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前，二战结束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发国难财”——日本留下的工业设施，中国东北有价值的东西，能搬走的，“连螺丝钉也不放过”，都刮地搬走。这件事，近年多见提起，俄乌战争以来也曾成为话题。但恕我无知，在读到夏衍回忆录之前，我一直将信将疑，“姑妄听之”，担心是反贼们编排出来，用于损害社会主义阵营荣誉的历史虚无主义行为。
近日读夏衍40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所作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终于见到过来人的原始记录了——原来这事是真的。夏衍，当年“左联”的领导人之一，抗战结束之后，奉周恩来之命，重回上海领导舆论，此时，发生了苏联在中国东北发国难财事件。
事件对中国人民伤害性不小和侮辱性都不小。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损失和多么深重的灾难，日本战败后留下的物质由中国接收和处置，这是不言自明的天理，何况，中国多么需要日本留下的工业，而苏联工业比中国强了多少倍。而苏军居然在日军投降已成定局的时候，大军入境，前来实施抢劫行径。这说明什么？说明苏联除了愿意送给中国红色政权，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如果还愿意让中国人民的日子过好一点，能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实施抢劫吗？
但是，夏衍这样的革命舆论专家，想到的却是，一，憎恶国民党报刊的“炒作”，英美通讯社的“夸张”，这是对待事实部分，二，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能做什么呢？那便是帮苏联消除影响。对这样的套路，今天的老小粉红们应该都能理解，但如何把苏军的罪行套进这样的舆论路数，知道前辈们是如何做的吗？
具体说来，我也不知道，因为还没有看到当时夏衍写的一篇“三、四千字的替苏联辩护的文章”，也不知道它是否编入夏衍文集（夏衍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文章收集得很全的，如有朋友见到此文，希望公号后台告诉我）。能从回忆录里看到的，是夏衍那时的所作所为。毕竟“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的事实，“尽管英美通讯社有夸张”，“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我也很好奇夏衍前辈是如何替苏军“辩护”的。
英美通讯社报道了，国民党的报纸报道了，其它民营报纸报了吗？当时的主流媒体是民营的，如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大公报》是民营的，以《大公报》所秉持的公共立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不太可能不报。至于其它的“进步报纸”，如新华日报，晋察翼日报报道没有？夏衍回忆录没有直接说，但可以推想的是，如果报道，则应该是跟当时的“反动报纸”和民营报纸所报的事实相反，如果评论，则只能是夏衍的立场。
夏衍回忆道，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在外白渡桥领事馆举行建军节招待会，出现了“有四、五千人之多的反苏集会”，包围了苏联领事馆，高呼反苏口号。这事件，夏衍说是国民党组织的。如果夏衍说的对，那么，应该说夏衍实际上是对国民党的表扬，因为在这样的时刻，组织这样的集会，或者警方放行那样的集会，是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这个时候，非常需要有人去组织这样的行动。如果没有一次这样的抗议行动，中国人民岂不太窝囊，太好欺侮了吗。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不去干这事，还能指望谁呢！如夏衍回忆录所说，当时的“进步力量”是不会去干的。数千群众在苏联领事馆抗议，夏衍则和“几个文艺工作者穿过包围圈进入领事馆”。他们可以在这里“正常出入”，他们去这里，不是为了抗议。这时，群众不呼喊“打倒卖国贼”，还能喊什么？喊夏衍他们捎个口信进去，请苏军不要在东北胡作非为吗？
夏衍和“几个文艺工作者”，与抗议群众完全两路人。夏衍正在发愁的是，“对苏联这一不友好行动又当怎样表态”！怎样表态？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你是中国人，如果你是正常人，你就谴责，你就抗议，你就不要站在抗议人群的对立面。但是不，夏衍担心的是另外的事情，“我想了许久，终于觉得我们不能让这一局部事件来混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我们更不能让国民党利用这一事件来转移目标，欺骗群众……”
野蛮的抢劫，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军队干的；劝中国不再内战，是资本主义国家老美干的，“区别”就在这里，泾渭分明，不容易混淆。苏军在中国抢劫这一“局部事件”，不能让群众知道，否则，就是“混淆”敌我，“欺骗群众”。……当然，后来，“历史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了，我们没上美国的当，没有停止内战，而苏联搬走战利品，根本不算个事，史不留载。
但当时的夏衍忍无可忍了。“于是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替苏联辩护的文章”。然而，天道还好，“要发表这种意见，在那个时刻，在大报上是肯定不会发表的”。如前所述，当时，“大报”基本是民营的。这说明，那时的中国社会，尚且有一个符合天理人性的基本反应机制，简单点说，民间社会还勉强正常，伤天害理的主张不会在民间大行其道。
费了很多周折之后，“这篇文章终于发表了”，然而，夏衍回忆道，“该文发表之后，连进步文化界（即拥苏的左派文人们，他们大多在‘左联’领导下，引者注）也没有什么反响。这就说明了这篇文章即使在我们朋友之间，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但这件事也使我接受了教训，……就是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是要顺人心。”
晚年，写作中的夏衍
必须再说说夏衍。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程里，夏衍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宣传舆论干部。他对革命有很好的领悟力，但他并不冒进。他在革命形势非常严酷的1927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前一直隐蔽身份，他的公开身份是作家。1929年下半年，周恩来调夏衍参与筹备左联。
