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曾俊霞等
原文：《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1期，第44-64页
作者：曾俊霞，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郜亮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王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魏亚萍，齐国，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研究员
【摘 要】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的生力军，2020年，我国职业农民发展到1700万人，占农业劳动力的9.6%。本文基于2018年全国31个省（区、市）9763名职业农民的调查样本数据，从生产经营类别、地区等维度对职业农民的群体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中情况相比，职业农民呈现出许多新特征，比如男性多、平均年龄低、受教育程度高、非农户籍多、参训比例高等。相比发达国家农民，我国职业农民的平均年龄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务农时间较短。不同生产经营类别和不同地区的职业农民基本特征差异显著，如纯养殖类和经济类作物种植业、东部地区的职业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职业农民的未来发展还面临着农民教育培训、劳动力市场、土地制度改革和人力资本行业与地区差异等问题。
【关键词】职业农民；农业劳动力；人口特征
谁是职业农民
——基于9763名职业农民的调查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职业农民群体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的生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务农农民特别是高素质的青壮年农民数量急剧减少，农业劳动力普遍出现了“兼业化、老龄化、低文化”的现象，成为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现代农业以“科技化、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为特征，这些特征都迫切需要农民成为既有专业知识，又有专门劳动技能，还懂得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职业农民”。按照原农业部发布的《“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的定义，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新型）职业农民是我国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是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这些现实难题的最佳人选（朱启臻，杨汇泉，2011）。
我国职业农民群体发展已有三十多年历史，占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逐年增加，成为新型经营主体中的重要个体成分。职业农民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长三角地区（邓聿文，2003），称谓经历了“新型农民”“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四个时期，我们认为其本质都是要突出农民的“职业属性”，体现农民由身份转变为职业的发展方向，因此“职业农民”的称谓更符合其根本特征。近年来，我国职业农民群体发展较快，总体规模从2010年的821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700万人，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也从2010年的2.9%增加到2020年9.6%。他们逐渐成为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经营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中的重要个体成分。到2021年底，全国新型经营主体中家庭农场达到390万家，农民合作社220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95万个。这些新型经营主体中的个体细胞很多都是素质较高的职业农民。但是还必须看到，在当前“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职业农民及其构成的新型经营主体无论是在数量、人数以及经营耕地面积上，都是相对少数的。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有近2.1亿户的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数量约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70%。因此，在看到职业农民队伍已经取得发展进步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这支队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发展空间还很大。在现阶段，对职业农民开展基础性、整体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职业农民的自身特征及其生产行为亟待研究，其中又以“谁是职业农民”为最基本的问题。现有关于职业农民的研究虽然很多，但研究内容基本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职业农民的内涵、特征、意义的定性讨论（宋新乐，朱启臻，2016；夏益国，宫春生，2015）；二是职业农民的素质与能力探析（刘家富等，2019；尚锐，2015）；三是职业农民的成长与培养问题（杨璐璐，2018；朱启臻，胡方萌，2016）。目前，几乎没有专门针对职业农民总体基本特征的定量研究，尤其缺乏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样本代表性（米松华等，2014；吴易雄，周芳玲，2017），或数据全面性（农业部科技教育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17）上欠佳。
