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脚手架”、身体及物质性——以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视频通话研究为例
作者｜甘雨梅
内容提要
全球人口流动背景下，“远程家庭”已然成为一种新型社会图景，许多流动的打工父母不得不与孩子异地而居。此种情况下，父母怎样与他们留守的小孩沟通？远程抚育又如何进行？对此，该研究以录像民族志为方法，深入探索父母使用视频通话技术进行“媒介化抚育”的实践和路径。基于两年的录像田野和细致的录像分析，研究展现了远程媒介化抚育是“远程代际合作”过程，祖辈以“脚手架”角色参与其中；结合语音音律以及对远程传播中“物”的分析，论文指出媒介化抚育参与者需要调动“具身”特征、调动“物”的“示能”来构建远程亲密关系。该文为理解中国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远程抚育与新媒介之间的相互构建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传播学中有关媒介、身体和物质性的探讨提供了创新方法论范式参考。
关键词
留守儿童 视频通话 远程媒介化抚育
身体与物质性 录像民族志
正文
一、引言：视频通话与远程家庭
现代人对远程沟通早已不再陌生。尤其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远程”和“视频”这些词汇成为鲜活而具体的社会活动进入了更广阔的视野。以视频为中介的传播（video-mediated communication）已成为当代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工具。据Zoom在2020年4月统计，其每日活跃的会议参与者人数达3亿。此前，微信2018年报告的其视频通话用户数量在2015年基础上同比增加了570%，每天有4.1亿次音视频呼叫成功。与过去的语音电话相比，视频通话为用户提供图像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多具身的（embodied）、感官的（sensorial）、实时的（simultaneous）和互动性的（interactional）资源，比如眼神、面容、手势、体态等。阿迈恩（Ilkka Arminen）等指出：“无论人们的收入和地位如何，视频通话都正在成为他们普及的沟通渠道（communication repertoire）。”
在全球人口流动背景下，视频通信技术在远程家庭（distributed family）中的作用也更加凸显。这种新技术帮助家庭成员在远距离环境下进行更具象的沟通。2018年BBC制作了一部名为“Skype家庭”的纪录片，描绘了英格兰跨境移民家庭在Skype上构建的家庭生活。在该片中，家庭成员尝试使用视频通话创造日常家庭实践，例如：影片中远在别国的父亲使用视频通话看到他的孩子学会爬行和微笑，跨国夫妻在屏幕上一起吃饭，异地的恋人用视频通话进行虚拟约会，离居的亲人一起在Skype上跳舞和喝啤酒。
视频通话在我国远距离家庭中也受到青睐，成为流动人口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尽管现有研究较少直接聚焦于视频通话，但有学者已开始探索智能手机和微信等媒介对于实现远程父母职的作用。肖索未和汤超萍在有关北京家政女工的研究中提及，微信已然成为“远程照料”的手段，为流动母亲提供了实现母亲职责的可能性。胡春阳和毛荻秋有关留守儿童与亲子关系的研究也指出：“留守儿童家庭中的父母和孩子通常长期分离，只能借助手机、电话等媒介进行日常沟通和关系维护。”与此同时，国际上有关跨国抚育的研究也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这些研究在阐述新媒介如何重塑流动家庭亲密关系的同时，都特别提到视频通话媒介区别于其他媒介（如电话、信件等）：视频电话的“可见性”（visibility），使父母和孩子可以虚拟地“见面”，这种“可见性”加强了利可布（Christian Licoppe）所言的“连接性在场”（connected presence），使远距离抚育更多样，为促进亲密关系起到了极大作用。
然而，就方法论而言，现有研究大多采用访谈法，虽探索了视频通话媒介在远程家庭中的优势，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使用这一媒介的感受，并了解其使用频率等情况，却难以深挖视频通话的实践意涵。换言之，鲜有研究对父母和子女“如何”（how）完成异地视频沟通进行考察， 我们也因此对打工父母“怎样”与留守子女视频沟通的细节知之甚少。但是，“怎样”这个问题却是媒介化抚育的重要内容。对“怎样”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近距离了解远程抚育的路径和挑战。手机和视频通话中的媒介化抚育不仅是物理距离上的“远”，可能还会涉及情感的“陌生化”。在这种情感和距离的挑战下，交流如何进行？更进一步而言，远程父母职的实现，不仅是访谈中父母告诉研究者他们使用手机或者视频电话辅导儿童功课这类具体事务，还包括媒介化环境下，父母“怎样”和儿童交流，他们的语气如何，情感表达如何，这种交流和面对面交流差异如何等问题。
