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青年研究杂志 ，作者杨江华 王辰宵
作者
杨江华，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
王辰宵，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
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日常情境下，青年网民的官方媒体使用偏好会对其政治信任产生正面的影响作用，而社交媒体使用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对青年政治信任具有负面影响的是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在突发事件中，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政治信任的影响出现两极分化效应，官方媒体使用偏好越强，青年网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而社交媒体与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则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青年网络表达参与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他们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网络时代媒体使用偏好是影响青年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这为数字政府治理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媒体使用偏好；网络表达参与；青年网民；政治信任
作为“Z世代”（伴随互联网发展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青年群体并非如已有研究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政治冷漠症”（李伟，2012）；相反，借助网络平台，青年群体对政治的关注与参与不但积极活跃，而且形式新颖。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行为反映了新时代青年特色鲜明的国家认同方式、别具一格的政治话语表达方式，其背后体现的是他们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制度模式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等问题的态度与信念。
作为研究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核心概念，政治信任反映民众对国家政治体制、政治权威以及治理绩效的认可和支持程度（马得勇，2007；孟天广，2014）。政治信任对理解政府执政的民心向背与合法性程度高低、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梅立润、陶建武，2018；You & Wang，2019）。那么，在网络时代，不同的媒体使用偏好会对青年的政治信任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此已有研究主要提出两种观点。“负面削弱论”认为，网络媒体的信息接触会给青年的政治信任带来侵蚀削弱的负面后果（王正祥，2009；卢家银、段莉，2015）；“积极促进论”则认为，互联网技术赋能国家治理，增进官民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利于提升青年的政治信任程度（漆国生、王琳，2010；Warren et al.，2014）。这两种观点尽管立场不同，但都把网络媒体看作单一技术平台，且主要以“是否使用互联网或社交媒体”为核心变量来解释网络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忽视了青年网民媒体使用的偏好及其应用的社会情境，也并未区分政治信任的不同方面（比如，政治体制信任与政府机构信任），因此导致研究结论相互矛盾。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不同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政治信任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的问题
（一）政治信任研究的三种传统理论范式及其整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民主政治危机、第三波民主浪潮在一些国家遭遇挫折，全球政治信任程度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福山，1998；Shi，2001），先后出现三种理论范式对此现象进行解释。“制度主义理论”主要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认为政治信任是民众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的理性判断；选举制度是否透明公正、政府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绩效是否显著等都是影响民众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Norris，2011；胡荣等，2011；Wang，2005）。“文化主义理论”强调影响政治信任的外部因素，认为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念传统、大众政治心理以及个体政治社会化经历等因素对塑造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重要作用（Kennedy，2009；Shi，2001；吴心喆、余泓波，2018）。“社会资本理论”把政治信任理解为社会信任的一部分（Putnam，1993），认为人际关系网络、社团参与以及社区公共参与等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日常信任程度，进而为政治信任提供有利基础（Newton，2001；罗家德等，2017）。
这三种理论范式对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解释各有偏重，但在数字时代有可能被整合在一起。“制度主义理论”强调政府绩效表现、官员廉洁等对政治信任具有重要作用，但公众对这些方面的感知判断往往借助大众媒体；特别是如今，网络媒体是公众对政府经济发展成绩、社会治理状况等作出认知评判的重要窗口（孟天广、郑思尧，2017）。“文化主义理论”提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强调学校教育与官方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但这些都是相对传统、常规的途径；在网络社交媒体的环境下，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越来越受到网络媒体的影响（张明新、刘伟，2014）。“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人际关系网络、社区公共参与对促进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的“溢出效应”，而在网络时代，人们的社交互动、公共参与已不再局限于线下物理空间，而是进入线上网络空间，线上社交互动对观点的传递、舆论的生成以及政治态度的影响日益显著（Echeverría & Mani，2020）。
