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2年的新闻传播学新鲜话题，值得关注的是前3个。第一个话题涉及传统新闻学观念受到的数字化冲击，新闻、新闻真实、媒体似乎都需要再定义。第二个话题涉及如何看待互联网条件下的传播学研究，因为人们普遍感觉传播学内卷，似乎理论枯竭，而研究者根据充分的数据证说明，传播学的自我引用率22%，37%引用其他社会科学论文，40%引用非社会科学；传播学的被引和自我引用比例1:1。传播学和各学科之间，传播学关注的学科之间，分布广泛、均衡，其他学科对传播学引用来源多元、均衡。第三个话题是“在云端”，其实相反，网络信息的99%流动在436 条遍布全球海底的电缆里。现在所有的新鲜话题都与数字化和社交媒体相关。作者提醒论文的作者，要远离诸如“××视域下的××”、“以××为例”或“基于××”这样的标题，因为一旦进入这样的思路，是不可能有学术创新的；同时提醒作者们恶补一下语文知识，告别同义反复、状语混乱，主谓宾不搭配，用词不准确等低级错误。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新闻”的再定义；传播学的“外依”与“内恋”；海底电缆；不确定性传播；新闻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假新闻信念；媒介时间；劳动控制；游戏陪练
【作者简介】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张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成果，该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马列新闻观术语原文、中英译文对比研究”课题，编号：RMXW2018A001。
2022年很不平凡，新冠疫情把全国人民都卷了进去，出不了门，讲课大多网上了，开会几乎全部线上且集中到了年底。然而对于新闻传播学界来说，少了喧嚣，多了一份专心。这年新发表的论文总体质量比往年好些，有一些新鲜话题追溯较远，挖得较深。
2022年也是教育部马工程重大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论述摘编”工作的起始年（1个总论和10个学科分论），2023年秋季学期将投入使用。为配合这项重大工程，《青年记者》开辟连续10期的马恩列关于新闻学重要论述摘编的专栏，年内的8期已发表16篇（组）革命导师的论述，同时组织本学科的研究者发表学习体会文章多达15篇。这是新闻学期刊很少有的集中发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文章的情形。
一、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
刚进入2022年最后一个月，一篇第一个小标题为“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的文章，呼应2022年《新闻界》第1期的文章《“新闻”的再定义》，开始把新闻传播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来分析。这是2022年引人注目的新鲜话题。数字化时代，新闻学科的基础正在从传媒的职业新闻实践，进入人们的生活，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壁垒被打破。以往新闻学研究局限于新闻行业本身，为从业者和管理者提供实用知识。现在，必须重新审视以往的新闻学核心概念了。
首先，“什么是新闻”面临挑战。研究者指出，虚拟现实技术正在驱动新闻业的变革，很多媒体大投入，制造沉浸感和临场感的新闻，即现实与虚拟融汇的沉浸式新闻，它在改写新闻的定义。这类新闻已经成为一种人的功能性新需求。新闻的内核是事实，沉浸式新闻突出的不是“事实”而是用户的参与、观感和体验，强调用户在与事实互动中的判断和理解，新闻成了用户对重构的事实的临场感知。随之，新闻的特性和功能也发生改变。称赞者认为让用户身临其境，可以使新闻更加真实；批评者则认为形象的生动并没有增强新闻真实，虚拟现实技术也可能调动的是用户的刻板印象，用户体验的是没有体验到的东西，虚拟空间是人工干预和算法控制融合而成的。传统的新闻重视的是告知功能，沉浸式新闻驱动的是共情体验，而这是影视作品的手段。【1】
