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文献清除计划
以“用途”来说一个人，颇有把人当作工具的嫌疑，至少显得不够尊敬，尤其是对蜚声世界的学者。但是，就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而言，我们相信这种表述并无唐突之处。布尔迪厄自己就曾经这样说过马克思:“对他惟一适当的尊敬，就是利用他所做的工作，以及其他人在他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所做的工作，以便超越他自认为所取得的成就”。另据布尔迪厄的一贯主张，“社会学所提出的每个命题，能够而且必须适用于从事这种科学的主体”。所以，讨论布尔迪厄的用途，应该符合布尔迪厄的愿望。
布尔迪厄之所以有用，当然是因为他所提岀的理论观点和概念工具，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社会世界有帮助。下面我们在简要介绍布尔迪厄“其何许人也”之后，就来看看他到底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洞见。由于这是一篇导读式的文字，我们将尽量为布尔迪厄勾勒出一幅思想肖像，以方便读者诸君欣赏正文。但由于笔者不谙法文，也只好就所能接触到的英文资料来“涂鸦”了。好在国内学界对于布尔迪厄的兴趣正日趋浓厚，这也算是凑份热闹吧。
学术生涯
布尔迪厄在一次演讲中曾言:从事学术硏究的人，没有个人传记，只有职业生涯。大概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布尔迪厄总是刻意避免谈论自己的私人生活。不过，从他所留下来的学术著作，确实不难看出他一生的“社会轨迹” (social trajectory) 。当然，这其中有多少属于个人反思的结果，有多少又是时代的现实和学术问题的表征，委实是个难有定论的问题。但一向拒绝“空洞理论”的布尔迪厄，肯定是将社会学的分析与自身所处的历史境遇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认为“布尔迪厄思维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解释了自身”。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强调“个人性即社会性”(the personal is social) 。
布尔迪厄生于1930年，2002年辞世。其实，自198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不朽者”的行列。根据布尔迪厄的忠实英译者耐思 (Nice)在1985年的观点，关于布尔迪厄的过去，存在着两种版本的说法:一个有点神秘，认为这是一个“遭遇都市文明的农家男孩”的故事；另一个呢，则有点像一个小资家庭出身的人成功登上社会阶梯顶端的故事。事情的真相，可能是两者的折衷:布尔迪厄出生于法国西南部贝亚恩(Bearn)地区的一个小镇，父亲早年是个农民，后来成为邮局的一个公务人员。由于地处具有独特方言和文化的乡村山区，使布尔迪厄非常熟悉当地农民的生活与心态。
正如在1987年芝加哥研讨班上，布尔迪厄经不住华康德(Wacquant)的一再追问，终于讲述了一点个人的经历:“我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是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很小的偏僻村庄里度过的，就像城里人所说的，那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而我要适应学校教育的要求，就只得抛弃我的许多原始经验和早年习得的东西，不仅仅是某种口音……人类学和社会学容许我与自己的原初经验协调起来，毅然地承担它们，坦然地接受它们，并且无需丧失任何我随后获得的东西”。从这段表白可以看出，进入社会学领域是布尔迪厄确立自我认同的重要契机。在《实践的逻辑》“绪论”中的一个注脚里，布尔迪厄提到，“社会学可以通过提供人们藉以重新占有经常作为特定社会剥夺的基础的认知与评价图式的工具，而实现解放的功能”，这显然是基于个人经验的由衷之言。当然，布尔迪厄另外也说过:“社会学是一门只有内行才懂的科学——入门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实现整个世界观的真正皈依——但它又经常似乎是谁都能懂的。”
大致看来，布尔迪厄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他1951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算起，一直到1968年止。在这个阶段，布尔迪厄主要是接受哲学的训练,并通过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逬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布尔迪厄认为自己的“无形学院”是在哲学家中间，并且一直自认为是个哲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人类学家，但布尔迪厄在读书期间，对当时哲学界的主流取向却并不心悦诚服。同时，我们又必须指出，布尔迪厄其实是试图通过社会学的途径来解决许多哲学的问题，所以，他后来不无幽默地自称是“嘴里叼着社会学”。当然，准确地说，他所从事的应该算是“哲学的田野工作”(fieldwork in philosophy)。这种哲学关怀，在其晚年所著的《帕斯卡式的沉思》(1997)中显露无遗。
1955年毕业以后，布尔迪厄到一所外省中学教书。1956年入伍，随军驻阿尔及利亚两年。正是在服役期间，布尔迪厄撰写了《阿尔及利亚人社会学》一书，于1958年在巴黎出版。这本文化人类学的著作，既立足于布尔迪厄实地考察的一手资料，也使用了不少二手文献，书中所使用的理论视角，参照了不少美国学者有关文化与文化变迁的观点。1958-1959年，布尔迪厄继续在阿尔及利亚从事经验研究，同时也在阿尔及尔大学任教，曾经讲授过“迪尔凯姆和索绪尔——试图确立产生'纯粹'理论的界限”。
在完成了实地硏究后，布尔迪厄于I960年返回巴黎，在这一年里，他听过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讲座，并担任了当时法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的助手。据阿隆后来的回忆，布尔迪厄在他所主持的学术讨论会上，几乎从不讲话。自1961至1964年，布尔迪厄到里尔大学任教，但仍定居于巴黎，无疑，他并不想因此而离开学术中心。1964年，布尔迪厄逬入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校。同年，开始担任阿隆在1961年所创立的历史社会学欧洲中心的实际负责人。正是借助于这一机构，布尔迪厄与他早期研究队伍的核心骨千，比如布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帕瑟隆(Jean-Claude Passerron)等人,建立起了联系。
