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过载与认知局限性：新冠疫情中真伪科学信息辨别与传播的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王蕊 常芷若
内容提要
新冠疫情给社会带来诸多严峻挑战，也暴露出当前的信息传播环境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面临的种种问题，譬如伪科学虚假信息的轻信与传播。基于认知心理学视角，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2060名网民进行问卷调查，论文探究了新冠疫情期间个人注意力、认知能力等因素如何与过载的信息环境相博弈，影响人们对真伪科学信息的辨别与传播。该研究对应对当下过载的信息环境尤其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虚假信息的传播，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虚假信息 信息过载 媒介信息素养
科学素养 认知
正文
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出警告：海量的数字化虚假信息已是社会最主要危害之一。据《2016网络谣言传播以及成年人认知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六成以上成年网民经常遭遇网络谣言，其中微信、微博、论坛等成为网络谣言传播的重灾区。尤其当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虚假信息在网络上滋生，并像病毒一样快速传播，引起社会恐慌。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与新冠病毒相关的虚假信息此起彼伏。如双黄连口服液能预防新冠肺炎的假消息曾导致其一夜脱销，连兽用双黄连都遭疯狂抢购。世界卫生组织将与新冠病毒伴生的虚假信息称为“信息疫情”（infodemic，或称信息流行病），认为其危害程度不亚于新冠疫情本身。
尽管网络虚假信息的泛滥已成为不容小觑的国际性问题，中西方学界对其研究尚处于起步期。直至2016年美国大选后，相关研究才开始快速增长。经梳理，已有研究存在几点不足：首先，国内虚假信息研究多局限在现象描述、综述思辨等层面，缺乏量化实证研究；其次，对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新冠疫情背景下的虚假信息传播研究相对匮乏；第三，国内外对虚假信息辨别与传播的心理机制研究尚不完善；第四，国内外对信息过载如何影响人们处理、辨别与分享虚假信息的研究尚缺乏实证证据。基于此，了解人们在当下信息过载的环境中轻信与传播网络虚假信息的认知机制，尤其在新冠疫情这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背景之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研究聚焦于新冠疫情中的伪科学信息（或称伪科学虚假信息），指与科学事实相悖、未经专家证实或已被证伪的虚假信息。基于认知心理学理论，通过内容分析、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探究了新冠疫情中影响人们辨别与传播真伪科学信息的主要认知因素，以期为解释虚假信息传播背后的心理机制提供实证证据，同时为有效应对“信息疫情”、提高公众对信息的甄别能力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认知心理学“双过程”模型（the dual-process model）认为，人的心理过程分为两个系统——一个自动与反射性的“热”系统（系统1）和一个控制与深思的“冷”系统（系统2）。系统1处理信息基于快速和启发式（heuristic）的判断，易导致认知偏差；而系统2相对缓慢，基于分析推理，能提高人的判断力。“双过程”模型认为，认知能力越强的人越倾向于使用更为有效的系统2信息处理方式，从而对遇到的问题作出更准确的判断或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本研究将关注以下认知层面的变量：（1）科学素养，（2）对信息的注意力，（3）人们感知到的信息过载程度，以及（4）媒介与信息素养。
（一）科学素养与伪科学信息的辨别力
科学素养——常被认为等同于“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是与辨别伪科学信息最相关的认知能力。它是指具备理解科学术语和概念、科学方法和过程，以及科学对个人和社会影响的基本常识。非专业的公众不仅缺乏科学素养，他们处理新科学信息的知识也相当有限，这一直是令科学家担心的问题，尤其考虑到伴随着新兴科学而产生的诸多不确定性。随着新冠病毒的迅速蔓延，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因为作为一种新发现的传染病，人们对它的科学认知仍在发展之中。
研究表明，提高人们的科学素养水平能提高其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支持，提高对科学家的信任，特别是对有争议的科学和技术。缺乏适当的科学知识不仅会增加个人对特定科学问题的怀疑和厌恶态度，还能使他们更易接受和传播虚假信息。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科学素养水平会显著正向影响人们对真伪科学信息的辨别力。
（二）有限的注意力与过载的信息环境
信息过载描述了一种处理给定数量信息的需求超过信息处理能力的情况。在卫生健康领域，信息过载现象十分普遍。早期研究聚焦于医生及医疗系统中的信息过载，关注专业领域的健康信息过载对人们健康决策判断的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线医疗及在线信息搜索成为用户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当感到信息过载时，健康信息寻求者倾向于停止在线搜索。这在社交网络中普遍存在，并导致对信息、压力和不确定性的无效管理，甚至使公众产生一种认知负担和情感障碍，影响其健康信息获取行为和健康决策。研究发现，癌症信息过载会增加人们对癌症宿命论的偏好，进而对自身健康管理持消极态度，产生“听天由命”的错误决策，降低癌症筛查意愿。
