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郭力源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杨雨馨
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恩格斯劳动与休闲思想对美好生活实践研究的若干启示——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阳光计划”项目“美好生活视域下青年休闲消费的价值引领研究”（项目号：20YG42）的阶段性成果。
【编者按】为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录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网首页和公众号网络首发。
摘要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通过批判工人在“高强度”“强制性”的异化劳动和“肉体享乐”“没有远见”的异化休闲中逐渐非人化的现实，指出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不公平的竞争、不公正的制度、不平等的教育，隐于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工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丧失。恩格斯在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生活状况考察中所生成的劳动与休闲思想，有利于认清新时代劳动与休闲在美好生活实践中的地位，劳动与休闲新表征下的异化本质，以及劳动与休闲异化的破解路径，对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实践的“劳动—休闲”双重研究视域、分析模式、实践理路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恩格斯；劳动；休闲；美好生活；工人阶级
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因此，立足世界变化的永恒性，把握劳动与休闲对人民生活质量影响程度之变，以及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劳动与休闲样态之变是美好生活实践研究的关键内容。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对工人劳动与休闲异化现象、危害及其成因的考察，呈现出劳动、休闲与生活状况间的关系。这对把握现实世界之变，开启美好生活实践研究的劳动与休闲双重考察视域，劳动与休闲统一于美好生活本质的双重分析模式，以及劳动与休闲推动美好生活实践的双重实践理路具有现实意义。
一、恩格斯劳动与休闲思想的出场：开启美好生活实践研究的新视域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恩格斯对不同行业工人现实生活的批判为主题。其中，“劳动”在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劳动环境和劳动时间的研判中呈现显性状态，而“休闲”则隐于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体格、智力和道德水平的分析之中，二者一显一隐，相互统一。对当前美好生活的实践研究而言，恩格斯从劳动与休闲双重视域对英国工人阶级现实生活状况的考察，有利于打破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单一研究维度，进而将劳动与休闲同时作为美好生活实践研究的视角。
（一）当前美好生活实践研究视域的单维倾向及其消极影响
回顾以往关于“美好生活实践”的研究成果可知，学界大多基于“劳动”视域展开对美好生活的实践探究。一方面，从需求角度指出，“基本生活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跃迁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使劳动主体摆脱外在必然性束缚，将劳动变为“生存”“生活”的第一需要，实现体面劳动，保障人的劳动幸福权是推动这一跃迁实现的路径；另一方面，从供给角度阐明，劳动创造了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物质和精神资源，使人在自我确证中收获幸福感与获得感，从而不断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目标。可见，不论是从需求角度，还是从供给角度研究美好生活的实践问题，学界基本达成了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共识。不容置疑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以及描述未来社会的自由劳动样态中阐明人的解放理论。因此，自由劳动不仅是创造美好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而且是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载体，是推动美好生活实践的重要维度。
然而，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我国休假制度的完善使人们获得了日渐丰富的自由时间和物质基础，休闲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评判生活是否美好的关键指标之一。因此，忽视休闲在美好生活建构中的关键地位，将不利于整体和系统推进美好生活实践研究。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数量庞大但质量参差不齐的各类文化产品，以及交相碰撞的各类社会思潮正通过传统与现代传播渠道迅速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给人们的休闲生活带来诸多挑战。因此，在美好生活实践研究中，若无视休闲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资本与技术合谋下的泛娱乐化问题，将扭曲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美好”生活的价值判断，使休闲成为背离美好生活的实践活动。