作为战后法国社会学界执牛耳者的阿隆，应该说对布尔迪厄学术生涯的起步帮助不小，尤其是为他提供了关键的制度性资源，但他们两人在政治立场和个性气质上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他们的关系，由最初的相互尊敬，慢慢走向了分道扬镰。1964年布尔迪厄与帕瑟隆发表的《继承人》，从阶级的角度对法国的大学文化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让阿隆感到非常不安，而且这本书后来确实在学生运动中为激逬学生所推崇，尽管有点滥用的味道。虽然在随后的1965年，布尔迪厄曾将自己的一本书题献给阿隆，但他们还是在1968年彻底破裂。
众所周知，1968 年是个多事之秋。针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阿隆公开鼓吹应当限制学生参与大学的事务，并以自己的社会学中心的名义为号召。深感“道不同”的布尔迪厄，带着一群亲密的合作者，离开阿隆，成立了自己的“欧洲社会学中心”。这一破裂应该给双方都带来了失望和沮丧。阿隆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为布尔迪厄留下了一幅经常为布尔迪厄的反对者所津津乐道的画像:“他的确不辜负期望，该他当一代人中的'大人物'。可是他还没有表现出来他会变成这样一种人:宗派的头头、自信而又喜欢支配人、大学里搞阴谋的专家、对那些可能使他不愉快的人毫不留情”。其实，阿隆与布尔迪厄之间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可以很好地用布尔迪厄所喜欢分析的社会出身和人生轨迹来解释。另外，布尔迪厄旗帜鲜明、入木三分的批判风格，确实也容易使他要么是吸引信徒，要么就是树敌。
从1968年起，布尔迪厄应该算是开始了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这是他确立自己的社会学地位和风格的时期，到1981年进入法兰西学院，可以说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事实上，通过建立“欧洲社会学中心”，1975年又创办自己的社会学刊物《社会科学硏究行为》（注意，这一刊物的取名非常讲究,体现了布尔迪厄有关社会科学的基本观点:“研究行为”与最终结果一样重要，以揭示掩饰现实真相的社会机制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具体操作过程公诸于众，以避免学术话语自我神圣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围绕着布尔迪厄，形成了一个新的法国社会学派，在规模和影响上，都堪与迪尔凯姆当年所创立的学派相媲美。
正如迪尔凯姆当年撰写《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样，布尔迪厄也推出了自己的社会学准则，此即《社会学家的技艺》一书。在该书出版20年后，布尔迪厄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当时岀版此书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他无法接受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入侵（当年美国社会学方法大师拉扎斯费尔德到巴黎讲学时，法国社会学家都去听了，而布尔迪厄则刻意避开）。在这本书中，布尔迪厄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学认识论主张，另一方面则通过“编辑”先贤的相关论断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当然，布尔迪厄更多地是以详实的硏究来体现自己的社会学主张。其间，《实践理论大纲》（1972）、《区隔》（1979）、《实践感》（英译书名改为《实践的逻辑》）（1980）可谓是代表作。
如果说布尔迪厄在前面两个阶段主要埋头于科学的硏究，那么，进入法兰西学院以后，布尔迪厄早期隐含在科学话语中的政治关怀开始公开表露出来。作为对法国教育制度和名牌学校体系的长期批判性研究的结晶，1984年出版的《学术人》一书，就尽显了批判的锋芒，以至于布尔迪厄仿效中国明代哲人李贽，称之为“焚书”——当然是因为“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中其痼疾”（李贽《焚书》“自序”中语）。1989年又出版《国家贵族一书，揭示了法国统治阶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
在对支配群体和机制进行了研究以后，布尔迪厄又逐步将自己的社会学目光（sociological gaze）转向了社会底层。1993年，厚达1000多页的《悲惨世界》出版，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牢固树立起布尔迪厄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堪称是布尔迪厄的政治轨迹中的重要事件。这是一项由布尔迪厄领衔、20余位社会学家参与的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事业，而且，这本书如实描绘了“不同观点的空间” （the space of points of view）让“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s）的当事人，自己诉说，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构成了一幅以科学方法为支撑的90年代法国底层社会不幸生活的全景图。其中除了经济贫困外，更侧重于社会排斥、文化剥夺、种族主义，以及下层民众与不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
从此以后，布尔迪厄逐渐地步出书斋，甚至走上大街。其实，布尔迪厄一直致力于使用科学的社会学分析，来揭示维持统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无论是早期对阿尔及利亚人的考察，还是后来对法国教育体系的研究，都是希望在洞悉统治的无形机制的前提下，找到撬动不平等现实的支点。布尔迪厄在这个方面不同于一般的法国知识分子，他们的抗议和斗争，可能更多地基于价值判断而非细致深入的科学研究。在布尔迪厄看来，如果不能弄清前因后果而贸然采取行动，势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大概正是因为看清了统治的机制，布尔迪厄也只是逬入法兰西学院以后，才充分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已经积累起来的符号资本，幵始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积极介入到现实政治问题之中。
