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宋洋,贺灿飞,YEUNG Godfrey,徐阳.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地理研究,2023,42(01):86-105.
1 引言
现代城市的经济增长是伴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不断迭代过程，产业结构升级与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产业结构有序调整通过影响资源要素投入比例和产出效益，进而带来土地利用效率动态变化。当前阶段，中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探寻与创新高质量发展路径、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充分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与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现实需求愈加迫切。
长期以来，产业结构升级、土地利用效率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持续引发学界探讨。产业结构的显著差异直接影响城市土地资源配置的比例结构与利用强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产业结构升级会受区域差异和城市类型差异的限制，其对于城市经济增长与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也存在明显区别。因此，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协调程度并不遵循特定的时空对应关系。
资源型城市是以本地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和加工而兴起或发展起来，并以此作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由于对自然资源长期的无节制、单程式过度开采，大量资源型城市正逐渐演变成资源枯竭型城市，由此引发的产业结构失衡、用地结构不合理、用地效率低下、生态环境恶化等成为了制约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主要瓶颈。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围绕资源型城市发展质量评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经济转型绩效等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然而聚焦资源型城市发展阶段与主导资源类型差异，分类探讨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依旧欠缺。立足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亟需深入探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异质性影响和作用渠道。
鉴于此，本文采用2000—2019年中国115座地级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产业结构层次指数与基于DEA的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刻画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土地利用效率时空格局演化特征，通过面板Tobit模型刻画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渠道，以期为分类推动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提供支撑。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综合运用产业结构层次指数与基于DEA的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刻画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土地利用效率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对既有资源型城市产业及用地协同演化研究形成补充；其二，聚焦资源型城市发展阶段和主导资源类型差异，实证探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渠道，为分类推动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提供启示。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面板Tobit模型探究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模型构建如下：
式中：ULUEit为被解释变量，即各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值；X为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s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值采用投入视角下考虑非期望产出、固定规模报酬不变的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进行测度，同时以SBM-Undesirable模型的测度结果 （ULUE2） 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代被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产业结构层次法刻画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水平（Indus），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ym表示第m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m=1，2，3。该指标反映了三大产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优势地位升级的渐次演进，Indus 值越大，表示产业结构越高级。
同时，本文采用市辖区第二三产业产值在GDP中占比 （Indus2）、市辖区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占比（Indus3）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替代变量，以进行后续稳健性检验。
（3）控制变量
本文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依赖程度，城市人口密度，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城市交通发展水平，城市科技投入力度，房地产投资力度。各指标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影响因素选择及描述
2.3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为全国115个地级资源型城市。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将样本城市划分为成长型城市14个、成熟型城市63个、衰退型城市23个、再生型城市15个。同时，依据主导资源类型差异，将各城市划分为煤炭型城市63个、油气型城市7个、有色金属型城市17个、钢铁型城市17个、森林型城市11个。研究时段确定为2000—2019年，所用数据包括城市土地利用数据、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及环境污染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个别年份缺失数据通过各省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等公开数据来源进行补充与校核。
3 时空格局演化分析
3.1 产业结构升级时空格局演化
研究期内，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效果显著，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均值由2000年的2.270波动上升至2019年的2.465。就时序变化趋势看，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大致以2013年为界，表现出明显的阶段变化特征。2000—2013年期间，尽管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均值稳中有升，但上升幅度相对有限。2013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年）》后，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均值由2013年的2.321大幅提升至2019年的2.465。分组来看，不同发展阶段和资源类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具有明显的分化特征。再生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效果最佳，成熟型与衰退型城市次之，成长型城市相对偏低。此外，与森林型和有色金属型城市相比，煤炭型和钢铁型城市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效果明显，油气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效果相对缓慢。空间维度看，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高值城市以煤炭型和有色金属型城市为主，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典型城市包括运城、临汾、忻州、鄂尔多斯、大同等。低值城市主要包括金昌、克拉玛依、保山、鄂州、攀枝花、榆林等中西部城市，该类城市第二产业占比均达到55%以上，依旧存在着对资源型产业发展路径的高度依赖，产业结构升级效果不明显。
