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研究 | 明清诗集中的朝鲜半岛宫廷女诗人（文/陈佳妮）

《亚非研究》第18辑

明清诗集中的朝鲜半岛宫廷女诗人

陈佳妮|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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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不同于广受学界关注的李朝闺秀妓妾群体，朝鲜半岛的宫廷女性参与政治外交，留下的汉诗作品或描写宫中日常生活情感，或蕴含“诗赋外交”的政治意图，她们的身影亦常出现在使臣文献中，成为宫廷探幽与异国想象相结合的标志性符码。随着中国女性诗文创作的迅猛发展，明清选家求新求异的眼光投注向朝鲜半岛的女诗人们，而“壬辰倭乱”背景下产生的几部朝鲜诗选又为明清选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明清选家通过对朝鲜半岛宫廷女诗人的编选、评点，不仅揭示了汉文化圈政治、性别、国别视角的转移与文本解读、接受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构建出东亚世界书籍环流中文化交流与想象塑造的多元图景。

关 键 词：朝鲜半岛汉诗；真德女王；权贤妃；明清诗集

明清之际，编纂诗集成风，四库馆臣注意到这一现象，述及诗集之功用：“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故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永瑢等，1965）由此可见，诗集不仅起到保存、整理历代文学之功，并且具有评鉴、筛选天下文章之权。因此，诗集编纂与指导当下诗歌创作往往一体两面，并与其时社会文化、文坛动向与流派纷争密切相关，其中复杂勾连的互动关系在数量激增、形式多元的明清诗集中多有体现：复古思潮与唐诗选集的刊印，经济文化的区域发展与地方性诗歌选本的出现，科举取士、唱和诗社成员的多元化与各类摘句集锦的流播，以及尤为引人注目的，自景泰以降女性文学的发展与明清女性诗集的风行。这些不同形式的诗集在诗词的选录和副文本的编辑方面亦相互借鉴挪用，形成了明清诗集庞大繁复的网络。

明代以来文人编纂诗集的热情日益高涨，渐及“汉文化圈”其他国家，起初尚停留在史籍钩沉与使臣交流之层面。1592年“壬辰倭乱”，朝鲜因无力对抗日本的侵略而求助于明朝，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发兵大举援朝抗倭。1598年倭乱结束后，出征朝鲜的明军部分将领及文士开始搜集朝鲜汉文诗，各种朝鲜诗集应运而生。其中编辑最早、最具影响的是吴明济于1600年编印的《朝鲜诗选》（以下称吴选本），收录自统一新罗时期至朝鲜宣宗朝七百多年间112位诗人的340首汉诗。继吴选本之后，较著名者有蓝芳威的《朝鲜诗选》（以下称蓝选本）、汪世钟的《朝鲜古今诗》（以下称汪选本）和程相如的《四女诗》（以下称程选本）。蓝选本在吴选本的基础上，将收录时间上限延展至箕子建国初期，但所编选的600首汉诗中较多为朝鲜朝文士的诗作。身为明朝儒将、文士的编纂者们将晚明热衷才女诗的风气带入对朝鲜汉诗的搜集整理中。不论是汉代的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三国时代的真德女王，还是时人称颂的成氏、俞汝舟妻、李淑媛、许景樊等女性创作，均入选蓝选本，吴选本亦在收录时段范围之内包括几乎所有知名朝鲜女诗人。汪选本与程选本已失传。徐《笔精》对汪选本有零星的记载：“新都汪伯英，从万中丞经略朝鲜，集其国中古今诗四卷，俨然中华之调，今拔其尤者载之。”（徐，1977）《笔精》摘录了部分汪选本选诗，有李淑媛《自适》《秋恨》，成氏《杨柳词》二首，许景樊《塞下曲》《西陵行》，盛赞三人“女中之英也，诗法尤儁”，并指出其中许氏“律诗、古风尤多雅调”。由此可知，汪选本亦留心搜辑朝鲜女性创作。《四女诗》虽未见，但研究者根据其他旁证材料认同其“当为首部朝鲜女性诗选”（杨玉，1999）。