可见，伴随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美好生活实践研究不仅要继续以劳动为主要研究视域，而且也应将休闲纳入考察范围。通过开启劳动与休闲的双重研究视域，科学把握劳动与休闲对人民生活质量影响程度之变，从而推进美好生活实践的整体性研究进程。如果说客观环境的变化是开启美好生活实践研究双重视域的现实要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彰显的劳动与休闲思想则为之提供了理论支撑；他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劳动与休闲活动的研究，在阐明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同时，证实了美好生活实践研究中“劳动—休闲”双重视域开启的合理性。
（二）恩格斯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双重维度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对不同行业工人现实生活状况的考察从显性维度“劳动”和隐性维度“休闲”同时展开。虽然二者一显一隐，但其并非判断二者重要程度的标准。因为，恩格斯对工人生活状况的研究不仅将二者同时纳入考察视野，而且在文本中多次指出二者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
就显性维度“劳动”而言，恩格斯主要从劳动环境和劳动时间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恩格斯将“技术发展水平”和“工厂生产间”作为摹写英国工人劳动环境的关键切入点。一是对作为构成劳动环境的技术因素展开分析。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导言”部分，恩格斯剖析劳动者如何因技术的发展失去“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的问题，并在《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章及之后的章节中指出，资产阶级获得改进机器的全部好处，却使工人陷入竞争日渐激烈且男女混杂的劳动环境中。这不仅使工人的“工资随着机器的改进而普遍降低了”，而且把工厂变成了“地狱的真正入口，城市中的大多数妓女都是工厂造成的”。二是对作为劳动环境直接体现的生产间状况的侧写。恩格斯指出工厂的空气是“污浊、潮湿而且经常是闷热的”。纺纱和纺麻工厂里“飞舞着浓密的纤维屑”，衣料漂白车间充满了“氯气”，打磨车间弥漫着“大量灰尘状的、极细微的、有尖锐棱角的金属屑”，陶器磨光工房的“空气中充满了微细的矽土尘埃”，给工人身体健康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另一方面，恩格斯从“绝对劳动时间”和“相对劳动时间”两个角度探讨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情况。一是通过引用地方报告和医疗证明指出，工人不仅纵向劳动时间被迫延长，而且横向劳动时间同样被拉长，即成为工人的起始年龄拓展至极限，“孩子们开始在工厂里工作间或是从五岁起，有时是从六岁起”；成为工人后每天的工作时长延伸至极限，除吃饭时间外每天工作时长达十六小时，在实行夜工制后，甚至每周至少有几次一连工作三四十个小时。二是伴随机器的普遍使用和不断革新，工人因劳动紧张程度的提升而导致其相对劳动时间延长。在恩格斯引用戴·巴莱爵士的话中可见，工人“必须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活动适应于由均匀的无休止的力量来发动的机器的运动……必须在长得不近情理而且每一个间隙都迅速地互相衔接起来的时间内保持站立的姿势，……除了吃饭就没有一分钟的空闲……”简言之，资产阶级除了尽可能地增加工人劳动时间的长度，还增加了其密度，通过劳动绝对和相对时长的提升实现资本的增殖。
就隐形维度“休闲”而言，恩格斯通过对工人的体格、智力和道德水平的探究表明工人阶级的休闲状况与特征。一是工人的体格渐弱，恩格斯通过查阅大量报告发现，在相当多导致工人健康恶化的因素中“首先是酗酒”。一天劳累之后，工人在自由时间内通常选择酗酒使自身暂时忘却生活的压迫并满足社交的需要。虽然酗酒增加了工人感染疾病的风险并使其精神遭受毁灭性的影响，但酗酒作为逃避苦难的休闲活动已在工人阶级中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二是工人的智力欠佳，通过恩格斯引用《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可见，工人阶级因缺少教育或者所教内容完全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而使工人“愚昧无知”，并陷入酗酒、赌博、纵欲等异化休闲之中。一位长期做教育统计工作的牧师也表示，“年轻人一到星期日就整天待在街上，掷钱赌博或唆使狗打架；他们常跑小酒馆，在那里和情人消磨时间”。三是工人道德水平较低，恩格斯认为，除学校对工人道德教育的缺失外，“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周围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一方面，强制劳动使工人“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因此，蔑视社会秩序并使休闲成为毫无顾忌地释放自身欲望的过程就必然成为常态；另一方面，人口的集中使萌芽状态的罪恶通过消极的休闲活动迅速传播。用恩格斯引用艾利生的表述来说，“正是在大城市里，恶习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