还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原本新闻真实不可以建构真实、塑造真实、设置真实，而是反映真实、再现真实。但数字时代的新闻真实，相当多的是特定场景的真实，体现的是人的理解和认识的“真实”，公众对“新闻真实”的需求是动态的变化的。这种“真实”需要从更多地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角度分析，以往经验层面的“真实”受到挑战。关于新闻“客观性”，传统新闻业鼓励从业者冷静、非情感地事实报道。但网络的虚拟现实、沉浸式新闻在不断创造同理心、唤起共鸣，这意味着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结合将进促使新闻呈现“情感转向”。此外，传播技术正在进一步增加了“情感转向”的速度，“情感”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专业新闻理念。
以往关于媒介，大多当作中性的传送系统。现在从新媒介、人与媒介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数字新闻实践，即将媒介看成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境况。从数字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媒介和新闻，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被视为嵌入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数字新闻时代，在交往的“讯息、告知和理解”三个环节中，受众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沟通，实际上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选择的可能性。无论是期望通过交往形成“共同体”，还是批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萎缩，都是在用旧知识来理解新世界。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前现代社会被看成是由各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而在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中，人们将各种角色整合为统一的生活。传统新闻理论范式中，公众寄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而走向公共空间。如何看待？作者没有回答，只是说：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参与传播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研究者反思。【2】
二、传播学的“外依”与“内恋”
疫情造成本学科2022年线下交流的机会很少。但到年底，各种线上学术会议变得极为活跃，仅11月全国就多达48个，进入12月前半月，更是会议不断。其中12月11日由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的“数字中国·全球沟通”复旦论坛，从学科自主体系的讨论而涉及如何认识传播学的研究现状。由于“内卷”概念已经比较多地被赋予传播学，因而有学者对此做了严肃的讨论，指出，我们所说的“内卷”原英文involution，翻译成“内卷”可能有歧义的，应该是“内恋”。这个问题不可以使用空话，而要有数据来证明，因为这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相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会有两个维度的取向，一个是知识的内循环，还有一个外循环。两方面哪个过度了都不好。自主性，就是独有的本体论。过度了就是自恋，即involution，自我封闭，自娱自乐。
作者就此展示了2020年社会科学SSCI数据库里学科自我引证从最多到较少的前18个学科排名。最自恋的学科是biological psychology（生物心理学），传播学在第六。传播学的自我引用率（即内恋）22%，并不严重；引用其他社会科学论文37%，还有40%引用非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对外学科引用中，三分之一心理学，另外三分之一政治学、社会学、商学和信息学，最后三分之一其他社会科学。比传播学更自恋的还有商学、政治学和语法学等，25%-30%。与传播学差不多、略微低一点有经济学、国际关系、教育学，行政管理。也就是说，传播学在学科知识体系方面基本保持了平衡、适度和多元，传播学、其他社会科学和非社会科学三者之间的比例大体2:4:4。再看传播学被其他学科的引用，被引和引用比例是1:1，也是平衡的。被引是无法控制的，因而这个1:1是客观的，自然形成的。这说明传播学和各学科之间，传播学关注的学科之间，分布广泛、均衡，其他学科对传播学引用的来源也多元、均衡。传播学没有走边锋、走极端。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可以说“没有特色”。科学不是艺术，科学不追求特色，科学追求的是接近真相，接近客观。客观和真相也许就是平衡、多元和适度的。