在生命的晚年，布尔迪厄通过公开演讲(包括在电视上揭示电视的符号暴力)、公开信、创办出版社、独立发行系列小册子等方式，来参与和干预社会讨论和社会运动，为社会弱势群体伸张和呼吁，特别是对经济全球化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出了尖锐的批判。在他去世以后，有人认为，布尔迪厄是继卢梭之后，另一位让穷人感到骄傲的理论家。
当然，对于布尔迪厄后期的转向，也有不少学者颇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布尔迪厄变得个人自大，在政治上太自以为是，在学术上也惟我独尊。还有人觉得，布尔迪厄越来越像他自己在《国家贵族》中所分析的高官了。甚至，还有人指控布尔迪厄为来自左翼的“社会学恐怖主义”(sociological terrorism)。
如果稍作总结，布尔迪厄的批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深挖我们不自觉地接受下来的既定范畴和思维模式的社会根源，二是揭示由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以理性和文化的名义实施的微妙统治，三是直接针对现实中显明的权力和特权模式以及支持它们的政治展开批判。归根结底，布尔迪厄的批判，凭借的是对社会秩序借以掩盖自己的专断性以及复制自身的社会过程与机制的洞悉。
这种彻底而执著的批判，在当代学者中并不多见——当代的许多学者，不无失落地发现,如今的世界俨然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批判立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根基——这大概也是布尔迪厄的独特魅力所在。事实上，尽管布尔迪厄并不能被祢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就立足于严谨科学硏究的批判精神而言，我们或许得说，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好地继承了马克思的衣钵。
所以，给世人留下了将近50本著作和500余篇文章的布尔迪厄，绝不只是一位通常意义上的学者，而是一位试图通过自己的硏究来改造世界的哲人。
基本观点
布尔迪厄反对为理论而理论的空谈，但他并不反对理论，恰恰相反，在他看来，首先必须具有理论上的武装，或者说，一种认识论的警醒，我们才能同“自发的社会学"(spontaneous sociology)决裂，才能真正征服、建构和确证社会事实, 并揭示其中隐含的机制。那么，布尔迪厄的理论出发点是什么呢？
在概述布尔迪厄核心观点的尝试中，最常见的做法，是从布尔迪厄如何超越社会学理论里的诸多二元对立问题入手。这种选择，在我们看来，并未切中要害。首先，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不是一种学究式的社会学，而诸多的二元对立，恰恰源于一种学究思维。布尔迪厄从实践出发，从模糊的实践感出发，并不需要首先面对这类问题。其次，布尔迪厄确实分析了诸多的二元对立，特别是形形色色的分类体系，但其路径不是结构主义的，而是建构主义的，是要深入探究这类二元对立背后的构成机制。当然，布尔迪厄的理论确实有助于我们超越诸多虚假的二元对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也是应有之义，甚至可谓是一种附带的效应。在这一点上，布尔迪厄与吉登斯截然不同，他并没有去刻意营造一个体系，以带有浓重思辨色彩的方式解决这类问题。当然，布尔迪厄不能不面对社会学中既有的概念，有时是为了显示差别以给自己的观点定位，有时是不得已用现成的概念表述新颖的思路，他确实是没少与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纠缠，但显然，围绕这类话题展开的论述，并非其主旨所在。不过，从这种叙述布尔迪厄的方式，倒是可以看出当今社会学界接受布尔迪厄的路径，并由此折射出当今社会学界的关注焦点。
那么，怎样才是比较可取的切入布尔迪厄思想核心的方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一下布尔迪厄对人类社会的基本假定，或者说，审视一下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哲学人类学前提。这一前提应该也是布尔迪厄全部学说的出发点。对此，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就有提示：
人注定是要死的，而这一结局不能成为一种目的，所以，人是一种没有存在理由的存在。正是社会，而且仅有社会，在不同程度上给予存在以辩护和理由；也正是社会，通过产生据说是“重要的”事情或位置，而产生出被自己以及他人视为“重要的”行动和行动者——由此，各色人等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获得自己的价值，并因此摆脱了无关紧要和微不足道的状态。
不难看出，布尔迪厄在某种意义上，是进一步发挥了迪尔凯姆“社会即上帝” (society is god)的命题，认为社会通过设计各种游戏以供个体参与，并使他们在群体或体制中获得特定的名分和位置，从而帮助个体克服存在的偶然性、有限性和根本上的荒谬性。简言之，社会世界给予个体以存在的理由(reasons for being)。换句话说，布尔迪厄认为人类参与社会生活的最终根源，是对意义和尊严的渴望，而非表面上所看到的游戏带来的利益。从这种假定中，我们不难看出自帕斯卡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的深刻影响。
正是把对尊严的渴望视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使布尔迪厄依照承认或认可的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来理解社会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布尔迪厄非常看重社会设计各种游戏的机制，这种机制布尔迪厄祢之为“社会魔术”或“炼金术”。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分析，布尔迪厄尤为措意于符号权力与符号暴力。
没有一种权力会满足于仅仅作为权力而存在，也就是说，不会满足于作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粗暴力量而存在，或者说，作为专断的力量而存在。相反，权力必须为自己的存在与所采取的形式寻找理由，至少必须确保权力背后的专断性得到误识，因此而被人承认为正当的存在。当然，从实际状况来看，正当性问题也是由多种权力形式并存的格局所造就的，因为通过不同权力之间的对峙，通过它们之间因相互反对而提出的对立的、经常是无法调和的辩护理由，不可避免地使它们自身存在的理由成为问题。
