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Guiso, L., & Zaccaria, L. (2023). From patriarchy to partnership: Gender equality and household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7(3), 573-595. doi: 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23.01.002.
01
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漫长的男性主导社会中，与家庭金融相关的决策（如财务规划和投资）通常由男性配偶完成，而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是否会导致家庭福利的损失，值得深入探讨。目前关于性别平等与家庭金融的文献集中讨论了三个话题：其一，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以及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范式”如何影响家庭角色分工；其二，文化观念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包括女性解放、性别角色的转变如何影响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其三，性别和金融、文化环境和家庭投资决策的相互作用。
由意大利银行主导实施的SHIW（意大利家庭收入和财富调查）中的数据表明，家庭金融决策中的性别平等度随地理区域有所不同，在更年轻的家庭中，女性作为“家庭财务主管”的比例更高。根据这一数据直觉，文章提出了两条联结性别平等度与家庭金融决策的可能机制。其一，配偶间的选择：性别平等观念有助于家庭根据相对能力、而非传统角色分工来选择谁主导金融决策；其二，配偶间的协作：性别平等观念有助于双方的沟通交流，使其合作更为高效，促进互补信息的共享，从而提升家庭金融决策的效率与投资回报。实证检验为以上两条机制提供了支持，证实了传统性别分工存在重大经济成本。
图1 不同年龄段、地理区域中，女性作为“家庭财务主管”的比例
理论框架
02
家庭金融决策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确定谁为“家庭财务主管”，第二阶段进行金融决策。投资过程考虑两种类型的金融资产：一是收益较低的无风险资产，二是风险较大、收益较高的风险资产，如股票。金融资产的期望收益与“家庭财务主管”的能力呈正相关。金融投资的期望收益（Yi）为：
其中Xi,G表示金融素养，λ表示风险资产的超额收益，r表示无风险资产收益。
家庭在金融投资中获得的效用包括两部分，一是由主管人的能力和回报率决定的投资收益；二是家庭所处社会环境的性别平等度（若家庭处于男女极其不平等的社会，此时由丈夫进行投资决策的效用损失最小）。家庭决策需最大化以下效用函数：
其中Ui,G表示投资的期望收益（并加入残差项吸收影响效用、不影响投资收益的因素），G为虚拟变量，女性取值为1，否则为0。Gz表示家庭所处社会环境的性别平等度，其值为0.5代表完全平等，取值为0代表极端不平等。βz表示因不服从性别规范而引起不适的强度，α=1-βz。
因此，女性能否成为“家庭财务主管”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配偶间的相对能力，二是社会性别平等度。社区z家庭i中的女性成为主管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Cz表示性别平等度，Φ(∘)表示正态分布的累计概率函数。其中，∆Xiλ可以被进一步分解为∆Aiλ+∆Ziλ，Aiλ表示可被观测到的能力（如教育水平），Ziλ表示无法量化、但配偶间能感知到的相对能力（如认知水平）。性别观念Cz将通过影响配偶间“谁做投资决策”的选择，进而影响家庭金融决策。性别平等度越高，家庭投资决策更看重配偶间相对能力；而在父权制社会，男性往往不会面临与妻子在相对能力上的“竞争”。
0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实证检验的数据来源为意大利家庭收入和财富调查（SHIW），每期数据包括8000户意大利家庭（共20,000人），基准回归样本的时间区间为1991-2014。在调查前，会询问各户家庭谁在家庭金融决策中起主导作用，由此可以判断“家庭财务主管”的性别。
根据样本描述性统计，一对夫妻是最主流的家庭构成模式，但其占所有家庭的比例从1991年的75%下降至2014年的60%。不同地理区域中女性作为主管的概率均有提升，其中年龄分布较为年轻的地区在主管的选择上更为平等。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作为主管的比例并不完全与经济发展情况相符，表明在决定家庭金融决策主要责任人的过程中，存在无法被经济发展所解释的“社会性别范式”。
图2 据年龄段、地理区域所划分社会群体的金融市场参与
04
性别平等与家庭金融
首先，根据理论模型构建回归衡量性别平等度，回归模型为：
Gi,c,r为家庭财务主管性别（女性取值为1），解释变量包括配偶间的比较优势∆Ai（工资比例，教育程度比例，配偶年龄比例等），其他描述家庭异质性的控制变量Ψi（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等），并通过加入“年龄段-地理区域”的固定效应Cr（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性别平等度水平），查看能否优化模型的拟合效果。
回归结果表明，代理配偶间相对能力的变量均高度显著；“年龄段-地理区域”的固定效应显著，且将回归结果的调整R方提升30%。这说明尽管配偶的相对能力与衡量家庭异质性的控制变量已能有效解释家庭财务主管的角色归属，但该分工仍受到不同社会群体性别范式的影响。而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优势谈判地位（如该区域女性数量大大少于男性）：商业与服务业部门比例，单身女性的平均收入等因素对调整R方的提升作用都很小，可能的替代解释被排除。
表1 女性能否成为“家庭财务主管”的影响因素
接下来，文章探讨性别平等对风险资产配置和投资收益的影响。回归的自变量为性别平等度（根据上一模型的“年龄段-地理区域”固定效应系数生成，通过两阶段自举程序bootstrapping procedure校正系数估计标准误），因变量为家庭是否投资风险资产的虚拟变量（代理金融市场参与），调节变量为女性是否为经理人。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平等度的提升有助于家庭配置风险资产，而女性作为家庭财务主管会减弱性别平等度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因为在父权制程度较高的社会，女性必须非常有能力才可能成为主管；而对于合伙制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配偶间谁主导决策的选择将更平等（女性成为主管所需能力无需像父权制社会那样突出）。