本文基于2018年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首次开展的针对全国31个省（区、市）职业农民的调查数据，对职业农民的基本特征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并就此展开一些关于农业劳动力的思考。该调查分层随机抽取全国31个省（区、市）的职业农民，收集了他们2017年个人、生产、生活方面的详细数据。具体抽样方法如下：第一，在每个省（区、市）内，按照人均GDP排名把所有县（市、区）分成3层，每层随机抽取2个，共抽取6个县（市、区）。第二，在每个县（市、区）内，根据乡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把所有乡镇分成3层（高、中、低），每层随机抽取2个乡镇，共抽取6个乡镇。第三，在每个乡镇内不同的村庄随机调查10名职业农民。最终，调查获得来自全国176个县（市、区）1140乡镇5154个村庄9763名职业农民的有效问卷，样本覆盖面非常广。
本文从人口基本特征（性别、年龄、户籍、家庭户规模），人力资本特征（教育、培训、健康），和从业经历与特征（从业身份、从业时间等）三方面刻画了“谁是职业农民”；并在职业农民内部对比分析不同生产经营类别、不同地区的职业农民特征差异。生产经营类别分为纯种植、种养结合、纯养殖三大类别，纯种植类中根据种植作物的不同分为粮食类和经济类；地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区。三大生产经营类别中，从事纯种植、种养结合、纯养殖的职业农民数量分别是5567、3086、674人；纯种植类中，种植粮食类、经济类作物的职业农民数量分别是3059、2200人；四个地区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职业农民数量分别是2744、2050、3812、1157人（见表1）。
在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本文还将职业农民的基本特征与国内外农业劳动力群体进行比较，以在整个农业劳动力的坐标下，精准定位中国职业农民所处的位置，思考职业农民的队伍建设和未来发展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数据时间为2017年，为了对比同时期职业农民和国内外农民基本特征，本文首选2017年的国内外农民数据；如果无法获得2017年的对应数据，则采用对应数据距离2017年最近的年份数据替代。采用2017年调查数据的又一原因是可以和最近的国内外大型农业普查数据对比（如2016年中国第三次农业普查和2017年美国农业普查数据）。考虑到很多基本特征短时间内几乎不变或变化趋势很慢，本文的对比结果仍然是非常可信的。
二、职业农民的人口基本特征
谁是职业农民?职业农民的人口基本特征（如性别、年龄等）是首先需要加以刻画描述的，同时也从职业农民角度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老龄化”等问题做出回应。这些人口基本特征，也是研究职业农民生产经营情况的重要参考因素。
（一）男性占到八成，没有出现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象
性别问题历来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要点，因为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异、社会差异会导致资源获取、效率产出、收益分配等方面的不同。在农业领域，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问题。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是指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男性逐渐从传统农业部门中抽离出来转向非农领域，而女性逐渐接替男性成为农业生产主体的经济社会现象。有关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研究目前还未能达成一致结论。绝大多数研究认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特征明显且女性农民生产效率低（李旻，赵连阁，2009；朱启臻，杨汇泉，2011），个别研究只支持部分地区存在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文华成，2014），还有研究承认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但是否认女性农民生产效率低（deBrauwetal.，2013）。职业农民作为中国农业劳动力中的高素质代表，性别结构问题也值得探讨。
调查样本表明，职业农民中男性占到八成，女性仅占到两成，完全没有出现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象（见表2）。第一，职业农民中男性占到总体的80.1%，在各生产经营类别、各地区中占比都接近或超过八成，占据绝对主力。尤其是在技术和劳动强度要求更高的纯养殖类中，男性占比更高，达到了85.9%。第二，职业农民中的男性占比（80.1%）明显超过了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的男性占比。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共31422万人，其中男性占52.5%，女性占47.5%，男性略高于女性5个百分点，男女差异并不大。而职业农民作为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的一小部分（2017年共1557万人，仅占农业劳动力的7.7%）（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18），其男性占比高出总体近30%，两者性别差异十分明显。
