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媒体的技术语境下，政府是如何开展信息技术创新采纳的？其基本机制和核心原理是什么？请看下文：
作者：曾丽红
来源《新闻大学》2021年第12期
摘要
既往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采纳动力因素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以政府主体为中心的内部视角，学者们普遍关注采纳主体的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等结构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忽略和遮蔽了推动政府主体创新观念和采纳行为的外部行动者——“中间人”。本文以“中间人”为研究对象，以“接合”为分析框架，考察广东省佛山市区县级政府部门政务微信的创新采纳过程。研究发现：在佛山，政府“中间人”采取了“行政吸纳技术”的行政“接合”实践，而媒体“中间人”则推行了“技术吸纳行政”的技术“接合”目标。最终，中间人的“接合”机制使得佛山市基层政府信息技术创新采纳的“双向吸纳”成为可能。
关键词
双向吸纳；中间人；接合；政务微信；创新采纳
问题的提出
新兴信息技术的创新采纳成为了全球范围内诸多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指标，从最早的政府管理无纸化，到“政府上网工程”，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政府信息化建设的步伐。[1]然而，政府信息技术的创新采纳何以发生，其背后的动力机制与影响因素是什么？对此问题展开的相关研究主要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理论的指导：（1）政策扩散视角。该视角将政府自身视为采纳主体，在考察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改革和改良的意愿、政府资源和能力[2]以及辖区特征、[3]公众抗争指数[4]的同时，还特别注重考察政府间关系对政府创新采纳的影响。[5]（2）创新扩散视角。持该视角的学者认为，创新采纳源于采纳者意识到某种问题或需要的存在，这种意识刺激他们去开展研究和开发活动，从而创造一种解决问题或需求的创新措施。[6]早期的创新扩散研究都以采纳者的创新采纳行为作为因变量，分析在一定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中的个人或群体接纳一项新事物的过程。[7]
可见，以往对政府创新采纳动力因素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以政府采纳主体为中心的内部视角，学者们关注的是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等宏观结构性变量，而忽略和遮蔽了推动政府主体创新采纳的外部动力源头。事实上，“对于新事物的实际采纳过程及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本身对于新事物的主观评价，而这一主观评价则主要基于潜在用户群既往的相关经验和认知，并且还将进一步在其人际网络里被传播继而得以进一步形成”。[8]政府主体对创新事物的主观评价和经验认知从何而来？谁在影响和主导源于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的创新采纳意愿？循此逻辑，有学者强调，在政府创新采纳行为发生的前提下，需要更加详尽地探索创新采纳过程中的“中间人”以及“外部行动者”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9]正如Graham等人[10]指出的那样，研究“中间人”和不同类型的“外部行动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更好地理解政府创新采纳至关重要。
政务微信是政府利用微信平台向公众提供公开信息、进行官民互动和在线服务的一种手段。它是电子政务的一种轻量级应用，随着电子政务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其创新采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针对美国州政府的调查发现，电子政务受到辖区特征、组织属性、财政资源和政治特征等因素的影响；[11]针对中国省级政府的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和城市化率都对电子政务产生了显著影响。[12]支持以上研究的理论假设来自于：（1）资源与能力假设，松弛的资源状况是组织创新的重要条件，资源丰富的组织更倾向于创新；[13]（2）区域环境假设，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较高的地区更加倾向于接纳新事物；[14]（3）公民需求假设，高收入人群、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对电子政务的需求更大。[15]
