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语言是外语教育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文化则是外语教育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对其文化的根本规定性认识不清：外语教育中西方文化的覆盖范围与含量远远不足以反映西方文化的全貌，外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则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对中西文化及两者间差异与共向的掩抑与遮蔽从深层次、多维度上制约了外语教育的发展。中国外语教育应开启文化自觉的理念，追求对中西方文化及两者间差异与共向的自觉，以人的自觉为根本，以中国文化的演进为实质过程，以中华民族的自我教育为导向，方才能够彰显外语教育的文化功能，开辟外语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1. 引言
我国的外语教育自产生以来，就处于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和动态变化的环境中，教育成绩与问题始终并存。可以说，国内对外语教育批评和抱怨的声音从未停止，尤其是外语教育的费时低效以及外语教育对民族文化的冲击这两个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界甚至是公众争议的焦点。外语教育的生产力不够理想，产出价值与投入成本不成比例，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大部分受教育者没有体验到外语知识和技能应用的舒畅和欢愉，亦没有深切感受到外语教育的力量；另一方面，高水平外语人才仍然处于严重缺乏状态。各种外语人才的分布，在层次和结构上很不合理（苏琪 2015：75）。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外语教育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疆域越来越宽，研究知识在迅猛地增加，但愈益膨胀的外语教学研究成果似乎并未有效地改善我们的外语教育实践，导致我们在不断努力的同时又显得越来越无力，社会在持续期望的同时又遭受不断的失望。其间又有许多公众乃至学者对外语教育的负面影响无限放大，认为外语教育造成了西方文化的植入和渗透，使得民族文化处于危机之中，由此引起了普遍的民族文化焦虑。外语教育的费时低效和对民族文化的冲击这两个问题看似无关，其实却紧密相连。经进一步的考量我们发现，这两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外语教育的人文价值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作为价值导向的文化内核没有得到根本地确定。
故而，我们须以外语教育的人文价值与外语教育的文化之维为逻辑起点重新审视我国的外语教育，致广大而尽精微。如何从文化的维度来审视外语教育对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对中西方文化差异与共向的自觉；确定作为价值导向的外语教育的文化坐标；探析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复杂形态、深层动因和发展趋势，为当代外语教育改革的理论创新寻找新的学理支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 外语教育文化自觉的本质规定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是外语界的共识，然而该论断的模糊性却遮蔽了外语教育的本真性质。文化哲学的代表卡西尔（2013）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是符号的形式，人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或“象征”活动，在此过程中，人建立起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符号功能），并构成一个文化世界；而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现实化、具体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方面、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只是外语教育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文化则是外语教育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由此而论，外语教育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外语教育的文化功能、文化影响是外语教育最根本的规定性，是外语教育这个范畴的最高抽象。
正如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卡西尔 2013：119），外语教育的本真性质决定其价值与意义在于其文化活动与创造过程：外语教育的理想过程是人精神文化成长的过程，是人自我塑造的过程，是人逐渐养成“多元的、宽容的文化意识”的过程，是人们创造一个“文化世界”的过程。在理想的外语教育世界中，每位受教育者通过感悟中西两种语言、文化力量之间存在的张力与摩擦、强烈的对立与深刻的冲突，逐渐发现并培养了一种新的力量：不断认识自身文化、他人文化、多元文化差异与共向的力量，不断解放自身思想、文化的力量。每位受教育者的力量趋向于不同的方向，遵循不同的发展原则，但多种力量互相依存、和谐共生，共同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的新面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开放、自由、发展的新方面。
外语教育本真性质的澄明与价值的实现必然要求其对文化的自觉。那么，何谓外语教育的文化自觉？费孝通（2010：195）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文化主体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在此意义上，外语教育的文化自觉是指外语教育应对其本身承载的文化一一西方文化有自知之明，在外语教育过程中应该彰显它们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及发展趋向，受教育者通过外语学习，了解西方文化，培养世界意识，同时通过比较，加深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认知，并对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共向有深刻的领悟“没有比较，何谈自觉”（费孝通 2010：195）？