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国政学人 ，作者国政学人
中国的国家话语、民族主义和公众舆论
作者：Ric Neo，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博士研究生；Chen Xiang，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Ric Neo & Chen Xiang, “State Rhetoric, Nationalism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Vol. 98, No. 4, 2022, pp. 1327-1346.
导读
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公众舆论？国家话语在对内和对外宣传时是否同国内民族主义和公众舆论一致？政府在为惩罚性政策行动辩护时声称的“伤害了我国人民的感情”是否属实？这些问题不只关系到我国的政策选择，还影响着他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观感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这篇文章采用调查研究的方式，试图探讨中国国家话语和公众舆论的一致性。
文章选取了四起近年广受关注的社会政治/地缘政治事件（NBA、万豪酒店、梅赛德斯-奔驰和布拉格事件），这些事件都被认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也都采取了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以回应。而在事件所涉的另一方国家及其人民看来，这些惩罚性措施却往往被认为是过度和不必要的，对双方政府和民众的关系造成了消极影响。该研究通过有全国代表性的民意调查，分析了中国国内民众对这四起事件的认识度和关注度。研究表明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国家话语与公众舆论是一致的，即“中国人民的感情”确实受到了这些事件的“伤害”。不仅中国政府对这些敏感事件的回应得到了人民的全力支持，而且人民实际上更加强硬，希望对肇事者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性行动。
编译
很多国家都声称反映公众舆论是其做出政策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试图探讨中国的公众舆论和国家话语的一致程度，并选取了几个当代的社会政治/地缘政治事件来进行检验。在这些事件中，国家话语都引用公众舆论和民众的“受伤情感”作为其采取报复性政策行动的理由。文章主要关注点有二：第一，公众舆论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些社会政治/地缘政治事件，以及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关心这些事情；第二，民众期望采取的政策回应事实上与政府的反映是否一致。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作者设计并实施了一项民意调查，以调查中国受访者对四起涉及批判性国家话语和公众舆论的当代社会政治事件的关注度和认识度。这四起事件分别是：2018年2月，梅赛德斯-奔驰因在其社交媒体页面上引用达赖喇嘛的话受到政府批评；2019年10月，NBA因发布涉港推特受到抵制；2018年1月，万豪酒店因发布的一份客户调查中将台湾地区列为“国家”而面临压力；2019年10月，布拉格市长会见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中国政府对布拉格市政府采取的惩罚性行动。
本文发现，在这四起事件中中国政府并没有夸大国内的不满——民众对这些事件高度关注，且确实对它们感到不安，并主张采取比中国政府实际采取的措施更有力的报复性行动。这证实了中国国内不断上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调查发现，民众感受到的“受伤”情感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主义情绪而非个人遭遇驱动的。
国家宣传和公众舆论
一些研究表明，国家高度重视并做出大量努力试图影响公众舆论，这往往通过审查和宣传系统来实现。在互联网时代，舆论工作转向使用“互联网思想娱乐”——将意识形态结构和民族主义宣传与流行文化相结合，来达到影响、塑造公众舆论的目标。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舆论工作并不是完全自上而下的宣传模式，精英与大众之间理解的融合是一种双向交流模式，即领导人会将普通人的关注融入到他们自己的叙事中。
“受伤情感”和民族主义
长期以来，“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句话常被中国官方话语所使用。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大部分人所认同的“国耻”叙事——外国列强在鸦片战争后故意分裂中国，造成中国虚弱无力。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些中国公民在外国人评论中国时生气的民族主义倾向也源于国和家在中国社会概念上的融合。在许多公民看来，国家被理解为家庭的一部分或延伸，因此应给予通常给予家庭的尊重和忠诚。
总的来说，很明显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是切实存在的，它可以被与外部行为体的严重争端所激起。对于本文所考虑的那些当代事件，官方引用 “受伤情感”来正当化其回应，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观点？下文的调查研究将给予展示。
调查结果
1. 调查概况