广东作为中国互联网应用的发达地区，其电子政务应用的各项指标在全国一直是名列前茅。广东省拥有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拥有经济发展活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辐射广州、深圳和佛山等区域）。若遵循资源与能力、区域环境、公民需求等结构理论假设，广州、深圳两市应该拥有比佛山更好的政务微信采纳率。然而据一项前期研究发现，在广东省区县级政府部门政务微信的创新采纳过程中，佛山反超资源能力更好、区域环境更优、公民需求呼声更高的广州和深圳。[16]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反差令人困惑，亟须新的经验材料来加以检验并建构新的理论解释。
研究设计与理论框架
（一）研究设计
本文是一项基于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来收集数据资料的个案研究。
1.个案选取
个案选取基于理论抽样的原则，为了回应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本文选择广东省佛山市区县级政府部门政务微信的创新采纳过程作为研究个案。通过个案的考察，可以揭示和穷尽某类现象的主要要素及关系，从而达到理论饱和。本研究属于证伪性个案，这是一种“对话性”研究，问题来源于对现有理论的普遍适用范围的质疑，因为这些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某个与它们相矛盾的个案或现象，所以，需要对其适用范围重新加以限定，而对这些个案或现象进行研究，提供了发现新的变量与亚类型或提出可替代的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和机会。[17]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进行研究，形成对某一类共性（或现象）的较为深入、详细和全面的认识，包括对“为什么”和“怎么样”等问题类型的认识，[18]这种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是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作为次经济发达城市，佛山具备一些共性类型特征，《南方周末》曾经在封面报道中指出：佛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
2. 数据收集
为了获取多源数据，研究者亲身体验了佛山市区县级政府部门政务微信管理与运营人员的工作流程，参与了当地政府与媒体联合主办的政务微信协调会议。研究者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获取访谈对象，受访对象包括：佛山市委宣传部网信办人员、佛山区县级政府部门政务微信管理负责人与运维人员、佛山媒体资深记者与编辑，访谈样本的选取遵循“理论饱和”原则。此外，研究者于2015年9月、2016年6月、2018年8月进行了三轮田野观察，分别为期16天、18天和15天。在此期间研究者访谈了30余人次，访谈地点分布在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和三水区等地，访谈时间持续在2个小时左右（见表1）。另外，研究者还采纳了广东省和佛山市的政府网站及其统计年鉴作为补充性的数据来源。
（二）理论框架
1.核心概念与研究对象
“中间人”(agent)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中介实体。在政府创新场域中，“中间人”通常意指推动政府创新的群体。“从组织层面看，主要是指新闻媒体、政府间互动的社会网络和拥有自身利益导向的团体；从个人层面看，主要是指那些努力推动政策变化的政策企业家”。[19]西方学术语境下，中间人既可以是机构层面的政府间组织、认知共同体和专家智囊团，也可以是个体层面的政策企业家或创新代理人。政策企业家是指那些通过组织、运用集体力量来改变现有公共资源分配方式的人，[20]他们投入自身的资源——时间、精力、声誉、金钱——来“兜售”他们所认同的理念，以期推动政策变革、换取未来在物质或共同利益方面的收益。[21]他们是政府创新理念的提出者、倡议者与传播者。[22]创新代理人是影响采纳主体创新决策的重要个体，一方面他们使创新思想顺利地从创新机构传播到相应的采纳主体，另一方面他们筛选创新信息有效传达并连接创新机构和采纳主体两大亚文化系统。本文聚焦的“政策企业家”是指广东省佛山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A（及同事），他们是连接佛山市基层政府采纳主体和信息技术创新观念的政府“中间人”。本文另一研究对象创新代理人是指佛山新闻网新媒体总监B（及其团队），他们是连接佛山基层政府采纳主体和创新信息技术的媒体“中间人”。
2.“接合”分析框架