表2 性别平等度与金融资产投资
进一步，将因变量修改为风险资产种类与金融资产多元化程度（考察风险承受能力与分散化投资水平），发现性别平等度将促进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并提升金融资产分散化程度。考虑到意大利家庭对实物资产的投资比例较高（占家庭总资产的78%），补充研究表明性别平等度的提升将促进家庭投资从流动性较低的实物资产（如房地产）转向流动性较高的金融资产，从而提升资产整体的分散化程度。
表3 性别平等度，资产配置和分散化
文章进而将因变量定义为投资回报（包括三个代理变量：金融资产收益占总收入比重，总资产收益占总收入比重，净资产收益占净资产比重）。结果表明，性别平等度的提高将提升资产投资回报，更平衡的性别规范与角色分工将提升家庭金融投资的表现与福利水平。
表4 性别平等度与金融资产回报
为考察配偶间的协作这一潜在机制，回归模型的自变量设定为性别平等度，因变量为金融市场参与（是否持有除银行存款外的其余金融资产），并加入一系列调节变量。结果表明，配偶同处一个行业会弱化金融市场参与，因为其整体所掌握的信息总和更少，缺乏互补性；对于工作时间较长、需要抚养小孩这类时间资源更稀缺的家庭，性别平等带来的信息共享和时间等成本的节约对金融市场参与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表5 配偶之间合作的价值
文章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排除替代解释。文章模型所构建的性别平等度可能包含其他社会和经济现象，如性别平等会促进女性解放、提升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有助于其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若假设成立，则该现象应同时作用于有配偶和没有配偶的家庭。通过使用没有配偶家庭的子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文章所构建的性别平等度指标只能通过有配偶的家庭影响金融投资决策，证明了选择和合作渠道的合理性。
05
什么因素能提升女性成为“家庭财务主管”的可能性
当遵守传统性别分工的经济成本过大，家庭可能会重新考虑财务主管的人选，以最大化家庭福利水平。文章引入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意大利养老金体系改革这一外生事件：政府承担的个人养老金被部分转移给由个人缴纳养老保险来承担，改革对象为进入劳动力市场不足15年的劳动群体。此时，面对更依靠家庭收入的养老金政策，家庭会逐渐转向通过评估配偶双方的相对能力（而非遵循性别范式）来选择主管，因为此时做出错误选择的成本更高。DID的处理组为至少有一人受到影响的家庭（占样本43%），控制组为无人受到影响的家庭，处理组家庭平均而言更年轻（年轻人更有可能受到改革的影响）。
图3 1990s养老金制度改革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包括是否女性为主管，家庭储蓄率、养老金基金投资，女性和男性的工作时长，女性/男性收入水平。结果表明，改革对女性成为“家庭财务主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相较于男性更显著。社会保障这一“安全网”作用的削弱（如削减政府承担养老金数额）将促进家庭采用更高效的角色分工。
表6 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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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文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结合意大利“年龄段-地理区域”层面数据，构建了衡量家庭金融决策中性别平等度的指标，并使用其探讨性别平等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社会群体中性别越平等，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率越高，越倾向于持有风险资产、资产分散度和投资收益也越高。文章还使用1990s意大利养老金制度改革这一外生事件进一步加以验证。只有平等的性别观念，基于配偶之间相对能力的分工合作，才能提升家庭的整体效用。
推文作者：卢美璇
Abstract
We obtain a model-driven measure of gender norms on intra-household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 by leveraging dramatic variation across Italian cohorts and regions in the gender of the household head. We use these estimates to identify the effects of gender parity on household financial decisions. More egalitarian norms increase household participa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equity holdings, asset diversification, and returns on investments. This evidence suggests that gender roles can have large economic costs. Consistent with this view, we show that patriarchal norms began receding in the early 1990s, when a pension reform made it too costly to comply with traditional roles.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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