可见，恩格斯通过对工人阶级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和超越极限的异化劳动批判，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劳动已成为束缚甚至毁灭人的力量，而不是满足人的第一需要和承载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在对工人阶级休闲状况的隐性分析中清晰表达了工人的休闲活动并没有使其身心发展，而是被进一步摧残。此外，在以劳动和休闲作为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双重维度中，恩格斯从反面指出二者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互统一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即被异化劳动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工人必然会通过异化休闲使自身“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在异化休闲所带来的暂时“快乐”中工人也容易熄灭对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从而使劳动异化难以消失。总之，正是在二者的相互影响中，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长期处于非人境地。
（三）开启美好生活实践研究的“劳动—休闲”双重视域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分别从劳动和休闲两个维度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展开考察，表明休闲作为自由时间内工人的“自愿”选择，其与劳动共同构成反映并成就其生活样态的实践活动。而且二者相互统一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决定了二者是评判个体生活质量的整体，缺乏任何一方的探究都是对人生命活动的不完整认知。因此，新时代美好生活实践研究应全面开启“劳动—休闲”双重视域。
一是恩格斯从劳动与休闲的视角对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分析清晰表明，劳动与休闲作为人的重要实践活动，是对现实的人的生活样态的反映与承载。不论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还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中皆可发现，在阶级社会，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因为资本增殖所产生的异化力量，不仅使无产者的生活变得粗鄙，而且使被利润所奴役的有产者的生活同样处于背离人全面发展的样态。但伴随阶级对立的消失，“劳动时间本身——由于限制在正常长度之内，其次，由于不再用于别人而是用于我自己——将作为真正的社会劳动，最后，作为自由时间的基础，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更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个人将在劳动中摆脱特殊活动范围局限，在休闲中挣脱物化的纠缠，在实践活动中避免与他人的争斗，从而使自身生活指向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劳动、休闲与美好生活的内在一致性决定，立足当前历史发展条件，完成对劳动与休闲现状的批判与超越是美好生活实践研究的重要视域。
二是恩格斯劳动与休闲思想为破除劳动与休闲关系的狭隘认知提供了理论武器。劳动与休闲之所以能共同成为美好生活实践研究视角，源于劳动与休闲是决定个体生活状况的实践统一体。任何关于劳动与休闲关系的狭隘认知都将阻碍“劳—闲”双重视域的开启。但纵观整个人类思想史，不论是古希腊时期将休闲作为生活的目的，强调休闲的价值高于劳动，还是近代以来视劳动为财富的源泉，而将休闲作为生活的附属，劳动与休闲这组对应范畴“一直以分离、对立的形式被论及”。避开劳动阶层与有闲阶层的主体分离不谈，仅就内容层面而言，关于“劳动是休闲的基础，休闲是劳动的补充”的狭隘认知普遍存在。虽然对劳动与休闲关系的狭隘认知在强行分工不能完全消灭之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任何僵化的观点都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违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劳动与休闲背离个人意志所造成的个人生活非人化的批判，充分体现了对二者关系的狭隘认知必然造成二者异化问题的加剧。因此，美好生活实践研究需要在现实的历史中不断扬弃对劳动与休闲关系的狭隘认知，将二者作为相互融合统一的人的自由实践活动而展开探索。
二、恩格斯对劳动与休闲异化的批判：开启美好生活实践困境分析的新模式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劳动与休闲的同时出场全面描摹了工人生活的客观状况，然而，恩格斯对其考察的目的不是停留在表征描述上，而是力求唤醒工人对劳动与休闲异化及其危害的认知，从而使工人阶级产生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意识。因此，恩格斯在观察工人日常生活的过程中，系统阐发了工人劳动与休闲背离其本质的特征及其对工人生活的消极影响。对美好生活实践研究而言，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劳动与休闲异化的表征及其危害的分析将为全面反思新时代美好生活实践困境具有重要价值。
（一）当前美好生活实践困境分析模式的缺位及其建构意义
梳理近年来关于美好生活实践研究的成果可知，学界从劳动与休闲视角对美好生活实践困境的直接探究不足，间接分析虽存在，却呈现出两种倾向。
一是基于“劳动—休闲”视域，集中探究美好生活价值目标而非美好生活的实践困境。例如，有学者将劳动与休闲作为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核心范畴来解读美好生活的意涵，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与休闲异化的批判阐明人的解放问题。虽然，通过劳动与休闲的辩证统一关系解读美好生活价值意涵，为美好生活困境分析提供了目标参考，但就美好生活的“实践”而言，有必要在认清“劳动—休闲”与美好生活关系的基础上，对劳动与休闲的现实发展样态及有违美好生活本质的表征展开进一步的考察，以提升其现实针对性。