中国外语教育只有对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与共向具有深刻的自觉，才能培养受教育者对中西方文化的通约，在外语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形成多元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中国外语教育的文化自觉并不是要推动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也并非我国传统文化的复归，而是要确立外语教育新的文化方位，在以中国文化为本根的基础上释放外语教育中西方文化的本体价值，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与民族文化的繁荣，进而推动西方文化的位移与中国文化的转型。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的基本诠释（费孝通 2010：172）。开启文化自觉的外语教育正是对这十六个字的最好践行。外语教育中增加中国文化的内容，丰富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提升国人用外语沟通交流的语言资本，创生更繁荣的民族文化，在消除国人文化焦虑的同时对外传播我国文化并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各美其美。外语教育彰显西方文化，既可以改善外语教育成效，又可以增进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吸纳西方文化的精髓，培养国人的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意识，增进对本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了解，是对西方语言文化之美的成就，是美人之美。外语教育对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共向的自觉是在固守中国文化本根的基础上实现中西方文化的美美与共。塞缪尔·亨廷顿（2009：1-7）在其《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言，未来世界的冲突是来自不同文明、植根于不同文化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是文明之间彼此理解，彼此沟通。弘扬民族文化，增进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共融，消除分歧与差异，这是中国外语教育的天然使命。
3. 外语教育的文化掩抑与遮蔽
我国当前的外语教育仍然被视作一种纯粹知识和技能的追求，而不是一种人文素养的培育。究其根本，是因为我国的外语教育始终没有明晰文化教学的理念、确立文化教学的意识、重视文化教学的功能，没有将外语教育中文化元素的价值提升到应有的地位和高度。文化是语言教育的精髓与灵魂，然中国的外语教育对文化这一要素往往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实践中几经反复（陈申 1999：v）。国家和社会对外语教育的工具价值诉求导致了外语教育的单向度发展，外语教育的文化本性受到极大程度地遮蔽，文化功能难以尽情彰显。纵观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几十年，西方文化的偏颇与混乱，中国文化的失语与不足，即外语教育对中西文化的掩抑与遮蔽，是外语教育问题存在的根本逻辑。
3.1 西方文化的偏狭选择
我国外语教育中西方文化的覆盖范围偏颇，内容含量亦远远不足。各学段的外语教材始终没有确立并遵循科学的、系统的文化内容选择理据。虽然多元文化教学融入外语教育已成共识，但“多元文化教学早已成了名副其实的英语语言文化教学，…….其他国家的文化教学却少之又少”（肖龙福、肖笛、李岚、宋伊雯 2010：39）。在英语国家中，又以美国的文化内容最多，可以说，美国文化一边倒现象颇为普遍。有学者对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大学英语》（全新版）教材（1-4册）进行统计后发现，在总计32篇TextA的课文中，有30篇选文的作者为美国人，只有两篇文章的作者为英国作家。所选篇章主要涉及美国历史、文化、文化价值观等等（朴玉、邹丽丹 2013：70）。其次，当前外语教育中肤浅的快餐文化较多，对西方人文思想经典的观照明显欠缺。外语教育中现存的西方文化教学内容多属语言与文化的表象反映，而且小学、中学和大学各学段的西方文化内容缺乏有效的衔接，存在着极大程度的交叉重叠，并不能从多层次、多维度深刻揭示西方文化的全貌。
外语教育中仅存的西方文化元素深深打上了功利性的烙印《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虽明确指出英语课程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2012：2），并且将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作为与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并列的课程目标之一，但文化意识与情感态度、以及学习策略协同运作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有学者指出，该标准突出“用语言做事”，强调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无疑仍然是一种语言工具式思维的体现（卜玉华 2009：5）。高等外语教育中这一现象更加严重。学生或教师只关注语言技能的训练，而淡化了包括汉语在内的中外文化教学，忽视了深层次的中外文化的熏陶，失去了语言与文化为特征的传统特色（戴炜栋 2008：70）。郭凤鸣（2011：68）认为，英语教育应该兼具工具理性和人文精神，工具理性是人文精神的一个层面，只有站在英语教育的人文精神高度，我们对如何利用和掌握其工具性才能找到更有效的方式与手段。这句话既反映了西方文化教学功利化的现实，又反映了诸多学者深深的无奈：非诉诸功利性不能证明文化教学对外语教育的意义及重要性。勒庞批判法国教育时这样说“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结果只能是“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天天”（勒庞 2004：59-60）。外语学习对很多中国学生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剥离了西方文化元素的外语教育沉沦为外语教学，课堂上呈现的外语远离了本真的生活世界，越来越工具化、技术化。此种外语教育不仅达不到预期成效，反而适得其反，使受教育的人在无休止的语言知识灌输和技能训练中愈来愈异化。
3.2 中国文化的集体失语