“一个接合乃是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将两个不同的原素形成一个统一体的一种连结形式。这环扣并非永远都是必然的、被决定的、绝对的以及本质的”。[23]它是一种“联系或连接，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作为一种规律或一种生活事实预先给定的，但它需要特定的存在条件——它的重要性还在于，一种不同的实践之间的接合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完全相同或一个会消融在另一个之中。每一个都保持着它独特的决定性和存在条件。一旦接合被创造出来，这两个实践就会同时起作用”。[24]“接合”的发生需要特定条件，所谓的条件首先就是接合者的主观意图，其次就是客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接合不仅仅是原因影响效果，而且效果自身也影响原因，两者本身由大量的另外的关系所决定。接合从来不是单纯和单一的，它们不能从相互连接的语境中抽离出来。[25]从行动策略层面来看，“接合”是一个创造联结的动态过程，它在各种要素和组件之间建立一种实践关系，并且提供一种实践机制。本文将“接合”作为一个融合性的理论框架，聚焦考察佛山场域的“中间人”在政务微信创新采纳过程中的“接合”形态、策略及其遇合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
本研究拟将佛山市区县级政府部门对政务微信的创新采纳视为地方场域的一个动态发展的历时性过程，探索中间人在这个过程中的“接合”策略与路径。研究重点关注活跃在佛山的两类“中间人”行动者——政策企业家（政府“中间人”）和创新代理人（媒体“中间人”）及其内在的“接合”机制，聚焦探讨他们的行动策略、逻辑与新兴信息技术之吻合与适配关系。
“行政吸纳技术”：政府“中间人”的行政“接合”机制
所谓“行政吸纳技术”，是指在政府创新语境下，政府“中间人”为了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积极向基层政府主体推介并引导其创新采纳新兴信息技术的一种行为模式。从理论上来看，地方政府通过吸纳技术可以逐步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互动，从而制定更为精准的行政服务政策。然而，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与否关键还要依赖国家权力转型、制度和人。[26]在一项扩散研究中学者发现，数据新闻本身的认知属性是其在本土化情境下被采纳和接受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它进一步扩散的基本动力。[27]信息技术的创新扩散是创新观念不断被撒播，采纳主体的认知天窗不断被打开的过程。在佛山基层政府部门创新采纳政务微信的过程中，政府“中间人”通过“行政吸纳技术”的“接合”策略推动了基层政府采纳主体的创新观念，最终实现了行政“接合”目标。
（一）网络问政：政府“中间人”界定问题框架
当下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变革创新来适应这一社会转轨和制度创新过程。[28]在政府创新活动中，信息技术的引进被认为是极其关键的原驱力。作为信息技术变革和执政理念创新的产物，网络问政提供了一种以政民互动为核心的执政模式。从功能角度来看，网络问政是实现政府行政职能与公共治理目标的重要途径。“从2006年开始，广东率先迈出了网络问政的探索步伐，随着网络问政平台的升级，网络问政逐步走向成熟并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29]佛山在2009年建立了网络发言人制度，A是重要发起人、倡议者与见证人。对于网络问政情势，A有一套独特的理念与认知。一方面，A将网络问政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它是佛山的政府创新行为，这种创新实践本质上属于上级政府并不直接提供制度安排的“自选动作”，带有一定的超前性。A认为，网络发言人制度就是把基层的社会矛盾通过网络平台直接反映到决策层面。“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人民群众到了哪里，我们的工作就做到哪里。老百姓到了网上，政府职能自然也就延伸到了网上，这是网络时代行政职能的自然延伸。”另一方面，A将网络问政视为行政吸纳技术的一种创新形态：“没有网络问政就不可能有高效的行政。问政手段和载体在变化，但核心使命一直没变。政务微信是网络问政的一部分，也是非常便捷的问政手段。”
（二）社会治理创新：政府“中间人”搭建信息网络