调查采用配额抽样策略，选取了3534名受访者作为调查样本，这些受访者可以被认为代表了中国人口特征。图1显示了调查样本与全国人口的偏差程度。样本在性别、种族、婚姻状况和城市/农村分布方面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成年人口大致匹配。约52.13%的受访者为男性。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个人月收入在2500元至7500元之间。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关注政治事务，58%的受访者经常通过电视和报纸阅读有关国内政治的新闻。
研究首先分析了人们对这四起被调查事件的关注度和认识度。如下图2(a)所示，超过9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听说了他们被询问的事件，这突出了这些问题在普通民众中的重要地位。在听说过这些事件的人中，超过70%的人表示他们对这些事件有大量了解。这在四起事件中是一致的，在NBA事件中更为明显，9.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该事件“非常熟悉”。当被问及“你对它有多少关注时？”（图2(b)），回答呈现了类似的分布，四组（4206名受访者）中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关注这些事件。这些回答表明中国人民在事实和情感上确实关心侵犯主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表明中国政府关于这四起事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声明并没有夸大。
接下来，调查询问受访者是否对这些事件受到情感伤害、愤怒或不安。如图2(c)所示，大约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这些被感知到的侮辱感到愤怒和不安。最后，调查要求受访者澄清他们所说的“感觉”的原因。在这四组中，只有不到20%的受访者声称“我不关心这个事件”（4%），“这对我不重要”（约6%），或者“这对我没有影响”（约9%）。相比之下，大多数受访者声称其“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约63%），而只有约1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个人感到受到了这些事件的伤害。这表明中国人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他们个人的“受伤情感”与民族主义或爱国情绪分开。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中国国家民族主义和大众民族主义在支持更强硬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融合。
研究分析了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其回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至少会说一种外语的受访者比只会说一种语言的受访者更关心这些事件。年轻的受访者比他们的长辈更喜欢回答“这对我没有影响”，而年长的人更有可能认为这些行为侵犯了主权。有趣的是，与城市受访者相比，农村受访者不太可能对这些事件感兴趣或被冒犯。更经常阅读报纸的人感到更卷入这些事件，更受到这些事件的伤害。对关心政治事务的受访者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
2. 从情感到行动
研究下一步分析这些事件对行动的影响。与上述结果相似，这四个事件都表现出了很强的均匀分布特征。首先调查了受访者对“违规”实体采取个人行动的意愿。对于“你会采取任何个人行动吗？”这个问题，受访者相当鹰派：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声称他们会采取个人行动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而只有大约12%的人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图3(a)）。
当被问及：“你想采取什么行动？”时，大多数受访者倾向于采取有力行动：超过一半的人声称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谴责（54%），并与朋友和家人讨论案件（53%）；近五分之二的人表示将抵制相关实体（例如，停止访问或消费其产品），约17%的人会请政府在部长和国家层面采取行动。而对于NBA事件，受访者相对比较温和，选择的行动也比较温和：大多数（54%）表示他们会与家人和朋友讨论这一事件；45%的人表示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批评；44%的人表示他们觉得这一事件给NBA带来了负面印象；30%的人说他们“再也不会看NBA比赛了”。这种不那么强硬的反应可能的解释是NBA在中国广受欢迎，中国有超过5亿球迷。
对于人民对国家对这些事件的行动的意见，调查询问了人们希望在多大程度上采取国家层面的反应。最引人注目的观察数据是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采取行动的相似性：约8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违规”实体采取行动，而只有大约9%的受访者不希望采取行动(图3(c)）。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受访者希望政府采取的具体行动。在提供的选择中，“发送一封强烈谴责有关各方的外交信函”在四起事件中获得的选择最多（约54%），其次是“暂停合作”（约51%）和“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谴责”（约48%）。约32%的受访者表示对“违规”实体的高级工作人员实施短期签证禁令，约17%的人倾向于长期签证禁令（图3(d)）。