随着明人编辑的朝鲜诗选在中国的广泛流传，朝鲜汉诗逐渐受到关注，对两国文化交流具有转型意义，由单方面的信息输出转为双向的交流乃至“环流”的形成，展现出复杂的交流互动态势。由于明朝搜集整理朝鲜汉诗正值“壬辰倭乱”的战火纷飞之际，本地诗文集十不存一，朝鲜文士主要依靠记诵向编纂者提供文献资料，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异题和异文（吴明济，1999）。朝鲜文士记忆中的文本大多出自朝鲜李朝文学评论家、诗人徐居正编纂的《东文选》，这部专选东国诗文的总集以《文选》为样本，从编选缘起至体例、评点均受中国选本启发。由中国典范的诗文选本到《东文选》再到明朝将领、文士编纂并带回的几部朝鲜汉诗选本，文本的环流已初现形态。颇受明清选家青睐的吴选本、蓝选本成了提供明清诗集中朝鲜诗人、诗作的主要来源，影响所及既包括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等传统诗歌总集，也包括《古今女史》《名媛诗归》《名媛诗纬》等明清新兴的女性诗集，通过增加备选的朝鲜汉诗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诗集编纂的视野和体例。这些明清诗集长期位于朝鲜使臣购书清单以及各类舶载书目前列，于是当它们被购买回朝鲜，便又在实际上造成了第二次书籍环流。与《文选》等传入朝鲜的早期中国经典诗文选本相比，明清诗集的突出特点便是女性诗的重要地位：“男女兼选”逐渐成为总集编纂的定例，其中女诗人身份、创作风格更为多元化，女性诗比重亦有所增加，而且专选女性诗的诗集也成一时风尚。这显然给不主张女性创作的朝鲜文士带来极大冲击，尤其是他们所轻忽的朝鲜才女诗却为中国士林文坛所闻知称道。以当时朝鲜人之心理，能为中国文士推崇赏识甚堪夸耀。自此以后，不唯入选明清诗集的朝鲜女性之后人热衷搜集整理先祖资料，朝鲜文学选本也开始致力于挖掘更多身份各异的本土女性诗人以及她们风格多元的诗作（张伯伟，2011）。

朝鲜王朝即李朝与中国明清大致处于同一时期，明清诗集于朝鲜的广泛流传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李朝文坛风气，尤其是女诗人日益增加并受到关注，不论是被收入选集还是有个人文集存世，其文学创作与生平资料的获得远易于前代女性，因此近年来东亚文化圈研究中李朝女诗人脱颖而出，成为焦点。李朝进行汉诗创作的女性多为闺秀、妓妾，她们以与文士的密切关系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文学教育、创作题材风格乃至审美品位均与文士无限接近，并且她们的作品最终亦通过文士的挑选、“过滤”得以梓行。以李朝闺秀妓妾的汉诗创作为切入点，可观李朝文坛风气之变，亦可具像化东亚书籍文本环流的一个重要片段。但是，这一切入点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女性身份和创作略显单一，对浸润于儒家文化的朝鲜文士阶层的诗学审美与人格理想的依从性较强，缺乏直接参与政治、外交的女性，诸如织锦为文以献唐皇的新罗女王金真德，远嫁明朝以固邦交的朝鲜贡女权贤妃。本文即针对此二人进行详细的个案分析，以期通过拓展朝鲜女诗人的时代与身份，展示不同于李朝闺秀妓妾群体的多元创作风貌。真德女王的汉诗巧妙融合唐罗文化因素，深具政治、外交内涵的同时亦彰显个性、独具特色。此诗为唐皇赏识并载入新旧两《唐书》，由此开端广为中国历代文士所熟知，并在其不断被编选、被评点的过程中呈现出中国选家对异域女性创作的多重解读视角和多元接受姿态。深受明成祖朱棣宠爱的朝鲜贡女权贤妃以丽质明艳、善于吹箫载入《明史》，但在之后的记载中，她的形象逐渐向中国历史上“善文敢谏”的贤妃典范靠拢。署于其名下的诗词争议颇多，且数量由明入清不减反增。这一方面与明清选家抱着宫闱探幽的心态重塑其形象有关，另一方面也典范性地示例了古代东亚文化交流与书籍环流过程中使臣文献与异国想象交错之图景。