作者认为，传播学应该有更多的块块，即横向的水平层面（horizontal layers），至少可以分成四类：本体论，方法论，技术的和平台的（经营管理的，法规伦理的），以及横向的知识（包括跨学科的知识）。传播学两个维度的适度或过度，放在这个框架里边就能意识到。如果太聚焦于某一个块块，多半会有过分内恋；如果跨越所有的块块，会觉得知识不够，会走向过分的外循环。这些都因为没有扎根到我们的层面去。块块的研究若脱离条条的话，会不落地，过分抽象化。所以传播学研究始终要有一个大的框架在心中，既非外依也无自恋才好。【3】
三、国际传播的另类想象——海底电缆
近年本学科“媒介物质性”研究成为时髦，一定意义上，这是对以往过度关注传播内容、文本、话语、意义的一种重新思考。传播的物质基础很重要，但没有必要给“物质”加个“性”，这是上世纪翻译俄国论著时发明的非汉语词汇。××性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很难有科学含义。回到“物质”可以发现，我们关于传播的想象已经从“地球村”漫步到云端。其实数据不在云端，而在海洋深处。436 条遍布全球海底电缆支撑着99% 的国际信息传播，纵横交错。认识国际传播，必须把目光放到媒介基础设施上。2022年，仅看到一篇真正研究物质而不是“物质性”文章，即关于海底电缆，可算是一个新鲜话题。
全球海底电缆网络图（数据来自Telegraph）
作者尝试从海底电缆重新想象全球传播，他以海底电缆的三个核心环节（“建造”、“连接”、“断裂”）中挑选典型案例，探究“物质”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现象。在这三个环节中，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商业资本、普通民众围绕着海底电缆，伴随着各种话语实践（地缘政治、科技创新、商业发展）周而复始地合作与斗争。
建造环节的争夺很激烈。华为海洋在海底电缆方面世界排名第五，已完成108 次海底电缆项目，修建线路总长6.4 万公里。由于它的影响力的扩大，2020 年，美国政府发布“净网计划”，警惕中国介入全球海底电缆的控制权。2021 年年初，华为海洋在太平洋岛国海底电缆建造的竞标中独占鳌头。但随着美国向太平洋岛国派遣使节，警告他们华为海洋带来的中国威胁，世界银行随之宣告项目竞标流产。2021 年9 月，部分岛国委托美国和澳大利亚接手海底电缆建造，这意味着华为海洋基本无法与这些太平洋岛国合作。
在连接环节，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其中。例如2019 年，谷歌和脸书修建的洛杉矶-香港1.3万公里海底电缆线路竣工。连接之时，美国由司法部长牵头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对此进行国家通讯安全事务的审查，建议联邦通信委员会否决香港路段的连接，允许连接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路段。建造海底电缆表面上可以用商业逻辑（买卖、利润、成本）进行思考，但难以不深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随着海底电缆引入一系列异质行动者，资本巨头无法统一网络内各行动者的诉求，国家安全话语逐渐取代商业发展话语。
海底电缆会偶然发生断裂，例如2008年波斯湾地区发生涉及14个国家的海底电缆断网。这种情况下，往日的“不可见”的问题迅速转化为“可见”，民众被激发而参与到海底电缆事务中。各方面都盼望日修复，同时发生两种现象，其一，正常状态下难以察觉的网络使用不平等表露无遗，有权势的阶层可以优先使用剩余网线而普通民众不能使用。其二，不少民众将断裂事故与国家安全相联系，不断推动阴谋论发酵，最终与民族国家意识形成汇流，技术性断裂事故逐渐变为国家安全事件。【4】
四、不确定性传播