所谓符号权力，其实更多时候并非指一种特定类型的权力，而是指绝大多数形式的权力的一个层面，即谋求转化为一种符号形式，披上正当性(legitimacy)的外衣。但另一方面，符号权力也有自己的特性，因为这是一种“制造世界的权力”(worldmaking power)，因为它涉及到将有关社会世界及其划分的正当观点强加于人的能力。符号暴力则是指“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符号暴力与符号权力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只是符号暴力更加侧重于被支配者如何将自身的被支配状态接受为正当的状态，而符号权力则是诱使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赞同的正当化权力。但无论怎样，它们都离不开权力行使对象的“误识”(misrecognition)和“合谋”(complicity)。
布尔迪厄说，“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误识”。事实上，当公开而直接的暴力可能遭遇集体抵抗，施暴者也可能成为暴力抗争的牺牲品时，放弃赤裸裸的掠夺和剥削,而改用符号的——亦即柔和的、软性的、无形的，因而也是易被误识的——暴力，诸如义务、信任、忠诚、友情、道义、恩惠、尊敬之类与荣誉伦理有关的手段，就是最省力，也最经济的。但如此一来，社会世界中的权力关系的真相就被遮蔽了。而且，这种符号暴力可能渗透在整个符号和意义体系之中。我们知道，知识分子一向自诩为社会真理的发现者，但在布尔迪厄看来, “知识分子经常处于最不利于发现或认识到符号暴力的位置上，特别是那些由社会系统施加的符号暴力，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广泛深入地受制于符号暴力, 而自己还日复一日地为符号暴力的行使添砖加瓦”。
布尔迪厄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这也是科学的最大功效，就是一种揭露或者解蔽(revealing, unveiling, uncovering)，揭示误识的机制，并进而揭开符号暴力的根基。至于这种方法能否真的实现人类的解放，尽管不无异议。但终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和追求。尤其是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的探索，就是要形成一种抵抗性的力量，以防御和消除符号暴力，促进社会正义。
最无所不在的符号体系当然是语言，布尔迪厄对语言和符号权力关系的研究用力甚多。在他看来，“社会世界是为词语而斗争的场所，而词语的严肃性(有时是词语的暴力)则应归结于这样的事实,即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事物, 以及改变词语，或更一般地说，改变表象,已经是改变事物的一种方式”。当然，布尔迪厄也指出当代哲学的一个不良倾向，即过分迷信语言的魔力，以至于“把学术评论视同政治行动,把文本批判视同抵抗的功绩，把词语秩序中的革命体验 为事物秩序中的彻底革命”。
但毫无疑问，“社会学家的词语有助于创造社会世界。社会世界越来越多地受到物化的社会学的抑制。未来的社会学家(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然如此了)将会越来越多地在他们所研究的现实中发现他们前辈的沉积物”，时时注意反思的布尔迪厄，在这里其实也给了社会科学一个重要的警示:自然科学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而社会科学在帮助人们理解社会的同时，也可能给社会造成危险的后果，比如民意测验技术成为统治的工具。布尔迪厄在一次对话中,就对当年没有响应戈夫曼的倡导撰写一份反对滥用社会科学的共同宣言而颇有悔意。即便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今天我们在描述、理解和诠释社会现实的时候，确实容易受到既定的社会学概念和思维定势的系统性扭曲。
布尔迪厄又是如何从总体上来描述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呢？这涉及到布尔迪厄对整个人类行动世界的理解。对此，笔者尚未发现布尔迪厄直接的阐说，这与他无意于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理论的取向是一致的。不过，我们不难从他在《国家贵族》一书中对社会学的任务所作的开门见山的论说中找到大概的线索。布尔迪厄写道：
社会学的目标，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social universe)的不同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中掩藏最深的结构，以及旨在确保它们的再现或转变的机制。……对于客观结构的这种探索，同时也是对认知结构的探索……事实上，在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区分——尤其是在不同场域(fields)中支配与被支配之间的区分——与行动者用于社会世界的观照和区分(vision and division)原则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
我们不难看出，在布尔迪厄的设想中，“社会宇宙”大致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society)，复数的“社会世界”相当于构成社会的各个具体的社会领域(social spheres) 。之所以要如此摒弃常用的概念不用，而另外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是因为在布尔迪厄看来，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非一个浑然整合的总体，而是由遵循着自己的运作逻辑的不同游戏领域组合而成。换句话说，社会世界（social cosmos）是由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microcosmos)构成的，所谓的小世界，就是客观关系的空间，也就是场域。当然，一个社会也有某种统一性，只是这种统一性，并非由价值共识或者强制权威所造就，而在一定程度上需从权力场域来解释。在这个问题上，布尔迪厄的观点与图海纳类似。图海纳认为，“如果社会学将现代性界定为理性化、世俗化和祛魅化，也就消除了社会生活所有的内在统一原则，那么社会系统的统一性就不能不是外在的；它必定是国家。惟有国家才能整合社会行动者，因为市场将他们分离开来，阶级关系让他们相互对立，理性个体主义把他们化为原子国。当然，布尔迪厄对于国家的思考，似乎要比图海纳 更多一层反思的色彩。