媒体是新闻和观点争夺个人注意力的巨大市场，但认知局限性限制了一个人能够处理的信息数量。有学者探讨了两个关键性因素——相互竞争的信息数量和人们有限的注意力——如何影响系统选择最佳信息得以生存和传播，发现信息过载和有限注意力共同促成了低质量信息的在线传播，这为在网上观察到大量虚假信息提供了解释。为缓解信息过载带来的认知负荷，人们倾向于将收到的信息再次转发，或寻求他人确认，或仅仅为舒缓压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和问题：
假设2a：对信息过载的感知会显著削弱人们对真伪科学信息的辨别力。
假设2b：对信息过载的感知会显著增加人们分享信息的可能性。
研究问题1：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度在过载的信息环境中如何影响信息辨别力？
（三）媒介信息素养与信息的辨别和分享
有学者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一种批判性思维能力，即培养观众独立判断媒体内容的意识。信息素养则被定义为以合乎道德的方式查找、评估和使用信息的能力。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媒介信息素养（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MIL）的概念，综合了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定义和内涵，指一种“能使公众以批判性、合乎道德和有效的方式，使用各种工具去访问、检索、理解、评估、使用媒介信息，并创造和共享媒介信息的能力”。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媒介信息素养决定了人们处理和辨别与新冠病毒相关海量信息的能力。有学者基于认知“双过程”模型指出，媒介素养高的人更可能进行精细而非启发式的信息处理。研究表明，培养人们的媒介信息素养不仅能帮他们处理新信息和传播技术，对所使用的信息技术渠道产生信任，还有助于帮他们应对假新闻。
为了控制新冠疫情的蔓延，我国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如封城、关闭商店和餐馆、物理上的隔离等。政府和公共卫生部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媒体向公众通报疫情的发展状况。人们也更加依赖媒体获得有关疫情的各种信息。研究发现，社交媒体自我效能感越高的人会认为来自社交媒体的信息比线下信息更可信，而人们会倾向于分享自认为可信的虚假信息。研究还发现，信息素养水平和互联网效能感高的个体更愿意参与在线信息分享活动。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媒介信息素养会显著提高人们对真伪科学信息的辨别力。
假设3b：媒介信息素养会显著增加人们分享信息的可能性。
（四）信息获取渠道
媒体是公众获取有关新冠疫情信息的重要方式。作为中介的媒体在传递信息时，并非简单的信息搬运，而是对其进行加工、编辑和再框架。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成为疫情期间虚假信息滋生的土壤。有学者在研究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健康谣言时发现，由于网络传播信息门槛较低，只要具备上网条件，人人皆媒；网络“把关人”弱化，虚假信息往往未经筛选便传播开来，很容易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网络虚假信息难以溯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疫情期间的谣言传播分析发现，信息的“供体”和“受体”之间、不同传播平台之间相互影响，导致信息的强化与发酵，特别是网络社区、论坛和博客等平台，信息通常不经授权、无须注明出处便可随意转载，使谣言证实和控制更加艰难。
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认为亲朋好友发来的信息是正确的、值得信赖的。微信群、朋友圈由社会背景相似的人组成，彼此信任度高，虚假信息更易流传。微博也是虚假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社交媒体中的意见领袖通常被认为是可靠的信息源，这降低了人们核查其传播内容真实性的可能。微博也更适宜表达主观感受、情绪等，其“一键转发”机制为传播虚假信息提供了便利，很容易造成“群体感染”，导致信息的“病毒式传播”。
从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来看，以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已然成为虚假信息传播的“重灾区”，而传统媒体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在疫情中成为了主要的官方信息发布渠道。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a：从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对人们正确辨别真伪科学信息存在消极影响。
假设4b：从传统媒体获取信息对人们正确辨别真伪科学信息存在积极影响。
基于上述梳理，我们提出了一个信息辨别与分享的理论模型（图1）。其中，人们的认知能力（如科学素养水平、媒介信息素养水平等）、认知局限性（如对信息的注意程度、感知的信息过载程度等）和获取信息的渠道均可直接作用于其对信息真伪的辨别力。同时，人们对于信息真伪的辨别会直接影响其后续分享行为。在此过程中，人们感知到环境中的信息过载程度与自身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既可直接影响其分享意愿，也可通过影响其对信息的辨别力间接影响后续分享行为。
