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心学”翻转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期P51—P52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摘自《四川大学学报》2022年5期，莫斌摘

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个体而非集体视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是各门各派研究现代性的一个共识，虽然它们对个体精神与个人主义源起于何时何地的问题争讼不休。马克思描述了西方世界在16世纪欧洲的转折，韦伯则试图挖掘这种转折的根本原因。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作为祛魅的理性精神完全有别于其他文明，社会去家庭化和个人原子化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本文试图回到现代思想的“意识”本身，并从内心外行之分角度分析个体在路德、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那里的理解差异和发展变化。在路德那里，内心为里事工为表，也可以说是心为主身为辅。对于路德来说，没有心就没有身。霍布斯则把身心关系颠倒过来，没有身就没有心。霍布斯否认了一切无形的物体。霍布斯区分了内在信仰与外在崇拜，认为政治管控着重在于外在崇拜行为，内心信仰则处于不可见的自由领域。这种心身两分法在斯宾诺莎那里得到继承，但是再度被翻转。斯宾诺莎明确了内心自由是一项公权力不可穿透的私权。因此，斯宾诺莎翻转霍布斯的行外显心内隐的格局，从而将内心自由明确宣告为基本权力，塑造了现代政治哲学关于个体自由的基本特征。

路德开启的宗教改革运动引发了许多意外后果。新教改革者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个人主义，但这并不是路德自己的意图。路德以及他那一代人都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如蒂利希所言，路德的目的其实主要是“使基督教纯洁化”。宗教改革也被认为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看作源于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运动的精神。这种精神最主要的要素是专注于这个世界上的事业，尤其是普通基督徒的此世生活。勤勤恳恳投身此世事业就是听从上帝的召唤。路德的改革确实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此世化，虽然其目的本身并不在于此世化。路德对于此世生活的关注被看作是摆脱古代和中世纪基督教思想束缚的一个标志。

个体身心问题在路德那里主要表现为内外和灵肉之分。《论基督徒的自由》清晰地呈现了路德关于人之两重性的思想。路德确立的道路为后来的霍布斯翻转以及斯宾诺莎的再翻转奠定了思想基础。

路德感慨，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已经没有了。在售卖赎罪券的整个教会体系之下，这样的生活已经销声匿迹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如蒂利希指出，路德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纯洁化基督教。这个纯洁化就是要重新还原外在行为的内在信心基础。

霍布斯和路德在两个问题上的态度几乎全然一致：一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否定，二是对教皇至上论的反对。作为启蒙哲学家，霍布斯要建立的现代国家实际上要求教权附属于政权。这是霍布斯的意图，但不是路德的初衷。路德的初衷在于维护一个统一但需要纯洁化的基督教。路德面向的读者是基督徒。更为准确地说，他面向“普通的基督徒”。路德虽然讲人的双重性，但是最为主要的还是基督徒生活的双重性。路德开启了新教传统，但是他本人并不是新教徒。路德生活在天主教世界里，他还是个天主教徒。霍布斯的世界与路德的世界已经不一样。霍布斯生活在新教已经确立其自身地位的世界，至少是在新教与天主教对抗、分立的世界。霍布斯与路德的一个巨大差异是，他否认灵魂的实体概念，否认无形体灵魂的概念，因此也就没有跟随路德的唯灵论。因此，霍布斯也就不像路德那样主张灵魂主宰肉体。霍布斯的哲学从有形的物体开始，其政治哲学则从人开始。