二是聚焦美好生活的实践困境分析，却以劳动或休闲的分立视角展开。例如，有学者从劳动视角指出劳动内生动力的不足，劳动价值论与幸福论的失落是美好生活实践推进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也有学者从休闲视角指出自由时间的滥用，休闲活动的伪个性化倾向是当前生活背离美好的具体表现。不可否认的是，探究当下劳动或休闲异化的新表征，对个体客观认知美好生活的实践困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忽视劳动与休闲的辩证关系，将作为构成人的日常生活的重要实践活动孤立而论是对美好生活实践困境的片面分析。因此，有必要将劳动与休闲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相互固化问题纳入研究内容，从而构建美好生活实践困境分析的“劳动—休闲”整体框架。
综上可见，当前学界关于美好生活实践困境的研究多以间接研究为主，且研究倾向或以意涵探究为重而缺乏对现实的观照，或以现实考察为要却缺少对劳动与休闲关系的分析。这表明美好生活实践困境的“劳动—休闲”双重分析模式并未形成。然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劳动与休闲异化的探索，从劳动与休闲及其相互关系的维度描摹了19世纪英国工人的现实生活状况，为新时代美好生活实践研究面向现实问题，构建“劳动—休闲”双重困境分析模式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恩格斯对作为工人生活表征的异化劳动与异化休闲的批判
在对英国工人生活状况的考察中，恩格斯多次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非人化既体现在以“高强度”“强制性”为特征的异化劳动方面，又体现在以“肉体享乐”“没有远见”为特征的异化休闲方面，并表示二者的同时出现及其相互固化的过程是英国工人阶级生活全面失落的表征。
就异化劳动而言，在恩格斯引用的一份报告中可见，绝对劳动时间和相对劳动时间的延长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升至其生理极限。绝对劳动时长的增加导致大批工人畸形，甚至年轻工人也普遍出现“背痛、腰疼、腿痛、关节肿胀、静脉扩张，或大腿和小腿上生大块的顽固的溃疡”。相对劳动时间的增加将工作的琐碎性、机械性、单调性推向极点。正如恩格斯所言，“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说来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这种判决最能使工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不振”。如此一来，劳动绝不是工人自愿的生产活动，而是为了获得勉强维持生命的金钱而不得不参与的活动。然而，“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可见，以高强度、强制性为特征的异化劳动使工人生产的越多，自己得到的越少；使工人劳动得越多，身心被摧残得越严重；使工人越勤劳，越沦为以维持生命为目的而进行本能活动的动物。
就异化休闲而言，恩格斯不止一次提到英国工人“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恩格斯发现，“夜晚从曼彻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而当钱花光了的时候，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铺里去，……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在对设菲尔德青年工人的观察中，恩格斯也提到“有些人在唱歌和跳舞，所有的人都在喝酒。一些公开的职业妓女也坐在那里”。对此，恩格斯不仅指出“正像绝大多数工人必然要沉溺于酗酒一样，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给它的牺牲者的肉体和精神以毁灭性的影响”，而且也表示“早期的紊乱的性关系和卖淫（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在十四岁到十五岁的少年身上）在设菲尔德是极常见的现象”。可见，沉溺于酗酒和纵欲等能满足人短暂肉体享乐而没有长远人生规划的活动是英国工人休闲生活的普遍样态。
就二者的相互关系而言，一方面，恩格斯认为异化劳动必然会带来休闲的异化。对于工人将自由时间用于纵欲和酗酒的问题，恩格斯分析道，当下工回家时已疲惫不堪的工人，面对“不能摆脱各种偶然事件的支配”的生活时，他们“需要某种外来的刺激”，“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尤其是当工人休闲的时间、物质基础和资源都绝对匮乏之时，为满足自身基本社交、精神松弛和肉体放松的需要就只能陷入异化休闲之中。正如恩格斯面对资产阶级对工人“放纵地追求享乐”“没有远见”的道德指摘所反驳的那样：“既然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那末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兴趣使自己成为有远见的人，过‘踏踏实实的’生活，并为了将来的享乐而牺牲眼前的享乐呢？”另一方面，异化休闲又进一步使工人陷入异化劳动之中。在高强度的强制性劳动中，工人将所得极少的报酬投入酒馆，这就使工人为自己不被饿死而再一次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恩格斯在《结果》章中多次提到周六是发工资且散工较早的日子，酗酒的粗野情形随处可见。针对艾释黎勋爵说“工人每年花在喝酒上面的钱将近2500万英镑”，恩格斯更表示，“谁要是亲眼看到过酗酒在英国工人中间流行的情形，谁就会欣然相信艾释黎勋爵的话”。与此同时，不论是酗酒还是纵欲，从苦难生活中短暂的逃离并不利于工人摆脱非人状态。相反，作为缓解消极情绪和身心疲惫的手段，不论其是否最终有利于工人的解放，却一定是缓和工人对资本家愤怒的安全阀。因此，异化休闲成为工人摆脱异化劳动的障碍。正如恩格斯所言：“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可见，劳动和休闲的异化及其相互作用不仅使工人在劳动时间内被盘剥，致使其没有时间、资源和能力获得高质量的休闲生活，而且使工人在自由时间内再次受到物质和精神双重剥削，致使其失去挣脱生活“挽轭”的意识和勇气。工人的生活因此遭遇全面摧毁。
（三）形成美好生活实践困境分析的“劳动—休闲”双重模式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英国工人劳动与休闲的异化表征与现代人劳动与休闲异化状态存在巨大差异，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劳动与休闲异化分析的时代价值。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考察，不仅间接阐释了劳动与休闲的本质，而且直接指明了二者间的关系。这对分析美好生活实践困境的“劳动—休闲”双重考察模式的形成极具价值。