这些基础性问题，鼓励着研究者走进视频通话媒介被使用的“现场”和“田野”，去探索中国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过程中打工父母和留守子女的远程沟通实践，包括：（1）他们在远程抚育过程中具体互动实践（interactional practice）如何？在虚拟的环境下父母对小孩的抚育如何达成？会遇到哪些难点或挑战？（2）新媒体的“示能”（affordance）如何在远程传播中得到体现？（3）视频通话的参与者，包括父母、小孩、照料小孩的祖辈，在这一传播行为中各自的角色为何？
在进入本文中心议题之前，下文先简述劳动力流动和家庭关系转型与新技术媒介之间的相互构建关系，以帮助读者了解当代远程媒介化抚育形成的重要背景。
二、研究背景
（一）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留守儿童与家庭结构变动
2013年全国妇联在《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称，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0万人，占儿童总数量的21.88%。2018年，民政部通报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减少至697万人，其中96%的儿童由（外）祖辈隔代照料。尽管以往研究均承认，父母外出打工为留守子女提供了更好的经济环境，但研究者们主要提示父母抚育的缺失对留守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留守儿童常常会感到孤独甚至感到被遗弃,也有孩子面临学习的困难,甚至有研究提到父母关爱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的智力发展滞后。
留守儿童现象背后是人口流动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动。留守儿童多由祖辈照料，因此催生了新型的代际合作育儿现象，形成了一种“远程代际合作育儿”格局。肖索未曾阐述，在代际合作育儿的过程中，祖辈与年轻父母会依靠彼此的亲密关系形成弹性的权力格局，孩子父母和祖辈会有不同的分工和角色。肖索未将这种代际合作育儿中的权力分工称为“亲密的权力”，用以指代家庭依靠彼此的情感关系弹性地博弈其角色的过程。肖索未的研究关注同居环境下代际合作育儿，本文将其扩展到留守儿童抚育关系中，进一步探索媒介化代际抚育背后的权力博弈。
这种家庭结构变动极大地冲击着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情感关系。有关留守儿童的一项元分析提出，媒介可能对此类情感关系提供补偿功能，打工父母和留守子女之间频繁且规律的沟通有助于降低分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国农村网络普及率的极大提高，越来越多乡村人口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及移动网络。在1990年代和2000年初期，打工人群想要和家里联系，大多需要使用公用电话，或者先打电话到村里有电话的人家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流动父母得以通过智能手机与家人沟通，也因此促进了媒介化情感关系的构建。但正如王清华和郑欣认为，虚拟空间中的情感补足可能只是短效药，加强亲密关系不能仅依赖于媒介本身。
（二）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媒介化抚育
由人口流动造成的父母和孩子分居现象并非中国之特有，而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近十年来，国际学界对于远程家庭的关注越来越多，愈加丰富的研究开始探究远距离家庭成员如何使用通信传播技术展开媒介化抚育并维持情感关系。其中，由于菲律宾大量输出女佣，菲律宾跨国流动的母亲、跨国留守儿童、跨国抚育等问题成为国际学界广泛关注的重点。