在“重新思考国家”一文的开始，布尔迪厄就提醒我们:尝试着去思考国家，很有可能为一种国家思想所俘获，也就是用国家所产生和保证的思想范畴去思考国家，逬而误识了国家的深层真相。因为国家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就是将思想的范畴强加于我们，并让我们自发地将之运用于社会世界中的所有事物,包括国家本身。换句话说，正是在符号生产领域，国家的掌控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如何才能摆脱这种限制呢？布尔迪厄认为最为有效的决裂手段，是重建发生的过程:从开始时期的各种冲突和质疑着眼，将遭到摒弃的其他可能性重新寻找回来，这样就不难发现事情还可能并且依然可能是另外的样子。
依循这个思路，布尔迪厄将国家视为各种类型的资本集中过程的成就，即武力资本或强制工具(军队、警察)、经济资本、文化或信息资本和符号资本的集中。正是这种集中过程，使国家成为一种元资本(metacapital)的拥有者，取得了凌驾于其他类型的资本及其拥有者的权力。当然，随着各种资本的集中，也出现了相应场域的建构，而一种国家至上的资本(statist capital)使国家能对不同的场域行使权力，特别是决定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的兑换率。所以，紧跟着国家的建构，是一种权力场域的建构。布尔迪厄所谓的权力场域，是一种元场域，不同于其他一般的场域，因为在这个空间中,体现的是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的力量关系。
布尔迪厄为什么将“社会空间”(social space)和“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的概念引入到社会学词汇当中？首先是“空间”概念本身包含着一种对社会世界逬行关系性理解(relational understanding)的原则，避免了实体论倾向。空间所指的任何"现实”，都存在于其构成要素的相互外在性(mutual exteriority)之中。无论个体或群体的明显而直接可见的存在，都是通过差异而存在和继续存在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一个关系的空间中占据着相对的位置。这种空间虽然是无形的，经常也是难以在经验上给予显明的，但却是最为真实的现实，是个体和群体行为的真实原则。所以，社会空间的概念贯彻了布尔迪厄“从关系的角度去思考”(thinking relationally)的主张，而权力场域则揭示了社会世界的真实性联系，并清除了 “统治阶级”概念里面固有的实体论和本质主义的倾向。
核心概念
布尔迪厄总是在不断地锤炼自己的概念工具,甚至重新回到同样的话题，以期形成更为精确的分析和表述。由于布尔迪厄的理论本身具有一个不断演变的历程，在此，我们尽量依据后期相对成熟的理论视角，来介绍他的主要概念范畴和分析思路。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布尔迪厄针对福柯的著作所说的一番话，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再也没有比把一种哲学，特别是一种如此微妙、复杂和倔强的哲学，化约为一种教科书公式更危险的事情了这种危险我们必须避免，所以，在此我们所试图做的是，通过简要呈现布尔迪厄的核心概念，最终以展示布尔迪厄的社会分析(scxzioanalysis)的实质精神。至于能否实现我们的目标，则另当别论了。
布尔迪厄所主张的社会学，不是学院式的社会学，而是作为一种实践的社会艺术(scial art)、一门手艺(trade)，乃至一种技击(martial art)的社会学。下面我们就来清点一下布尔迪厄所要教给我们的手艺中经常用到的工具。但似乎还需要再次强调一下，布尔迪厄用于社会分析的概念并非预先就完全确定的范畴，而是一种开放的框架。对于这类概念，不能孤立地来界说和使用，必须将它们作为相对自成一体的视角应用于经验分析。
（一）场域
首先我们来看场域概念。布尔迪厄曾经表示过要在未来的著作中更为系统地阐述场域理论，但上帝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兑现自己的诺言。场域概念在布尔迪厄的学术生涯中应该算是一个后来居上的概念，比如在《实践理论大纲》 (1972)中，这一概念显然还处在若有若无的边缘地位，但到《实践感》(1980)中则无疑上升到核心概念的地位，再往后，几乎成为一个统领性的概念，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就是:“场域才是首要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
何谓场域？布尔迪厄给出过简要的定义：
从分析的意义上来说，场域可以定义为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就这些位置的存在及其强加于它们的占据者(无论是行动者还是机构)的种种限制而言，这些位置在客观上是由它们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或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 的客观关系（支配、服从、类似等等）所决定的，而拥有权力或资本，则意味着可以获取场域中利害攸关的特定利润。
作为一个包含着潜在的和活跃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旨在维护或者改变场域中的力量格局的斗争的场所。进而言之，作为力量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结构，场域为这些位置的占据者个别地或集体地寻求保证或改善他们的位置以及将最有利于他们的产品的等级化原则强加于场域之上的策略，提供支撑和指导。行动者的策略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即在特定资本分配中的位置，也取决于他们对场域所持有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又取决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即他们从场域中的一点对场域所做的观察。
在另外的地方，布尔迪厄也特别提到要警惕概念拜物教，所以，他把场域概念看作是一种建构研究对象的模式的概念速记，是一种唤起记忆的记号。
但从以上所引，我们不难看出场域概念的重要意义。首先，这一概念坚定地贯彻了布尔迪厄的关系主义取向。“根据场域来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其次，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非常强调社会生活的冲突性。在布尔迪厄的心目中，场域就是一个争夺对珍贵资源的控制权的竞技场。场域的斗争围绕着特定形式的资本展开，而在这种斗争中，布尔迪厄非常强调关于正当化原则的竞争，也就是在谋求符号暴力垄断权上的竞争。第三，场域中的位置，依其资本的类型和总量，存在着支配与服从之分。不同位置的占据者的行动策略也各不相同，比如场域中居于支配地位者倾向于釆取保守性的策略，新逬入者希望逐步接近支配地位往往釆取继承性策略，而感到从支配群体那里毫无所获的人，则一般采取颠覆性策略。此外，场域在布尔迪厄对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的理解中，也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即外在的一般制约因素，并不是直接作用于置身在特定场域的行动者，而是借助于场域中的特定力量的特定中介作用。换句话说，一般的社会经济状况,通过场域而影响到行动者的实践。