图1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时空格局演化
3.2 土地利用效率时空格局演化
研究期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均值为0.772，由2000年的0.742波动上升至2019年的0.815，近60%的资源型城市实现了效率提升。其中，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高值城市数量有所增加，效率高值城市（ULUE>1）数量由2000年的46个增加至2019年的55个，多以经济基础和资源禀赋较好的再生型和成长型城市为主，包括唐山、大同、鄂尔多斯、淄博、临沂等。
对比来看，大量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依旧集中于中等水平区间，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资源类型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显著的分化特征。效率低值城市（ULUE<0.4）数量由2000年的20个大幅减少至2019年的8个，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类型较为单一，如临汾、忻州、六盘水、晋中、渭南等。就不同发展阶段来看，再生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均值0.932，处于最高水平；其次为成长型与衰退型资源型城市，效率均值分别为0.872与0.815；成熟型资源型城市效率均值仅为0.696，处于最低水平。就不同资源类型来看，油气型城市效率均值最高，达到0.984；其次为钢铁型与森林型城市，效率均值分别为0.831与0.820；有色金属型与煤炭型城市处于最低水平，效率均值分别为0.790与0.719。
图2 中国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格局演化
4 影响机制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5.1计量软件对前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文以2013年为界，将研究时段划分为2000—2013年（阶段一）和2014—2019年（阶段二）两个阶段，以对比考察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规划实施前后影响土地利用效率的阶段差异。表2的模型1~模型6分别报告了全样本和分阶段回归结果。
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Indus） 的系数始终于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尽管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整体效果明显，但尚未形成对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正向驱动作用。由此，假说一并未得到验证。就分阶段回归结果对比来看，产业结构升级（Indus）的负向系数由阶段一的0.482显著下降至阶段二的0.321。2014年以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整体上升趋势显著，产业结构失衡对于土地利用效率的负向阻滞作用有所缓解。这也从侧面说明，长期来看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依然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结合现阶段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特征来看，以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依旧是多数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2019年，依然有超过1/5的资源型城市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超过50%，三成以上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涨幅处于5%以下。尤其是以七台河、双鸭山、本溪等为代表的衰退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效果并不显著。总体来看，众多资源型城市尚未摆脱对自然资源开采和利用的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培育仍需较长时间。第二产业为主导经济结构往往带来更快的城市用地扩张与环境污染问题，由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所造成一系列矛盾依旧集中出现于资源型城市中，这对于整体土地利用效率发挥具有负向阻滞作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4.2 异质性回归分析
为检验产业结构升级对于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基于不同发展阶段与资源类型进行分组回归分析，表3和表4分别报告了分组回归结果。
（1）基于不同发展阶段分组结果分析
产业结构升级对于不同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对于再生型城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成熟型和衰退型城市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成长型资源型城市影响则不显著。对比来看，再生型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逐渐进入良性轨道，产业结构的有序调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有效平衡使得其土地利用效率均值高于其他分组。成长型城市以西部地区的中小型城市为主，多具有小规模、低投入的发展特征，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相对较低，对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较弱。成熟型城市的产业结构依旧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伴随其城市用地面积持续增长，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不断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显著阻滞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衰退型城市多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矿竭城衰”造成了这类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相对低迷，产业结构升级难度较大。同时，资源过耗与生态环境破坏所带来的闲置用地增加、人口流失等连锁反应，造成其土地利用效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
表3 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分组模型估计结果
（2）基于不同资源类型分组结果分析
就不同资源类型分组回归结果看，森林型、煤炭型和油气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煤炭行业具有典型的高耗能、高排放特征，煤炭型城市工业环境污染问题比其他城市更加严重。煤炭型城市产业结构高度依赖本地煤炭资源开采和加工，囿于自身创新能力弱、产业链条单一等弊病，经济与资源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之间矛盾尤为突出。森林型城市主要包括吉林、白山、松原、伊春、牡丹江、黑河等东北城市，城市人口规模普遍较小，经济基础相对较弱，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也显著为负。此外，有色金属型与钢铁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均不显著，也尚未形成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提升正向驱动机制。