一是恩格斯关于劳动与休闲本质的论述为美好生活实践困境分析提供了研判标准。劳动与休闲的本质是评判不同历史时期劳动与休闲状况的标准，是拨开不同历史时期劳动与休闲异化迷雾的前提。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虽未系统阐释劳动与休闲的本质，但在分析工人阶级劳动与休闲异化现象的过程中，间接阐释了二者的本质内容，即劳动与休闲共同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呈现的，英国工人在“高强度”“强制性”的雇佣劳动中，在“肉体享乐”“没有远见”的消极休闲活动中，失去了体力与智力，失去了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类本质特征，失去了由生存到发展的递进需求，失去了跨越分工的实践能力，失去了个体或群体建立广泛社会交往的可能，失去了个人独特的丰富性和创造性。总之，劳动与休闲的异化使工人失去了人之为人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一切条件。以此为标准反思当代人的劳动与休闲状况不难发现，当代人的劳动虽然普遍摆脱了恶劣的生产环境和濒临生理极限的工作时长，休闲选择和自由时间也更加充裕，但是究其实质依然存在与劳动、休闲本质相背离的异化问题。诸如，将劳动仅作为获取物质生存资料的手段，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自身的主体性，以及将自身作为对象进行对象化活动的现象；同时，将休闲仅作为劳动的补充或是逃避劳动的自由时间，出现以去学习、去价值、去规划为主要特征的泛娱乐化倾向。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上述现象显然违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价值诉求，是推动生活面向美好的阻碍因素。因此，恩格斯通过对工人劳动与休闲状况的批判间接表明了其劳动与休闲本质观，这为评判新时代美好生活实践何以受困提供了“劳动—休闲”关系的阐释视角，为美好生活实践困境分析提供了基本方法。正如上文所言，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多次从劳动与休闲的对立面提到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认为当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过程，而异化为抽干人身心健康、发展需求、全面能力的过程时，不论从内在认知，还是外在条件，休闲将沦为仅能给工人带来肉体和精神刺激却不需任何休闲能力的活动。同时，当休闲不再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而异化为吸干人精神追求、道德素养和物质财富的过程时，摆脱异化劳动的意识便难以形成。简言之，劳动异化与休闲异化之间呈现出相互加速和固化的样态。反思中国美好生活建设的实际境况，休闲的物质化与劳动目的的工具化，休闲的“愚乐化”与劳动主体的客体化，休闲的模式化与劳动过程的单一化等问题无不交织叠加，成为美好生活实践困境的集中反映。因此，对美好生活实践困境的分析，应在理解劳动与休闲是相互统一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主动展开对二者异化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批判。
三、恩格斯对劳动与休闲异化的探源：开启美好生活实践探索的新理路
对工人劳动与休闲异化及其危害的分析是唤醒工人的反抗意识的前提，然而赋予觉醒的工人改变现状的能力则是恩格斯的最终目标。因此，在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现状的同时，恩格斯还不断挖掘造成工人劳动与休闲异化的根源，并通过对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的分析，为问题的化解指明道路。回到中国美好生活的实践研究中，恩格斯关于竞争、规章、教育以及私有制等工人劳动与休闲异化成因的剖析，为我国美好生活实践困境的化解，以及“劳动—休闲”双重实践理路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指引。
（一）当前美好生活实践理路的整体性缺失及其后果
梳理近年来关于美好生活实践研究的相关成果可见，学界对美好生活实践路径的探究基本依据两大思路展开。一是侧重于发展短板的弥补。有学者提出发展中的弱项和短板导致劳动与休闲背离美好生活目标，因此，需从恢复时间的属人性、多维性和超越性，推动劳动教育管理制度、理念、模式、氛围的形成，以及完成劳动的多元性价值创造与劳动者多样性合理需要相结合的“劳动修复”等角度构建美好生活实践的路径。虽然，从微观视角考察劳动与休闲异化的化解之道，极大提升了路径研究的针对性，但由于缺乏从制度层面的宏观把握，美好生活实践的多维路径难以形成协同共治的体系。二是侧重于现有优势的厘清。有学者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供给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坚持以“人民”而非“资本”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层面指明劳动与休闲复归其本质的制度保障。虽然，从宏观层面梳理超越现有劳动与休闲样态的路径，有利于客观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由于缺乏从具体问题出发的微观对策，基于劳动与休闲理路的美好生活实践探索普遍存在针对性不足的问题。
由此可见，当前关于美好生活实践路径的研究虽以问题的化解为目标，但其或以微观视角提出破解劳动与休闲异化的具体路径，或以宏观视域指明劳动与休闲复归其本质的制度优势，缺乏对具体抓手与制度支撑间的关系的厘清，导致实践路径的整体性设计欠缺。而恩格斯对工人劳动与休闲异化问题的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的挖掘，全面开启了“反思问题”与“坚守优势”相结合的整体性研究思路，为推动新时代劳动与休闲的不断超越并使二者共同成为美好生活实现的有效路径提供了理论准备。