当将调查结果与中国政府在实际中采取的措施进行比较时，作者发现中国政府比受访者更温和、鸽派。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政府通常会面临国内的压力，要求其推行更强硬的外交政策，并提供在全球舞台上取得外交胜利的证据。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了相反的情况，表明中国政府实际上受到的约束要小得多，而且可以推行实际上比国内公众舆论更温和的外交政策。
接下来调查研究了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和政治特征、他们采取个人行动的意愿以及他们对政府行动的期望之间的统计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对事件更了解和关注的受访者更愿意采取个人行动，并支持国家层面的行动。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不可能采取行动，然而，一旦他们决定采取行动，他们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并支持对相关实体实施更多的政府制裁。有趣的是，较富裕的受访者倾向于支持对外国公司进行更严厉的报复。懂外语的受访者较少倾向政府制裁。关于态度协变量，阅读报纸增加了受访者采取行动的意愿，但没有增加实际采取行动的频率。对政治发展更感兴趣的人更有可能对外国公司采取个人行动。
3. 对事件不知情的人
文章试图研究民族主义宣传对中国人民的情感和反应的影响。作者通过关注那些没有听说过这些事件的人（总共532名受访者），探索他们的感受和行为与那些已经了解这些事件的人之间的差异来解决这一挑战。本文使用了一种叫做“匹配”（“matching”）的统计技术来做到这一点。结果在五个“匹配”模型上是一致的。“不知情”的受访者比“知情”的受到的情感伤害更小。同样，“不知情”受访者对国家主权诉求的情绪度不如在回答调查前听过新闻的受访者。此外，没有听说过这些事件的受访者不太可能采取个人行动或希望政府采取任何行动。这表明民族主义宣传对民众对这些事件感受的强烈影响。
如图4所示，对于“这个事件给你什么感受？”。“不知情”受访者中，只有不到一半（48%）对这些事件感到愤怒或不安。然而，这一比例远低于那些听说过这些事件的人（72%）。当被问及产生这种感受的原因，一个引人注目的观察是，总共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声称“我不关心”（29%），“它对我没有影响”（17%）或“跟我没关系”（12%），同样的回答与“知情”受访者截然不同（总计16%）。只有34%的“不知情”受访者声称他们感到不安，而“知情”受访者有66%。此外，只有5%的“不知情”受访者表示他们个人感到受伤，而“知情”受访者中相应比例为18%。作者认为，由于通过匹配的方法控制了一组协变量，这些发现表明不论个人的倾向和特征如何，宣传可以系统地塑造和改变价值观。
如图5，对于“你会采取任何个人行动吗？”。“不知情”组比“知情”组要冷漠得多，只有58%的人表示他们会采取一些个人行动，而相比之下，“知情”组有压倒性的80%。同样，“不知情”受访者（73%）同意中国政府应对这些实体采取行动的比例低于“知情”受访者（93%）。对于“你想采取什么个人行动？”，来自“知情”组的人更积极和鹰派：“不知情”受访者更有可能选择“不行动”（23%），而在“知情”组中，只有6%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个选项。这些差异在对政府行动的偏好上也很明显。如图5(c)和(d)所示，“不知情”受访者希望政府采取报复行动（73%）的可能性低于“知情”受访者（93%）。与此同时，对于政府可能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有更多来自“知情”受访者的支持（除了选择“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谴责”）。这表明了官方话语的强烈宣传效果。
讨论和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公众舆论与国家话语的一致性。通过使用有全国代表性的民意调查，文章研究了国内民众对涉及中国政府的四起突出的社会/地缘政治事件——NBA、万豪酒店、梅赛德斯-奔驰和布拉格事件——在多大程度上与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话语一致。具体来说，文章聚焦于理解：(1)民众对这些事件认识的显著程度；(2)民众对这些事件的关注程度；(3)官方反应与民众情绪的一致性。
总的来说，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话语与公众舆论是一致的，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人民的感情”确实受到了这些事件的“伤害”。关于惩罚性行动，对于每个事件约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声称他们会采取个人行动来表达不满，而超过80%的人同意中国政府应该对“违规”的外国实体采取正式行动。研究结果表明，不仅中国政府对这些敏感事件的反应得到了人民的全力支持，而且人民实际上更加强硬，希望对肇事者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性行动。这一结果反映了中国国内长期的民族主义情绪。文章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贡献：到底是公众舆论遵循国家的宣传叙事，还是宣传遵循公众舆论？尽管本文的研究没有直接回答该问题，作者认为宣传和公众舆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双向和相互构成的，国家会通过宣传引导公众舆论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状态。
词汇积累
受伤情感
hurt feeling
协变量
covariate
惩罚性行动
punitive action
公众舆论
public opinion
译者：朱忻博，国政学人编译员，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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