中国文化在外语教育中的“失语”现象多年来颇受学者诟病（从丛 2000；曾洪伟 2006；肖龙福等2010）。作为影响我们社会行为的深层机制，中国文化也在影响着我们的外语教育，然而自上而下的审视发现，外语教育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都对外语教育的中国文化规定性缺少反思，对中国文化失语制约外语教育发展的事实认识不足。外语教育各级各类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中对中国文化的目标要求流于宽泛、内容组织缺乏具体描述、实施方法及手段缺乏详细指导、评价测试更是完全缺位，因而无从指导、约束现实的外语教育活动《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2001年版）在“情感态度”的分级目标部分提到“对祖国文化能有更深刻的了解、‘能在交流中用英语介绍祖国文化”（2001：17-18）；在“文化意识”的分级目标中仅仅要求学生“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2001：2）。《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版）在界定“更高要求”的“翻译能力”时要求学生“能翻译介绍中国国情或文化的文章”（2007：4），除此之外仅强调了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的教学目标。相较之下，《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年版）明确要求高校英语专业开设中国文化课，并指出中国文化教学的具体要求是“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有较扎实的汉语基本功”（2000：11）。该大纲的修订说明三更是明确指出英语专业应“注重训练学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传承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能力”（2000：19）。但肖龙福等（2010：44）认为，各个学校及其英语院系可能会按照各自的不同理解来安排中国文化教学管理及日常教学行为，指令不严，难免行动不一。而且，由于没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引领与培训指导，很多一线教师往往只是凭借自己有限的经历与体验，将外显的文化行为与零碎的文化信息传递给学生，忽略了深层的文化内容与动态特征“这种缺乏指导、不成体系、肤浅片面的跨文化教育活动……很多时候会适得其反，导致对文化狭隘、僵化的理解”（张红玲 2012：6）。总之，虽然从“英语热”上纲上线，说外语教育挤了母语教育，这样的言论没有真正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胡壮麟 2015：54），但外语教育无疑应对中国文化英语表达的失语负完全责任。
中国文化在外语教育中的失语与不足从深层次上拘固了受教育者外语语言能力的发展。高层次翻译人才的缺乏就是例证之一。德国汉学家顾彬肯定地指出，中国翻译的最大问题在于汉语言文化的掌握不够好（徐萧 2015）。传统的外语教育理念却无视中国文化，认为外语人才就是翻译人才，发展导向的偏差严重影响了翻译人才的培养，无形中削弱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阻碍了对外文化的传播。
概而言之，当前我国的外语教育对文化的本体价值与功能认识不足，没有很好地确立自己的社会文化方位。在遮蔽了真实全面的西方文化、缺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下，中国外语教育无力培养受教育者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共向两方面客观的、正确的敏感性与认知，反而以受到文化制约的外语教育为土壤，产生了对外语教育错误认知的社会群体心理，某种程度上更是造成了我们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许多肤浅的、片面的、甚至谬误的理解和认知，进而在深层次、多维度上影响了受教育者个体对祖国文化的态度及其外语语言能力的发展。对外语教育中原有工具性内涵的批判、对自身限度的突破、对新的地平线的求索，均有赖于中国外语教育的文化自觉。
4. 外语教育中文化的理念澄明与自觉追求
理性的审思告诉我们，外语教育的文化影响及功能不是国家、社会或某个人给定的，而是外语教育的实践方式历史积淀的结果，是外语教育活动和成效对象化的结果。传统外语教育对人的精神层面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诱发了社会对外语教育本体价值的错误理解甚至茫然无知。许多人对外语教育的印象不受理性和推理的影响，只能理解一些拼凑起来的观念。雅斯贝尔斯（1991：67）说：“不研究人的精神问题，怎么能成为教育学？”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许多人对外语教育的理解只是对外语教育事实的联系的一种解释，而不是对外语教育本质特征的把握。如果只是看到所谓外语教育失败的一部分，或者断章取义地思考外语教学中出现的一些琐碎的问题，又或者只是想象虚构出一些外语教育现实，真实的外语教育就会溢出我们的视域，我们所最终形成的关于外语教育的认识就可能是种种认识迷误叠加的结果。所以，中国的外语教育只有开启文化自觉的教育理念，自觉追求中西文化差异与共向的认知与感悟，才能超越工具人文之争，在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中开辟新的发展方向，推动外语教育文化价值与功能的彰显与实现。
4.1 外语教育文化自觉的根本是人的自觉
普罗塔哥拉曾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卡西尔2013：194）。外语教育是为人的，思考外语教育的根据是人，人的现实存在及未来命运，外语教育文化自觉的根本是对教育中人的自觉。维特根斯坦（2013：92）说“我的语言的诸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诸界限。”外语教育就是拓宽我们世界的最佳方式。然而，处于文化缺失的语言世界中，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对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实际需要与切身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一—这个理想世界是由自觉的文化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卡西尔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及惟一本性是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把人塑造成“文化的人”。对此，我们须从进化论、宏观的、社会发展以及个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外语教育的整体性和精神性才能感受其本质特征，领悟其教育真谛，才能把外语教育中所负载的，关于人之为人的文化精神性创造物作为其本质特征传递出去，才能把受教育者塑造成“文化的人”。