（二）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劳动与休闲异化的成因分析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在阐明劳动与休闲异化现象的同时，从竞争、规章、教育三个方面分析了工人“高强度”“强制性”的异化劳动和“肉体享乐”“没有远见”的异化休闲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为工人破解非人生活状况提供了现实出路。
就直接原因而言，恩格斯从不公平的竞争、不公正的规章、不平等的教育三个角度展开分析。一是人与人、人与机器间的不公平竞争导致劳动与休闲的异化。一方面，工人间的竞争使工人为一点聊胜于无的最低工资将自身生活需求降至最低，并将自身劳动强度增至最高。虽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会因工人数量少于其需求时出现，但正如恩格斯引用的官方各政党的供认那样，“英国经常有过剩的无用的人口，而且工人之间的竞争一般总是胜过争夺工人的竞争的”。另一方面，机器的普遍使用使商品的价格“由机器生产的同样商品的价格来决定”。因此，与机器竞争的手工生产工人工资最低，而机器的更新换代又使工人成为不愿意承担损失的厂主的“替罪羊”。总之，不公平竞争使工人随时可能成为“过剩人口”，其每天竭尽全力劳动所获得的“等价物”完全由资产阶级所掌控，而基于生存之上的休闲自然在这一过程中沦为异化劳动的补充。二是各类不公正的规章制度是工人劳动与休闲异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言，资本家利用“工厂制”将束缚工人的铁链牢牢抓紧，“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连大小便的时间也少得不能再少了”。利用制定工厂规则的绝对权，制定“最残酷的严厉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罚款”，利用“实物工资制”将价格高于其他商人的工厂商品或工厂商品购买券作为工人工资，利用“小宅子制”以厂主想要的任何价钱强迫工人缴纳小宅子的房租，且在与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就赶他们搬家”。总之，资本家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所谓自由、公正的规章制度压榨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和价值，从而使其成为一个没有闲时和闲钱的非人。三是不平等的教育也是工人劳动与休闲异化不容忽视的直接原因。一方面，与资产阶级相比，工人获得的教育资源十分匮乏，不仅工人可以进入的日校不多，而且夜校也因工人白天劳累十二个小时而“几乎根本就没有人去，……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上课的时候就睡着了”。另一方面，工人得到的教育质量低下，教师缺乏“最必要的基本知识”和“道德品质”；教育活动安排不考虑没受过教育的孩子“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相隔的时间太长了”的问题；教学内容主要是“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工人教育的缺失使工人在面对资本家的劳动剥削时更容易成为一个不了解自己利益的庸人，在自由时间内更容易因缺少休闲能力而在精神和道德上逐渐堕落。
就根本原因而言，资本家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占有是工人劳动与休闲异化的根源。在《大城市》一章的开始，恩格斯引用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描绘工人阶级的普遍生活状况，并进一步揭示这种人吃人的战争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末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对于资本家而言，其与工人“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正如恩格斯在开篇《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一章中明确指出的，“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质言之，资本家正是通过压榨工人这一活劳动完成资本的增殖，而工人在这一过程中仅能通过他唯一拥有物——双手获得最迫切的生活必需品。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承受自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支配。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无产者“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的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若干时期内勉强活下去，就算幸运了”。因此，工人为生存必须使自己陷入“高强度”“强制性”异化劳动之中，又为无法预知的未来而在得到较多工资的时候沉浸在“肉体享乐”和“没有远见”的异化休闲之中。
可见，不论人与人、人与机器间不公平竞争，还是不公正的工厂制度和厂内规章，又或者是不平等的教育，虽然都是导致工人劳动与休闲异化的直接原因，但失去生产和生活资料才是工人不得不加入不公平竞争、被迫遵守不公正规章、忍受不平等的教育资源分配的根源。
（三）构建美好生活实践路径的“劳动—休闲”双重理路
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劳动与休闲异化的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的分析，清晰呈现了劳动者在现实生活中所丧失的人之为人的发展条件与权利，不仅为彼时的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并破解生活的非人化提供了具体办法并指明了根本目标，而且为当代中国美好生活实践中“劳动—休闲”双重路径的建构提供了基本方向并重申了制度优势。