近年来社交媒体屡屡出现“反转新闻”。2022年有一篇文章从反转新闻引出“不确定性传播”的概念，把事情的本质理解反了。反转新闻是一种确定性的信息传播。发布者出于私利目的把本来不确定的信息作为确定性信息加以传播，翻车是必然的。“不确定性传播”的研究在我国至少有十几年的历史，只是长期处于边缘，以致知之人甚少。现在这篇20页的文章歪打正着，使得这个概念有机会被详尽叙说，显得“新”了。
文章的作者把不确定性的传播视为一种人类降低和消除不确定性的努力方式，因为人们对于应该做什么确定无疑，没有任何意外，而新奇却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模糊的、不可预见的情境会使人感到威胁和不安，从而总是试图加以预防和控制。不确定性也是社会知识的一种形态，不确定性的传播可以促进知识的多样，提供了更多的开放可能。但关于不确定性事实的新闻传播，发生各种问题的几率较大，例如“马航ＭＨ370失联事件”的报道，记者通过最小化或忽略问题的不确定性等方式简化复杂的信息，或通过消除各种警告、依赖更少的信源、忽略大背景、强调结果等，使事实似乎得到了科学的确定。或者，还将不确定性夸大，导致更多的误解甚至扭曲。这种情形被学者格兰特（Colin B. Grant）称之为不确定性传播之“痛”。
作者把不确定性新闻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为事实不确定。由于信源缺失或交代模糊，造成事实真假难辨。这类新闻往往仅是局部的事实片段，与真相有着一定的差距或本身存在不确定性。第二种为真相不确定的事实。由于事件处于发展变动进程之中，真相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把握、预知和预测而导致的真相不确定。第三种为认知方面难以确定的事实，例如金融、健康、环境和科技风险，医学的不确定性，以及与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密切关联的争议性、冲突性事件。第四种为绝对不确定的事实，主要是指一定意义上超出目前人类认知能力的事实，诸如未知世界或领域的探索、极端莫测的灾害，以及复杂的金融危机。为此，作者开列了前人在不确定信息传播方面的6个主要议题和33项内容。
新媒体和传播新技术加剧了公众对不确定性的感知。媒体、专家（科学家）等共同掌握和决定着将相关知识转化为信息传播的权力，其协商互动的结果不仅决定了信息及知识的生产、分发和传播，也建构和呈现了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公众认知和评估。媒体是不确定性的告知者和重要提醒者，不熟悉不确定的事物通过媒体赋予意义，可以帮助公众认识世界的不确定性，共享的关于不确定性的知识体系。作者认为，当事实不清、真相模糊、信源和知识受限之时，或遭遇绝对不确定的情境，在紧迫的时间内采用一定范围内的模糊性语言和限制性表达，是媒体对不确定性信息的一种常用语义表达或修辞方式，这是媒体保持客观、尊重事实而设置缓冲区的一种策略。这种情况下的模糊表达可能比确定性表达更真实、准确些，因为有更多潜在事实等待挖掘。【5】
五、新闻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
在我们的传播学教材里，很早就介绍了“接受美学”关于“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的概念。新闻活动的基本矛盾是新闻传播与接受的矛盾。新闻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关系，既是最为稳定的关系、始终存在的关系，又是整个新闻互动系统中最基本的核心关系。这是一种接触媒介、阅读视听、感知理解和评价判断新闻文本的精神活动。就文学的传播而言，作品只是作家创作的文艺制品, 即第一文本；而被读者印入脑中，经过领悟、解释、融化后再生的艺术情感和形象，才是真正的审美对象,即第二文本。第二文本强调信息的交流性，重点关照了读者的主体地位。作者、文本、读者共同构成了作品意义的表达与建构空间。
其实，社交媒体的新闻，自从配置了跟帖，已经形成了新闻传播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但学界没有从这个角度加以关注。2022年有一篇文章专门论证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我们把新闻机构、个人所发布的新闻内容看作是一种处于潜势的文本，即“第一文本”，它是对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反映，通过新闻文本的表达方式得以呈现。就新闻文本的传播来看，第一文本的发布必然伴随着受众的研读与反馈，新闻实现其传递信息、影响受众认知功能的前提是受众必须“接受”到信息，并且对信息做出反应，这样文本的“生产”、内容的“抵达”和信息的“解读”共同构成新闻传播的合理闭环，也就是“第一文本”向“第二文本”的转换：它是被读者印入脑中，经过领悟、解释、融化后再生的艺术情感和形象，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则表现为受众对传播信息的阅读、理解和评价，即梵·迪克所提到的“评论”环节。
