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野猪冲突时空特征及对生态系统“反服务”的启示

引言

野生动物是生物圈的重要构成要素，但在全球变化背景下，亚洲象、非洲狮、棕熊和野猪等野生动物捕食家畜、毁物伤人等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屡见不鲜，反映了生物圈内部的生态空间与人类活动空间叠加所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在一些地区极具危害性，破坏了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并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积极性。处理好野生动物保护与人类生命财产安全之间的矛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从广泛的关于野生动物“肇事”的新闻报道中不难发现，当前人—野猪冲突（又称野猪“肇事”）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是一类较为普遍的现象，在美洲、欧洲和亚洲等地区均有分布，在一些国家还出现了泛滥的趋势。

中国人—野猪冲突问题近年来快速凸显。截至2021年底，中国多数省份均有野猪“肇事”记录。例如，2010年浙江省缙云县双川镇实有耕地200hm2，受野猪破坏的约113hm2，其中颗粒无收的高达67hm2，而淳安县与野猪“泛滥”有关的撂荒水田和旱地更是高达180hm2；2017年宁夏泾源县75%行政村的农作物受到野猪破坏，受灾面积超过总播种面积的30%，造成经济损失近6000万元；2020年底，湖北省通城县贫困户养殖的80只羊被野猪一夜咬死47只，损失5万多元；另外，根据甘肃省陇南市野生动物保护站的追踪记录，2016—2020年间仅陇南市发生野猪致人伤亡事件达17起，伤亡19人（受伤7人，死亡12人）。探究该类冲突的时空分布规律、危害程度以及驱动因素对于制定相关调控政策具有重要价值。

野猪对农作物的破坏是人—野猪冲突最普遍的表现形式，其中还伴随侵害家禽、攻击人类以及伪狂犬病、猪流感和细螺旋体病等疾病传播等现象。从原因上看，人—野猪冲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人口增减、土地利用变化、生态保护政策和野猪自身生存能力等。但不同地区发生人—野猪冲突的原因存在一定差异，如在耕作适宜区，人类过度侵占林地，挤压野猪生存空间致使冲突加剧，而在山区，生态环境的“好转”为野猪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导致野猪“肇事”频发。为降低野猪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人们采取了诸如设置缓冲装置、使用“声—光”干扰技术和财产损失补偿等措施，但效果欠佳。捕杀狩猎是控制野猪数量和降低野猪“肇事”频率的有效途径，但对捕杀时间、数量和范围的确定缺乏科学依据。目前一些机构采用实地调研、红外相机监测等方法对保护区、区（县）等局部区域的野猪种群数量开展观测，但时空局限性明显，而且时间跨度短（2~3年），对国家制定和调整野猪保护政策响应迟钝。

鉴于此，本文以典型野猪“肇事”事件调研数据为支撑，采用荟萃分析等方法揭示2000—2021年中国人—野猪冲突时空规模、类型、危害程度和驱动因素，并对调控策略进行探讨，为深化对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科学认识以及为缓解野猪“肇事”危害提供实证依据。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

王亚辉 副教授

西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变化、国土空间规划以及乡村地理等方面研究。现为中国地理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专委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西部乡村可持续发展新文科实验室副主任、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学会监事、重庆地理学学会理事、担任多本SCI/SSCI期刊客座编辑；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教育部基金等科研项目8项，参研国家社科重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点项目等科研项目7项。出版专著2部，在《Land Use Policy》《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等学科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他引1000余次。

通讯作者

樊 辉 研究员

云南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原山地资源环境遥感、地理大数据与智慧流域、土地变化及其生态效应等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主持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等多项科研项目，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曾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排名第2和第4），并入选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大学“东陆学者”等人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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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经管学术联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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