布尔迪厄也将场域与游戏作类比。事实上，布尔迪厄经常以游戏的观点来理解社会生活，比如在解释实践感(practical sense)的时候，也以社会性地构成的“游戏感”来予以说明。当然，布尔迪厄清楚地知道场域与游戏的区别，他所强调的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之一，就是场域和游戏都基于一种“幻惑"(illusio):游戏者参与其中，彼此敌对，有时甚至凶猛残暴，都是因为他们对游戏及其赌注的价值深信不疑，认为这种游戏值得去玩。也就是说，每一场域都预设和产生了一种特定类型的“幻惑”，亦即对场域的游戏价值的信念和接受。这种幻惑也就构成 了场域中的利益所在。
在布尔迪厄看来,有多少种场域，就有多少种利益。利益既是场域运作的条件，也是场域运作方式的产物。利益推动人们参与到特定场域的游戏之中，相互争夺。或者说，人们之所以逬入一个特定的场域，是因为相信其中存在着他们珍视的利益，比如在艺术场域是艺术感受，在宗教场域是宗教信仰。值得注意的是，布尔迪厄尽管借用了许多经济学的概念，但从根本上来说，布尔迪厄非常反对狭义的经济学解释模式，因为这种经济学仅将商品交换看作是利益所在，而将其他社会交换现象视为非经济的，与利益无关。这种化约主义不仅在分析上不能处理所有“非经济”形式的利益，而且也不能理解这些利益的重要性。事实上，有时符号利益的争夺，其激烈程度不亚于物质利益。
那么，从具体操作的意义上讲，如何分析一个场域呢？布尔迪厄认为至少有三个步骤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必须分析所硏究的场域相对于权力场域的位置。尽管每个场域都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和必然性，但特定的场域相对于元场域以及其他场域的关系，无疑对这个场域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尤其是从关系主义的立场出发，完全自主和孤立的场域是不存在的。比如尽管艺术家可以标榜“为艺术而艺术”，但包括艺术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显然是属于“支配阶级中的被支配集团”，这一基本定位为我们理解艺术场域提供了参照框架。
其次，必须勾画出场域中各个位置之间关系的客观结构，因为场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为了控制场域中特有的正当形式的权威，相互竞争和较量。由此而发生的关系，制约着不同位置的行动者的策略选择。
最后一个环节，是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惯习是将一定类型的社会经济条件予以内化的结果，但考虑到场域中所提供的有限的实现机会，惯习在场域中往往是沿着相对确定的轨迹发挥。对于惯习的关注，也使场域更加具有动态性，为场域的转变提供了动力。
应该说，在场域分析中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其中一个特别显著的就是如何划定场域的界限。当然，这个问题对布尔迪厄来说，似乎在理论上要比实际操作难度更大一点。尽管布尔迪厄一再强调我们不必过多地拘泥于“先验的答案”，认为“场域的界限只能通过经验硏究才能确定”，但他还是试图从理论上尝试着给出一些答案。在他看来，“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应停止作用的地方”。但更为有趣的是他给出的另外一种解答，即每个场域潜在地构成了一个开放的空间，具有动态的边界(dynamic borders)，并且边界本身就是场域内部斗争的关键所在，或者说，边界问题可能成为斗争的工具。不同位置的行动者，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划定游戏的界限。
但是，如果不给场域一个相对确定的界限，场域可能无限繁衍。事实上，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解，有多少种利益，也就可能有多少种场域，而社会炼金术可以将任何事物变成能够吸引人的利益。倘若这样泛化下去，无疑会损害场域理论的独特性和穿透力。另外，场域显然不属于理想类型的范畴，并非是一种人为的分析性建构(analytical construct)。因此，也就产生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分析者如何能够摆脱场域内部的当事人的纷争，而毫无偏见地划定界限？再者，根据关系主义的视角，应该从客观关系的结构来理解和解释社会行动，但是何者属于至关紧要的内部关系，何者又是可以忽视的外部关系，在场域边界模糊的情况下也就难以确定了。应该指出，布尔迪厄还是侧重于场域的内在分析,这就使场域的边界问题变得尤为重要起来。当然，如果我们只是将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视为一种启发性概念工具，那么，这类问题又是大可不必纠缠不放的。
（二)资本
接着我们来看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对于资本概念不能孤立来看，必须将之与场域概念联系起来。布尔迪厄认为，“归根结底，一种特定资本的价值，取决于一种游戏的存在，即这种权限能够发挥作用的场域存在:一种特定的资本总是在给定的场域中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斗争的利害所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也是一种启发性的分析工具,并且是与场域相依共存的。
但是另一方面，资本概念也有自身相对独立的规定性。在布尔迪厄看来, 不同类型资本的分布结构也就是社会世界的内在结构，亦即铭刻在社会世界现实性之中的限制。抽象地说，资本就是累积起来的劳动，可能是物质化的，也可能是身体化的。当然，布尔迪厄对劳动的理解非常宽泛，包括各种创造资源的工作。任何资源，凡是可以作为一种权力的社会关系来发挥作用，都有可能成为资本。而资本之所以为资本，是因为具有产生利润和复制自身的潜在能力。行动者排他性地拥有资本，就可以占有体现为物化的或活的劳动形式的社会能量。在布尔迪厄的概念框架中，资本相当于社会物理学中的能量，当然，布尔迪厄所谓的社会物理学仅能了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而非社会分析的全部。
尽管资本的价值取决于所在的场域，也尽管资本之间的兑换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布尔迪厄认为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化为货币，也可以制度化为产权形式。这是一般经济学谈论得非常多的资本类型。而布尔迪厄有关“实践的经济体系”(the economy of practices)的分析，更加侧重于后两者。
