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数字治理
导言
尽管政府对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的使用和采纳越来越多，但很少有研究调查ICTs如何影响公共管理人员在工作场所的幸福感。信息系统和心理学研究认为，"技术压力"是一种源于ICTs使用所带来的社会和技术变化的压力形式。当ICTs在他们的职业和私人生活中无处不在，并给他们的工作量增加了新的要求时，公共管理者可能会经历技术压力。最近，两位美国学者Leonor Camarena ＆ Federica Fusi利用2014年全国范围内2500名地方政府管理人员的调查数据，关注技术使用以及围绕ICT使用的个人和组织实践，研究它们对技术压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出于专业目的使用ICT会增加技术压力，但公共组织可以通过提供ICT使用政策和指南来减少技术压力。个人使用ICTs和电子监控并不影响技术压力。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权威期刊ARPA上面。
（文献来源：Camarena, L. and Fusi, F. (2022), Always connected: technology use increases stress among public managers,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2(2) 154–168. DOI: https://doi.org/10.2139/ssrn.3954287）.
研究问题
美国各级政府对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的使用已经稳步增长。信息和通信技术，如网站、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程序，有助于公共机构提高透明度，并向公众传达信息（Porumbescu，2016；Welch & Feeney，2014）。数字数据分析和协作工具有望提高管理效率，包括招聘和信息共享（Feeney等，2019；Tufts等，2015）。信息通信技术的这些积极影响加强了政府对技术的采纳和使用（Feeney等，2019；Mergel & Bretschneider，2013）。然而，也有关于技术使用的潜在后果的讨论，如时间浪费和工作超负荷（Fusi & Feeney，2016），工作-生活溢出效应（Benlian，2020），以及ICT对员工士气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Demircioglu & Chen，2019）。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越来越多，给公共雇员带来了新的工作量要求。通过在网上发布信息，公共雇员将自己和他们的组织暴露在与公众新的和更频繁的互动中（Khan等人，2014）。此外，ICT的使用可能会重复工作量，因为公共雇员需要同时管理现场和在线活动（Fusi & Feeney，2016）。根据这一理论，本文认为，公共组织中ICTs的使用所带来的技术和社会变化可能会增加公共雇员的技术压力。
核心研究问题是：中小型地方政府的高层公共管理人员是否经历过技术压力？技术压力是否与某些类型的ICTs有关？哪些个人和组织的做法增加或抑制了技术压力？
理论
研究者们调查了公共管理人员在多大程度上经历了技术压力，并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以探索中小型地方政府高层公共管理人员基数压力的前因。压力是一种特定于环境的现象，其表现取决于个人的工作环境、角色和责任（Tarafdar等人，2015；West & West，1989）。在公共部门，与工作有关的压力越来越受到关注（Bao & Zhong, 2021），因为公共工作包含了多种多样的角色和期望。先前的研究表明，由于政治、对多个选区的责任（Liu 等人，2015）和工作的情绪强度（Hsieh等人，2012），公共雇员比他们的私人同行压力更大（Bogg & Cooper，1995）。此外，由于公共部门的组织结构、环境和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与私营部门的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责任、职责和角色是独一无二的（Meier & Co.O'Toole, 2011; Ossege, 2012）。因此，先前从私人环境中得出的结论可能无法推广到公共组织，而对公共管理者的关注可以为技术压力学术研究提供重要的贡献。
借鉴了IS和心理学的研究，以了解ICT的使用是公共雇员的一个新的压力源。将这些研究流所强调的技术压力的前因与公共组织中ICT使用的学术研究联系起来。从IS研究中，首先论证了ICT在工作场所的使用与公共管理者的技术压力有关。关注ICT的使用频率，以及两种在地方政府中广泛使用的技术类型（Feeney等人，2019年）：社交媒体和数字工作应用（例如，合作文件和共享规划工具）。基于心理学研究，通过区分工作和个人目的的技术使用，探索与ICT使用相关的个人实践。我们整合了电子政务文献中的见解，研究了与公共组织中ICT使用相关的组织实践，例如关于ICT使用和电子监控的组织政策，这两者都极大地影响了公共雇员如何使用和感知ICT（Fusi & Feeney, 2016, 2017; Mergel & Bretschneider,2013）。对组织实践的关注扩展了以前对技术压力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考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特征（Ayyaga ri等人，2011；Barley等人，2010）。最后，探讨了公共管理者的个人特征的影响，因为研究表明他们可能会影响压力水平和ICT的感知和使用。
假设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为工作目的使用ICTs将与技术压力正相关。
假设2：在组织内使用多种社交媒体与技术压力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3：在组织内使用多种数字工作应用程序将与技术压力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4：在工作时为个人目的使用ICTs与技术压力正相关。
假设5：组织的ICT使用政策与技术压力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6：电子监控将与技术压力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7：性别和年龄将与技术压力相关。
研究方法
