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期P23—P24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摘自《考古》2022年7期，周学军摘
梁思永和夏鼐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两位重要代表人物。梁思永是“我国第一个接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的正式训练的学者”，夏鼐是“新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指导者”和“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二人有着“20年的师生情谊”，他们的交往折射出中国考古学发展脉络及阶段特点。
1934年6月，夏鼐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10月考取公费留美考古学门。按规定，他出国前需要在国内预备并实习一年，当时清华大学指定傅斯年和李济作为他出国留学的指导教师。傅斯年和李济的指导意见均提到了梁思永，李济甚至感到自己对国外“情形已生疏”，认为归国不久的梁思永更了解国外相关学校和导师情况。1930年夏，梁思永从哈佛大学毕业归国即受聘于史语所考古组。作为中国第一位受过考古学科班训练的学者，梁思永自然可给予夏鼐很多切实的指导。
1935年3月12日，夏鼐抵达安阳，开始参加梁思永主持的殷墟发掘团第十一次发掘，期间他与梁思永面谈数次，反复商酌留学择校问题。在梁思永、李济的帮助下，夏鼐将赴美留学改为赴英。
梁思永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毕业便到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专业，获得学士学位后，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将东亚考古作为主攻方向。这样的学科训练经历使梁思永意识到人类学之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他曾告诉夏鼐，人类学可以“养成考古学之理论基础”，为日后从事考古工作“打好根底”，并认为赴欧留学应当注意欧洲考古学的“人类学的背景”。这些观点对夏鼐的阅读实践和考古认知产生影响。留学期间，夏鼐专门修读了“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等课程。读书方面，除了专业考古著作，他阅读最多的还是人类学领域的书籍。夏鼐将人类学视为考古学的“根基”，这正好与梁思永的表述相映照。1949年后，夏鼐在有关考古学理论著述中多次强调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密切关系。
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初期阶段，技术方法恰是中国考古工作紧缺的。夏鼐在安阳考古实习期间，梁思永多次告诉他出国留学要注意学习国外田野工作之先进“技术”。留学期间，他选修了“田野考古的目的与方法”和“考古遗存的田野发掘与室内整理”等与考古技术密切相关的课程，对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各项考古技术均较好掌握。留学时期，他参加了英国梅登堡、埃及阿尔曼特等遗址的发掘工作，掌握了国内尚不熟悉的开探方进行大面积揭露等技术方法，又参加室内古物整理工作（特别是在伦敦大学博物馆将稀有埃及古物整理装箱），由此锻炼了室内整理的诸项技能。无疑，除了自身的感悟和努力，梁思永当年的指导也是促使夏鼐掌握最新考古理念及技术方法的内在因素。英国作为近代考古学的摇篮，夏鼐在此接受了系统的专业训练。
1934年11月22日，在获知考取公费留美生不久，夏鼐即阅读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出国留学后，夏鼐仍将梁思永的著作视为必读书目。对于梁思永的著作，夏鼐不仅采用比较阅读法，还运用多次阅读法，这样可从中获得更多启发。夏鼐通过阅读梁思永的著作，及时关注梁思永学术思想乃至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动态。1941年留学归国后，因先后任职于“中博院”筹备处和史语所考古组，夏鼐有更多机会与梁思永进行当面交流。
留学时，夏鼐选定古埃及串珠这一少有人涉及的领域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于1939年9月着手撰写。甫一归国，他将已完成内容请梁思永指正，一则反映了他虚心求教的态度，再则体现了他对梁思永的敬重。
除上述交流学术问题，在一些具体工作方面，二人亦经常交换意见。在与夏鼐的交谈中，梁思永亦常谈及他自己的工作计划。
从1949年5月至1950年7月，夏鼐作出了人生中的重要抉择。期间，向达等人邀请他担任北大教授，韩儒林请他前往南京大学任教，郑振铎约请他出任文物局古物处（后定名“文物处”）处长之职，他均加以婉拒。夏鼐选择就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除了“政务院委任令”已下达这一既成事实，梁思永先前信函的多次劝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时考古研究所所长由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他主要负责文物局的日常工作。故考古研究所成立最初几年，副所长梁思永主要在病榻上尽力主持日常所务，把握大政方针。副所长夏鼐则亲临一线指导田野发掘，全力培养田野考古人才。夏鼐每逢赴外地主持田野工作，常致信梁思永，述及最新工作进展。发掘归来后，夏鼐也会及时与梁思永交流主要收获。除了积极推进新中国考古田野活动、室内组织、人才培养等工作，二人还经常围绕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心脏病发作，后医治无效在中央人民医院逝世。对于梁思永的逝世，夏鼐除了撰写悼念文章和传略加以追思，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整理出版他的学术著作。对此，夏鼐是不二人选。他很快着手开展此项工作。直至1959年10月，《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20世纪50年代少有的个人考古研究专著，此书顺利出版有赖于夏鼐的辛勤付出。夏鼐不是简单整理梁思永的遗作，而是写了多处“编者案”及三处“编者后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对梁思永的观点进行修订。
通常而言，使用考古材料，是用最新材料作最合理的说明，夏鼐对梁思永观点的修正也恰好反映考古材料的特点。夏鼐对梁思永遗著的编辑整理，不仅能让更多学者了解梁思永的学术主张，更促进了学术界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陶器诸问题的进一步探究。
关于“科学的考古学”标准，可谓言人人殊。就科学考古观念和发掘技术而言，夏鼐对梁思永有颇多赞语。关于史语所早期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夏鼐觉得若以科学标准言之，仍有许多待改善之处。在编写科学考古报告方面，梁思永确实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夏鼐在日后的考古活动中亦非常重视此项工作，在他看来，此工作既是田野发掘工作的延续，亦有助于培养青年研究人才。考古成果能否及时、科学地公布于学术界都有赖于此项工作。不管是梁思永主编《城子崖》的“空前性”，还是夏鼐写的发掘和调查报告“创始缔造”的特点，均反映二人为促进编写科学考古报告的认知与实践。
地层学（时人或称“层位学”）本是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1931年，梁思永发现后冈的仰韶、龙山和殷墟文化三叠层，有效推进了地层学在中国的发展。在强调“层位学”重要性的同时，夏鼐敏锐地总结出使用“层位学”应注意之处。以科学谨慎的态度判断两种考古学文化的先后关系，至少需要若干地点的层位关系。从观念认知到技术方法，从田野发掘到室内研究，夏鼐与梁思永都致力于推动中国考古学不断走向“科学化”，这也成为二人考古生涯的共同追求。
以中国考古学发展脉络为参照语境，对比郭沫若、傅斯年、李济等人，夏鼐与梁思永的交往更具典型性。就学术经历而言，梁思永的考古成就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而夏鼐的成就主要在4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1921—1928年、1928—1948年、1949年以后，分别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期、初步发展期和全面发展期。梁思永与夏鼐的学术贡献分别作用于中国考古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二人在不同时期，高度赞扬彼此的学术成就。对于将传统金石学推进到近代考古学，梁思永“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梁思永对中国考古方法虽大加改进，但仍存在不足。在此基础上，夏鼐进一步提升中国考古工作水平，并为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全面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学术活动有一共同指向，即不断提高中国考古学的科学性和国际话语权，这也可视为二人考古工作“传承”的一条“主线”。在中国考古学“科学化”进程中，夏鼐与梁思永各有所长，他们在不同方面起到了典范效应，共同建筑起中国科学考古学学术体系。透过二人之间“学”与“行”的联系及互动，更能深入理解他们各自的学问人生及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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