文化资本的概念，源于布尔迪厄对教育系统的研究。最初提出这一理论假设(theoretical hypothesis)，是为了解释不同社会阶级出身的孩子在学业成就上的差异。布尔迪厄一方面反对常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学习的好坏是由于孩子自然的性向，比如智力与天赋；另一方面反对人力资本理论，这种理论虽然研究了学术能力与学术投资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认识到能力或才干本身是时间和文化资本投入的产物，更加没有注意到教育系统借助于文化资本的继承性传递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当然，布尔迪厄注重文化资本，更主要的是因为在现代社会，文化日益成为一种权力资源，投资者在文化市场中谋求利润的倾向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文化资本已然成为型塑和复制社会分层结构的关键因素。
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可以三种状态存在，即:身体化的状态(the embodied state)，表现为心智和肉体的相对稳定的性情倾向，比如言辞的流利、审美趣味以及通常所谓的教养，这种文化资本的获得往往是在耳濡目染中完成的，因而这种资本的传递要比经济资本的传递更为隐秘和难以觉察；客体化的状态 (the objectified state)，表现为文化商品，诸如图书、工具、机器之类，它们是理论的印迹或实现，可以通过物质媒介来传递；制度化的状态(the institutionalized state)，表现为社会对资格的认可，特别是教育文凭系统所提供的学术资格。文化资本在其最一般的形态的时候，布尔迪厄也称之为信息资本(infamational capital)。
社会资本是一个持久的网络所带来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总和，这一网络由或多或少制度化的相互熟识关系构成。布尔迪厄偏重于在群体的成员资格的背景下讨论社会资本，或者说，社会资本的实质，在布尔迪厄看来，就是群体以集体拥有的资本为其成员所提供的支持。“一个特定的行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量，取决于其所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也取决于与他有联系的那些人自己所拥有的(经济、文化或符号)资本的总量”。布尔迪厄特别强调，一个关系网络的存在，并非是自然给定的，甚至也不是社会给定的，比如通过谱系界定的亲属关系，而是不断经营的结果，是投资策略的产物。也就是说，网络关系，是个人或集体，有意或无意，通过建立或者再生产短期或长期有用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具体来说，就是将偶成的(contingent)关系，诸如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甚至亲属关系，转变为既必然(necessary)又有选择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主观上感受到持久的义务或者客观上得到制度的保证。当然，这一过程依赖于不断的交换和相互的认可，但也少不了社会制度的符号建构作用，即神圣化的炼金术。
除了上述三种基本形式的资本外，布尔迪厄还提到符号资本。不过，符号资本是一种“被否认的资本”(denied capital)，一种不再被看作资本的资本，或者说，符号资本是任何不被人们视为资本的资本的效应。也就是说，符号资本是这样一种权力形式，即它不被人视为权力，而是被视为对他人的承认、顺从或服务的正当要求。符号资本源于其他形式资本的成功使用，如此成功，以至于掩盖了自私自利的基础，于是产生了符号效应。也正因如此，所以符号资本除了是对经济资本的明显否定外，很难与社会资本相区别。但是，符号资本是布尔迪厄分析权力关系正当化的一个关键概念，不能因为与其他概念有所重叠而忽视其重要意义。
对于各种资本之间的关系，布尔迪厄也非常关注。事实上，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兑换以及兑换率的确定问题，是透视社会空间的结构和其中的斗争的绝佳维度。布尔迪厄强调，经济资本是所有其他类型资本的根源，其他类型的资本, 只有在掩盖了经济资本是其根源这一事实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自己特有的效应。但要注意，布尔迪厄反对将其他类型的资本还原为经济资本，因为其他类型的资本自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当然，任何有助于掩盖经济层面的事情，也增加了损失的风险。不过，“资本的官方传递越是受到阻碍，借助于文化资本形式的资本 秘密流通的效应，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就越是具有决定性”。
(三)惯习
前面曾经提到，布尔迪厄总是在不断地提炼和扩展自己的概念工具，以能更好地解释社会世界。对于惯习概念(Habitus)来说，尤其如此。自1967在翻译潘诺夫斯基的《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的“后记”中初次使用“惯习”这个术语开始，布尔迪厄就在不断地重新解释这个关键性的概念。从早期注重规范和认知能力的方面，到后期强调身体和实践的特性；从最初着力于突破结构主义的樊篱，到后来更多地从正面去阐述，布尔迪厄为使这个概念明确下来，颇费心思。
在以“从规则到策略”为题发表的一次访谈中，布尔迪厄曾经这样表示过: “我可以说，我全部思考的出发点是:在并非是遵从规则的结果的情况下，行为如何受到约束?”。在另外的地方，布尔迪厄又认为，在解释发生于规则并不明确的情境中的行为模式时，惯习概念最为有用。所以，惯习概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这确实也是一个难以操作和无法给予清晰界定的概念。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惯习是含混与模糊的同义词。作为一种生成的自发性，在与不断更新的情境的临时遭遇中确定自身，它遵循着一种实践的逻辑，这种逻辑虽然含糊，带有大约的性质，但却确定了与世界的日常联系”。而且，布尔迪厄认为，惯习之所以发挥作用，恰恰在于通常不为人所意识，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惯习的图式，分类的基本形式，之所以能有特定的效力，是因为它们在意识和语言的水平之下运作，超出了内省检查或意志控制的范围”。无怪乎，惯习成为布尔迪厄的解释者和批判者感到捉摸不定因而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概念。