利维坦的源头在人，起点在人。它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出于神。霍布斯的整个政治理论因此也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之上。关于人性，霍布斯特别突出了人所特有的三个特征。人有别于动物的第一个主要特征是“好奇”这种激情。在日常生活里，人具有不同层面的好奇。不过，霍布斯的好奇概念特别指向对原因的探寻，也就是探寻事物为什么这样的原因。究其实，好奇是一种理性地思考因果关系的激情。霍布斯把好奇看作是整个理性思考的激情起点。人有别于动物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语言”。佩蒂特的《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详细讨论了霍布斯思想中语言的特别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佩蒂特认为语言甚至比好奇更为根本。除了好奇和语言，霍布斯认为宗教是人有别于动物的第三个主要特征：“由于除开人类以外便没有任何宗教的迹象或其成果，所以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宗教的种子也只存在于人类身上；它存在于某种特殊品质之中，这种品质在任何其他生物身上都找不到，至少其突出的程度在其他生物身上找不到的。”

在内在和外在之分问题上，霍布斯和路德颇为不同。尽管两者都指向内在心灵与外在行为的分别，但在路德那里，这个分别主要指普通基督徒的心灵跟身体的矛盾以及两者的主从关系；而在霍布斯那里，这个分别一方面是强调宗教信念的内在起源及其自由，另一方面是强调宗教行为本身的公共合法性问题。内在信念虽然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是隐匿的。外在认信可以与内在信仰一致，也可以不一致。霍布斯不认为外在认信一定要与内在信仰保持一致。外在行为的标准出自主权者的意志，而非公民的个人意志。内心信仰遵循个人自由原则，外在认信则遵循公共许可原则。在霍布斯这里，内在自由与外在合法两者既可以是对立的，也可以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霍布斯与路德全然异趣。

霍布斯的《利维坦》出版于1651年，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稍后出版于1670年。施米特明确地把斯宾诺莎看作是第一位自由主义的犹太思想家。他认为，斯宾诺莎注意到了霍布斯思想中的一个“几乎看不见的断裂”，也是“现代自由主义的重大缺口”。这个“几乎看不见的断裂”在霍布斯那里就是内心信仰和外在认信的断裂。对霍布斯来说，公共认信是一回事，内心信仰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必一致。只要公共认信没有问题，个体作为主权国家的成员就没有问题。至于内心究竟信什么，并不是问题根本所在。对于霍布斯来说，最重要的始终是，公民的外在认信必须与公共权威的认可保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霍布斯是以外在认信的绝对服从换取内心信仰的绝对自由。内心的想法即便见不得光，只要它不见光，它就始终是自由的。这个自由是停留在黑暗之中的绝对自由。它始终保持在暗处，不显于行，不形于色。它是披着公共认信外衣的内心自由。施米特认为，自由主义思想的断裂在霍布斯那里几乎隐而不显，正因为它始终在暗处。霍布斯理论中的这个隐在断裂，到斯宾诺莎那里开始变成显在的缺口。这个断裂的两分结构仍然在，但结构的主次部分出现了变化。

从霍布斯到斯宾诺莎，原来作为后台的、作为一个后援条件空置的内心自由，在斯宾诺莎这里彻底翻转而成为更为重要的前台原则。斯宾诺莎没有推翻霍布斯思想中的内外二元结构，只是淡化了外在崇拜的地位和作用。在斯宾诺莎那里，宗教信仰的重点在于内心的自由、淳朴与虔诚。斯宾诺莎认为神构成了“人的心灵的本质”。斯宾诺莎并没有像路德那样以身辅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以心否身，而主张一种“心灵与身体的同一”假说。这个身心同一体时而在思想属性下、时而在广延属性下得到理解。但人的心灵在斯宾诺莎那里的确重新拥有了像它在路德那里的神圣地位，而且被赋予了政治意义上的神圣色彩。在霍布斯那里，主权权力几乎是绝对的权力。斯宾诺莎的“心学”再翻转则几乎彻底憋死霍布斯的利维坦。此后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基本都是沿着斯宾诺莎翻转所设定的道路在进一步发展。总体上，在斯宾诺莎之后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发展中，个体私权领域在不断放大、持续扩大。这是斯宾诺莎翻转霍布斯思想的一个结果。从路德到霍布斯的翻转又到斯宾诺莎的再翻转，表现出了“心”的不同地位与意义。这对于理解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脉络具有特别的意义。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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