社交媒体新闻部分的跟帖功能，使“隐性的读者”实现了显性，文本被阅读的各种可能性被放置到了前台，即“第二文本”的展示；同时又实现了“隐性的读者”身份的转换，他们成了第二文本的创作者；读者被纳入到新闻生产过程中来，他们创作的第二文本与第一文本一起，又成为新的读者阅读的“第一文本”。对于第一文本，已有诸多研究，但对于第二文本的创作过程，关注则较少。就新闻文本的传播而言，新闻要求客观、真实、贴近等，新闻文本以事实为依据；相应的，受众在阅读新闻讯息时，一般都会默认这是“现实中发生的”，会更多地调动自身生活的期待视野来审视新闻，无论是远离、符合还是超越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都会对其作出反应，即期待视野的“外溢”，它集中体现在关于新闻的留言中，构成了对新闻第一文本的补充、扩展、抵制、解说等。记者可能是事件的“聚焦者”，一般不会是新闻事件的“受述者”，即事件的当事人。在叙述“他者”的故事时，新闻的发布未必能在第一时间对事件进行全面客观的描述，而跟帖区开放，可以让更多“聚焦者”或“受述者”发表观点，实现对叙事内容的纠正与更新。
新闻从生产到传递再到受众接受，信息本体和延展意义共同构成了新闻传递和到场的意义。受众阅读新闻时习惯于将新闻和跟帖一起看，第一文本与第二文本的生产不断循环，丰富了新闻的内涵，也对新闻的解读提供了多种可能。【6】
六、假新闻信念
近些年，我们一直在批判假新闻，主要是从传者角度考察，这导致无法对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完整的理解。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的接受者往往也是假新闻的接力传播者，因而系统地从学理上分析人们为什么相信假新闻，这个话题显得比较“新”。
人们为什么倾向于相信假新闻？从认知心理学视角看，有两种不同的学术分析。第一种可称为“思维论”。人们相信假新闻，是因为用直觉处理信息，而没有进行分析。直觉的思维常常导致人们的判断错误，分析则需要人们的思考和逻辑推理，大概率上可以帮助人们纠正错误的直觉，作出相对合理的判断。研究者发现，英文学术界对于“思维论”的经验验证是普遍且扎实的，不仅在实验室内，在实验室外也得到了广泛的证实。相关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证明了分析性思维的缺乏，也即直觉性思维的启动可能导致人们容易相信假新闻，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分析性思维的增加可能导致人们对虚假新闻的分辨。”
第二种可称为“动机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人们相信假新闻不是因为直觉思维造成的，而是受其心理动机的促使，更愿意相信与自己立场相同的新闻，而无论其是否真实。“动机论”的成立，在于另一认知的理论“认知失调论”。该论的核心观点是：个体收到的信息与原有的认知和喜好不一致时，当事人会因为认知失调而紧张，为消解紧张情绪，人们会更容易注意并相信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忽略或拒绝接受相反观点的证据，甚至有时会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解。动机推理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也得到经验性的证实，具体表现为，观点方面的一致对促使人们相信假新闻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这种一致却不能解释人们是否具备辨别新闻真实的能力，换言之，持某一种观点，并不能促使人们辨别特定的虚假新闻。因而，相较“思维论”的经验研究结果，“动机论”获得的经验支持相对不太全面，它虽然诠释了人们为什么相信某一新闻，而无所谓新闻的真与假，但却很难对人们在何种条件下具备识别真相的能力做出解释。在真相的识别方面，“思维论”或许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对于虚假新闻，各国社会和媒介在“核查信息”方面有过很多实践，以对抗假新闻的传播，但是效果甚微，可能的原因在于，核查信息本身仍需要通过人们的认知心理机制的过滤才能发挥作用。根据“思维论”，通过教育，培养、发展人们的批判性和分析性思维，是解决虚假新闻传播的可行路径。【7】