这些变化表明，互联网时代政治信任研究中的制度、文化与社会资本等理论，其实可以通过网络媒体的信息沟通、意见表达、社交互动与公共空间等多重功能有机整合起来，对政治信任的深入研究有必要引入网络媒体使用的视角。
（二）青年网民的媒体使用偏好与政治信任
网民媒体使用与政治信任关系的研究一开始主要放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对比语境中展开。报纸、广播与电视等代表的传统官方主流媒体，舆论导向以正面报道或正向引导为主，因此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王正祥，2009；薛可等，2018）。
相对而言，网络媒体是非主流媒介。网络信息具有自发性与混杂性等特征，网络舆论中也会存在群体极化现象。这些都会使网络媒体中的负面声音削弱公众的政治信任（苏振华、黄外斌，2015；卢家银、段莉，2015）。研究发现，一些因素会调节或中介网络媒体对政治信任影响的弱化效应。比如，个人的不公正体验（郭敬文、孙秀林，2018）、国家认同（Fei & Guo，2013）、个人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张明新、刘伟，2014），等等。不过，国外的一些研究却发现，网络媒体使用并不必然导致政治信任弱化，主流新闻网站的信息获取、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在线公共参与等均有利于促进公众的政治信任（Ceron，2015；Warren et al.，2014）。
上述两种观点各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都有相应的经验依据。之所以相互矛盾，一方面在于已有研究对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所采取的二分视角；另一方面在于对网络媒体内部的异质性缺乏足够关注。随着数字技术的社会化渗透，媒体融合成为趋势，传统媒体的网络平台化（如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改变了纸媒、广播、电视等的传播方式；与此同时，网络媒体内部分化明显。
已有研究大多以“是否使用互联网”“是否使用社交媒体”等来测量网络媒体的使用状况（苏振华、黄外斌，2015；卢春天、权小娟，2015），但很少关注网络媒体的实际使用目的与信息偏好的差异。毕竟“用互联网来做什么”比“是否使用互联网”更能反映互联网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内涵。因此，在考虑网络媒体内部异质性的同时，我们还要重视网络媒体使用偏好的影响。此外，已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的不同界定以及测量方式的差异也是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政治信任既包括宏观、抽象的政治体制与制度信任，也包括微观、具体的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信任（梅立润、陶建武，2018）。已有研究更关注网络媒体对微观政府信任的影响。但是，政府信任存在“央强地弱”的层级分化特征（李连江，2012），网络媒体使用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作用效应就会有所差别（程中兴、廖福崇，2017；郭敬文、孙秀林，2018）。目前，网络平台已成为青年表达民族主义情感、国家认同的重要窗口，研究网络媒体对青年政治信任的影响，有必要引入政治信任的宏观维度。
（三）本研究的思路及探讨的主要问题
媒体使用影响人们的信息接触和行动表达，进而影响政治态度和信任状况。因此，本研究依据青年网民日常的媒体使用状况、目的用途以及不同媒体的背景立场，把青年网民接触时政类信息、进行评论交流的媒体分为官方媒体与非官方媒体（包括市场媒体、社交媒体与海外媒体），重点考察不同的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具体包括两个关联问题：一是对宏观的政治体制信任来说，不同的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网民的影响如何；二是对微观的政府信任来说，“央强地弱”的差序政府信任模式在网络社会情境下是否同样适用。
不同于传统媒体和Web1.0时代的网络媒体，社交媒体为人们的意见表达、信息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空间，特别是考虑到青年群体社交媒体应用能力相对较强、网络政治参与相对活跃的现实（陆士桢、潘晴，2015），青年在网络空间中的意见表达对其政治信任程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另一主要问题。
青年处于政治社会化的形塑阶段，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任程度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卢家银、段莉，2015），而对人们的政治信任程度具有波动影响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突发事件或公共事件中的媒体使用偏好。在突发事件情况下，从不同的媒体获取信息可能会微妙地扭转人们原有的政治信任。同时，特定情形下政府的信息公开、及时反应、应急处理等能力会直接影响民众的政治认知和信任程度。这表明，研究青年政治信任有必要引入事件情境的维度。因此，本研究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突发事件中，青年群体的媒体使用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对其政治信任程度产生影响？
二、数据、变量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马得勇教授2017年主持的“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此调查通过网络各大平台和社区发放问卷，通过网民自愿答题、自我评定、单一IP地址设置、人工阅览、剔除短时或敷衍完成的问卷等方式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为青年群体。参考国家统计局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关于“青年”的年龄界定（14—35岁），根据数据样本特征主要保留年龄段处于18—34岁的样本，最终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为1395个。
（二）变量操作说明
1.因变量
因变量为政治信任。参照已有研究（李连江，2012；游宇、王正绪，2015；梅立润、陶建武，2018），把政治信任分为微观、具体的政府机构信任和宏观、抽象的政治体制信任。前者指对各级政府、机关部门以及官员干部的信任，属于“特定型政治信任”；后者指对国家现有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及其运行状况的信任，属于“弥散型政治信任”。