二、研究方法
我们从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下设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辟谣专区”抓取了自疫情爆发以来至2020年11月末有关新冠疫情的全部辟谣信息，并以“新冠”、“新冠病毒”、“新冠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疫情”、“新冠疫情”等关键词搜索补充遗漏信息。根据是否包含科学元素，将其划分为科学类虚假信息（如“新型冠状病毒就是SARS病毒”）与非科学类虚假信息（如“网传北京4月开学”）。随后将抓取到的全部信息与腾讯较真查证平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时辟谣”中的辟谣信息进行比对，查漏补缺，最终筛选出无重复的科学类辟谣信息259条，其中伪科学虚假信息（包含误区与尚无定论的信息）222条，澄清科学事实37条。从中选取10条信息（包括4条科学事实和6条伪科学虚假信息）生成事实判断题，内容覆盖病毒预防、传播、治疗等方面。科学事实与虚假信息的判别以专业辟谣机构的专家意见为准。
2020年12月29日至31日之间，通过“极术云”网络样本库，采用分层配额抽样的方法进行了覆盖全国31个省市（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网络问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2060份。在问卷中，我们让受访者对10道事实判断题的真实性进行了判别，并询问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这些信息的可能性，还询问了他们对新冠病毒相关信息的关注度、对基本科学常识的认知水平、使用媒介和信息渠道获取信息的基本能力、对信息过载的感知程度、获取新冠疫情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等问题。
（一）样本构成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0年9月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样本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反映了全国网民的基本情况；中等收入人群占比较大，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的代表性相对欠缺（表1）。
（二）变量测量
1. 信息辨别力
受访者对4条科学事实和6条伪科学虚假信息的辨别情况如表2所示。判断准确度最高的一题是“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正确率达80%。而“空气越干燥，人们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越高”、“零下20℃，新冠病毒可存活20年”两题正确率最低，分别为23.5%和23.9%。有相当多的受访者选择了“不清楚”选项（范围在12.1%到41.4%之间），表明人们对新冠肺炎相关信息的认知水平普遍较低。
对每一道事实判断题，若受访者判断正确编码为1，判断错误或选择“不清楚”编码为0。将这10道题的判断结果取平均值，得到取值在0-1之间的受访者对真伪科学信息的辨别力（M=.43,SD=.19）。也就是说，受访者平均只可辨别正确不到一半的科学事实或虚假信息。其中，对科学事实的辨别力（M=.46,SD=.27）要显著高于对伪科学虚假信息的辨别力（M=.41,SD=.26；p<.001）。
2. 信息分享意愿
对每一道事实判断题，受访者被问及在微信朋友圈、微博或QQ空间分享该信息的可能性有多大。选项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1-5分代表从“完全不可能”到“可能性非常大”。相比之下，受访者对科学事实的分享意愿（M=3.30，SD=.685）要显著高于对伪科学虚假信息的分享意愿（M=2.84，SD=.633；p<.001）。
3. 科学素养
本研究使用的科学素养量表借鉴了美国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工程指标（US Science & Engineering Indicators）中与物理学和生物学相关的科学常识题，共6个题项（表3）。若受访者回答正确编码为1，回答错误或选择“不清楚”编码为0。对这6道题的判断结果取平均值，得到取值在0-1之间的科学素养水平（M=.47, SD=.24）。也就是说，受访者只能回答正确不到一半的科学常识题。
4. 信息关注度
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对患病人数变化、传染地区变化、防控应对措施、病毒相关知识、医院治疗信息、防控专家采访等话题的关心程度。选项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1-5分代表对话题从“不关心”到“很关心”。对这6个题项取平均值测量人们对新冠疫情相关信息的关注度（M=4.05, SD=.69）。如表4所示，该变量具有较高的信效度（KMO=.866, p<.001; Cronbach's α=.84）。
5. 媒介信息素养
我们借鉴了多个成熟量表，建构了一个由6个项目组成的媒介信息素养测量指标，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1-5分代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对这6个题项取平均值测量人们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M=3.82, SD=0.61）。如表4所示，该变量具有较好的信效度（KMO=.813,p<.001; Cronbach's α=.74)。
