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数据都支持原先的假设，得出符合预期的结论，而刚好资助金也花销完毕，研究生正好毕业，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但是这么美好的画面是常态吗？不可能啊！做到一半发现方向有问题，实验和分析毫无进展，合作伙伴要离开，课题没完钱花完了……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如何应对才是更好的选择呢？
01
让冷静的理性作出决定而非情感
DRAGANA SAVIC， INIA Biosciences联合创始人，英国牛津
在我的博士和博士后期间，我曾经被迫终止了几个课题，这些课题倾注了我的时间、精力、资源甚至是情感，亲手结束它们带来的打击感是巨大的，而且有时还得对合作伙伴有个交代，沟通的过程相当繁琐但是也让我学会了如何排除个人情绪的干扰变得更加客观和高效，从而开始新的研究工作。
许多学术研究人员对他们的项目投入了很多感情，这很好——从事你热爱的事业肯定没错，但在坚持和固执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平衡。一个朋友几年来一直在开发某种新药，他在一项临床前试点研究中对其进行了测试，结果大多是负面的，但他还是坚持开始了一项更大范围的测试，结果依然没有显示出任何特别显著的疗效，这带来了不小的资源和时间的浪费，甚至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不利影响。
这种情况在应用阶段特别明显：在学术界，如果主要研究者希望保留一些目前看前景一般的课题，只要能提出足够的理由，继续下去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在企业界，如果新产品潜在的性能或者价值不高，成本又无法降低，那么被下马几乎是必然的——无论你是否愿意。
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可以被认为是缺乏理想，但是现在学术界的问题可能不是理想太少而是“空想”太多。我自己的初创企业 INIA Biosciences 公司，最初计划开发一种既检测又能治疗免疫疾病的医疗设备，通过检测血液中的细胞因子生物标志物来确诊，并提供一种非侵入性的治疗方法来抑制免疫系统。但是在与投资者、供应商、患者和临床专家交流后，我们决定将重点放在治疗方面，放弃检测环节。我认为这种认真听取意见并果断“做减法”的策略很有效，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向资助者和投资者展示一个专注的商业理念，并将资源投入到最有前途的想法上。如果学术界也更多的贯彻这种“无情的理性”，那么研究工作的产出和效果都会大大增加。
02
充分利用学术圈的人脉来推进课题
MARÍA CLARA INGARAMO，阿根廷圣达菲滨海国立大学博士后
一个项目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结束，包括被竞争对手抢先一步或者资金耗尽。在阿根廷，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我们得到的研究资金偏低，一般来说一个项目三年内只能得到大约300万比索(约合18800美元)的资助，这有时候连购买试剂和付工资都不够。而且由于阿根廷本身能提供的产品很少，大部分需要进口，汇率的变动会让这笔钱显得更少。
除去这些客观因素外，如何对待无法继续的课题则因人而异。对我来说，暂时停止绝不是真正的放弃。作为2016-21年利托拉尔大学的博士生，我正在研究p53基因和蛋白质在果蝇脂肪组织代谢调节中的作用。然而，当我收集代谢组学数据时，我被酶的无数条调节途径给淹没了，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来管理和解释如此庞大的数据量。因此我不得不将它搁置了八个月，但是在此期间我一直在多方咨询以获得相关专业的支持。最终，我找到了一位合作者——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哈佛医学院的遗传学家诺伯特·佩里蒙，他愿意给我提供指导，我甚至加入他的实验室工作了一年，在那里学到的新东西让我得以重启我的课题。
在我博士的最后一年我休了三个月的产假，为了不中断课题，我把资料系统的整理好交给了一位同事，并且一直与他保持联系，了解实验的最新进展。当我再次回到实验室的时候，我基本做到了无缝衔接，很快重新接手的整个工作。
我的体会是，只要你对课题的大方向抱有信心，那么类似缺乏知识和技能，被客观因素所打断等不利条件都是有办法克服的，每次停顿都只是中场休息，在我的脑海中，研究项目一直在继续。
03
换个角度重新思考也许更好
XIAODONG CHEN，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教授
结束一个课题并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通常会牵涉很多合作者和研究生。尤其是不同于手里有很多项目的资深研究员，对那些在单一项目上努力好几年却没有成果的研究生来说，终止课题的影响要大的多。
我觉得最好不要直接对学生们说“此路不通”，而是到了“换个思路”的时候了。在我的实验室里，大多数想法可能最终都没有实现，但是不想认输的情绪会让很多人停不下来，他们开始设想如何挽救这个项目，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包装”。这时候我会告诉他们，发表失败的实验结果也是可以接受的，将数据反映的真实情况报告出来，虽然与当初的设想不符，但排除一条希望不大的路径也是有意义的。同时我认为作为研究生，以失败的经验为基础，与学校的老师们进行更广泛的交流，也许同样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并且重新思考之前的课题。
2014年，我的团队发现了一种快速充电电池的方法，我们甚至创建了一家初创公司来商业化这项技术。然而，我们失败了，因为主要的材料无法量产。这时我必须让它停下来，在相关领域的技术没有突破之前，“决不放弃”毫无意义——可喜的是，突破真的出现了，2016年，一名博士生加入了我的实验室，并对该项目感兴趣。2020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来扩大这些材料的生产规模，以便将其组装成快速充电电池。我想对于不缺乏冲劲的年轻人来说，学会保持韧劲也很重要，毕竟接受现实调整策略才是科研工作的常态。
04
学会放手，重视知识的传承
MOLLY SHOICHET，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工程与应用化学教授
在我27年的职业生涯中，我目睹了许多项目的结束，通常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当我于1995年在多伦多大学开始独立负责一个实验室时，我试图研究改性含氟聚合物，这是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在研究的一类聚合物。然而我很快意识到，尽管改性含氟聚合物在工业生产中用途广泛，但它们的生物影响很难预测或控制。2009年，我决定完全终止含氟聚合物的研究，不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是因为我对治疗药物的输送和药物测试有了新的学术兴趣。
我觉得研究人员在生涯早期多尝试不同方向的领域是有好处的，但是也必须有勇气结束那些前景不明或者缺乏兴趣的项目。除了氟聚合物，我还终止了一个听上去很酷的项目：试图设计一种弹性肽，将其注射到视神经周围来治疗青光眼。对于这种材料的设计我很感兴趣，但是在与生物学家和临床医生交流后发现，我对于生物学的复杂性还是太低估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很小。
当然也有正面的例子。一种可注射的水凝胶项目在我的实验室早已结束，但是我的一名博士后与我共同创办的AmacaThera公司却正式将其推向市场，在其安全性得到验证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我的实验室继续推进基础生物医学工程方面的研究。
知识的保留和传承是所有实验室的关键，但当一个项目的首席研究员离开时，实现它可能很困难。为了强化传承性，我通常会尝试将刚入学的博士生或博士后与一名可能离职的高级研究员配对，这样他们至少会一起工作一年左右。理想情况下，这两个人应该紧密合作，这样当论文需要修改时，新的实验室成员就可以处理了。无论项目结束时是否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得到了学习和传承。
参考文献：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0377-7
转自：“知社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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