这些研究当中，首屈一指的当属梅迪阿诺（Mirca Madianou）和米勒（Daniel Miller）多次通过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探索菲律宾母亲远程抚育的研究。通过同时调研母亲及其对应的留守子女，梅迪阿诺和米勒展现了一幅新媒体技术背景下人口迁移的图景。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在2012年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流动和新媒体》（Migration and New Media）一书时，为之设计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封面：一片悠悠青绿色下，一个孤孤单单的Home键被放在书的中间。似乎只要用力按下去，外出打工的父母就能瞬间通过Home键回到家里。这样的设计极具表现力地呈现了“距离”和“新媒体”的关联。在此书中，梅迪阿诺和米勒将移动设备终端概念化为“复媒体”(polymedia)，展现手机作为一个媒介，整合了文字、图像、视频的同时，又聚合了媒介、娱乐、关爱、沟通等多种社会功能。他们将这种媒介化抚育方式称之为“移动手机抚育”（mobile phone parenting），并提出媒介和新传播技术为这些流动人口赋权，为他们提供了完成“父母角色”的可能性。
然而，梅迪阿诺和米勒在《流动和新媒体》一书中单辟一章，特别聚焦于儿童视角，讲述菲律宾留守儿童如何“抵触”和“反感”此类媒介化抚育。尽管孩子们承认新兴通信技术让他们和外出母亲的沟通变得可能，但他们对于科技是否可以传递母爱这个论述表达了相当质疑的态度。比如一些孩子提到，母亲常常在媒介环境中忽略他们的实际年纪。
孩子的视角正好印证了社会学家贝克夫妇（Ulrich Beck & Elisabeth Beck-Gernsheim）在《遥远之爱》(Distant Love)中的观点。他们认为现代科技对于远程家庭而言，其实是一种“晴天科技”(sunny day technology)。这里的晴天自然不是真的意味着自然天气，更意味着家庭关系、事情是否紧急等状态：
毋庸置疑，如果出现重大或甚至轻微的危机（学校、药物问题、疾病、事故等方面的困难），很快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些媒介化形式的母爱所带来的限制。新媒体是“晴天科技”（sunny day technology）。在困难时期，亲密关系和实际陪伴变得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儿童。
（三）视频通话抚育的优势和特性
媒介化抚育的相关文献常提及“视频通话”的特殊作用和优势。家庭社会学家彭铟旎提到，外出打工的菲律宾母亲，特别是那些有幼小的留守子女的，尤其赞赏视频通话：“因为当小孩年幼，尚不能完全理解母亲所说的话，或者还不能用清楚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情感时，可视化的聊天便对他们和远程母亲的沟通大有帮助。”也有研究提到视频通话提供的“视觉识别”（visual recognition）功能为流动父母提供了情感保障。许多流动父母十分担心自己与孩子分居之后，孩子不再认识他们。这种不被认知的恐惧通常被认为是缺乏亲密感的表现。视频通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被识别”（being recognized）为父母的场域，从而显得格外珍贵。
诚然，不同媒介，因其不同的示能，对于补偿远距离环境下的亲密感具有不同的效果。一些流动母亲提到，如果小孩遇到紧急问题或者金钱问题的时候，他们更加倾向于使用语音电话与小孩及时沟通。在一些特殊节日（如小孩的生日、母亲节），父母可能认为文字信息具有特殊的意涵。随着小孩的年纪增大，一些孩子也会更倾向于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与父母沟通。而小孩年龄越小，视频电话的次数越频繁。然而，正如利克布（Licoppe）和思默瑞达（Smoreda）所言，在这样的家庭沟通中，很大程度上是传播的行为本身（the act of communication）比传播内容（content）更为重要。
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打工父母和留守孩子的视频通话过程，追问这些传播实践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本文想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打工家庭都在使用视频通话，也并不代表本文认为所有的家庭都应该使用视频通话。本文出发点是关注这些熟练使用新媒体的家庭，关注新媒体如何影响了这些远程家庭的亲密关系。为此，本文选取的家庭也只是广大打工家庭中的小部分。希望通过细微细致的考究，深入探索这些正在使用这一科技的家庭，是如何在使用它的。这个常常被研究者视为理所当然的问题，却是本文的用勤所在。其创新之处在于，本文并不将视频聊天视为恒定的要素，而将它视为一个“互动的成就”（interactional achievement）。视频通话是需要行动者使用“互动的功夫”（interactional work），包括并不限于言语、手势、肢体、感官、物质等传播元素，在互动行动中与他人远程协同合作，才能完成的一件互动行为。
三、研究方法：录像民族志