职业农民中男性占比高的特征，可以借助农业家庭的性别分工理论加以理解。一个家庭当中，男女之间的比较优势使得男女工作产生了分工，女性主要操持家务劳动，而男性主要从事“市场”活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从家庭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承担更多家庭照料责任、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女性往往选择留在比较效益低的农业部门，而承担更多家庭经济责任、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男性则更多地转移到比较效益更高的非农部门，从而出现了女性劳动力沉淀在农业部门的现象（何军等，2010）。但职业农民中的性别结构却完全不同，职业农民中男性占比明显高，更多男性劳动力主动选择留在农业领域，而没有转移到第二、三产业。这说明，作为家庭中主要经济来源的男性，“职业农民”至少是一份可以媲美非农工作的“市场”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农业经营有效益，农业有奔头”。职业农民中的男性占比高，和其所从事的规模生产密切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农业劳动力中的男性占比越高（文华成，2014）。职业农民中规模经营户占比超过了一半，远高于全国规模经营户的占比（1.9%），因此男性占比更高。
（二）以中壮年为主，明显相对“年轻化”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全球性现象。美国农民的平均年龄为58岁，日本高达67岁，欧洲有1/3的农民年龄在65岁以上，所有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都显现了同样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黄季焜，靳少泽，2015）。中国也不例外，农业劳动力不再年轻，2017年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53.3岁；并且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55岁及以上农业劳动力的占比从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的12.7%迅速上升到2016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时的33.6%，几乎增加了2倍。
中国职业农民的年龄分布如何呢?调查样本显示，中国职业农民的平均年龄为45.1岁（见表3），可以说队伍正当壮年；从事纯养殖、种养结合类的职业农民比纯种植类的职业农民平均年轻1岁，从事经济类作物种植的职业农民相比粮食类的平均年轻近1岁；职业农民相比中国整体农业劳动力，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农民，明显更加年轻。
2017年职业农民的平均年龄为45.1岁，中位数年龄为46岁，不同生产经营类别、不同地区的职业农民年龄略有差异。第一，从事养殖和种养结合的职业农民平均年龄为44岁，比纯种植的小了一岁以上；种植经济类作物相比粮食类作物的职业农民小0.7岁。养殖业以及经济类作物种植业的技术要求、劳动强度更高一些，所以从业者相对年轻。第二，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职业农民的年龄最大，平均年龄约为47岁，相比东部和东北职业农民大了近两岁，相比西部职业农民大了三岁。
相比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普遍存在的老龄化现象，职业农民具有明显的年轻化特征。第一，从各年龄阶段的分布来看，职业农民在高年龄阶段的占比明显低。职业农民中年龄在55岁及以上的占比为13.3%，而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该年龄占比为33.6%，高出职业农民20个百分点。第二，从平均年龄来看，职业农民的平均年龄明显低，相比2017年全国农业劳动力53.3岁的平均年龄（黄季焜，靳少泽，2015），职业农民低了8.2岁。第三，从年龄分布特点来看，职业农民的平均年龄低于中位数年龄约一岁，两者非常接近，说明年龄分布没有出现极端偏离情况，年龄结构比较稳定。从年龄分组占比也可以看出，职业农民中35岁及以下占比（14.6%）和55岁及以上占比（13.3%）非常接近，而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35岁及以下的占比（19.2%）远不及55岁及以上的占比（33.6%）。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严峻现实，相比国内外农业劳动力，中国职业农民在年龄上具有显著优势。202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整体平均年龄达到56岁，美国农民达到58岁，日本农民高达70岁，而中国职业农民则为47岁，相比之下明显年轻化（曾俊霞等，2020）。
职业农民相比中国广大的小农户明显年轻，说明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小农户家庭中更多的青壮年农民离开了农业领域，而年龄更长的老年农民由于转移难度大“被迫”留在农业领域维持农业生产；而职业农民家庭中更多的青壮年农民放弃转移到非农领域，“主动”留在农业领域从事农业生产。以往研究结果表明，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村年轻劳动力进入农业部门（黄季焜，靳少泽，2015）。职业农民大多都从事规模生产，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对职业农民的体力和脑力要求更高，因而表现在年龄上就是职业农民更加年轻。但是，参考国际经验，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农业的转型升级，尤其是农业科技资源储备、技术应用的提升，对农民体力投入的要求逐渐下降，包括职业农民在内的所有农民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
（三）绝大部分来自农业户籍，但已出现部分非农户籍的劳动力
职业农民队伍中，绝大部分还是来自农村的农业户籍农民，但也有一少部分（7.5%）是来自城市的非农户籍劳动力。1950年代后期形成的户籍制度，像一道无形的“墙”，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分为二，之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逐渐有年轻的、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单向流动到城市，但很少有非农户籍的城市劳动力流动到农村成为农业劳动力。职业农民队伍中，这道“墙”已经出现了裂痕，一小部分城市劳动力开始逆向流动到农村。
