学表达”等问题展开研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涉及的“现代性”理论及其思想展开分析;揭示中国传统哲学、西方近现代哲学等各类哲学理论中所蕴含的现代性思想资源,等等。上述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背景中,聚焦各类现代化理论所展开的研究,其价值意义在于,“重新理解和审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及其旨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线及其理论旨趣、中西方各类哲学理论的思想内涵及其时代意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和推进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一种具有中国特色、时代内涵和思想内涵的自主的现代化理论正在形成。

上述理论探索表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哲学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变革和理论创新,离不开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在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中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我们看到,围绕如何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与学术思想的创造,共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具有深湛哲学修养的领导人和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家持续合作,共同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相信,这种紧密合作不是暂时的,而是持续的,它必将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必将贯穿谱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整个历史进程,所形成的哲学理论成果必将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构建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

黑格尔指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哲学发展的历史亦是证明,只有成体系的哲学理论,才能成为科学并真正指导人类的实践。在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中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要完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党的中心任务,就必须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

梳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们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理论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哲学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每一重要历史阶段,哲学理论的创新直接推动了重大现实的变革,重大现实的变革直接促成了哲学理论的创新。“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这表明,要真正完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就必须在揭示这一重大哲学命题蕴含的时代内涵、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的基础上,在方法论自觉中以“哲学史”研究范式为切入点,梳理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反思的哲学史,勾勒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逻辑与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创新的思想逻辑之辩证互动的学术图谱,不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匹配、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

在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中,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在革命、建设、改革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已经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作出了充分的理论储备和方法论准备,这必将为我们进一步的讨论提供思想指南和方法论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最先基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在既有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等创新性标志性的概念和重大哲学命题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方位中,重新对此加以创造和发展,相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并在不同的语境和逻辑中加以阐释。具体而言,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五个文明”的辩证关系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得益于“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则就是“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新道路。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辩证关系中,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一种地域性的创造,而是具有世界意义和文明价值,是蕴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代化道路的创新。三是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辩证关系中,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尤为重要的是,全面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和本质要求。例如,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所展开的理论创新,丰富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的思想内涵,构成了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新时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贯彻领会党的纲领性文献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守正创新对其所蕴含的时代内涵、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展开了深入阐释,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反思中实现了学术理论的创新,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基础,让这一富有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因植根于深厚的理论而行稳致远。例如,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与推进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传承中华文明的内涵与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创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底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等重要议题展开了研究,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之理论内涵的认知,拓展和丰富了其时代内涵、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为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提供了思想指南。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在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中所实现的丰厚的文献积累和思想积累,为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作了充分的理论储备。理论创新的号角已经吹响,“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实践证明,要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基于农业社会发展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不能也不可能纯粹依赖于基于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哲学理论,不能也不可能凭借做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搬运工”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而是必须总结既有的理论成果,在文献积累和思想积累的双重维度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构建起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及其知识体系。

四、结语

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表明,哲学史不仅是思想性的历史,更是思想把握现实并推进现实变革的历史,是以现实活化理论和以理论照亮现实的历史。我们站在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域中,就会更为真切地感受到,在一定意义上,“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原则性构成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实践目标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总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在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辩证互动中,在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的辩证互动中,逐步提出了蕴含着时代内涵、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的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主张,我们迫切需要在总结既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知识化”“体系化”的形式使之“科学化”。

“每一种理论学说,都要表现为一定的体系并以体系的方式而存在。体系是内容以范畴形式的逻辑展现,它属于理论内容的形式方面。”新时代历史使命需要我们在梳理既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理论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学理性的现代化新理论,探索出具有规律性的现代化新实践,在新理论与新实践的辩证互动中,以体系的范式呈现既有哲学理论创新的成果,真正构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建构面向世界的体现中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其目标所指的是“呈现以清晰的概念和范畴为支撑的有思辨力的哲学理论,反映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艰辛历程和实践经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照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这一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变革逻辑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创新逻辑之间的辩证互动及其历史规律;二是总结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之辩证互动的经验和规律;三是积极借鉴马中西等各类哲学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在思想的“对话”中促进理论创新。我们相信,通过上述努力,一种基于既有学术积累,体现时代精神,具有时代内涵、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的中国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必将得以建立。

新时代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匹配、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必然是在历史的出场逻辑与思想的出场逻辑的辩证互动中,在体系意识出场与问题意识登场的辩证互动中,在哲学思辨重生与现实观照觉醒的辩证互动中,重塑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的自我。这将意味着,我们要在方法论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中打造标志性的概念、创造或发明重大哲学命题、展开学术争鸣,进行学术理论创新和知识体系的新塑。与此同时,我们应深切地意识到:“当代中国学术正面临‘四个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局面与现实境况:仅仅依据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教条式地解释现实问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仅仅依赖于译介某位西方思想家的名著来抬高自身学术地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仅仅依靠一门学科自身的力量来破解中国问题乃至人类问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仅仅局限于‘中国之内’而罔顾世界乃至人类重大问题的学术研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而,构建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应意识到当代中国哲学所处的“四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境遇和历史处境,重新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活世界的实体性内容”的观照,总结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在传承中华文明、借鉴人类文明、拓展文明的中国向度中,在哲学研究者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的辩证互动中创造主体性、原创性的哲学思想。这一思想创造的成果必将为完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这一中心任务提供思想智慧,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3年第1

转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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