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董树彬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研究”（项目号：21FKSB033）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与世界贡献
【编者按】为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录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网首页和公众号网络首发。
摘 要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土生土长、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同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切党群关系、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现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同发展，有效避免了西方民主固有的弊端，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选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文明贡献了中国方案，也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选举民主；
专门协商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不仅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还要为人类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逐步强起来的中国理应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有着本质区别。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切党群关系、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推动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繁荣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入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强调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不仅丰富了人类社会民主的形式和内容，还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方案，也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土生土长、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内蕴着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传统文化基因，源自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艰辛探索与长期实践。这一民主形式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成果，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
（一）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坚强领导，确保协商民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从世界各国所选择的民主形式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不仅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最大的独特优势，也是其最为本质的特征。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使得中国协商民主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从而充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而且是全面意义上的领导。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才实现了从实践形态到理论形态再到制度形态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形式，是人民群众实现广泛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在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的保障下，与选举民主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协商民主形成和发展的根与源，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人民政协进行广泛协商建立了新中国，标志着中国协商民主制度正式形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长期存在并实践于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之中。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就曾提出了“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到党的十八大，正式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形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入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积极推动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实现了大繁荣大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于2015年印发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国协商民主发展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收获了宝贵的经验。
（二）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的作用，确保了人民群众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独特优势还体现在协商民主能够密切党群关系，一方面通过协商民主实现了党的重大决策来源于人民群众，让各项决策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另一方面借助协商民主确保了人民群众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提供了重要方法与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一基本定性。”可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密切党群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借助于协商民主能够实现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上情下达和基层群众利益诉求的下情上达。
在涉及大政方针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处于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借助于协商民主，在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和局部利益，以此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与部分群体特殊利益的兼顾。“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前和决策之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来决定和调整我们的决策和工作，从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使我们的决策和工作更好顺乎民意、合乎实际。”如今，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要聚焦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要通过各种途径、渠道、方式进行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要拓宽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基层组织等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政治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等多种协商形式，不断提高协商民主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人民群众通过广泛协商，实现了有序政治参与，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建立起有效的上下沟通渠道，从而有效化解了人民内部矛盾与利益冲突。
（三）彰显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保障作用，推动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拥有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的支撑和保障，从组织机构上确保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得以常态化运行。正是依托这一专门协商机构，才得以实现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所共同完成的伟大创造。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广泛协商宣告新中国的成立。1954年，全国人大召开后，人民政协成为专门协商机构。此后，人民政协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始终作为专门协商机构而存在，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供了协商平台，也为人民政协各界别内部之间和政协委员之间提供了广泛协商的渠道。进入新时代，人民政协在中国民主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这将有利于人民政协更好地发挥科学民主决策作用。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性质定位有效推动了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是“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广泛协商、凝聚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发挥着示范与引领作用，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作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推行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为党政机关科学民主决策搭建了重要平台。在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的示范下，省市县各级政协也上行下效，进行相关协商实践。这充分保证了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协商实效。