一是恩格斯对工人劳动与休闲异化的直接原因剖析为“劳动—休闲”双重理路的建构提供了基本方向。虽然，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英国与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预示着我国各领域的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因此，从竞争的公平性、规章的公正性和教育的平等性探析新时代劳动与休闲异化的破解路径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就竞争而言，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被无偿占有，以及自由时间被消费主义盘剥的命运。劳动者之间，及其劳动者与机器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依然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隐秘存在。因此，唤醒劳动者的权利意识，使之明确并主动维护自身劳动与休闲权利是摆脱劳动与休闲异化的前提。就规章而言，良法和良规的出台与落实通常是避免不公平竞争的保障。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休假制度和文化权益保障制度，但其落实过程仍存在执行不力的问题。因此，国家从宏观层面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同时，应加强对相关单位的监督与惩处力度，从而为人们享有自由时间和休闲资源提供可能。就教育而言，教育是帮助教育客体提升劳动与休闲能力，树立正确劳动观与休闲观的基础。但劳动与休闲教育在不同地域间的失衡，甚至在教育内容上的缺位导致教育客体消解劳动异化和休闲异化的能力缺失。因此，在强调教育公平的同时将劳动与休闲教育纳入教育体系是推动劳动与休闲活动复归其本质的关键动力。
二是恩格斯对工人劳动与休闲异化的根本原因探究为“劳动—休闲”双重理路的形成重申了制度优势。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劳动与休闲异化的批判最终指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现实根源。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好生活实践，除了需要通过认知并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外，更应不断明确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彻底铲除劳动与休闲异化的根源。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融了凭借生产资料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基础，“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的情况将不复存在。劳动和休闲的成果及其积累将具有公共性，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分配方式，也使劳动和休闲成为获取生活资料和发展资源的主要方式。因此，在不断提升公有制“量”的优势的同时，增强其“控制力”“竞争力”，从而使其指向社会主义本质，才能使劳动与休闲成为相互补充并最终成为推动我国美好生活实现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将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并将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作为价值追求的中国共产党，能有效遏制私有成分的无序扩张，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暂存的私有制服从引领，服务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因此，在将党的领导制度纳入国家法律法规的同时，应继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纯洁党的领导队伍，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以更好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力。质言之，只有完成“反思问题”与“坚守优势”两手抓，实然与应然、阶段性与连续性才能实现统一，劳动者才能完全占有生产资料，人与人之间才能避免陷入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劳动与休闲才能共同成为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实践活动，成为美好生活实践的双重理路。
综上所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的劳动与休闲观对美好生活实践研究的启示集中体现在其全面开启了美好生活实践研究的双重视域、双重模式和双重路径。然而，需要明确的是，正是休闲在生活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从劳动与休闲角度探究人的生活状况才具有现实价值；正是人的全面发展始终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美好生活的价值核心，劳动与休闲本质及其关系才可能成为分析美好生活实践困境的标准和依据；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劳动与休闲才能够不断摆脱异化，使生活面向美好。可见，理论只有始终扎根现实才能够长青，而现实也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真正指向人的解放，美好生活的实践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不断结合。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2年第4期
转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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