数据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科学、技术和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在2014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以调查地方政府的技术使用情况、高层公共管理人员对技术的看法和公民参与情况。调查对象是美国500个地方政府五个部门的2500名高层公共管理人员，这些地方政府的人口在2.5万至25万之间。研究假设集中在三组技术压力的前因上。ICT在工作场所的使用、与ICT在工作场所的使用相关的个人实践、以及在公共组织中传播的组织实践自我报告的调查措施适用于这项研究，因为技术压力是个人经历的一种感知状态（Tarafdar等人，2007）。
样本框架包括人口在10万至25万之间的城市(184个)的人口普查数据和人口在2.5万至99,999之间的小城市(316个)的随机样本。调查对象包括五个职位的顶级公共管理人员:城市经理/城市行政官、社区和/或经济发展主任、财政主任、公园和娱乐主任以及副警察局长。
在去除不良地址、空缺、退休人员和不再从事该职位的管理人员后，样本减少到2461名高层公共管理人员。根据美国舆论研究协会的回复率2方法计算的最终回复率（33.07%），计算了完成和部分完成50%问题的访谈。所有790名受访者都包括在分析中。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H1得到了支持，它预期公共管理者出于专业目的使用技术与技术压力正相关。高层公共管理者在工作中更频繁地使用技术时，更有可能报告更高水平的技术压力(β = 0.16, p < .01)。我们没有发现支持H2的证据，表明公共经理的社交媒体使用与技术压力相关(β = 0.01, p > .1)。相比之下，我们的分析表明，当他们的组织采用更多的数字工作应用程序时，公共经理报告更高的技术压力(β = 0.07, p < .01)，从而证实了H3。不支持H4。报告在工作场所为个人目的使用更多技术的顶级公共管理者没有报告更高水平的技术压力(β =−0.07,p > .01)。我们发现支持H5;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为社交媒体使用提供更多指导的组织工作时，顶级公共经理报告的技术压力水平较低(β =−0.07,p < .05)。然而，该模型不支持H6, H6预期更多接触电子监控的顶级公共管理者报告更大的技术压力(β = 0.00, p > .1)。在个体特征中，我们没有发现技术压力水平的性别差异的支持(β = 0.07, p > .1)，但有一些基于年龄的差异的支持。与沉默一代的高层管理者相比，X一代的高层管理者更有可能报告更高水平的技术压力(β = 0.27, p < .001)。值得注意的是，千禧一代类别的观察很少，所以我们可能缺乏能力来发现一个重要的结果。
讨论和结论
分析表明，工作场所的技术使用以及个人和组织的实践塑造了公共管理者的技术压力。首先，发现技术压力与为工作目的使用ICT的频率（H1）和使用多种数字工作应用（H2）呈正相关。这一发现支持了IS学术界的观点，即技术压力源于更大的需求和工作量，以及学习和采用多种工作应用的压力（Barley等人，2010；Tarafdar等人，2007）。然而，还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技术压力之间没有关联（H3）。通过考虑公共部门的情况，对这一结论进行了解释。社会媒体工具受到公共管理从业者和学者的高度关注，它们被更有效地整合到地方政府的实践和活动中（Bretschneider & Parker, 2016; Mergel&Bretschneider, 2013）。事实上，公共管理人员报告说社交媒体在工作场所很有用（Fusi & Feeney，2016；Khan等人，2014），因此他们的使用可能被认为是不太重的负担，从而不会造成技术压力。
其次，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作时间为个人目的使用技术并不影响技术压力（H4）。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公共管理人员能够平衡来自个人ICT使用的需求，并且不会觉得多任务有什么困难。特别是在中小型的地方政府中，高层的公共管理人员可能会受到较少的监督，并有自由学习如何使用技术工具来平衡他们生活中的不同角色。由于专业和个人之间更细微的界限似乎并不影响工作场所的公共管理人员，公共组织有机会通过不限制在工作时间为个人目的使用ICTs来创造更灵活和轻松的工作环境。应该指出的是，我们不知道在工作时个人使用ICTs是否会影响工作的积极性或其他工作成果。初步结果显示，情况并非如此（Purcell和Rainie，2014），但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这一领域，为人力资源实践提供进一步的投入。
在组织实践中发现，关于ICT使用的组织政策会减少技术压力（H5）。组织政策可能为公共管理人员提供缓解，他们需要花更少的时间和精力来确定使用技术的适当方式（Fusi & Feeney，2016）。此外，他们可能会减少对其他员工行为和内部规则设计的责任的感觉（Bretschneider & Parker, 2016;Vaast&Kaganer, 2013）。由于这些内部责任较低，公共管理人员报告的技术压力较低。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探索组织政策的内容，以确定能有效减少技术压力的规范和规则。
与H6相反，发现电子监控和技术压力之间没有关联。同样，解释这一结论需要考虑到公共部门的特殊背景。虽然公共雇员对电子监控的容忍度较低（Dobers tein等人，2021年），但鉴于公共组织通常采用的问责要求和人力资源实践，他们可能更习惯于被监控（Jaco bson和Tufts，2012年）。由于公共雇员更习惯于此，电子监控并不影响工作场所的幸福感，如技术压力。
在个人特征中，发现年轻一代报告的技术压力更高。这一结果可能表明，年长的工人能够处理压力，因为他们有更多的经验，或者更了解他们的角色和工作场所的期望。这也可能表明，年轻一代通过技术更经常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有更大的压力风险，因此，在工作场所有倦怠和疲惫。未未来的研究应采用不同的技术使用衡量标准，如个人查看社交媒体或使用移动应用程序连接工作职责的次数，并了解持续连接、年龄和技术压力之间的关系。
总之，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回顾性的分析，表明工作场所的技术使用最终会如何影响公共管理人员的技术压力。
转自：“治理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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