七、媒介时间
人类经历了自然时间、钟表时间，“媒介时间”的概念21世纪初被提出。鉴于手机与社交媒体嵌入日常生活，使得媒介时间本身需要新的解释，于是这个话题显得新鲜了。2022年的学界就媒介时间的新内涵展开了讨论。
有研究者认为，媒介时间由通讯/媒介技术所形塑，其时间形态表现为瞬时、零散和无序。电报、电视和计算机是三个媒介时间的技术节点。电报具有开端意义，发明了即时性时间，成为后来诸多通讯/媒介技术的原型。广播电视以大众传媒的形态取消了事件发生、报道和接收之间的时间差，为大众所感知；计算机的应用覆盖了工作、社交和新闻，人们不仅接收即时信息，也按照规则处理和回应它，即时性显现在人们的多种行动之中。如今，计算机已不再占据生活的中心，最流行的媒体变成智能手机，媒介时间随即获得新的时间内涵。手机是“具身媒体”，遍布生活的全部场景，其时间内涵深入到日常生活节奏中。与以往技术不同，手机的伴随是瞬时的、弥散的时间形态，构成生活的底色；手机造成注意力的流动，零散化的时间意识成为常态；手机软件提供的各类产品，较之电视时代更缺乏逻辑，无序的感觉变本加厉。【8】
有研究者指出，电子媒介对时间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大众的休闲时间被吸纳为媒介消费时间。媒体根据一天时间场景的变化，给人们提供和匹配不同的媒介内容，从而吸引大众的阅听；第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流重塑了日常生活的时间秩序，这时“媒介时间”包含三个相互勾连的维度：媒介技术的使用与内容消费时间，将网民转化为商业时间的生产者与贡献者；媒介技术与媒体内容成为人们感知与判断时间的参照系，赋予时间以支配性力量；时间成为媒体产业运作的生产资料和权力导管，实现对数字劳工“不在场”的精准控制。【9】
还有学者从话语、感知、结构三个方面讨论了媒介时间变迁的具体内容。首先，从准时收看（听）到即刻嵌入是媒介时间的话语变迁。在这一变迁中，智媒技术使得用户不必被媒介内容挟持于特定时空中，根据个人意志实现日常生活场景的“即刻嵌入”。其次，从“神圣仪式”的共享到“时间游戏”的体验是媒介时间的感知变迁。在这一变迁中，智媒技术使得用户根据自身需求创造性地对媒介时间进行编排、拼贴、混搭等，犹如操控着自己的“时间游戏”；智媒将用户随时随地沉浸于即刻满足、源源不断的媒介内容之中，而使对媒介时间的感知变得麻木。最后，从线状云到点状云，媒介时间的结构变迁。这一变迁并不意味着时间的消逝，而是形成一个以智媒时间为主导、多种时间结构（自然时间、钟表时间以及大众电子媒介时间）并存的混合时间感的社会。【10】
八、劳动控制
这几年关于记者编辑是“数字劳工”的说法比较普遍了。随着信息化多平台的发展，专业新闻媒体的从业者（尤其记者）的数量在萎靡中，部分原因是自由撰稿人的兴起。分析这群人的工作性质时，一个新概念“劳动控制”出现了。这是采用了马克思《资本论》论里关于“劳动过程控制”的概念。马克思19世纪就注意到，资本对工人劳动的强制性控制，正在发生软性的变化，劳动中工人某种程度的自我控制反而会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现在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属于非正式、不稳定的就业形式。与数字技术发展相适应，非正式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快速增长，与之相关的新的劳动控制也引发了学界的关注。
有研究者认为，自由撰稿人努力工作的原因，在于“成为自己的老板”对他们有很强的吸引力，构建起劳动者“同意”的基础。研究者通过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方法，从劳动入场、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三方面，阐明“自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幻想，如何包装为一种“劳动控制”。作者认为，权力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否定”，但在这里，权力呈现出一种“肯定”、“自由”的姿态。例如，平台的弹性工作制度让自由撰稿人获得较宽松的时空自由，制造出劳动者的“主动同意”。然而，平台主导下的撰稿过程，从“日常领题”、“自主报题”到“赶稿劳动”，时刻都要面对媒介化劳动的技术时间控制。再如绩效薪酬制度，给予自由撰稿人一种“公平感知”，触发自由撰稿人的主动同意。而每周撰稿人的“转载量”与“转载账号”等统计数据，制造着直观、量化的“同侪压力”，这是数据化控制的策略。【11】