布尔迪厄还曾用过“文化无意识”、“习惯塑造力量”、“基本的深层内在的主导模式的集合”、“心理习惯”、“感知、评价和行动的心理与肉体图式”、“有条理的即兴创作的生成原则”、“身体化的历史”之类的说法来阐明惯习的含义，但他似乎还是钟情于以“性情倾向”来说明惯习。在《实践的逻辑》中，他对惯习这样定义：“由持久的、可以转化的性情倾向构成的系统，是结构化了的结构，可以发挥促结构化的结构的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实践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发挥作用，而由其生成和组织的实践和表象，可以客观地适应自身的结果，而无需预设对目标的刻意策划或者对实现目标所必经的程序的明确把握。”
其实，早在《实践理论大纲》的一个注脚中，布尔迪厄就写道:“性情倾向一词，非常适于表达惯习概念(定义为性情倾向的系统)所涵盖的内容。首先，它表示出了一种组织化行动的结果，带有近似结构之类的意思；它还指明了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习惯性状态(尤其是身体上的)，特别是，一种倾向、脾性、资质或嗜好。”
当然，布尔迪厄偏好此词，或许还另有缘由。因为布尔迪厄非常强调惯习作为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具体地说,惯习是在场域里的社会位置上形成的，是对客观位置的主观调适。而位置(position)与性情倾向(disposition)在语言上的同源性，大概是布尔迪厄尤为看重的，这跟他喜欢并列使用vision和division如出一辙。可惜在汉语中，目前的译法尚未能够体现出其中的微妙之处。
不管怎样,在布尔迪厄的心目中，惯习至少带有两层意思，即结构化了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和促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所谓结构化了的结构，是指惯习源于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结构的产物，为行动设置了结构性的限制；所谓促结构化的结构，是指惯习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机制，是实践的产生者，为实践的生成提供原则。
显然，对于第一层含义，在研究操作上要相对容易一些，而且也是布尔迪厄着力较多的地方。对于第二层含义,特别涉及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方面，确实是难以把握的。事实上，追求因果解释的社会科学，向来都无法妥善地将自由问题纳入自己的视野。故而有不少人指责布尔迪厄的惯习理论带有决定论色彩，对此，布尔迪厄的回应令人深思: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运动定律，但并没有消除人类飞行的梦想！事实上，我们只有真正弄清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束缚，我们才能找到解放的可能。
科学反思
在《实践的逻辑》一书中，布尔迪厄写道:“我不得不反复追问我与研究对象的一般关系和特殊关系。或许应该这样说，通过一系列日益成为实验的‘试验’，我所努力从事的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一般关系对象化，是我整个事业最重要的成果……”确实，布尔迪厄把对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的精确界定，视为社会科学中真正的科学实践最具决定性的条件之一。而这，不过是布尔迪厄所倡导的“反思” (reflexivity)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已。如果说一定要给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安上一个特征，那么，对反思的这种无以复加的强调，应该说就是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实践的主要特征。
事实上，布尔迪厄不仅将自己独到的社会学眼光投向社会世界，而且也将之射向了科学本身。比如，他就以社会学的眼光来分析社会学。在他看来，由于社会学家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世界的表征(representations)被赋予了科学的权威，因此，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也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已经卷入到符号斗争之中，这种符号斗争涉及到其他从事符号生产的专家，他们都谋求确立有关社会世界的观点和划分(vision and division)的合法原则。这样，社会学就不可避免地 同时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政治场域的逻辑，在其中，观念所具有的力量，主要是坚持这种观点的群体的权力的函数；科学场域的逻辑,在其最理想的状态，只承认真实观念的内在力量。社会学所分享的政治场域的逻辑，使得社会学难以获得完全的自治，而受制于时势(temporal powers) 。如此，也使得逻辑上不一致的命题，同经验观察相矛盾的命题，也能够在社会学中存在。
但是，布尔迪厄并不由此而主张我们应当听之任之。相反，布尔迪厄坚信，通过集体的努力，我们可以揭露出影响社会学场域的运作从而影响社会学思维的社会因素及机制，并进而发起斗争，以控制和消除这类社会因素和机制的效应。坚持理性的现实政治立场的布尔迪厄，认为像哈贝马斯那样相信“未经扭曲”的科学沟通可以来自于观念的纯粹世界或者源于一种道德承诺，未免有点天真。
对布尔迪厄来说，社会学的社会学不是一种装饰，而是任何严格精确的社会学实践必不可少的维度。但社会学的社会学本身并非最终的目的，而是一种保持“认识论警醒"(epistemological vigilance)的手段，使社会学家能够对自己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而潜移默化地接受的预设逬行反思。必须指出，布尔迪厄坚持对反思科学的科学利用，反对后现代主义者反科学地利用科学的科学。
布尔迪厄认为，通过增强科学场域相对于外部力量和权势的集体自主性，就可以创造出科学家的个体自主性的条件，并强化可以将理性沟通的规范贯彻到 科学世界的社会机制，如此，也惟有如此，我们方能产生出能够遏制符号暴力的社会学作品。
尽管社会学是布尔迪厄最为熟悉也最为关注的一个场域，但是这种反思的社会学眼光一样也可以适用于其他科学场域。
以下的正文，就是布尔迪厄给我们演示的一个范例。
转自：“学术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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