职业农民中非农户籍人员占比7.5%（包括1.8%的居民户），“户籍农民”占据绝对主体（见表4）。2017年职业农民的总数为1556.7万人，按照7.5%的非农户籍比例计算，全部职业农民中有116.8万非农户籍。从占比和绝对数量来看，非农户籍职业农民依然是少数，但是其占比却远超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的非农户籍占比，是全国该占比的3倍，说明职业农民具备更强的“职业”吸引力，吸引了更多来自城市的非农户籍劳动力从事“农民”这一工作。
非农户籍职业农民数量虽然少，但他们的从业素质更高。相比农业户籍职业农民，非农户籍职业农民更年轻，学历更高，专业技术更强。他们的平均年龄为43岁，比农业户籍职业农民小两岁；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比为24.9%，是农业户籍职业农民的三倍；拥有国家职业资格的占比为9.1%，是农业户籍职业农民的1.3倍。从年龄、学历、专业技术来看，非农户籍职业农民的整体从业优势更强。
非农户籍职业农民进入到技术要求更高的养殖类、经济类作物种植业中的更多。职业农民中，从事纯养殖业的有10.1%为非农户籍，而纯种植业中仅有5.9%。这和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结果一致，非农户籍更多流向养殖类行业。在纯种植业内部，非农户籍职业农民在经济类作物行业的占比（7.1%）也高于粮食类两个百分点，证明他们更多流向技术含量高的行业。结合地区数据，东北地区的非农户籍职业农民占比最少只有5.6%，约为其他三个地区的3/4，这可能和东北地区从事规模养殖业的生产经营人员最少有关。
职业农民队伍中已经出现了非农户籍的城市劳动力，虽然占比不足1/13，但是总量也突破了100万。职业农民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壁垒逐渐被打破，城乡劳动力开始双向流动。从城市流向农村的非农户籍农业劳动力，从业素质更强，更多进入了技术要求更高的农业行业。他们不仅优化了职业农民队伍结构，提升了职业农民队伍整体素质，而且可以预期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他们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将更大。
（四）家庭户规模及家庭务农人数相对全国乡村家庭更大
职业农民所在家庭户规模有多大，有多少劳动力投入到农业?或者说，在现阶段，什么样人口规模、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家庭更容易成长为职业农民家庭?这不仅是职业农民劳动力要素配置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其他基本要素如土地、资本的配置，最终决定了家庭农业生产规模和效益。
调查样本显示，相比全国乡村家庭，职业农民的平均家庭户规模（4.53人/户）更大，平均务农人口数量（2.4人/户）和家庭务农人口占比（53%）更多（见表5），体现了职业农民家庭所具备的人口优势。
职业农民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为4.53人/户，中位数为4人/户。从事养殖类的职业农民平均家庭户规模较大，比纯种植类的多0.1人左右，体现了养殖类生产相对更高劳动强度需求。东北地区职业农民平均家庭户规模最小，只有4.01人/户，比其他三个地区少0.6人/户。这可能和东北乡村地区整体家庭户规模较小有关。2017年东北三个省的乡村平均家庭户规模在3.01~3.08人/户之间，都远低于全国乡村平均水平（3.26人/户）。
职业农民的平均家庭务农人口数量为2.4人/户，近六成的职业农民家庭都是2人务农。职业农民家庭中双人务农（58.9%）是最多的，1人、3人、4人务农的占比在11%~14%之间，5人及以上务农的不到4%。纯养殖类别中的3人务农占比是三种生产经营类别中最多的，接近20%，超过其他两种类型近一半以上，3人及以上务农的累计占比也最多。因此，从投入数量来看，养殖类更“累人”。东北地区多人务农家庭的占比明显小于其他三个地区，5人及以上务农占比（2.3%）仅是其他三个地区的一半。这可能和东北地区较小的家庭规模及其他因素（如较高的机械化率）有关。
和全国乡村家庭对比，职业农民的家庭户规模更大，家庭中务农人口数量更多，务农人口所占比重也更大。2017年职业农民家庭平均户规模（4.53人/户）是当年全国乡村家庭（3.26人/户）的1.4倍；职业农民所在家庭1人户、2人户的占比仅为0.7%、5.1%，而全国乡村家庭该占比分别为8.7%、17.3%，两者3人户占比相近，但4人户及以上占比职业农民都大，尤其是5人户及以上占比职业农民家庭累计为43.9%，几乎是全国农村家庭该占比（30%）的1.5倍。2017年职业农民平均家庭务农人口数量（2.4人/户）是全国乡村家庭（1.45人/户）的1.7倍；职业农民平均家庭务农人口占比超过一半（53%），而全国乡村家庭不足一半（44.4%）。对比可知，职业农民家庭人口多、农业劳动力数量多的人力资源特征比较突出。
在当前农业劳动力市场、土地流转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成员较多的农户相比家庭人员较少的农户，在土地禀赋和劳动力数量上都占据优势。凭借这些优势，他们更容易通过调整人地比例，聚拢更多的土地，在规模经营竞争中取得优势，从普通农户的小规模经营逐渐发展到职业农民的规模经营。规模经营是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途径。职业农民的一大基本生产特征就是规模经营，其平均土地经营面积为152亩，是普通农户土地经营面积的20倍。未来，随着劳动力、土地市场的完善以及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职业农民对于家庭人口资源的依赖将会有所降低。
三、职业农民的人力资本特征
相比劳动力的人口基本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可能更大，尤其是农民的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决定了农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舒尔茨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农民的人力资本主要体现在教育、培训和健康三方面，通过对农民教育、培训以及健康的投资可以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推动农业技术进步（舒尔茨，1987：132-153）。通过国际对比可知，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农业劳动力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占1.2%，而美国农民为34.2%。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是美国的97.03倍，而人均产出却只有美国的0.04（曾俊霞等，2020）。可见农民的人力资本至关重要。职业农民作为中国农业劳动力中的高素质代表，他们的人力资本情况如何?本文将就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健康情况逐一介绍。