6. 信息过载感知
我们对目前广泛使用的癌症信息过载量表中的6个题项进行了改编，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1-5分代表从“完全不赞同”到“完全赞同”。对这6个题项取平均值测量人们在新冠疫情中感知到的信息过载程度（M=2.69, SD=0.75）。如表4所示，该变量具有较好的信效度（KMO=.822, p<.001; Cronbach's α=.74）。
7. 信息获取渠道
本研究测量了受访者通过与亲朋好友面对面交流（M=3.27，SD=.97）、传统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M=2.85，SD=.98）、在线新闻（新闻网站、今日头条、澎湃等手机新闻类APP，M=3.46，SD=1.03）、社交媒体（微信朋友圈、QQ空间、微博等，M=2.76，SD=.95）等渠道获取有关新冠疫情相关信息的频率，选项均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1-5分代表“从不”到“非常频繁”的接触程度。
（三）分析方法
首先，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我们对真伪科学信息的辨别力和分享意愿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以期探寻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路径。其次，在控制了科学素养水平、信息获取渠道和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我们将对疫情相关信息的关注度、感知的信息过载程度及媒介信息素养水平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了层次回归分析，以期探寻人们的注意力如何与信息过载的环境相互作用，影响其对真伪信息的辨别力。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图2显示了伪科学虚假信息的辨别与分享意愿路径分析图。首先，科学素养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人们对伪科学虚假信息的辨别力（β=.170，p<.001），支持假设1。其次，人们对疫情中信息过载程度的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其对伪科学虚假信息的辨别力（β=-.079，p<.001），支持假设2a；另一方面，信息过载感知会显著正向影响人们对伪科学虚假信息的分享意愿（β=.160，p<.001），支持假设2b。第三，媒介信息素养水平对人们正确辨别伪科学虚假信息的影响并不显著，假设3a未得到支持；但它显著促进了人们分享虚假信息的可能性（β=.232，p<.001），支持假设3b。第四，信息获取渠道与人们对伪科学虚假信息的辨别力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假设4a和4b均未获得支持。最后，人们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与其分享意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β=-.851，p<.001）。
从个体差异来看，男性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要显著高于女性（β=.029, p=.009），年龄越大（β=.007，p=.035）、受教育程度越高（β=.011，p=.023）的人对伪科学虚假信息的辨别力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分享伪科学虚假信息的意愿越低（β=-.051，p<.001）。
图3显示了人们对真实科学信息的辨别与分享意愿路径分析图。首先，人们的科学素养水平能显著正向影响其对真实科学信息的辨别力（β=.217，p<.001），支持假设1。其次，感知的信息过载程度对于正确辨别真实科学信息仅有边际显著负向影响（β=-.020，p=.095），但对分享真实信息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71，p=.012），支持假设2b。第三，媒介信息素养水平不但能显著正向影响人们对真实信息的辨别力（β=.103，p<.001），也能显著正向影响其对真实信息的分享意愿（β=.196，p<.001），假设3a和3b均得到支持。第四，通过与亲朋好友面对面交流（β=.017,p=.004）和传统媒体（β=.015, p=.008）获取新冠相关信息均能显著正向影响人们对真实信息的辨别力；而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负面影响其对真实信息的辨别力（β=-.015, p=.010），假设4a和4b得到支持。最后，人们对真实科学信息的辨别力与其分享意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1.034，p<.001）。
从个体差异看，人们对真实科学信息的辨别力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均无显著相关性。但年龄越大的人分享真实信息的意愿越强（β=.025，p=.004）。
在图2和图3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注意到信息注意力、信息过载感知和媒介信息素养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因此，我们通过层次回归考察了这三个变量对真伪科学信息辨别力的影响，以回答研究问题1。如表5模型1所示，人们对新冠疫情相关话题的关注度与其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20, p=.023），对信息越关注的人辨别力越好。当模型2中加入感知的信息过载程度后，注意力对辨别力的影响不再显著（β=.006, p=.473）。人们的媒介信息素养也与其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有显著正相关关系（β=.022，p=.031），但当模型3中控制了感知的信息过载之后，注意力（β=.003, p=.775）和媒介信息素养（β=.010，p=.345）对辨别力的影响均不显著。