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精神是构建政府并非唯一主体的一种新型治理结构和政府与社会之间横向的同构关系。[30]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开放、平等和自由的公共空间，并将有潜能、愿意发声的公众激活，从而成为社会治理增益的主要变量。继政务微博后，政务微信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佛山政府“中间人”搭建政民互动的信息网络，触发了基层政府对信息技术的机会识别系统。“在吃透国家网络应用大趋势之后，我们通过各种场合倡议、呼吁，让政府领导意识到其重要性。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很多社会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了群众上访事件的发生，上访还不如上网。”（访谈C）基层政府领导开始主动咨询了解政务微信的功效，“开通政务微信是一项重大的便民举措。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查询办事进度、咨询投诉，还可定制更多的服务功能。”（访谈D）继而，政府“中间人”将社会治理创新视为网络问政功能的延伸与强化，通过组织渠道激活政府主体的认知体验，进而夯实其采纳政务微信的信心和决心。A指出：“社会治理是一个新生事物，对一个新生事物首先要有认知然后才能形成共识。网络问政就是用创新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首先需要领导有这个认知。微信、微博、客户端、网站四位一体，共同服务于社会治理。”
（三）观念渗透：政府“中间人”形塑技术语境
2013年以来，佛山市委宣传部探索以“键对键、线对线、面对面”的网络问政新模式，开展“领导上线微访谈”活动。对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纷纷刊发报道，佛山因而在“社会治理”方面获得了一系列美誉。“领导微访谈”多次被评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年度优秀案例，佛山市多次蝉联中国城市网络形象十佳地级市奖。诚然，优越的政务环境离不开政府“中间人”在政府系统内部的观念“接合”与思想渗透。首先，政府“中间人”开拓了信息技术采纳的创新氛围与气候，在党政一体的组织传播语境下，“领导微访谈”奠定了佛山市基层政府场域的技术创新基调。当下“政绩生产”已经成为描述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一种关键性叙事逻辑，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创新“突出个别领域的优质治理绩效”，[31]从而使“创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新焦点。[32]A顺应时代潮流，其吁请和推动得到了主政领导的重视。诚如其所言：“在网络时代从事网络工作，是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能够尽自己所学，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和职业良心。事非经过不知难，我尽力抓住每一个网络应用机会，努力干点事。2015年9月，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在佛山调研时，市委书记就把领导微访谈作为亮点重点汇报。领导微访谈是创新项目，从方案、调研、发文等流程下来，网信办是灵魂、头脑，负责顶层设计。通过前期筹划推动，创新的思想观念和技术理念在佛山基层政府得以潜移默化地渗透。”
此外，佛山政府“中间人”通过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本的桥接在制度与非制度化的组织与人际关系网络中奠定了信息技术的创新语境。“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超前的，远远走在时代前面。2014年，我们率先举办了全省第一个政务微信培训班，培训面覆盖了市级、区级、镇街和村居；进行日常窗口指导，帮助基层政府一对一地进行技术操作；请专业人士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人员业务素质和操作技能。利用各种场合给基层政府领导洗脑吹风，这是一个穿针引线的工作，需要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访谈D）政府“中间人”作为地方政府系统的高阶行动者，在面临社会治理的制度压力下，仍然有可能发展出引导基层政府具体工作的行政“接合”策略。这种引导既外溢于制度框架，又内嵌于本土化语境，呈现出制度安排和工作情境相互耦合的复杂关系特征。就其效果而言，基层政府领导纷纷表示：“从‘一无所知’到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领导微访谈’给我们普及了新媒体技术应用的思想，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思维。”（访谈E）