为深入了解远程父母和孩子如何使用视频通话，本文借鉴了国际学界对于视频通话的录像研究，使用录像民族志（video-based ethnography）方法，录制打工家庭自然发生的视频通话过程。录像民族志起源于社会学中的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和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视角，这种方法论强调回到人们的互动本身，去探索互动的规律和模式。因其对互动研究的优势，本文希望借助录像民族志，深入剖析远程媒介化抚育到底“怎么样”被实现这一问题。在先行访谈和问卷类研究基础上，本文旨在补充远程抚育互动实践方面的相关研究发现。
（一）录像田野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选于四川和贵州的农村地区，田野工作从2016年9月初期探索到2018年12月基本完成。在田野过程中，笔者通过与研究对象建立起信任关系，获得研究对象的同意进行录像和分析，在跨越两年多的田野中，田野工作本身发生了许多的调整和变化。也正是在不断修正田野的过程中，逐渐找到研究的核心和问题。田野工作前半年时间多用于寻找研究对象并与研究对象建立信任关系。其间笔者先后在深圳、东莞两地的打工村进行调研，与13对在外务工的夫妻进行了深入沟通，并花时间与他们同吃同住，了解他们子女的情况。笔者虽然在深圳和东莞进行了大量录像，却在录像和前期探索性分析阶段发现在打工父母一侧录制的影像具有很多的不足，例如小孩总在视频电话中跑动，因此无法捕捉到小孩。于是，笔者通过前期调研积累的人际基础，决定前往这些打工父母的老家。也因为作者自身的方言优势，选择了人口流出大省四川和贵州的留守家庭。之后，笔者在十余个村镇拜访了56个不同的农村留守家庭（因匿名需求，不阐述村镇的具体地址）。在这些家庭当中，笔者摸索出一种创新的录像方法（图1），既可以捕捉到小孩和祖辈，也能录制到打工父母。此后，在每个家庭中连续录像5-6次（一般在1-2周内完成一个家庭的录像工作，这取决于该家庭的视频通话频率），最后选取2-3次该家庭较为完整的录像作为研究数据。为保证本文数据分析的一致性，本文所选取的105次录像是完整的从留守儿童一侧录制的视频，并不包括在深圳东莞打工父母一侧录制的视频。这些通话时长从7分钟到98分钟不等，平均时长26分钟。
本研究依据以下三个条件选择研究对象。第一，为了真正理解父母子女分居的状况，选取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的家庭。第二，如前文提到，诸多研究已表明，孩子越小，打视频电话的频率越高，因此笔者选择的是有3岁以下婴幼儿留守的家庭。第三，入选的家庭每周至少有2次视频通话。换言之，并非仅研究者教授这些家庭使用视频电话，打工家庭也都是视频电话科技的日常使用者。除以上条件外，研究对象的地点（如父母打工的城市）及其他要素并没有作为筛选条件。本研究所有素材的语言为四川话或贵州话。
（二）录像方法
具体到录像方法，本文结合传统录像以及录屏的方式，获取两组视频流。第一，通过传统录像，获取祖辈及婴幼儿使用手机视频聊天的过程，见图1机位1。第二，通过手机录屏方式，又可从手机屏幕中得到远程打工父母的表现，还能通过录屏的小屏幕得知父母所看到的孩子在屏幕中是怎样的，见图1机位2。
图1 录像方法结合了传统录像及手机录屏两种方式
（三）录像数据处理、转写及分析
录像分析自发展以来，已有了较完善的视频处理和分析方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录像分析所用的“无动机观看视频”（unmotivated looking）策略，这种策略是指在分析初期不带价值判断去观看录像。收集到录像素材后，笔者使用Adobe Premiere Pro CC视频剪辑软件将两则视频流同步到同一屏幕，反复观看并做笔记，观察视频通话中发生了些什么行为，以及行动者（父母、祖辈、子女）是如何协作完成这些行为，再对重复出现的行为和现象进行界定和转写。
录像片段转写（video transcription）是十分重要的分析步骤之一。录像转写，顾名思义是将视频转写成文字，这也是将视频呈现给读者的可行方式。然而，视频转录不同于单纯的文字转录，视频转录过程不仅关注对话，也关注非言语要素（肢体语言、动作、环境等）。如本文所使用的转录片段，不仅包括对话，也包括对话中的间隔时间、人们的肢体行为以及一些对应时间点的视频截图。所有转录均使用会话分析学家杰弗森（Gail Jefferson）创设的会话转写系统。本文附录中详细罗列了本文所使用的转写符号及意义。同时，借助Adobe InDesign软件对转写进行排版。除此之外，本文使用了Praat语音分析软件对视频数据中的音律展开分析（prosodic analysis）。
本文所有研究过程和研究内容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调查与行为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Survey and Behavioural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批准。为保护研究对象，转录文字中的姓名和环境全部经过了匿名处理。录像转录中的人物