就真实科学信息而言（模型4），对信息的注意力能显著正向影响人们对科学事实的辨别力（β=.035,p<.001）。当控制了信息过载感知后（模型5），注意力与辨别力之间的关系仍然显著（β=.029，p=.002）。但当加入媒介信息素养水平之后（模型6），注意力与辨别力间的关系不再显著（β=.002，p=.820）。而媒介信息素养水平对人们辨别真实科学信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76，p<.001）。对信息过载的感知程度则显著负向影响其对科学事实的辨别力（β=-.018，p=.020）。
综上，就信息辨别而言，人们的科学素养水平对其正确辨别真伪科学信息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媒介信息素养仅能显著促进人们对真实信息的辨别力，对辨别虚假信息并无显著影响。感知到的信息过载会显著损害人们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对辨识真实信息有边际显著负向影响。人们对信息的注意力和对真伪信息的辨别力之间呈现出一种虚假关系，对真伪科学信息并非越关注辨别越准确，它受到人们感知到的信息过载程度与自身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影响。在四种传播渠道中，不管人们通过面对面交流、传统媒体、在线新闻抑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都不会影响其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而面对面交流和传统媒体会增加人们对真实科学信息的辨别力，社交媒体则会损害对真实信息的辨别力。就信息分享而言，媒介信息素养水平越高的人和感知到信息过载程度越高的人都会更愿意分享真伪科学信息。
四、结论和讨论
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往往伴随着虚假信息的泛滥与传播。2003年非典、2009年甲型H1N1流感等事件无一例外。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医疗、卫生、科研等权威部门对新冠病毒尚处于研究探索中，普通公众更是知之甚少，造成大量不确定性消息在网络上出现、传播，真假难辨。这类信息或危言耸听，引发社会恐慌；或倡导不正确的防疫措施，对疫情防控产生负面影响。世卫组织呼吁世界各国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同时，也要重视“信息疫情”带来的危害。
2022年12月，我国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政策，结束了先前较为严苛的封控措施。随着逐步放开，全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不断攀升，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恐慌。与此同时，网络上又涌现出大量与变异毒株、治疗药物、新冠后遗症相关的虚假信息。如2023年元旦前后，“XBB.1.5变异毒株在美国登顶，建议大家有条件囤点儿蒙脱石散”的假消息在网络上流传，引发该药物在全国多地药房、电商平台一夜脱销。在12月30日举行的“2022凤凰网财经峰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高福也指出：“现在既要防新冠疫情，也要防信息流行病。”
基于一项全国性网络问卷调查，本研究对于有效抗击“信息疫情”或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们发现公众对与新冠相关的科学常识存在较大的认知偏差；相较科学事实，人们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更差。这显然不利于疫情防控。
就影响信息辨别的认知因素来看，人们的科学素养水平是影响其正确辨别真伪科学信息最重要且最为稳健的正面因素。科学素养水平越高，对信息的辨别力越强。可见，我们要注重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政府和有关部门需积极组织科普教育，使公众加强对科学知识的再学习，保持对最新科学进展的关注与敏感。同时也要鼓励科普创作者将专业的科学知识制作成简单易懂的图文、视频、动漫等，让人们通过刷手机就能接触到科普知识，让优质的科普内容融入日常生活中。只有全面提升人们对科学常识的认知水平，才能提高其对科学信息的辨识能力，更好地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科学信息传播。
其次，人们感知到的信息过载程度是影响其正确辨别真伪科学信息最重要且最为稳健的负面因素。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感知到的信息过载越严重，对新冠病毒相关的真伪科学信息辨别力越差。这说明，过载的信息环境会给人们的认知带来极大干扰，使人丧失对信息的辨别力。尤其当面对虚假信息时，哪怕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度很高，但由于无法应对海量信息带来的认知负荷，关注度高的人也容易迷失在信息汪洋中，无法正确识别真假。