（一）受教育程度仍然不高，但行业内相对较高
职业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并不高，初中学历占到近一半；不同生产经营类别的职业农民受教育程度差异不大，但纯养殖类、经济类作物种植的职业农民高学历的相对更多；东部职业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最高，西部最低，这和地区教育发展总体水平一致。比较发现，职业农民的整体受教育程度高于本行业从业者，但在全社会行业从业者中处于较低水平。
职业农民以初等学历（初中及以下）为主，不同生产经营类别和不同地区的职业农民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第一，整体来看，职业农民中未上过学、小学、初中学历的占比分别为1%、10.5%，49.4%，三者合计60.9%；高中阶段（高中、中专、职高）学历的占比为30.2%；大专学历的占比为7.0%，本科及以上的占比接近1.9%，两者合计8.9%（见表6）。职业农民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学历的占比基本为六成、三成和一成。职业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如果对应到教育阶段，即为初中毕业后又读了一年的高中、中专或职高。第二，不同生产经营类别的职业农民受教育程度总体差异不大，纯养殖类、经济类作物种植的职业农民中高学历的占比多一些，说明了这些行业对人力资本有更高的需求。第三，东部地区职业农民的平均教育年限最高（10.8年），分别高于中部0.6年、东北1.1年、西部1.2年。东部职业农民高等学历的占比最高，大专及以上占比为13.2%，高于全国近一半。职业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地区差异和全国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地区差异一致。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8》，东部地区从业人员的整体受教育程度最高，比如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东部70%的省、市都超过了全国水平；西部地区从业人员的整体受教育程度最低，比如小学及以下学历占比，西部2/3的省、市、自治区都高于全国水平。
和本行业、其他行业从业者相比，职业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表现出了“行业内高、行业间低”的特征。第一，职业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全国农业从业者。《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8》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农、林、牧、渔业从业者中未上过学的为6.5%，而职业农民仅为1.0%；小学学历的为38.2%，而职业农民仅为10.5%；初中学历的为48.5%，与职业农民相当；高中学历的为6.1%，约为职业农民高中学历的1/5；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为0.7%，不足职业农民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2。第二，职业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社会其他行业从业者。和全社会20个大行业从业人员相比，职业农民整体受教育程度仅高于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修理业等其他服务业3个行业，处于低下水平。
全世界来看，农民的受教育程度都是全社会最低的。欧盟28国农民高中以上学历的占比为8.9%，远低于所有从业者（33.9%）的比例，美国农村人口中28%的获得了本科及以上学历，远低于城市人口（41%）的比例（曾俊霞等，2020）。中国职业农民也不例外。但是，中国职业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远高于全体农业从业者，甚至高于已经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农民工。《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共占27.4%，低于职业农民该占比11.7个百分点。这说明，农业也可以吸引这些有相对较高受教育程度、有机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主动留下来当职业农民。随着职业农民这支队伍的发展，较高受教育程度农民数量的增加，中国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将逐渐提高，与发达国家农民的人力资本差距进一步缩小。
（二）近九成接受过农业生产经营培训，但高质量的培训仍然不足
职业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边干边学”，高达九成的职业农民参加过农业相关培训（见表7），具体参训比例和参训内容与生产经营类别以及地区的农业发展特征关联。但职业农民的参训质量还有待提高。