（四）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形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协商民主体系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丰富的理论和长期的实践，形成了完整而立体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现了大发展和大繁荣，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就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所谓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广泛发展，是从横向而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横贯“四大班子”，即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政党协商是中国协商民主发展进程中，历史最为悠久、实践最为丰富的协商民主渠道；政协协商得益于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的保障作用，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渠道。新时代呼唤新作为，在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双核驱动下，协商民主的实践效应逐步溢出，延伸至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使得协商民主成为党政机关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方法和手段。所谓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多层发展，是从纵向而言，协商民主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还下沉到社会层面、基层层面、公民层面。社会协商对话、基层协商民主、公民网络协商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形式。顺应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大繁荣和实践大发展，中共中央先后印发了一系列指导意见，如：《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因此真正做到了有章可循、有制可依，实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建立完整而立体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协商民主应该是全方位的，不能局限在某一方面，全国上上下下都要积极广泛地参与。人民群众是我国协商民主的主体，关乎民生利益的重要事务主要发生在基层，因此，构建合理有效的基层协商渠道，建立联系民众并使其积极参与的基层组织尤为重要。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原则，在涉及民生福祉的重大决策时广泛听取民意，通过各种渠道、层面与民众进行沟通，使其真正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务，从而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真正发挥实效。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超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经济成就，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背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支撑和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有效克服了当代西方民主形式的固有弊端，共同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西方民主理论的困境与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
西方民主理论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有其固有的优势和特有的价值，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通过票决而实现的选举民主。选举民主能够保证多数决定，满足多数人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进而保证国家按照多数人的意愿和选择有序运行。这就是西方选举民主得以存在的奥秘所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选举民主逐渐显现出内在的固有弊端。选举民主不是万能的，西方民主正在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尝试用协商民主来弥补选举民主固有的缺陷。
西方选举民主是一种间歇式民主，除了几年一度的大选，其余时间便进入休眠期。这种选举民主尽管实现了一人一票，但是公民行使投票权，只能等4年或5年一次的大选年才能发挥作用。公民有权通过投票选出领导人，却没有权利干预被选出的领导人所推行的施政方针。这也是西方选举民主长期固有并且难以克服的顽疾。对此，卢梭早就意识到，英国人对自由的认识是有误解和偏颇的，甚至是大错特错的。他们自以为是自由的，实则不然。事实上，他们所拥有的自由是阶段性、暂时性和工具性的，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可见，在西方国家，公民有的只是投票权，短暂的投票过后，无论是国会还是整个国家，便长期处于政客们的把持之中。政客们大多不会顾及投票人的利益诉求，公民所能选择的只是在下次投票时作出另外的选择。西方民主日趋成为少数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的权力游戏。可以说，“选举不制定政策，选举只决定由谁来制定政策；选举不能解决争端，它只决定由谁来解决争端”。在周而复始的西方选举民主中，人们发现无论哪一个政客上台执政，都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普通大众的利益，这是由资本逻辑决定的。近年来西方社会投票率不断下降，个别国家或地区在大选之日，参加投票的民众甚至都没有超过半数，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一般只有40%，而党内初选的投票率一般只有25%到30%。
西方学者正是为了弥补西方选举民主在现实中固有的弊端，在理论上提出了将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一种有益补充。西方协商民主植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之中，建立在长期以来形成的选举民主之上，在设计上试图弥补选举民主的固有缺陷，从而实现对西方民主的升级换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首次提及“协商民主”一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方协商民主理论逐步完善，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萌芽与提出，约瑟夫·毕塞特等学者提出“协商民主”的概念；二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初步形成，哈贝马斯、罗尔斯等学者对协商民主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三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成熟，詹姆斯·博曼、约翰·德雷泽克等学者将西方协商民主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民主理论；四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经验化转向，西方学者对西方协商民主已有实践进行叙述性介绍和经验性总结。总体来看，西方协商民主更多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学术研讨的阶段，尽管学者们也广泛呼吁和积极推动，但是西方协商民主实践仍只局限在一定范围内。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作为选举民主有益补充的协商民主，都是维护资本的工具和手段。西方民主无论形式上怎么“变脸”，始终都是为资本服务，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利益。
（二）中国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理论超越了西方民主理论困境
尽管部分西方学者尝试从理论上提出并设计协商民主来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但是在西方鲜有协商民主的大范围具体实践，而在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与选举民主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新的选择。
作为中国式民主重要构成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二者相得益彰、相互补充、协同发展，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实践典范。1949年人民政协的建立同时也代表着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人民政协完成了协商建国的历史重任，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弥补了全国人大尚未召开的政治缺位。在这一阶段，协商民主成为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民主形式。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后，选举民主在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中亮相，但是协商民主并没有退出中国民主政治生活的舞台，而是立足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同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我国，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方面，“人民同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国家机关的权力，都来自于人民代表大会；追根溯源，都来自于人民”，充分保证了人民拥有民主选举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示范引领作用，保证了人民的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主渠道和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有效实践社会主义民主，充分保证了公民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一完整的民主制度程序使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以及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可见，中国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理论克服了西方民主固有的间歇性票决弊端，让民主无时不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相互补充融合，引领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坚实的民主制度保证。