第三，媒介信息素养对人们的辨别力也起到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但媒介信息素养对人们正确识别科学事实有较显著的影响，对正确辨别伪科学虚假信息影响不显著。这或许是因为媒介作为官方发布渠道在传播真实信息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在对虚假信息及时辟谣等方面未能采取有效的方式和渠道。加之网络世界中信息过载严重，人们虽具备一定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仍难以在混杂的信息中辨识虚假信息。而对于科学事实，哪怕人们对新冠疫情相关信息的关注度很高，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媒介信息素养，才能正确辨别信息真伪。
第四，人们对真伪科学信息的辨别力还会受到信息获取渠道的影响。传统媒体在疫情这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表现出良好的引导作用，能提升人们对科学事实的辨别力。这可能是因为传统媒体作为疫情期间最重要的官方发布渠道，更及时、准确、客观，并具有较高的公信力。而社交媒体削弱了人们对真实信息的辨别力。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经常使用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人可能因为接触到大量真假难辨的信息，在面对真实信息时都难以相信。
就真伪科学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来看，我们发现伪科学虚假信息辨别力越差、真实科学信息辨别力越强的人，越愿意分享相应信息。这说明人们并非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而是因为“信假为真”，这也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符。同时，媒介信息素养水平较高的人因其能熟练利用媒介也具有更高的信息分享意愿。而当感知到信息环境过载越严重时，人们越愿意分享信息，不论其真假。这可能反映出在信息过载的重负之下，人们需要将接收到的信息转发出去以达到“减压”的目的。
本研究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出发，分析了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认知局限性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其正确辨别和传播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真伪科学信息。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人们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恐慌情绪加剧，对信息的需求也会增加。在疫情爆发初期，信息的匮乏使人们更容易去相信新出现的信息，而不对其加以辨别。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能平息公众内心的不确定性与恐慌感，一味遮掩只会造成更大恐慌，进而导致公众情绪失控和过高的风险感知，削弱人们对虚假信息的甄别能力。从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中旬的种种行为与言论，如对李文亮医生进行训诫，新闻中“未见明显的人传人”等，让人们一开始对所谓的“不明肺炎”不加重视，在疫情真正爆发后又不知所措、盲目悲观，并伴随着担心自己所了解的信息并非真实情况的怀疑。因此，为了能让人们客观评估疫情的严重性，必须要重视信息的透明公开。
但与此同时，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一旦感受到信息过载甚至超载，信息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要充分考虑到人的认知局限性，既要满足人们日常的信息需求，让他们能快速获取必要的信息，及时了解疫情的发展状况、病毒的防治措施等，达到自我保护和减少恐慌的目的，又要避免过量信息使人感到迷失，从而丧失判断力。要在信息的丰富性、多样性与信息过载之间寻求平衡，过犹不及，避免过量信息给人带来认知上的负荷。同时也要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人们的科学素养与媒介信息素养，使他们具备更高的认知能力，从而能更好地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我们选取了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与腾讯较真查证平台作为辟谣信息收集来源以确保权威性，但可能无法覆盖疫情期间流传的全部伪科学虚假信息，尤其是通过人际渠道传播的信息。第二，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于2020年底展开，彼时我国疫情已得到全面控制，人们对新冠病毒的认知较疫情初期有了较大提升，因此受访者的作答情况可能难以完全反映疫情初期也就是虚假信息大规模爆发期的最真实情况。第三，本研究通过网络样本库获取了全国性配额样本，尽管在主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上能代表全国网民，但仍不是概率样本。第四，本研究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出发，关注了认知能力与认知局限性对人们处理、辨别与传播信息的影响，但未能考虑情绪在信息处理和传播中的作用。尤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人们的恐慌情绪、对未知风险的感知会如何影响认知判断与传播行为，本研究未能给予关注。在今后的研究当中，我们将进一步探究情绪如何与认知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人们对信息的处理、辨别与传播。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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