“接合”的发生不但需要行动者的主观意图，更需要客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土壤，佛山政府“中间人”建构了一种政府系统圈层传播的行政“接合”语境。这种“接合”实践最初来源于实际工作中遭遇的社会治理压力，故而是一种问题驱动型的导向机制。检视政府“中间人”的话语群簇，我们会发现，这是一套依靠组织和人际传播力量的行政话语体系，其行动策略的核心诉求是为了实现高效的行政职能。“行政接合”是佛山政府“中间人”积极谋划与推进的美好事业愿景，它既是压力型体制下“理性迷思”的产物，也是政策企业家积极有为的能动表现。透析佛山基层政府部门政务微信的创新采纳进程，研究者发现，以“行政吸纳技术”为导向的行政“接合”路线打开了基层政府采纳主体对新兴信息技术的认知天窗和接受语境，从而为其下一步的创新采纳过程奠定了良好的思想认知基础和心理承受基模。
“技术吸纳行政”：媒体“中间人”的技术“接合”机制
“在当今融合度极高的社会，媒体转型的关键在于必须更加开放性地找到与市场和社会资源整合的窗口与路径”。[33]在生存压力和机会红利的驱动下，媒体从业者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本腾挪闪跃，积极寻求与市场和社会需求“接合”的机会。在佛山基层政府政务微信的创新采纳过程中，媒体“中间人”通过技术连接与开发建构了一个“技术吸纳行政”的“接合”机制，这是一个由不同行动者创造联结并共同确定利益的过程。所谓“技术吸纳行政”，是指媒体“中间人”在融合语境下，为了生存和发展创新代理能够提升政府行政效能的新兴信息技术，从而主动连接创新机构和政府主体并引导政府主体创新采纳的一种行为模式。
（一）创新推广：媒体“中间人”的技术连接
作为佛山基层政府政务微信的创新代理人，媒体“中间人”承担着将创新技术、思想与观念顺利地从创新机构传播到政府采纳主体的重任。
1.媒体“中间人”与创新机构的技术连接
佛山媒体“中间人”与腾讯微信拥有前期合作基础，建立了本土化合作模式，积累了深厚的社会资本与信任关系。B说：“2012年政务微博‘佛山发布’就是我们跟腾讯一起来合作推动的。从微博时代开始，我们就跟腾讯团队建立了一种比较好的合作关系。腾讯在做政务微信推广的时候，首先就找到了我们。腾讯微信和微博团队是同一批人，鉴于之前有过合作，故而微信项目的对接很顺利。”腾讯仅提供技术接口，具体操作是由创新代理人完成的，具体的微信功能应用也是由媒体“中间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或因需制宜开发出来的。“腾讯微信主要是搭平台做技术开发。当时他们找到我，说想在佛山做一批不同行业的微信案例，希望这些案例能够提供行政服务。我们一起探讨后认为，佛山医疗卫生信息智能化走在全国前列，于是就提出在佛山做微信挂号这么一个尝试。”媒体“中间人”与微信团队建立了良好的信任机制，他们激活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主动承担起创新代理人角色。“我们开发出一些新的功能，提出应用需求，腾讯就做微信端的接口。我们跟腾讯合作很默契，双方有一个联动机制。当初腾讯做佛山的微信城市服务入口，一开始也是依靠我们的资源去搭建的，我们在这当中还是扮演了一定角色的。”
2.媒体“中间人”与政府采纳主体的技术连接
媒体“中间人”帮助佛山基层政府领导建立起对政务微信应用的基础认知，进而拓展其采纳需求，激发其创新意愿。据B分析，“一开始我们主要是利用长期以来与基层政府部门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推介和宣传优秀的政务微信运营案例，在得到部分领导认可之后，我们大力推广。很多基层政府领导对这一新生事物不了解，甚至有害怕心理，我们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具体策略是首先在宣传以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部门中，选一些思想比较开放、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对网络技术有一定认知的领导，与他们进行充分沟通，在了解他们需求和目的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供解决方案，获取他们的配合与支持。我们并非一厢情愿，而是跟政府部门需求对接的。只要政府有需求，我们就去牵线搭桥”。媒体“中间人”利用免费的业务培训和技术推广活动，不遗余力地挖掘、探索和推进佛山基层政府领导对政务微信的采纳需求。据F透露，“我们跟佛山下面行政区都有新媒体业务合作，对于那些没有合作基础的政府部门，一开始我们完全是免费服务。初期推广上我们投入了很多资源，费了好大力气，直到做出一批成功案例之后，他们才逐渐接受”。充分铺垫之后，佛山基层政府领导对政务微信的创新采纳意识才逐渐明朗，“政务微信不断成为我们获取新闻信息、实现政民沟通的重要渠道，随着粉丝量持续扩大，宣传效果十分明显”（访谈G）。
（二）代理运作：媒体“中间人”的技术开发
“在我国媒体是作为一种社会建制而存在的，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34]而“在新媒体技术赋权语境下，传播技术正以改变知识形态的方式渐进地改变着权力结构，使得信息资本本身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力基础”。[35]新媒介行动者拥有了更多与政府协商的文化资本，“他们在舆论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形成了新的话语表达方式和权力调试机制”。[36]凭借信息生产和技术协同优势，他们不断调试和拓宽政媒之间协商沟通的边界。