和截图，借鉴美国语言人类学家古德温（Charles Goodwin）呈现录像数据的经验及笔者以往研究基础，使用了线描和手绘方式，既能美观地呈现研究重点，也能很好地保护研究对象。
四、研究发现：
远程媒介化抚育的互动实践及路径
（一）远程抚育中的“脚手架”
国内外既有文献在谈论媒介为抚育赋权之时，多把媒介化抚育描述成一种“父母-子女”的关系。然而，本文通过对视频通话的分析，发现远程媒介化抚育往往是一个三者传播（three-party communication），是一个“远程代际合作育儿”的过程，是“父母-祖辈-儿童”与“媒介”的互动和互构。远程父母经常需要祖辈的协助才能完成和小孩的互动及抚育。本文因此提出：在媒介化抚育过程，形成了祖辈作为“脚手架”的三者关系格局。
“脚手架”（scaffold）是建筑工人建造房屋时不可或缺的工具。没有脚手架，座座高楼难以拔地而起。教育学中著名的“脚手架理论”（scaffolding theory）引用建筑行业这一术语，用以指代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或者教师常常需要为孩子搭建脚手架，为他们的学习和社会化过程提供阶梯式、层级式的帮助和支持。根据脚手架理论最初的提出者，美国心理学和教育学家布鲁纳（Jerome Bruner）的论证，教育过程中的脚手架，指教育的策略、方法或工具。本文基于对视频通话的深入分析，发现远程抚育的进行不仅涉及父母和小孩，往往还需要一个脚手架的支撑才能得以完成。而这些作为脚手架的参与者，正是这些打工家庭中照顾留守儿童的祖辈，包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样的监护人人群。
图2所转录的一个视频片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以期让读者更深入理解脚手架及其在媒介化沟通环境中的作用。
图2 “脚手架”录像片段转写
如图2所示，当打工母亲接通电话，面容出现在视频屏幕上时，奶奶及时指示小孩“喊妈咪”（第2行）。戈夫曼（Goffman, E.）在《公共场所的行为》中讲到，社会互动的开场（opening）有重要社会意义。打招呼（greeting）和回复招呼（return greeting）与社会关系的建立、保持和维护有极大关联。这里奶奶的指示，不仅是教会小孩社会互动规则，也是教育儿童认识自己远程父母并与远程父母建立起身份关系的过程。紧接着，在第11行、15行、19行，妈妈对小孩提出一系列小问题：“你的饭饭吃完了啦？”、“你在干嘛？”、“你在跳啥子哟？”请读者们从转写中细致地观察，在妈妈提出这些问题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们看到，在妈妈提出问题之后，奶奶积极地加入互动。她提示小孩应如何回答妈妈的问题：“你说>吃完了<”（第12行）、“你说我在耍”（第16行）、“你说我在跳舞”（第20行）。换言之，打工父母与留守儿童的远程传播过程，其实并非“父母和儿童”的双向对话。相反，它是“父母-祖辈-儿童”三方传播的过程。经典的互动社会学研究很早就发现了谈话的序列关系（sequence organization）：一般来说，当前说话的人会通过各种互动资源（interactional resources）选择下一个说话人（next speaker selection）。比如可以通过呼唤下一个说话人的姓名、通过眼神、通过其他肢体动作等。然而，在这些录像数据库中，祖辈自发在互动中提供支持。他们因此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对话序列，成为两者互动中的脚手架，从而使三方远程传播在协同中得以实现。
本文统计并细致分析了275个祖辈展开脚手架支撑的片段。分析发现祖辈这些脚手架行为各不相同，大概可分为四类：（1）祖辈帮助小孩回答问题；（2）提示小孩如何回答问题；（3）提示父母修正原始提问（如：当父母的问题太难，或者不适合目前小孩的知识水平时，祖辈提示父母这个问题不合时宜）；（4）“翻译”父母的行为给小孩听。这些辅助不仅是对小孩的帮助，更是祖辈在远程父母面前表现自己身份和角色的方式。在有关代际合作育儿的研究中，肖索未曾将这种祖辈的行为描述为祖辈积极争取话语权的过程。本文通过对“远程媒介化代际合作育儿”的考察，进一步发现在媒介化环境中，祖辈通过“脚手架”行为，不仅积极展示自己作为孩子照料人的责任，也积极获取机会参与到儿童社会化抚育过程，为自己作为抚育人主体之一争取和博弈话语权。图3展示祖辈在媒介化抚育中的作用，可更清晰地了解其主体性和不可或缺性。
图3 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代际关系格局
以往有关留守儿童的文献较少深入分析祖辈角色。即使有，也多以只言片语提及祖辈照料孩子的负面影响。例如常有研究提到，祖辈作为临时的监护人，把照料孩子当成单纯的衣食问题，祖辈也常溺爱和迁就孩子。然而，祖辈是远程代际合作育儿的重要执行者和参与者。本文借用脚手架理论，展现了祖辈在三方互动中所起到的支撑作用，也凸显了媒介化抚育不仅涉及媒介、父母和儿童，还涉及作为行动者的祖辈。在这一意义上，祖辈成为打工父母身体的延伸，也成为媒介化抚育平台本身的延伸。