有89.3%的职业农民参加过农业生产经营培训项目，参训已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明显超过了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参训比例。职业农民参加的农业相关培训项目包括新型经营主体培训、农场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青年农场主培训、农业产业精准扶贫以及一般性农民培训。职业农民作为新型经营主体的组成个体，43.6%的参加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13.1%的参加了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作为农村实用人才的主要组成部分，22.1%的参加了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作为农村产业兴旺、脱贫攻坚的重要带动者，13.7%的参加了农业产业精准扶贫培训；同时作为广大农民的代表，近一半（49.2%）的参加了一般性的农民培训。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只有11%的参加过农业专业技术培训，相比职业农民的参训比例明显低很多。
不同生产经营类别的职业农民，培训项目参与率和项目侧重点有所差异。纯种植和种养结合类的职业农民参训率比纯养殖类高出4个百分点，这可能和种植业更多关系粮食安全，并且培训项目组织难度较低有关。纯养殖和种养结合类职业农民参加农业产业精准扶贫培训的比例比纯种植类要高出40%；从事经济类作物种植的职业农民，参加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农村产业精准扶贫培训的比例要高出粮食类1/7~2/5。可以看出，这些经济附加值较高产业的职业农民被赋予了更多脱贫减贫、带动产业和村庄发展的角色任务。
不同地区中，东部地区职业农民的参训比例最低，为86.4%，而其他三个地区相近，都为90%左右。这和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的结果基本一致，东部接受过农业专业技能培训的比例为7.9%，而西部则为16.7%。职业农民具体参训项目和地区农业整体发展相联系，比如东部家庭农场占比高，职业农民参加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的占比也最高，为17.3%（比总体水平高出近3/10）；东北平均每省规模经营户占比最多，职业农民参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的占比最高，为57.7%（比总体水平高出近1/3）；而西部相对其他地区，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较高，发展农业经济的任务更重，职业农民参加农业产业精准扶贫的占比最高，为18.6%（比总体水平高出1/4以上）、参加一般性农民培训的占比最多，为57.1%（比总体水平高出近1/6）。
职业农民较高的参训率是由职业农民较高的培训需求和政府部门较高的针对性培训供给共同决定的。职业农民较强的规模化生产意愿决定了他们需要更多的培训，参训热情更高；国家从2012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每年投入近二十亿元培训近一百万职业农民，培训项目日益增多，培训供给逐步增强。虽然职业农民参训率很高，但是获得高投入、高质量培训项目的机会仍然不多。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是国家投入最多、培训时间最长的项目（人均经费不少于6000元，培训时间累计不少于176学时约22天），但培训名额也是最少的，每年全国只有1万名45周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可以参加。一般的农民培训人均经费只有几百元，培训时间只有两三天。世界农业现代化国家，农民的参训率和参训质量都非常高。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都在70%以上（李静等，2013）。德国的农业劳动力中，54%以上接受过至少3年的职业培训（苗晓丹等，2015）。法国农民参加农会组织的短期培训在20~120小时之间，政府组织的长期培训在120~1200小时（约为15~150天）之间（张雅光，2008），并且农民的新型技能培训和初等职业教育紧密联系，期限在3个月到2年之间（赵恒，2016）。丹麦政府对已经接受了正规职业教育取得“绿色证书”执证上岗的农民，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他们在从事3~5年农业生产与管理后继续参加系统培训更新农业知识（王星飞，2016）。因此，在看到中国职业农民较高培训参与率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制度化、高质量的培训严重不足的现实。
（三）九成以上自报健康，健康水平高于农村留守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
健康是人力资本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对包含更多体力劳动的农业劳动尤其重要。健康直接关系到农民从事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和经济收入（张车伟，2003），是影响农民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调查中，职业农民的自报健康水平包括健康、长期慢性病、患有大病、残疾四种情况，94.8%的职业农民选择健康，3.6%的有长期慢性病，0.4%的患有大病，还有1.2%的有残疾（见表8）。职业农民中选择健康的占比，不仅高于农村留守劳动力30.3个百分点，也高于城镇劳动力25.5个百分点，证明他们的整体健康水平非常高。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职业农民中选择健康的占比最高，为95.8%，而西部最低，为94%，西部职业农民中患有大病的占比为0.6%，身有残疾的占比为1.5%。东部职业农民不仅在教育方面具备地区优势，在健康方面也是整体水平最高的，而西部则是最低的。
健康和年龄直接相关，职业农民较高的健康水平是因为他们相对年轻，拥有较为健康的身体也为他们从事相对重体力的农业生产活动打下了基础。
四、职业农民的从业经历与特征
职业农民的从业经历值得关注，部分职业农民是由非农工作“转行”做农民的，但大部分是一直深耕农业领域、从传统农民成长为职业农民的；职业农民的农业从业身份也具有多重性，往往“身兼数职”，如专业大户、合作社负责人、家庭农场主、农机手等。
（一）非农从业经历丰富，进城务工返乡再务农者居多
近三成的职业农民有过非农从业经历，他们从各行各业的非农从业人员转变为职业农民，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参军人员、科技研发推广人员以及大学生村官（见表9），体现出了职业农民外部来源的多样性。整体来看，有30.4%的职业农民中有过非农工作经历，其中进城务工最多，占到近1/4（24.1%）；其次是参军，占到4.4%；再次是科技研发推广，占比为3.2%；最后是大学生村官，占比为0.9%。从不同生产经营类别来看，经济附加值高一些的，比如经济类种植业职业农民相比粮食类的非农经历占比高出8.3个百分点。从不同地区来看，东北地区的职业农民非农经历占比最低，为14.7%（仅是其他地区的1/2左右），也就是说东北地区近6/7的职业农民一直以来都是务农。