“党对新闻媒体的运作主要由两个面向组成：一个是‘用’的面向，即宣传引导；一个是‘管’的面向，即信息管理。”[37]伴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推进，政府信息管理面向得到了空前强化。在此情境下，政府部门亟须寻找一个既讲党性原则，又懂技术开发的创新代理人来运作新兴信息技术平台。鉴于千丝万缕的地缘业缘关系，地方媒体成为最佳选择。“媒体人员熟悉政府部门的办事规则和流程，比较可靠，都是体制内的。”（访谈H）“技术更新换代很快，由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访谈I）在市场理性感召下，媒体“中间人”主动接过政务微信代理运作的担子，确保了创新的顺利实施。“媒介是象征性的连接。它由信息、手段、代理等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38]代理运作政务微信可视为地方媒体开发政务信息的一种技术策略。“当下融媒体转型势在必行，关键是从哪个入口来进行。我们希望在传统媒体内部找到媒介融合的延续性生存方式。”（访谈J）这是一个机会红利和转型风口，能为媒体带来长期收益。“代理政务微信，在信息流和信息入口这一块，将有很多互通融合的资源，这对媒体产业开拓和商业运营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任何媒体来说，这都是一个机会，大家在同一起跑线，谁先融合谁先获利。”（访谈K）
佛山媒体“中间人”的行动策略勾勒出一幅融合语境下行动者的技术“接合”图景，其“接合”路径已然突破了媒介场域的固有边界，渗透到更为广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场域。这种技术“接合”机制，主要来源于媒体从业者的生存压力与其对机会红利的追求与渴望。若透析佛山基层政府政务微信的创新采纳进程，其间凸显出媒体“中间人”“技术吸纳行政”的技术“接合”愿景。这一逻辑深刻折射出政府与媒体在融合语境下的内嵌与联动关系，通过媒体“中间人”的有机“接合”，佛山基层政府创新采纳政务微信的行动图式变得制度化与明朗化。
进一步讨论：“双向吸纳”的中间人“接合”机制何以可能?
本文的“双向吸纳”是指来自于政府“中间人”的“行政吸纳技术”和来自于媒体“中间人”的“技术吸纳行政”模式内嵌共生并型塑而成的混合生成机制。研究者从历史和社会化的角度来透视这个问题，将其理解为一个具有时间意义的动态过程。在历时性和结构化视野观照下，本文发现，佛山场域的中间人“接合”机制发轫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条件的相互遇合。
（一）中间人“接合”的历史条件：分权行政结构
现有文献中，大量研究解释了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的自主权，如“地方法团主义”[39]及“管理权下放”[40]的讨论等。分权式激励的一个基本预设命题是，在分权的制度格局下，地方政府的创新动力会增强。[41]大量研究揭示，地方政府的创新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富有创新精神的政策企业家和创新代理人，他们是活跃的“中间人”行动者。“中间人”涵化培养了基层政府领导及广大市民的新媒体技术习得与素养，有助于形成政府创新环境与技术创新气候。据中国网民网络媒介素养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二线城市中，佛山市网民的媒介素养水平最高，[42]这种历史传统为“中间人”的浮现提供了结构性的保障。
佛山信息技术环境发育良好，这跟当地的行政权力结构和政治社会生态息息相关。据知情人透露，“佛山以前是行署架构，行政权力结构比较松散。2002年，时任市委书记利用行政权力把佛山行政结构统合起来，依托各个区域自治发展。佛山属于典型的分权治理结构，各个区县行政和广州、深圳不一样，地方主动求新求变的意识和理念都很强，素有‘不是特区的特区’之称。”（访谈L）在分权行政结构中，“制度—实践”的松散耦合给行动者赋权和松绑，让其脱嵌于制度压力，从而突破传统的路径依赖进入到“自动滑道”。这种行政结构适合酝酿积极的“中间人”角色，“中间人”行为也会更加活跃，行动者更有机会去追求自身的事业前景、政经红利和使命情怀，进而引发相应的“接合”行为。
（二）中间人“接合”的社会条件：创新文化传统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伊兹尼提出自控性社会的观点。“所谓自控性社会，就是人们对他们处于其中的世界负责的社会。自控取向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自我意识和聪明的行动者，一个或多个行动者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拥有改变社会秩序的能量”。[43]佛山构造了这样一个缩微的“自控性社会”：不同类型的“中间人”行动者依循各自的行动理性和行为逻辑，跨越不同场域边界与行业壁垒，集结形成一个创新行动联盟。相对分散的行政权力架构、丰富的社会资源沉淀以及在此基础上累积形成的创新文化传统有助于能动的“中间人”主体脱颖而出，迅速创造连接并缔结志趣利益同盟，通过“双向吸纳”的“接合”机制，共同打开佛山基层政府政务微信创新采纳的机会之窗。