（二）远程传播中的具身性：音律和身体的交织
远程视频传播模式难以用传统二分法，如身体“在场”或“不在场”对其进行简单地区分。近年来，中文学术界有关传播学中的身体、具身性等概念和视角的讨论蓬勃发展，对于我们理解视频中介传播过程中的身体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刘海龙在谈及传播学中对于身体的忽视和新近关注时特别提到，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往往对于身体缺席容易产生焦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技术上不断去追求“身体在场”交流方式的原因。
这些讨论与视频通话的特性不谋而合，一定程度上说，视频通话仍是一个有一定局限的感官世界，例如目前大多参与者不能直接触摸和亲吻对方，画面也可能出现失真的状况。笔者通过对视频数据的细节分析，发现在视频通话这种“局限性身体在场”的传播模式中，参与者往往需要通过调动“具身性”行为去“弥补”那些“不在场”的互动资源。或者说，是通过身体资源弥补媒介的不足。例如，图4转写片段中，小孩通过肢体语言和音律，给妈妈打一个热情招呼的过程。这一案例展现了人们会通过热情、夸张、展示等具身实践把虚拟的沟通变得更具象。
图4 “两次妈妈”录像片段转写
如图4所示，当妈妈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时，奶奶通过问孩子“这是哪个”来提示孩子识别母亲（第2行）。小孩回答的“妈妈”不仅是“对奶奶问题的回复”，更为重要的是，“妈妈”也可以被当成“对视频电话中妈妈的问候”。申大德（Todd Sandel）在研究汉语环境中的家庭关系时提到，中国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常会被教育使用亲属称谓（kinship terms）来问候客人、亲戚和父母。成年人指示儿童用亲属称呼问候别人的过程，实则是中国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然而，小孩第一次回复的“妈妈”（第4行）被奶奶认为是不够的，或者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看到在第6行，奶奶再次发挥了自己的脚手架作用。她重复了之前的问题，并在句末添加了一个语气词“哦”，“这是哪个哦？”以此让小孩修正自己刚刚的回复。作为回应，这一次小孩改变了言语和身体行为。她在椅子上跳起来，将身体更加靠近手机屏幕，然后大声地喊出“妈::妈!”。这一次，她的眼神更加专注在手机屏幕上。第二个“妈::妈！”因此成了言语和身体表达重叠中对妈妈的温情“问候”。在分析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不同家庭在音律表现中都有突出的特征，于是决定采用语言学中的Praat语音软件对音律进行分析和界定。例如该案例中，将参与者的语音信息导入Praat后，得出图5的音律特征。
图5 两次“妈妈”音律和身体表征的不同（使用Praat软件）
从图5可见，孩子的第二次反应，正印证了传播学学者皮莱特-肖尔（Danielle Pillet-Shore）所描述的“大问候”（large greeting）现象。这种问候的特点是潜在的韵律（prosodic）和具身（embodied）特征，包括延长的声音、更高的强度、更高的音调、可听见的笑容、可看见的肢体表征等。这里，孩子发出的第二声“妈::妈!”以较高的强度完成，音调更高（最大531Hz，第一次妈妈最高音调407Hz），并且音调上升得更陡峭，同时她带着可见的微笑。小孩的身体也和谐地加入到了这个互动过程中，跳跃、靠近屏幕、眼神专注等都让这个“大问候”变得更加明显。在大量的数据分析中，笔者发现这种“大问候”并不仅仅出现于这一个家庭，相反，它是一个普遍发生的现象。
一声对父母“大大的问候”更容易唤醒和激发亲密家庭关系。一声懒洋洋的“妈妈”和一声洪亮热情的“妈::妈！”对于一个在外打工的妈妈而言，感受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成人参与者在媒介化抚育过程中需要花费很多互动的功夫，尤其是具身的传播特征，用以帮助和协助小孩完成在视频通话中的“大问候”或者其他热情的表达方式。这一研究发现因此拓展了我们对于媒介化抚育中“具身性”的理解。以往研究在谈及视频通话媒介的优势时，主要关注媒介作为渠道所能提供的具身体验（如：可见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具身交互与媒介的相互依存关系。本文将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具身性概念化为两个层面（图6）：其一是媒介示能所能提供的具身体验，其二是行动者在使用媒介时候的具身交互（embodied interaction）。这两者在理解媒介与身体关系相互依存过程中必不可分。