职业农民劳动力市场已经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市场，市场中30%的劳动力来自其他行业，这部分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年龄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从业经验更丰富、创业创新意识更强），他们通过比较行业效益选择进入农业领域，既体现了职业农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也再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业经营有效益，农业有奔头”。
（二）农业从业身份多元化，平均务农时间近18年，近1/5与农业企业有合作
农业从业特征将从三方面来描述，农业从业身份，从业时间，以及与农业企业的合作特征。职业农民是一个广而全的概念，他们是具体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个体细胞，以各种身份存在于不同的生产经营主体（或组织）之中。这些农业从业身份可能包括：专业大户、合作社主要负责人、家庭农场主、农机手等。职业农民往往不是单一身份，而是“身兼数职”，身份具有多重性。此外，从业时间也是描述职业农民农业从业经历的一个重要因素。农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行业，对于农业从业人员而言，除了理论学习和技能培训外，实践经验也非常重要，而实践经验又主要取决于从业时间的长短。与农业企业的合作特征体现了职业农民的生产组织特征，反映了他们与外部经济组织的利益联结情况。
职业农民的农业从业身份比较丰富，他们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负责人的重要来源；不同生产经营类别和不同地区的职业农民农业从业身份分布特征不尽相同。整体来看，职业农民中一半以上是专业大户（52.7%），1/3是家庭农场主（33.2%），约1/4是合作社负责人（26.3%），不到1/5是农机手（18.4%）。通过从业身份（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等）可以判断，职业农民从事规模经营的占比很高，远高于全国4.1%的水平，构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力阵营（见表10）。不同生产经营类别的职业农民从业身份存在差异，纯种植类中专业大户（56.%）、合作社负责人（28%）、农机手（19.6%）占比更多，而种养结合类中家庭农场主（41.8%）占比则更多。这可能和行业的生产经营与农业经营主体的特征匹配有关。不同地区的职业农民农业从业身份分布上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家庭农场主的占比最高，为36.6%；中部专业大户的占比（58.2%）较高，合作社主要负责人（32.1%）、农机手（23.1%）的占比最高；西部农机手的占比最低，为15.8%；东北地区专业大户占比（65.3%）最高，比整体高出近1/4水平，而家庭农场主、合作社负责人占比都是最低的。职业农民农业从业身份的地区差异可能和地区的整体农业资源、产业分布、经济发展有关。
职业农民农业从业时间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7.8年，并且存在生产经营类别差异和地区差异（见表10）。和发达国家农民，比如美国农民相比，职业农民中务农10年以上的占比并不高。从生产经营类别来看，纯种植和种养结合类职业农民的农业务农时间更长，相比纯养殖类多出近3年。从地区来看，东北地区职业农民的平均务农时间更长，达到21年，相比其他三个地区高出3~5年。和农业发达国家农民相比，以美国农民为例，除了东北地区的职业农民务农时间较为接近外，其他地区职业农民的务农时间还存在较大差距。美国将务农10年及以下的农民称为“beginningfarmers”，可以翻译为“新手农民”；将务农10年以上的农民称为“establishedfarmers”，可以翻译为“资深农民”。根据2016年美国农业资源管理调查显示，新手农民占比为16.4%，资深农民占比为83.6%。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则中国职业农民中新手农民的占比为35.9%，资深农民的占比为64.1%。中国职业农民中超过1/3都是新手农民，而美国不到1/6。不同地区中，只有东北地区的新手农民占比（18.3%）和美国（16.4%）最为接近，东部、中部、西部新手农民占比分别是美国的2.6、2.6、2.1倍，职业农民务农时间明显更短。
职业农民中新手农民相对较多、农业从业时间相对较短，这和我国农业整体发展阶段，尤其是土地流转情况有关。我国目前还处在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阶段，兼业化的小农户仍然占到绝对多数，专业化的职业农民发展需要建立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之上，而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在1984年首度放开，到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流转等作出全面规定，2017年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37%。东北地区职业农民农业从业时间相对较长也和该地区较大的土地经营规模有关。
22.3%的职业农民与农业企业有生产经营合作，不同生产经营类别中该占比差异很小，但是不同地区中该占比差异较大。中部有26.6%、西部有22.5%的职业农民与农业企业有合作，而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有20.3%、19.2%的职业农民与农业企业有合作（见表10）。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部和西部农业生产经营市场相对不发达，职业农民需要对接更多的农业企业与市场建立联系。
五、职业农民未来发展的思考
