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红梅、陆瑶|西部地区人才引进政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
2023/3/16 17:14:13 阅读:183 发布者:
西部地区人才引进政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
许红梅、陆瑶
作者简介
许红梅
德国明斯特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和劳动金融。近5年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会计研究》和“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广东省哲学社科项目、广东省财政厅科研项目、广州市哲学社科项目各1项。
研究背景
2019年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当前我国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人才匮乏问题仍很突出,难以适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支持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加快发展,人才是关键”。如何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吸引、流动以及激励保障机制,鼓励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贡献才智、建功立业,从而更好地发挥我国“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优秀人才”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优势是关乎当前经济持续、协调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课题。
从制度和政策角度讲,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第一动能,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点关注领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然而在艰苦边远地区、基层一线等欠发达地区,由于资源、平台、机制体制等方面的瓶颈,仅仅发挥市场对于人才流动的导向作用,难以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亟需发挥政府治理的作用,通过制定实施人才政策、加快人才制度和政策创新来吸引人才流入。基于我国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人才引进的特殊性以及政府治理在人才引进中的关键作用,有必要从实证角度考察我国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的人才政策如何落地。这有助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落后地区的人才政策进行深度了解,构建人才引领发展的治理体系,从而最大限度释放人才活力,发挥各类优秀人才对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具体地,本文以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创新的视角考察西部人才政策如何有效落地。
主要结论
本文发现,人才引进政策对西部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人才引进政策有助于西部企业创新产出的提升,尤其是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在人才引进政策的促进下,西部企业的创新投入也显著增加。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考察了人才引进政策的哪些具体措施有助于发挥人才的创新带动效应。研究发现,政策中涉及到“常驻支持”、“个人发展”以及“经费支持”的激励措施有助于企业创新的显著提高。这表明,当政策着力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将人才个人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结合,并为人才提供配套科研资金支持时,人才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持续促进作用。另外,本文还考察了制度因素如何影响人才引进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西部各个地市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人文环境、居住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等制度因素的提升,人才引进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最后,本文考察了可能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后,企业内部的高层次人才比重显著增加;城市层面的非农人口数、从业人数和年均职工数量显著增加。即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在总体上促进了人力资本流入西部企业内部及地市,促进了新知识创造和知识溢出,从而提升了微观企业创新能力。
政策启示
本文具有如下政策意义。研究对艰苦边远地区、基层一线、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欠发达地区制定人才政策和政策有效落地具有参考价值。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在制定人才政策前应根据本地的制度环境制定切实可行的激励措施。具体地,政府应重视城市化发展,完善欠发达地区的生活基础设施(如交通、医院和学校等),形成对人才的向心力,吸引人才主动流入。还要发挥产业和科技项目集聚效应,搭建人才到欠发达地区干事创业平台。鼓励欠发达地区依托本地特有人文自然资源、特色优势产业和有关科研项目,积极打造事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干事有舞台、创业有机会、发展有空间。另外,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本地科研机构的科研转化能力,促进知识资本积累;加大教育事业投入、普及教育,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决定了该地对创新知识和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是欠发达最终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此政府应加强构建人才引领发展的治理体系,创造条件满足人才发展需求,在采用金钱激励吸引人才的同时还要为人才提供“舞台”和发展空间,让更多人才真正愿意在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扎根工作。另外,培养和用好本地人才也是欠发达地区解决人才匮乏的关键。
发表体会
作者感谢《中国经济学》编辑部对论文发表的大力支持,感谢评论人刘瑞明教授和梁平汉教授为完善论文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在内蒙古大学工作期间杜凤莲教授、彭长桂教授、陈胜蓝教授、梁斌教授、金惠卿和秦虎等的帮助,与以上同事共事的经历为作者提供了研究思路,是本文写作与发表的原始动力;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802113)的支持。
刊于《中国经济学》2022年第4期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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