图6 媒介化抚育中具身性特征的两个维度
（三）远程传播物质性：手机和镜头作为“物”的示能
以上剖析了远程抚育过程中的人（作为脚手架的祖辈）和身体（语言音律及身体特征），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远程抚育所使用的“物”——“媒介和技术”本身，即智能手机、手机镜头、互联网络等使远程抚育得以可能的技术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任何传播活动都离不开“物”，研究传播活动自然也离不开考察传播活动发生所凭借的“物”。戴宇辰认为，要理解以社会互动为基础的现实建构活动，就必须理解当下社会互动所面对的“对象”、所发生的“场所”、所凭借的“身体”以及对建构活动产生“物质性”影响的物体。如此说来，对活动产生影响的事物，不仅包括人的身体本身，还有场所中的“物”以及“人和物”互动过程中所生产的“场景”。正如阎峰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可以把媒介的使用者还原为“生活者”，通过社会实践去理解媒介的“场景化”，可能更易理解“技术”和“物”的社会性构建过程。
那么，作为技术基础设施的“物”，如何影响着远程媒介化抚育？手机视频电话的通话程序被生产出来之后，设计者在编程时给这个作为“物”的媒介技术嵌入了其技术“示能”。然而，这个程序“被设计的示能”并非等同于实际场景中的“示能”。本文认为，“物”的“示能”不是既定存在的。相反，它是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在特定的物质环境（material environment）里被实现和被激发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人使用同样的技术，技术本身所能展现的“示能”是不同的。
本文从“物”的“故障”（trouble）入手，探寻在参与者的视角中，示能究竟是什么。从故障入手进行研究的方法，得到了常人方法学创始人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著名的“破坏性实验”（breaching experiments）启发。在该实验中，加芬克尔让学生在生活中去故意打破社会规则，例如回家用十分客气的语气和爸爸妈妈说话，看看会发生什么。这些实验证明，许多社会规范在正常运作的环境下，反而容易被忽略。但规范一旦被打破或者出现某些故障的时候，人们就能十分轻易地发现这个规则本身。因此，如果想深入了解技术物的“示能”，不妨扩展思维关注在视频通话过程中出现的大大小小的技术故障。在这种观察中，我们更容易发现“物”是如何被需要、被修正以及被塑造的。
其实，视频通话中常出现技术障碍，大致体现在：手机镜头的角度没有对准小孩（如“我看不到娃儿”），小孩摇晃手机（如“不要晃手机”），声音变小（如“咋个听不到你的声音喃”），或者网络连接问题（如“信号好卡哦”）。如图7片段，远程妈妈抱怨说手机一直在晃，于是她问究竟是谁在拿手机。
图7 “手机摇晃”录像片段转写
在妈妈指出沟通故障之后，爷爷解释这一故障出现的原因（第5行）。随后，爷爷修正了故障，他拿起手机对准小孩（图7.3），以保证即便小孩要用手拨动手机，手机也可以不再大幅度摇晃。这一短暂的远程协作，从妈妈指出故障到爷爷解释和修正故障，都极好地展现出爷爷对于“物”的理解和把控，也很好地展现出远程父母在视频通话中对于“物”状态的期待和希冀。
如此一来，考察“物”与“传播”的关系，可以进一步考察“参与者”对于“物”的“示能”的关注。参与者对于“物”的需求往往会在他们使用这一“物”时表现出来。打工父母需要“看到”小孩，而不是看到摇晃的手机镜头，所以他们会在互动中指出故障或者请求修正。当阻碍和故障发生后，参与者积极地调整和调动“物”的示能，通过社会互动的方式重整维系视频交流。在此过程中，父母和祖辈都通过适宜的言语和非言语传播，达成真正的远程协同和远程代际合作。也正是在这样基于用户使用媒介的分析中，日常传播行为中的社会物质实践（social-material practices）才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地呈现出来。
五、结语和反思
本文以录像民族志为研究方法，录制了大量幼龄孩童与外出打工父母的视频聊天录像。通过录像会话分析，本文呈现了视频通话中丰富的社会活动在现实情境中是需要被达成（achieved）的。通过对录像的细节考察，本文论证了视频通话本身难以被定义为一个恒定不变的要素，相反，这个过程是互动性、实时性和场景性（contextual）的。“人”、“人的身体”、“物”和“技术”在互动的过程中彼此交织，从而构建出互动中的传播实践、意义和场域。本文通过关注媒介化抚育的实践过程，进一步强调“人——媒介——社会关系”在互动中的彼此重塑，也进一步呈现了身体、媒介、独特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