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对人类社会民主理论的新发展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构成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超越了选举民主的范围，充分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确保了人民群众广泛持续的政治参与。在西方民主话语体系中，民主就是选举民主，民主权利就是投票权利。这种只强调投票权利，把选举民主作为衡量民主优劣的主要标志，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形式民主，背离了民主的本质。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选举不能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尽管选举民主在整个民主构成中地位重要，但并不是全部。中国式民主是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依法保障了人民的选举权利，还充分保障了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者存续相依、不可偏废，构成民主程序的完整闭环，让民主真正成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从而确保了人民群众广泛持续的政治参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构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渠道。民主的实现不在于采取哪种形式，而在于确定其真正的意义。在中国，“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人民政协为中国式民主持续而广泛的超时空运行提供了重要渠道和组织保障。正是有了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的坚实组织保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才能持续地发挥作用，让中国协商民主超越时空的限制，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
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而且还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拓展与升华的过程中，创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完整制度程序和政治参与实践，有效弥补了西方民主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走向民主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持之以恒的追求。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逐步强起来的中国要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帮助。其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富了人类社会民主的形式和内容，尤其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担当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己任。寻根溯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得以建立，离不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人民走进了新时代，还要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中国贡献。
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得益于中国得天独厚的制度优势，尤其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中国式民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超越了西方民主制度。一方面，得益于在中国选举民主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让民主无时不有，在形式上超越了西方选举民主的局限。“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另一方面，中国式民主拓展了精英民主的范围，通过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让民主走向人民大众。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有事协商、遇事协商、做事协商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作为实现大众民主的协商民主，扩展了民主的范围，让民主无处不在。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不仅是中国式民主发展和民主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选择。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在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同时，不会刚性地输出中国民主模式，尤其是避免像西方国家那样把自己装扮成救世主到处输出自以为是的所谓的“普世民主”。
总而言之，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担当。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民主实践中的伟大创造，超越了西方民主的局限，为世界民主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尤其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文明提供了新选择。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丰富了世界民主形式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打破了西方民主话语垄断，丰富了世界民主形式。长期以来，一部世界民主发展史似乎完全是西方民主发展史。从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到近现代英美民主，西方国家始终把持着民主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通常把西方民主奉为圭臬，更将是否实行西方民主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标准。通常情况下，西方国家把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视作民主国家的标配，倘若某一国家不符合这一标准，将被踢出民主国家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民主实践中，创造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其中极具中国智慧的便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长期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民主理论诠释话语权的长期垄断。当前中国所创造的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得益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是实现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伟大创造。“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造福于人民，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这就是最好的民主。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性就在于，政协协商民主同人大选举民主协同发展，在政协协商民主与人大选举民主长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两会制”。“两会制”成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融合发展的实践典范，成为中国每年一度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民主盛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有性体现在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政治协商的重要组织保障，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到性体现在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超越了民主的时空限制，实现了协商民主与群众路线的完美结合，让民主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方法，彰显了中国式民主的独到性。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不仅为化解世界矛盾与争端贡献了中国智慧，而且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处于同一个世界，因而要在世界范围内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和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时，各个国家在考虑本国发展和利益的同时，也要顾及整个世界发展并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与合理关切，从而最大程度地寻求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需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借助于协商对话来化解世界范围内的争端与分歧。关于协商民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各国只有在相互尊重、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协商，才能更好地避免冲突与战争，从而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可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蕴含着和谐而柔性的中国协商智慧，为化解世界矛盾与争端提供了新思路。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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