中间人“接合”机制的实现，依赖于佛山场域“中间人”的观念“接合”与行动“接合”策略。佛山地方场域建构了绵密交织的创新行动网络，“中间人”在前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观念“接合”与思想连接，“领导微访谈”便是“中间人”观念“接合”的结晶成果。“佛山上线领导微访谈时，A和B都有这种意愿，政府需要我们弄一个创新的表达渠道，技术条件刚好满足，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访谈M）此外，政府“中间人”借力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媒体“中间人”利用文化资本，通过资本和权力的加冕，双方致力于共同的创新目标。行动者跨界赋能盘活资源，进而拥有了改变社会秩序的能量。佛山市的政务微信培训便是“中间人”行动“接合”的结果。在政府与媒体“中间人”的联结下，一批学术精英积极参与了佛山当地新媒体技术的前沿理论讲授，创新的文化传统有机培育了中间人“接合”的土壤。
诚然，任何“接合”都不是预先给定的，都需要特定的存在条件，同时也必须被特定的过程积极地支持。因此，“接合”是一种现实层面的实践关系，是一种偶发实践机制，它需要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遇合和社会语境的介入。在佛山基层政府政务微信的创新采纳过程中，“双向吸纳”的中间人“接合”机制之所以能够建立，其间就暗合了天时（创新政务语境）、地利（创新技术环境）与人和（创新文化传统）等多种利好因素的“接合”，这是一种特定资源禀赋的地方行政结构与媒体行动结构的社会遇合与相向而行。其中，分权行政结构和创新文化传统是“中间人”浮现和“接合”成为可能的充分必要条件，具体“接合”机制如图1所示。
进一步讨论：“双向吸纳”的中间人“接合”机制何以可能?
本文拓展了政策扩散研究中的政策企业家视角和创新扩散研究中的创新代理人视角。在政府创新研究场域中，本文摒弃以政府主体为考察中心的内部结构视野，开启“中间人”行动者的研究视窗，从外部打开了政府采纳主体的组织网络和人际脉络对其创新意愿与采纳行为的驱动图景。同时，本文采用中间人“接合”的过程视角来考察基层政府政务微信的创新采纳进程，开辟了多因素多主体的动态研究路径。研究发现，佛山基层政府政务微信创新采纳的动力因素源于“中间人”外部行动者开辟的“双向吸纳”机制。一方面，佛山场域的政府“中间人”通过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网络，实现了“行政吸纳技术”的行政“接合”策略；另一方面，媒体“中间人”通过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优化组合，拓展了“技术吸纳行政”的技术“接合”目标。“双向吸纳”的中间人“接合”机制形成合力，最终共同打开了基层政府信息技术创新采纳的机会之窗。
同时，本文还重点揭示，内嵌于政治经济逻辑主导的社会情境脉络，技术方能获得登场的机会。换言之，技术逻辑始终被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形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政治技术与生俱来”[44]的观点。政治权力驾驭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也在适应与匹配政治权力，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互动和互激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当政治逻辑在驾驭和利用技术逻辑的同时，技术逻辑也在潜移默化地改造并重塑原有的政治权力关系。事实上，政治权力与信息技术在不同情势下始终隐匿着各种相互追逐、相互吸纳并相互改造的互动潜力与共生关系。
在得出一系列研究发现的同时，本文存在如下局限：本研究考察的对象仅囿于政务微信，这是一种适合于移动传播，轻便低成本的信息技术，其依赖的物理平台与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政府信息技术应用有着显著差别，故而本研究结论不适合于解释所有类型政府信息技术应用的创新采纳现象。此外，鉴于个案的类型化特征，本结论的适用范围仅能谨慎地推论到具有相似行政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城市。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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