通过对祖辈角色的考察，本文论证了在媒介化抚育背景下，人与人在媒介影响下建立起新型的权力和话语关系。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当流动家庭需要依靠祖辈参与代际育儿的时候，本文展示了祖辈在行动中积极地争取话语权并积极地参与儿童社会化的过程。当人口迁移带来新型的家庭权力关系和格局时，新媒介的介入也带来了代际之间新的角色和分工。正如孙信茹和王东林提到，祖孙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延续。在新媒体环境下，家庭内祖辈、孙辈等代际之间形成新的互动形态。新媒体的出场，既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家庭结构和模式，让家庭生活的角色和分工处于动态的变动之中，也为祖辈提供了新的媒介场域参与家庭事务。与此同时，本文研究发现进一步延展了国际学界对于跨国抚育的既有成果，通过我国独特的代际合作育儿形态和情感关系，本文将远程抚育重新概念化为三者传播行为，并强调远程抚育在新媒介的中介下，为更多的参与者提供了机会和平台；本文也由此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家庭意义和参与感的不同表现形式。
本文跳出功能主义范式，并不简单评价和界定远程媒介化抚育效果，而从脚手架、具身性和物质性的角度延伸了媒介与身体的关系。本文深化了媒介化抚育过程中两个维度的“具身”：（1）媒介渠道所能提供的具身体验；（2）行动者在实践中与媒介发生的具身交互。由此看到，围绕着远距离家庭展开的研究，不应仅仅是探索新媒介的使用对情感关系是否促进或者限制，而需要进一步理解远距离的家庭成员、媒介、身体传播过程、家庭结构和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组成的社会物质性（social-materiality）形态。胡翼青在谈论媒介可供性之时，提到从“生成本体论”角度去理解媒介的可供性，这一视角认为：“表征物和技术物只有当其呈现或实现可供性时才成其为媒介，而表征物和技术物只有成其为媒介物时才具有可供性。”本文通过细致分析人如何在情境中调动“物”的示能，进一步将这一论述放诸于经验研究之中，强调人的实践知识对媒介的补充和塑造。在经验研究中探索“媒介生成”过程，其实是将媒介放置在社会互动场景中，观看“人-物”与“示能”之间的博弈和形塑。当媒介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局限性”之时，人类的主体性被调动出来，通过身体等各种社会方式对媒介进行补偿；反之，媒介的发展也极力地改变着人互动的方式以及人机互动的形态。
在应用层面之上，本文对如何更好地照顾留守儿童得出实践意义的启发。例如：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祖辈十分频繁地对远程抚育提供支持和帮助，我们建议祖辈在某些时候可以“主动地”适可而止，在某些时候又可以主动“加强”这类脚手架辅助。如果在远程沟通出现故障的时候，祖辈的提示和脚手架作用则会更加有效。但祖辈可以给儿童留足思考和主动回答问题的空间，而不是在父母提问之后“立刻”给予帮助。
最后，本文所采用的录像民族志方法，为探索远程抚育议题提供了令人欣喜细节的同时，仍存在许多难点和不足。目前录像民族志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仍很欠缺，在中文学界的应用则更加稀少。本文作为一项录像田野和分析的实践，在田野期间亦遇到各种挑战。录像比访谈和问卷更难获得研究对象的同意，因为录像会采集到研究对象的容貌、声音以及家庭环境。争取研究对象的同意曾是本项目的最大难点。但是，本文仍想再次提出民族志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价值，不可因为这个研究实际操作层面“难做”，“就不做”。与研究对象建立“信任”关系，仍然是克服这些田野困难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如今，我们处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人们大量使用科技，社会互动也被科技所重塑。如果可以使用录像研究更仔细地观察这些被科技重塑的行为，相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技与人的关系。也期待更多有关留守儿童和远程家庭的研究，能够更细致地观察这些家庭具体的沟通、效果和意义，从而探索出更多有益于远程家庭展开媒介化抚育的有效策略。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1期
转自：“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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