还有研究者以“流量指标”为切入口进行研究，发现互联网新闻从业者兼具数字劳工和知识劳工的双重特性，他们基于新闻业公共性的责任，传播具有社会意义的内容；同时遵循新闻职业规范，这种独特身份使之区别于平台的一般劳动者。从业者也并非完全被动，他们通过自我的主体实践，呈现出不同的行动策略，例如在与客户博弈的过程中，从业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把握稿件的方向，融入自我的表达和关切，从而在日常流量数据逻辑以外获得一定的心理成就感和自主操作的空间。但从业者对流量指标“客观性”和“工作能力”的理解，实则是流量“制造同意”的结果。流量指标控制着从业者的劳动过程，他们从新闻价值的仲裁者简化成为用户喜好的数字代言人。从业者的“同意制造”更来自整体行业的文化塑造。流量制度下的劳动商品化观念和“客观”、“工作能力”、“透明”、“公正”等话语指代渗透在行业的意识形态之中，制度设计和作为共享文化的流量指标，共同塑造了从业者的认识。【12】
九、杂合新闻
2015年以前，“杂合新闻”视为一种新闻的体裁（genre）。而基于数字新闻流行，这个概念逐渐成为数字新闻的一种属性，出现了从学理角度来认识“杂合新闻业”（hybrid journalism）的文章。
有研究者基于数字新闻的框架，从三个维度给杂合新闻下了定义。在形态方面，杂合新闻的形态多样，聚集了不同媒介要素且传播线程很丰富，不同元素既“杂”又“合”，构成一个个围绕特定新闻事件形成的小信息生态；文本方面，它将个人情绪融入了（传统）专业报道，兼顾受众的理性与情感，且愈发侧重于情感；文化方面，它与传统新闻相较更加大众化，赋予非专业新闻生产者较大的话语权，并对多元的或非主流的新闻表达更包容。杂合新闻是全球新闻业深度数字化的产物。“杂合”只是表象，背后的逻辑是数字技术对新闻实践与新闻业文化的生态改造。数字技术层面上，可编辑（editability）和关联（association）为它的内容生产创造了条件。“可编辑”是对新闻文本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写入权的扩大，“关联”指向了数字新闻高度网络化的结构特征。无论是新闻的生产、流通和接受，还是新闻业作为基本的信息生产的体系，都时刻处于变化的关系网络之中。
“杂合新闻”这个术语大致体现出当下数字新闻业给人们的感受：兼容并包、瞬息万变。这种变动的感受经验，来源于数字新闻业各种边界的重构。其一是新闻专业/职业的边界，新闻生产权从新闻职业者向普通用户过渡。其二是新闻业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数字新闻用户的情感实践在塑造特定的价值认同和推动社会行动方面具有一定潜能。其三是新闻文本/产品的边界，数字新闻是杂合的液态的，不再有固定的产品模板。新闻最终的呈现形态取决于平台与输出的终端。因而，经典新闻学理论关于新闻文本的静止观以及由此衍生的“文本中心主义”逐渐失去其解释力。总而言之，“杂合性”不仅体现了新闻实践业态的巨变，也表明了新闻学理论需要革新。【13】
十、游戏陪练
数字经济时代，电竞游戏市场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游戏主播、职业选手以及游戏代练等相关行业和群体。2019 年国家发布《电子竞技陪练师标准》，游戏陪练被认定为一种具有等级标准的制度性职业。2022年这个话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对象。
有研究者认为，游戏陪练是可以移动的一种劳动形态，打破了娱乐和工作、生产和消费的边界，谓之“游戏劳动”。游戏陪练的劳动工具主要是移动通信设备、大脑、肢体等，劳动对象主要是顾客和游戏，劳动产品包括游戏陪伴服务和游戏等级／段位的提升等。陪练在劳动过程中借助操作技术和人际沟通技巧，为顾客在游戏过程和游戏结果两方面带来优质体验，向顾客出售服务和劳动成果。这属于“情绪劳动”，不完全是个人真实情感，情感转变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研究者认为，平台通过隐性时间控制，消弭了游戏陪练工作和休闲的边界，通过垄断市场供需信息，借助高额抽成的手段，剥削他们生产的绝对剩余价值；行业通过软性规训，让游戏陪练自愿进行自我剥削，不断榨取他们生产的相对剩余价值。