本文通过分析2018年全国31个省（区、市）9763名职业农民的调查数据，从人口基本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从业经历与特征三个方面刻画了“谁是职业农民”。职业农民相比一般农业劳动力，出现了许多新特征，比如男性多、平均年龄低、受教育程度高、非农户籍多、参训比例高等；相比农业发达国家农民，职业农民的平均年龄低、受教育程度低，务农时间短。在职业农民内部，不同生产经营类别和不同地区的职业农民基本特征差异也很显著，比如从事养殖、经济类作物种植的职业农民中非农户籍的、受教育程度高的更多；东部地区职业农民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相对更高，东北地区职业农民的务农时间相对更长。
经过国内外劳动力的对比分析表明，中国职业农民队伍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特征，综合素质也相对有所提高，所在农业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微弱的城乡双向流动性，但是还没有较好地解决“谁来种地”的劳动力质量问题，尤其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乡村振兴存在明显人才短板的现实困境下，职业农民的未来发展问题值得更加深入的思考。
目前来看，职业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发达国家农民相比仍然很低，缺乏高质量、制度化的培训，适应农民需求的职业教育供给不足，整体素质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现有农民教育培训存在“重培训轻教育”倾向，但无论是农民培训还是农民教育都亟须重大改革以提升农民人力资本建设质量。职业农民中虽然近九成都接受过生产经营培训，但现有项目式培训普遍存在短期化、碎片化问题。相比国外农民培训，培训的制度化、系统化、正规化明显有待加强。农民教育方面，虽然国家从2019年开始启动了“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原计划5年招生100万高素质农民，前3年高职院校仅招收了8.6万农民学员。农民只能是在干中学、学中干，只有真正贴近农业、贴近农村、贴近农民的教育培训，才能吸引更多的农民积极参加。高素质农民的高职扩招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民教育的特殊性。国家对农业职业教育的重点主要放在了“农业后继者”群体上，即年轻的在校生群体，寄希望于他们未来到农村从事农业，但农村艰苦、农民辛苦的现实无法吸引年轻人“学农并务农”，每年农业类院校毕业生到三农一线工作的仅有20%左右。从全球来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已成必然趋势，即使是相对年轻的中国职业农民也会“越来越老”，那么针对农业从业者的职业教育就应该更多关注到中老年务农农民。国家应从农民需求出发，尤其是务农中老年农民，尊重农民教育培训规律，加大农民教育培训的制度化建设，构建贯通技能培训、中高等学历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弥补我国职业农民的人力资本差距。
职业农民劳动力市场虽然已经开放，但是影响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非农户籍劳动力、非农从业者选择进入职业农民劳动力市场的还是少数，这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极为不利。2017年中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类乡村产业聚力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村创新创业、新产业新业态和产业集群等逐渐兴起。这就需要吸引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各地各区的更多跨行业、复合型人才与之匹配。而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以及现有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人才制度，都很难把有志于振兴乡村的城市人才吸引下乡，也很难把职业农民建设成为令人向往的重要职业。国家应继续完善职业农民劳动力市场建设，破除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必要的产业扶持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吸引更多高素质的城市劳动力、农村外出劳动力加入职业农民队伍，投身乡村全面振兴事业。
正确看待并持续改进农业劳动力的质量。农业劳动力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效益，而农业效益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规模之上。因此，不必过于担心未来谁来种地问题，老龄化、女性化可能都是问题的表象。中国职业农民发展的起步阶段，应当以农民职业化为导向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引导职业农民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整体规模效益和行业竞争力，从而留住或吸引更多年轻的、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务农经验更丰富的劳动力当职业农民，进而扩大职业农民规模并优化职业农民队伍结构。
充分认识到职业农民队伍内部的人力资本差异。从生产经营类别来看，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养殖业、经济类作物种植业的职业农民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粮食类作物种植业更加关乎粮食安全，所以，政府应加大对该类职业农民的培养和支持，缩小他们和其他类职业农民的差距。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职业农民人力资本水平更高。东部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更加需要放活、放开政策，加大对职业农民生产经营的支持力度和乡村人才的建设速度，尽快缩小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转自：“三农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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