表4 基于不同资源类型的分组模型估计结果
4.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前述主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及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通过更换变量、改变样本以及工具变量法进行多重稳健性检验。表5的模型1~模型5分别报告了更换变量、改变样本和处理内生性后的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稳健性检验与剔除可能存在的部分内生性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性及符号均未发生明显改变，由此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
4.4 机制分析
进一步，本文继续通过多元线性模型，逐一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土地要素投入和产出过程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lnIndus）。被解释变量包括：城市工业用地经济产出密度（lnILD）、城市土地经济产出密度（lnLED）、城市用地结构调整 （lnInform）、城市就业人口规模 （lnLabor）、城市工业污染排放 （lnIW）、城市空气环境污染（lnPM2.5）。回归结果见表6。
表6的模型1和模型2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于资源型城市工业用地经济产出密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城市用地的综合经济产出密度影响不显著。资源型城市多存在土地粗放利用、低效闲置用地面积过高、产业用地空心化等普遍现象，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并未对土地经济产出密度的提升带来显著驱动效果，这也直接制约了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发挥。模型3和模型4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城市用地结构的调整呈现负向影响，对于拉动城市就业规模则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该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要素配置调节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于拉动城市就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显著促进土地利用社会效益的发挥。但城市用地结构失调、工业用地占比过高等用地结构失调问题严重阻碍了整体用地效率的提升。模型5和模型6结果显示，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PM2.5平均浓度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对于工业废水排放依然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资源型城市整体空气环境质量的改善，但工业污染排放过高依旧是阻碍土地利用环境效益发挥的短板。资源型城市对于自然资源开采和利用具有较强的发展惯性，难以摆脱“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产业的路径依赖，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培育仍需较长时间。总体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尚未带来理想的正向驱动作用，其主要症结在于城市用地经济密度偏低、用地结构失调、环境污染负外部性过高。
表6 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作用机制
5 结论与展望
5.1 主要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 研究期内，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成效显著，不同类型城市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异。再生型城市升级效果优于成熟型、衰退型和成长型城市。与森林型、有色金属型和油气型城市相比，煤炭型和钢铁型城市升级效果更为明显。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效率高值城市数量显著增加，以经济基础和资源禀赋较好的再生型和成长型城市为主。部分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类型单一的中西部和东北城市处于低效率水平。
（2）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尚未形成普遍的正向驱动效应，其影响机制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中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再生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成熟型、衰退型和成长型城市产业结构失衡依旧制约着土地利用效率的发挥。
（3）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经济产出提升、要素配置结构优化与环境污染控制等渠道影响城市土地资源要素的投入-产出过程，进而带来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动态变化。现阶段，城市用地经济产出密度偏低、用地结构失调、环境污染负外部性过高是制约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主要症结。
5.2 讨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因地制宜、因城施策，采取差异化策略推动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长型城市处于资源开采和开发的初期阶段，应当适度调整资源开发强度，稳妥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成熟型城市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资源开采、运输和加工产业链条，应当防止“矿竭城衰”和资源型产业“一家独大”，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衰退型城市资源开发近于枯竭，经济下行与生态环境恶化的压力并存。应当寻求替代资源和发展替代产业，重点加强新技术、新产业的转化和应用，加大环境污染防治力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再生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效果显著，应当依托现有特色产业，发挥比较优势，引导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为发展接续产业创造条件。
（2）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低效扩张，促进各类存量用地结构调整与挖潜利用。一方面，应当严守城市开发边界红线，结合城市自身人口、经济、产业结构特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组团，强化城市空间紧凑、集约化发展；另一方面，应当依托各类存量空间与闲置用地，调整城市用地的比例和结构关系，丰富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尤其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应当依托各类存量闲置用地，加快完善各类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宜居水平。
（3）加快形成产业-用地协同转型的良性机制，完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应当避免单纯的“腾笼换鸟”与“退二进三”产生的效率损失，理清资源型城市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利益诉求和互动关系，建立健全接续替代产业扶持机制、利益分配共享机制，提高资源型城市造血功能和内生发展能力。还应加强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其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充分挖掘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潜力。
来源：实证经济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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