中国的外语教育必须超越对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但现实中语言文化素养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随着时日做出持之以恒的沉淀和积累。外语教育走出桎梏，不仅仅是工具性和人文性兼具，不仅仅是语言与文化素养的双管齐下，更需要提供一种思想，提供对学生思维品质的锻炼。外语教育的文化自觉不是教师单方面的传输和教导，而是学生积极地参与和创造，通过参与到文化过程中，从而参与到言语过程中；通过对文化内容的学习和吸收，推动受教育者对外语从单纯的情感态度走向理论的态度，从主观的状态走向客观的状态，从接受吸收走向参与创生，这个过程即是外语受教育者人文素养塑造成型的过程，是受教育者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
哲学家海德格尔（2014：146）曾经期许人们“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在某个东西（可以是物、人或神）上取得一种经验意谓：某个东西与我们遭遇、与我们照面、造访我们、震动我们、改变我们”，但“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这回事情却大相径庭于人们获得关于语言的知识”（ibid：147）。对于中国外语教育我们也应该怀有相同的憧憬，希望在“外语上取得一种经验”，希望外语教育能够“与我们遭遇、与我们照面、造访我们、震动我们、改变我们”。而如此的外语教育，只能是文化自觉的外语教育。
4.2 外语教育文化自觉的过程是中国文化的演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学术和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世界文化融合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束定芳 2013：434）。但是，当前的外语教育却不足以承担如此使命。许国璋先生曾批评我们的外语学习者“语音好，语调也好，打招呼的那几句开场白很像个样子，可是谈完天气之后，再也没有话了，不能连贯地谈论正经的事，既没有知识，也没有看法。”（李力、文旭 2006：3）可见，中国的外语教育不仅应该提供知识，更应该提供思想，否则将严重影响受教育者内在文化品质的形成与外在文化方式的表达。
所谓的外语教育“冲击民族文化”的质疑与批评显示的是我们的无知。朱光潜先生在谈美的产生时说：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朱光潜 2012：10）。有鉴于此，外语教育对西方文化的遮掩导致我们所认识的西方文化只是其神秘的、美的“倒影”，只有打开视野，拉近与西方文化“正身”的距离，我们才能如其所是的认识西方文化，才能既窥见其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又洞察其文化中的糟粕并以新的眼光欣赏我国民族文化。陈新仁等（2008：16-32）的研究还发现，英语专业的学生相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对中国文化具有更高的认同，他进一步指出（ibid，46）：对于西方的政治认同，并不是与西方文化的输入量呈正比。相反，从我们的调查来看，随着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入，中国学生在西方政治问题上能够逐步养成批判性的思维，这也表明，对于较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让学生多去了解、多去反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盲目推崇西方文化的倾向。”
文化演进或进步的动力机制来源于自在的文化与自觉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张力（衣俊卿 2015：54-56），外语教育无疑是我国社会已建立起的一个“自觉的文化因素”。这一文化因素目前并没有在自身之中建立起超越我们传统文化的维度，但确实在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着持续而强烈的渗透和改造，并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和规范着个人的生存活动和行为。文化有民族性，但是文化更具有适应性、整合性，梁漱溟（2013：60）就曾指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外语教育作为自觉的文化因素之一，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和张力构成了我国当前文化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使得中国文化在具有稳定性的同时也因此具备了超越性的可能。
4.3 外语教育文化自觉的导向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教育
开启文化自觉的外语教育导向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自我教育。雅斯贝尔斯（1991：67）说“如要建立持久的自我教育进程的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是青年教育，而且是整个民族的教育。民主、自由和理性皆靠这种教育而存在，只有通过这种教育才能保持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内涵，而成为一股创新生命的力量，充实我们在新的世界境遇中的生活。”外语教育正是这样一种教育，它能使我们洞见中西文化创生与演进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接受外语教育的过程是学会欣赏其他国家和社区成员对人类进步所做贡献的过程，也是培养平等包容的精神、吸收和融合西方文化、实现人类精神财富共享的过程。受教育者从我们中华民族的角度来了解西方文化的优势与劣势，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不断提升，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个性持续发扬，以此为基础培养的视野才是国际的，实现的教育才是世界的。
文化功能是外语教育这个范畴的最高抽象，然而，中国外语教育对文化的功能与价值显然认识不足。当前外语教育对文化的掩抑与遮蔽不仅制约和拘面了其自身发展，导致其受到费时低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等批评，而且不足以承担受教育者全面自由发展、传统文化演进创生及中华民族自我教育的使命。根本解决之道在于以理念更新为起点推动中国外语教育的文化自觉。王守仁先生说‘21世纪迎来中国文化的复兴，将进一步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地位。中国文化本身是开放和发展的，需要吸纳外来优秀文化的养分，在与外国文化的接触、交流和碰撞中显示其勃勃生机。在外语教育中，我们坚持中国文化立场，具有文化自觉，通过比较中外文化，善于引导，可以进一步增强青年一代大学生的民族认同。”（陈新仁2008：Ⅰ）为了发挥外语教育的社会文化使命，文化自觉的意识和理念应贯穿中国外语教育的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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