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创建的“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左联工作的出色成绩之一，是争取到鲁迅，使鲁迅成为左联的旗帜人物，夏衍回忆录详述了他们拉拢鲁迅，和跟鲁迅合作的过程。
夏衍非常有才华。他写过小说，翻译过世界上“第一本社会主义小说”——高尔基的《母亲》，《包身工》进入新中国的教材。他在电影戏剧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因此遮住了他在舆论宣传方面的革命贡献。其实，在三、四年代，他大部分时间在办报纸，领导宣传舆论，写剧本，是他的副业，往往是为了给剧团和电影公司救场。新政权接管上海的时候，他是“文管会”的实际负责人，直接受陈毅领导。
1984年，夏衍出版忆录《懒寻旧梦录》。夏衍生于1900年，这一年他84岁，在新中国又经历了35年激荡的革命洗礼，其中包括1955年受潘汉年牵连开除党籍，1966年12月入狱，1975年7月出狱，8年零7个月与世隔绝。“从前旧事都休，懒寻旧梦”。
《懒寻旧梦录》出版以后有很有影响，此后二、三十年亦一再加印。这一方面因为夏衍的职位，他在中国宣传、文化和舆论事业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力和人缘，也当归功于夏衍会写。
《懒寻旧梦录》述及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方方面面的历史事件，写得很流畅，让非专业读者看不出对敏感事情的刻意回护，看不出吞吞吐吐言不由衷，似乎想说的都说了，还赶着说的样子，但文字却合规中矩，符合纪律，真会讲话啊。以前我觉得，王蒙是“最会讲话的作家”，但王蒙回忆录语言汪洋恣肆，读起来处处让人感到作者聪明过人，但夏衍的回忆录行云流水，恰如其分。这肯定是处处用心，句句酙酌的结果，但却不着痕迹。就连苏军在中国劫掠财产的事件，夏衍不承认事实，而只顾“立场”，也讲的那么自然而然，似乎很符合逻辑。所以，我觉得，王蒙的前辈夏衍比他更厉害。
关于当年苏军在东北的行径和自己的表现，夏衍在回忆录里的“反思”的教训和成果是：“文章一要讲真话，二是要顺人心。”读到这里，我有点伤感。盖以我所见，发表公共言论，“讲真话”就行了，不必“顺人心”。如果“顺人心”可以作为公共言论的准则，那么《大公报》的“四不原则”就不完善。但是，事实上，“四不”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然而，创办和领导过报纸，当过记者和政论家，绝顶聪明的夏衍先生，终其一生没有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为什么呢？（2023年2月15日）
下面摘录《懒寻旧梦录》的相关内容（起于558页），为了手机浏览方便，我把原文的长段敲碎了，否则一大块文字占据手机屏幕伤眼。——
这一年（1945年）的“圣诞节”后一天，英、美、苏三国外长还在莫斯科召开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三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希望中国各主要政党早日召开会议，解决内争。而就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所谓苏军拆运工厂事件。在当时，惨遭战祸的广大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渴望和平的，所以对马歇尔的调解难免还寄予一点希望。而苏联的拆走日本和伪满所有的工厂设备，又正好给了英美新闻媒介以一个很好的反苏宣传的机会。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在外白渡桥领事馆举行建军节招待会，国民党就组织了一次有四、五千人之多的反苏集会，群众包围了领事馆，高呼反苏口号，我和凤子等几个文艺工作者穿过包围圈进入领事馆，就遭到了一片“打倒卖国贼”“打倒g产d”的呼声。国民党一直是害怕群众的，从来不敢也不可能动员群众来举行示威活动的，可是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尽管英美通讯社的报道有夸张，但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
这一事件和马歇尔的伪善性的“调解”合在一起，使过去一直同情我们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在思想上造成了混乱。罗斯福当权时期，由于史迪威的反对蒋介石，我自己也曾由于看不清楚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写过一篇有错误的文章（所谓“有错误”，即表扬了美国的反蒋，引者注），在《新华日报》整风时受到过董老（必武，引者注）的批评；那么现在呢？杜鲁门政府的亲蒋是显而易见的，但对苏联这一不友好行动又当怎样表态呢？
我和梅益商量过，都拿不定主意。我硬着头皮去找了一下当时在上海当苏联商务处负责人的安特列耶夫(他过去在重庆苏联大使馆当过武官)，问他苏联是否真象英美通讯社所说的那样“连一根螺丝钉也不剩地”搬走了所有的工厂设备?他一反过去的友好态度，居然摆出了一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外交词令”。我想了许久，终于觉得我们不能让这一局部事件来混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我们更不能让国民党利用这一事件来转移目标，欺骗群众，让他们把和平建国的希望寄托在杜鲁门、马歇尔之流身上（夏衍的意思，当然是要寄托在苏联的支持上，引者注）。
于是我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替苏联辩护的文章，要发表这种意见，在那个时刻，在大报上是肯定不会发表的（说明当时的主流知识界，关键时刻还是有良知的，引者注），我请柯灵转给了《周报》，但也未见发表。于是，我去拜访了马叙伦，闲聊了一阵之后，才说这篇文章希望能在《周报》上发表。马老迟疑了一阵，然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真实情况,……于是我就说，在文章前面加上“文责自负”,说明该文并不代表刊物的主张。
这样，这篇文章终于发表了，但据我回忆，该文发表之后，连进步文化界（即拥苏的左派文人们，他们大多在“左联”的领导下，引者注）也没有什么反响。这就说明了这篇文章即使在我们朋友之间，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但这件事也使我接受了教训，……就是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是要顺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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