采用“对以下团体或机构，请表明你的态度”这一项目测量“特定型政治信任”；选项分别为“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与“非常信任”，依次计为1—4分。采用有关政治态度的三条项目（分别是“三权分立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绝不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民主国家天天争吵，耽误了很多发展机会，这一点不如我们这样一党长期执政好”和“目前我们的国家虽有问题但总体上还是秩序井然，欣欣向荣”）测量“弥散型政治信任”；选项从“强烈反对”到“非常同意”，依次计为1—5分。
2.自变量
自变量为日常情境下的媒体使用偏好。采用“请问您主要通过哪些渠道来获取时政类消息和评论？频率如何？”这一项目进行测量；选项从“几乎不使用”到“几乎每天都使用”，依次计为1—4分。对突发事件情况下的媒体使用偏好，采用“假如发生突发事件（腐败案件、群体性事件等），下面这些信息渠道发布的信息您在多大程度上觉得可信？”这一项目进行测量；选项从“完全不可信”到“非常可信”，依次计为1—5分。
此外，为考察网络媒体的信息沟通和公共参与对青年政治信任的影响，构建了“青年政治意见表达”这一变量。采用“您平时通过哪些方式表达自己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看法？”（包括“在网上发帖回帖”“在自己的微博、微信、博客上发言”“参加网络QQ群、微信群的讨论”与“通过邮件、聊天工具私下交流”）进行测量；选项从“从来不参加”到“经常参加”，依次计为1—4分。对四个项目进行信度分析（克龙巴赫系数为0.80），通过加总取平均值的方法进行变量降维，并将之命名为“网络表达参与”。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是否党员、居住地、家庭平均年收入、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参照已有研究（马得勇、王丽娜，2015；胡荣、庄思薇，2017），受访者的社会现状满意度、政治兴趣、政治立场等会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所以也引入这些变量。
三、主要研究发现
（一）青年政治信任和媒体信任状况
从表1可以看出，就“特定型政治信任”而言，青年网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总体上从中央到地方依次降低，呈现出“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差序格局。这也同已有研究的结果一致。而就“弥散型政治信任”而言，青年总体上持正向积极态度，但在具体方面存在分化；青年对国家秩序的信任程度最高、对政治制度的信任程度次之，而对执政模式的信任程度相对偏低。
从表2可以看出，当突发事件发生时，青年网民的媒体信任偏好与日常情境明显不同。青年网民对官方媒体的信任度、偏好度最高，70%的青年网民认为官方媒体值得信任；相比于日常情境，官方媒体偏好度显著提高。50%左右的青年网民在特定情境下对市场媒体较为信任，持不信任态度的人仅占10%左右，其余人持中立态度。社交媒体内部的信任情况存在一定分化，半数左右的青年网民对社交媒体的态度在不信任和信任之间摇摆，其余三成左右的青年网民认为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基本可信，而另有三成左右的青年网民认为朋友圈和熟人分享的时政类信息不太可信。相比于日常媒体接触，特定情形下青年网民对这两类媒体的偏好度均有所下降。
此外，虽然青年对海外媒体的日常接触度最低，多数人持较为中立的态度，并倾向于认为其基本可信，但在发生突发事件时，海外媒体的偏好度和信任度却发生了逆转，超过四成的人选择相信。
（二）日常情境下青年网民的媒体使用与政治信任
依据因变量的操作化设定，采用最小二乘法（least squares method, OLS）进行回归建模。表3中共有三个模型，分别分析网络媒体使用偏好对高层政府信任、基层政府信任以及政治体制信任的影响。总体上看，不同的媒体使用对青年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就“特定型政治信任”而言，偏好官方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对促进青年网民的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媒体的层级越高，作用越明显。市场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对提升青年群体的高层政府信任也具有显著作用，但对基层政府信任没有影响。不同于以往研究，本研究发现，青年网民的社交媒体使用偏好对其政府信任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尽管社交媒体在意见表达方面具有优势，但并不必然削弱或提升人们的政治信任程度。这表明，媒体的内容立场而非具体形式才是影响人们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海外媒体政治性使用偏好刚好可以对此进行印证。研究发现，海外社交媒体使用偏好对高层政府信任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使用越频繁，青年对高层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低。不过，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对基层政府信任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海外媒体报道以国家而非地方为主有关。
就“弥散型政治信任”而言，青年网民的官方媒体使用偏好也同样具有正面作用；使用偏好越明显，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信任程度就越高。相对而言，市场媒体与社交媒体使用偏好对“弥散型政治信任”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表明，就宏观层面的政治体制认同和信任而言，官方媒体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媒体使用偏好会对青年网民的政治体制信任带来显著负面影响，“另类信息”接触会侵蚀青年对国家的政治体制信任。
（三）突发事件中青年网民的媒体使用与政治信任
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日常情境下的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但在突发事件（如地震、疫情等）或公共舆情事件等特定情形下，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信息不充分、决策不确定的状态下，媒体选择偏好是否会对人们的政治信任产生冲击性影响？为此，本研究考察了突发事件中青年的媒体使用偏好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变化。
