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
为了设计和实施在增进经济福利方面大有潜力的经济政策，政府的政策制订者必须明白是哪些因素决定着经济的长期增长和构成经济周期的短期波动。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全面地理解经济的运行方式和它是如何对特定的政策和可能引起动荡的各种需求和供给的冲击作出反应的。
宏观经济学理论由一整套关于经济运行的观点组成，并且在逻辑框架(理论)中被组织起来，构成了设计和实施经济政策的基础。按照定义，理论是现实的简化。它必须反映实际世界的复杂性。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知识的问题在于如何以特殊的模型捕捉数百万个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复杂的互相作用的行为。亨廷顿简洁地勾勒了对明确模型的通常辩护，把它作为思维的必要支撑(Huntington,1996):
简单的样本和图表是人们思维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我们可以明确地阐明理论或模型，并自觉地运用它们指导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可能拒绝对这些指导的需要，并假定我们只根据“客观的”事实行动，依据事实的是非曲直处理事件。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假定，我们就是自欺欺人。因为在我们心灵深处藏有如何理解现实生活、审视什么事实、如何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是非曲直的假定、偏向和偏见。
因此，明确和不明确的模型是理解复杂的世界所必需的。根据定义，经济理论和特定模型充当了我们在社会科学中所需要的实验室。它们帮助经济学家在进行关于各类经济事件的起因和结果的思想试验时，决定哪些是需要分析的重要因素。一个成功的理论将有助于经济学家对所选择的行为方案的结果作出更好的预见，由此显示最有可能取得社会既定目标的政策制度。
连贯性的经济政策的目的在于取得一个让人接受的经济增长率，并且减少总体的不稳定性，这一政策的制订依赖于内在一致的经济理论模型的可行性。它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主要的宏观变量的运行方式，并且被各种可以得到的经验证据所接受。这样的模型为检查制度和政策的发展与改进提供了一个组织化的框架，而这个制度和政策能实现合理的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可是，整个20世纪经济学家在哪个是“正确的”经济模型方面，认识存在着差异，有时这些差异是根本性的。结果，持续的分歧和争议时常成了宏观经济思想史的特点(Woodford,2000)。
今天宏观经济学家所拥有的关于经济运行方式的知识是长期研究的结果，这一知识经常涉及激烈的争议和一个不断增加的经验数据库。正如布兰查德(Blan-chard,1997a)指出的：
宏观经济学不是一门精密科学，而是一门应用科学。概念、理论和模型不断地依据事实得到评估，并且经常被变更或被舍弃……因此宏观经济学是一个建构，一个理论和事实相互作用的过程。今天，宏观经济学家所相信的是一个进化过程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消除了那些失灵的思想，保留了那些似乎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的理论。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目前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解只是经济理论的又一个篇章。可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之路并不平坦是重要的。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在谈论宏观经济学历史时极愿意经常使用“革命”和“反革命”这样的术语。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知识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快速衰落来自于“旧凯恩斯主义者”经验上的失败，以及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批判(反革命)中越来越多的成(Johnson,1997;Tobin,1981,1996;Blaug,1997;SnowdonandVane,1996,1997a,1997b)。
我们的观点是：对宏观经济学目前现状的任何充分评判都需要阐述旧理论的兴衰，以及在一个比较的和历史的背景中新理论的现状(见Britton,2002)。本书检验、比较和评价了构成当代宏观经济学思想的主要竞争状况的演变。我们坚持认为，各种选择性的解释和观点的共存性是力量而非虚弱的表现，因为它允许从知识的交流中相互吸收，从而促进理解。
这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大约150年前指出的：所有的派别从思想的互相比较中获益，各种选择性的观点不仅有助于阻止自满，“一旦没有敌人出现在战场上，老师和同学们都会在各自的岗位上入睡”(Mill,1982,p.105),而且它们也为促进理解提供了工具，这样，理解各种选择性的观点就迫使经济学家们重新评估自己的观点。争论和对话一直是、也将一如既往地是宏观经济学新知识的积累和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支持穆勒的对各种选择性框架之间持续对话的呼吁(这里是在宏观经济学内部)的请求，以便经济学家们互相学习。经济学家们所探讨和研究的宏观经济学问题常常是共通的。
总体来说，经济学有许多学术流派，宏观经济学更甚。鉴于所考察的问题内在的困难性和重要性，这种状况不应该令我们惊讶。尽管在学术界存在着“分辨结果之间差异的强烈动机”(Blanchard and Fischer,1989),但是，很多宏观经济学争论十分深奥，这是不容怀疑的。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学家在许多观点上不一致，但他们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争论更频繁、更激烈、更持久。在讨论为何在宏观经济学方面有这么多争论的问题上，迈耶提出了七个原因(Mayer,1994),它们是：关于经济如何运行的有限知识；经济学家研究的日益广泛的课题；需要去思考的诸如政治因素这样的更为广泛的影响；不同经济学家的“哲学思想核心、价值判断、社会共鸣和方法论”。克努特·威克塞尔认为在经济学内部“战争状态一直存在，并会持续下去”(Knut Wicksell,1958,pp.51-52),这看起来对现代宏观经济学更为贴切。在很大程度上这反映了宏观经济学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但这也支持了以前经济学家所发现的成果，它们揭示了与宏观经济学相比较，微观经济学有着更强的共识倾向(例如，见Alstonetal.,1992)。
可以肯定，在20世纪的一些特定时期，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状态犹如一个战场。不同的旗帜下聚集着一群群经济学家。可是我们的观点是：经济学家应该始终抵制以不受质疑的方式接受片面的或者限制性的共识的诱惑，“因为正确的答案不可能来自任何一种纯粹的经济理论”(Deane,1983)。另外，科学研究的特点也表明，学科边缘的分歧和争议是最为激烈的，它们也理应如此。正如小罗伯特·E·卢卡斯所认为的,职业经济学家的任务是“通过推进研究进入新的因而必然是争议性的领域，而创造新的理论。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人们可能达成共识，但在整个研究领域达成共识就等于停滞不前、离题和死亡”。更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认为的，“总的来说科学是由不成功的实验扫清道路的”。
宏观经济学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以来，经历了令人瞩目的成长过程。更具体地说，任何落后于时代、在1965年——那时“旧凯恩斯主义的”范式已达到顶峰——沉睡的经济学家，都会对以下事实记忆犹新：他们在21世纪初苏醒了，并见证了在宏观经济学文献中发生的巨大变化。
转自：“经管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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