研究者还认为，基于数字劳动理论，游戏陪练的劳动可分为雇佣型有酬数字工作和非雇佣型无酬数字劳动。关于后者，游戏模组爱好者凭借自身对游戏的爱好和创造能力，免费为游戏厂商修改或增补游戏设计，虽然其性质类似于自愿劳动，但实际上劳动成果被游戏厂商无偿占有。随着免费多人在线游戏在国内的兴起，所有游戏玩家都成为游戏厂商的免费劳动力，他们的玩游戏会产生价值，玩家生成的数据不会被磨灭，而是作为生产资料，永久性地留存在游戏劳动的“生产过程”中。然而，游戏版权和劳动产品并不归玩家所有，游戏厂商对玩家的游戏劳动不支付薪酬。【14】
不过，另一种关于游戏陪练的研究则认为，平台与游戏陪练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传统劳动力市场中的雇佣关系，而是临时的灵活用工关系。平台大多不将他们看作自己的“雇员”，而将其定义为“自雇佣者”或“独立合同人”。因此，平台之于他们更像代理人，融合了线上、线下，并围绕技术规则形成一套制度体系和社会关系。游戏陪练平台通过自我进取的制度设计，鼓励游戏陪练将自己视为自主和理性的主体，按经济原则来经营自己，在此劳动语境中，他们的能力、情感、具身属性甚至个人，都被视为原材料的一部分被陪练平台吸纳并商品化，以追求利润和提升平台形象。
在围绕趣缘和社交关系展开的游戏陪练初期，游戏陪练和玩家多围绕游戏技能和游戏文化进行探讨，甚至由此孵化出著名的游戏社区和游戏论坛，形成游戏世界中的公共领域。但当陪练行业进入平台化的发展模式，一切都以经济价值为导向，一切都有了可效仿的模式和轨迹，纯粹的游戏探讨被边缘化，陪练和顾客游戏过程中的交流主要以娱乐为主，交流内容显得苍白和肤浅，围绕游戏文化形成的理性讨论逐步缩减。【15】
小结
本文概述的是刚刚过去的2022年新闻传播学科的新鲜话题，特点是“新”。严格意义上，一年内很难能有十个以上不仅“新”而且具有学术意义的话题，所以实际标准很低，某种意义上有一点点“新”就可以了。
学术研究很艰辛，拍拍脑袋想出来的话题不可能具有学术价值。虽然前面说了，这年发表文章的总体质量比往年好些，但各种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首先，相当多的文章一看标题就可以断定算不上学术论文，诸如“××视域下的××”，已经变成了一种标题的模式。“某视域”即一种角度，后面几乎全部是不知耕犁了多少遍的学科话题，换个角度再说一遍怎么能指望创新呢？还有的标题模式更陈旧，主标题为一句人所共知本学科概念，副标题通常是微不足道的“以××为例”或“基于××”。这类标题的文章，几乎全部是学科常识的复述。请作者们远离这样的选题。
其次，这次摘编新鲜话题，确定主题后大多数做起来很累，一个明显的原因在于发表时的论文结构，基本保持着学位论文的样式而非供发表的独立的单篇学术论文。文献检索、研究方法等等不分巨细地占据了很大篇幅，真正要论证的观点淹没在巨量字码里。请作者们记住，发表论文是面向社会的，不是向老师和评委们显示你读了多少书，知道多少方法论，大多数无关的文献、方法的交代请删除。
另一个明显的原因在于文章的中文水平普遍较差，结构不合理，同类概念堆积，同义反复，状语使用混乱，句子过长，主谓宾不搭配，用词不准确。我们摘录每一段话后，不得不逐句推敲，花费的功夫相当于修改一篇作文，最后只剩一二句话。换句话说，七八成的文字是无用的啰嗦话或病句。
第三，问题涉及个别文章，但也部分反映了目前论文的现状，即话题可能多少有一点“新”，但仔细读来就会发现，基本全部是从老外的文献里倒腾出来的，而且各位老外论文里的概念，翻译得五花八门，作者们陷进他们蹩脚的中译文词句里出不来，没有自己的话语和真正本土的分析。
有些“分析”词句诘屈聱牙，其实不过是一碗白开水。例如这样的句子：“那么，媒体是如何表征和建构传播不确定性的？第一，作为表征中介的媒体和作为传播议程的不确定性是通过社会表征赋予意义来认识不确定的事物，帮助和促进公众认识和理解不确定性的基本方式。”“第二，作为理解不确定不熟悉事物的重要认知方式和解释性工具，不确定性的媒体表征主要是透过锚定和具化两个重要过程完成的。”“第三，透过模糊性认识和限制性表达表征与强化不确定性是媒体对不确定性表征的一个重要语义表征和话语修辞方式。”这样的话语，谁能看懂？我们的编辑怎么让这样莫名其妙的文字发表的？作者和编者都需要检讨。
国际同行的研究成果要认真汲取，但也不可迷信，像这篇论文引用的东西，不过就是把平常生活中的某种信息感受说得玄乎些而已，仔细想想，白开水一碗。唯一有意思的是，本文第一作者发现40年前讲课时提到的“有时新闻的模糊表述更真实”，被老外论证了，但翻译过来的字数是这句话的几十倍，被附加了一堆神乎其神的词汇，现在的作者又把它当作一个重要发现告知读者。其实，多做几天专职新闻工作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新闻学是应用学科，实践出真知。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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