从表4可以看出，在突发事件中，官方媒体使用偏好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官方媒体接触每增加一个单位，高层政府信任、基层政府信任以及政治体制信任的概率将会分别提高35%、16%和30%；而在日常情境下，这一概率仅有12%、10%和12%。特殊情形下市场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使用偏好对青年网民的政治信任产生轻微的波动效应，其中市场媒体对两类政治信任的影响都消失了，统计结果均不显著；社交媒体的影响有所凸显，对高层政府信任产生负向作用，但对基层政府信任和政治体制信任依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青年群体海外媒体的接触对高层政府和政治体制的信任影响仍为负向关系，作用方向基本上没有改变，但信任削弱的强度有所变化，即不信任高层政府的概率开始降低，而对政治体制抱有不信任的概率则有所提高。
（四）网络表达参与对青年政治信任的影响
互联网不仅为青年提供了信息获取的途径，还提供了意见表达和行动参与的公共空间。我们在这里重点关注网络媒体的政治意见表达功能对青年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
从表5可以看出，政治意见表达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基层政府层面；青年网民通过网络意见表达的参与度越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就越有积极的正向影响。相对而言，网络意见表达对高层政府信任和政治体制信任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在于：网络政治意见表达更多与公民现实生活的需求相关，而民生问题的诉求对象往往以地方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一般会重视网络上民意比较集中的意见诉求，如果回应及时充分，就会提升人们的信任程度。正如已有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互联网为政府行政效能的提升、公众诉求需求的满足提供了新的渠道机制（郑永年，2014；胡荣、庄思薇，2017）。
四、结论与讨论
总体上看，我国青年的政治信任程度较高。无论是对具体各级政府的信任，还是对抽象体制的信任，都维持在较高水平。青年网民对高层政府的信任程度较高，而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不过，当把网络媒体的政治性使用特征与使用情形引入后，就会发现青年的政治信任状况具有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不同背景立场的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政治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官方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群体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日常使用程度越高，青年的政府信任和政治体制信任程度就越高；而且政府层级越高，官方媒体的正向作用效应就越明显。
非官方的媒体使用对青年的政治信任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市场媒体使用偏好对提升青年对高层政府的信任程度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基层政府信任则没有影响；青年的网络社交媒体使用偏好对其政府信任程度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特别是对政治体制信任来说，社交媒体与市场媒体均未对青年产生明显作用效应；对青年政治信任产生负面影响的是海外媒体使用，特别是对高层政府信任和政治体制信任来说，海外媒体使用偏好程度越高，青年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
第二，在突发事件情况下，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政治信任程度会产生一定的波动效应。其中，官方媒体的信息偏好越明显，青年的政治信任程度表现就越突出，特别是对高层政府信任和政治体制信任的正向作用效应最为显著。与之相对，突发事件情形下的社交媒体偏好会对青年网民的高层政府信任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海外媒体使用，对高层政府信任和政治体制信任都带来显著的负面作用。
这一发现对已有研究关于另类信息接触对政治信任的“负面削弱论”观点进行了理论边界澄清。社交媒体与海外媒体的另类信息接触会对青年的政治信任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这种作用效应主要出现在突发事件或公共舆论事件等特定情形下。在突发事件等特定情形下，不确定性信息增多、真假难辨，而社交媒体的传播优势增加了信息冗余，海外媒体则提供了不同的信息来源和立场解读。因此，这两类媒体的使用偏好会削弱青年的政治信任程度。
第三，相对于主要通过网络媒体来获取政治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发表意见和参与讨论是更加积极主动的媒体使用行为。青年网络意见表达的参与度越高，对提升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过，网络意见表达对青年网民的高层政府信任和政治体制信任的影响并不明显。
对此，我们可以从互联网对民众与政府的双向赋权来进行解释。网络平台为民众的意见表达、社会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为各级政府问政于民、提升行政效能提供了新的手段。从回应性和问责性看，地方政府对网络民意表达的重视和及时回应有利于增进民众的政府信任和满意度（郑永年，2014）。对中国青年政治信任的媒体塑造来说，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官方媒体的作用都至关重要。进一步丰富、拓展官方媒体的平台形式和宣传方式，提升官方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对引导青年群体的政治态度和信任程度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相对而言，非官方媒体使用则需要分类看待，特别是要考虑媒体使用的不同情形。在日常情境下，使用社交媒体并没有像已有研究所认为的那样一定会对政治信任带来消极的负面后果，负面效应主要是在突发事件或网络公共事件等特定情境下才会突显出来。值得重点关注和需要政策干预引导的是海外媒体的政治性接触使用，因为不论何种情形，其负向的作用效应都是显著的。
青年媒体参与表达的使用目的对其基层政府信任程度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的政策启示是，数字政府建设除了要在政务类的网站、微博、公众号与客户端等硬软件投入上发力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利用新技术在全社会普及的契机，借助网络问政监督与在线政治社会参与等渠道机制，促进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动，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效能，从而培育和增强青年群体的政治信任。
注：原文载于《青年研究》2021年第4期。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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