一

性别·政治·书写：

真德女王的“诗赋外交”

真德女王，名胜曼，新罗真平王从女。在真平王之女善德女王去世后，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作为王室的唯一圣骨，受当时新罗实力派人物金春秋、金庾信的拥戴，即位称王，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二位女王。在位七年间，多次遣使入唐，促成唐朝针对朝鲜半岛的策略由原本的三国等距离交往逐渐向支持新罗倾斜，为新罗摆脱高句丽、百济的侵凌并最终借助唐朝力量统一半岛奠定了基础。以往唐罗关系研究学者多将此转变归功于金春秋父子卓绝的使臣之才，对真德女王独特的文化外交手段有所忽视。从新罗角度考量，这一偏重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即使在女王统治时期，新罗的内政外交事务亦多把控在诸如金春秋父子及其姻亲金庾信等男性权臣手中。但若从中国角度考量，不论是现实区域政策的制定，还是后世文学典籍的流传，

（未完）

二

从朝鲜贡女到理想贤妃：

颇具争议的权妃诗词

权贤妃，永乐时作为朝鲜贡女入宫，永乐七年册为贤妃。《明史·后妃》中很少对后妃的样貌、才艺进行描写，却记载权妃“资质侬粹，善吹玉箫”（张廷玉等，2000）。宁王朱权《宫词七十首》其八：“忽闻天外玉箫声，花下听来独自行。三十六宫秋一色，不知何处月偏明。”（朱权等，2018）相传即是朱权听权妃吹箫后写下的。据考，宁王在永乐元年（1403年）已就藩南昌，自此韬光养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终成祖世得无患。”（张廷玉等，2000）似无可能回到皇宫听权妃吹箫。这首《宫词》更像是“生长于深宫之中”人的“传染写真之意”（朱权等，2018）与更为宽泛的宫体诗写作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并非为一人一事创作。自嘉靖、隆庆以来，女性诗集的编纂掀起热潮，其中不乏托名伪作，而阴柔婉媚的诗歌风格，如宫体诗，较易包装为女诗人作品。同时，朱权此诗中“玉箫声”这一细节，也与史载权妃“善吹玉箫”相吻合。因此这首在明代早期即已流传的《宫词七十首》其八略作改动，摇身一变，即成为《名媛汇诗》与《名媛诗归》所著录的权妃诗作：“忽闻天外玉笛声，花底徐听独自行。三十六宫秋一色，不知何处月偏明。”（郑文昂，1620；钟惺，1997）

钱谦益在其妾柳如是的协助下所编《列朝诗集·闰集》记录明朝女诗人甚众，却未收权妃，并对《宫词》一诗加以辨析：“宁献王《宫调》有云：‘忽闻天外玉箫声，花下听来独自行。三十六宫秋一色，不知何处月偏明。’又有‘三十六宫秋月白，美人月下教吹箫’之句，皆记其实也。近刻《宫闺诗史》遂载‘天外玉箫’一首为权妃之作，今削而正之。”（钱谦益，2007）钱、柳认为，《宫词》一诗实乃朱权对永乐宠妃权氏“侬粹，善吹箫，宫中争效之”（钱谦益，2007）这一现象的记实，却为《宫闺诗史》错误地著录成权妃之作。《宫闺诗史》是明末清初女诗人方维仪编纂的一部女性诗集，已佚，但在明清之际影响深远，不仅《名媛汇诗》《名媛诗归》等明代后期的女性诗集对其多有征引，清代诗歌总集《列朝诗集》《明诗综》在其女性诗选部分亦常提及此集。

（未完）

转自：“北外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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