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7年，中国农村务工人员总数接近2.9亿。与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其在公共空间里的“失声”，彷佛“隐身的存在”。如何觅得其真实的生活图景，成为本文关注的问题。下面请跟随小编一起探讨吧！
作者：王锡苓、刘一然 中国传媒大学
来源《传播与社会学刊》2019年第7期
摘要
自2010年至今，笔者持续关注一个自称“新工人”的农村务工群体，这一称谓，既是其自我形象的建构，也是群体意识的觉醒。已有的研究多从媒体在该群体的社会适应中所发挥的作用着眼，对其构建公共空间、自我赋权关注甚少。构建公共空间需要技术门槛，同时也需要赋权的自觉意识。本文关注的正是这一群体创立的微信公众号《皮村工友》，运用文本分析方法研究其推文，得出结论：第一，《皮村工友》构建了一个有主体意识、昂扬的新工人群像；第二，皮村自建文化促进了公号的影响力，再加之适时地借助外力，创立了独特的新工人文化；第三，皮村的影响力仍有其局限，其示范作用仍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
关键词
新工人；《皮村工友》；
自我赋权；自我形象建构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比2016年增加481万人，增长0.2%。在农民工总量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比2016年增加230万人，增长1.2%。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710万人，比上年增加125万人，增长0.9%。这个规模庞大，散落在城市的建筑工地、餐厅酒楼、工厂企业和超市商场的群体，为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辛勤工作，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城市的繁荣和推进，离不开他们勤劳的奉献。他们离开故土，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在公共话语空间，却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彷佛是“隐身的存在”。辗转于城市边缘，失声于公共空间，如何觅得他们的现实处境和生活状态，是研究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研究动机和研究目的
（一）研究动机
自2010年至今，笔者一直密切关注一个以“新工人”自称的群体，他们是普通的打工人群。然而，他们坚持二十多年的时间逐渐打造出了自己的文化样式，新工人艺术团、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打工春晚等，都是他们用于文化自建的组织和形式，这些文化自建和自我赋权运动为其在城市里的生存和发展建构了一种别样的文化空间，并在表达自我、抗争的同时，唤起了该群体的自我意识和群体凝聚力（王锡苓、汪舒、苑婧，2011）。“新工人”的称谓，既是他们自我形象的建构，也是其集体意识的觉醒。尽管他们的声音仍然微弱，影响的范围依然有限。但是，随着近年来媒介生态趋于多元、丰富和立体，他们又尝试运用社交媒体，创建微信公众号《皮村工友》，以文学、诗歌、音乐、大地民谣等为内容，建构其公共空间，讲述打工人群鲜活的故事，用他们的才华与激情，建构了有别于传统农民工沉默、隐忍的新工人形象。那么，他们从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建构了这一群像？在媒介化生态环境中，打工群体的主体性、社会环境以及公号《皮村工友》群像建构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这些是本研究希望了解并探究的。
（二）研究目的
通过文献探讨可知，过往关于打工群体的研究，多从这一群体对新媒体使用的角度对其社会生活进行场景化的描述和分析，鲜有关注该群体利用自身力量所建构的文化空间及其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本文尝试将媒介技术及其赋权、社会结构、人及其主体性纳入到“媒介—人—社会”的分析框架中，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这一群体自我构建的微信公众号《皮村工友》进行全样本分析，探讨社交媒体（公号主体）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及媒介技术的互动和建构过程。这一分析框架对研究这一群体主体性及其所建构的文化空间的影响力、对和谐发展社会背景下关照边缘群体的生存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文献探讨
（一）媒介化：连接网络空间中的互动关系
在媒介渗透的社会背景下，媒介化成为表征媒介重要性的概念。媒介化不仅仅出现在公共舆论场域，更是涉及到其他所有社会和文化机构，这些领域对媒介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强，其间媒介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信息、建构社会关系。
德国社会学家Manheim于20世纪30年代最早提出了“媒介化”的概念，后经Krotz、Schulz与夏瓦（Hjarvard）等多位学者的阐述、运用而得以发展，并在近年来的媒介研究中获得了广泛关注，激发了有关媒介化政治、媒介化社会等诸多学术的探讨。
夏瓦是对这一议题论述得最为详尽的学者之一。夏瓦认为，讨论“媒介化”制度是把握媒介和不同社会领域的结构关系变化的一个很好的视角。从这个角度考察媒介化有三个层次，第一，“媒介化涉及媒介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关系的长期结构转型”。媒介化包含了“社会角色之间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新模式的制度化，其中包括媒介化传播的新模式的制度化”。第二，“媒介化的制度视角决定了其观察社会和文化事务的中观层次”，继之而来的“个案的历史和地理语境的不同也许将使得媒介化的结果大相径庭，而制度的视角则可以作为一个灵活的分析框架，对个案分析的结果进行合理的概括”。第三，媒介化是媒介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一种彼此影响的过程。媒介化并不意味着媒介对于其他领域明确的“殖民化”，而是媒介、文化和社会三者的互动以及日渐增强的相互依赖性。媒介化涉及媒介和其他社会领域制度特征的共同发展和“互惠变迁”（夏瓦、刘君、范伊馨，2015：60–61）。
延森（Jensen）认为在媒体无所不在的当代社会中，制度性带来了两个后果，即“媒体既是社会和文化机理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与其他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相并立，并且协调它们之间的共同作用的一个独立制度”（延森、曾国华、季芳芳，2017：116）。针对这一特性，夏瓦（2008）提出媒介化概念具有二重性，“即专指一种特定的历史状况，在这种历史状况下，媒体同时作为一种独立自治的和一种与其他制度运作至关重要地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制度”（延森、曾国华、季芳芳，2017：116）。
那么，分析“媒介化社会”由此生发出两种路径，一种是“制度化”的研究传统，即，将媒介形式视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化力量”，强调媒介作为社会现实框架的组成要件，这一视角“致力于阐释特定情形下社会结构如何扮演社会交往的资源，以及社会结构如何通过能动性得以再生产和变化”（夏瓦、刘君、范伊馨，2015：61）。第二个路径是符号互动论传统，强调“主体与传播工具的过程性互动，即媒介提供了新的传播手段，而这又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建构的传统，即人类可以使用媒介来改变社会的建构方式，媒介是人类社会的『物化』的技术装置，它包含着行动者的习惯性交互反应”（胡翼青、杨馨，2017：97）。吉登斯（Giddens,1984）的结构化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结构与能动的互动关系——“人类能动性，不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社会结构也不等于个人行为的外在限制，相反，能动性和结构是彼此的使能条件（enabling conditions）。因此，社会是被所有个人、团体和机构之间不断发生的互动所建构起来的，同时，社会也建构了这些互动”（延森、曾国华、季芳芳，2017：118）。
Hepp（2012,2013）认为应该“从动态情境的角度理解媒介化”，即“媒介不仅是自立的社会机构，而且还深入到其他社会机构的运作中。媒介在制度化和技术化的过程中通过传播行动产生了塑造力，进而成为媒介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既反映了媒介和传播的变化，也反映了文化与社会的变迁”（周翔、李镓，2017：141）。Krotz（2007）认为“由于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及其在各个领域的渗透，社会、文化、媒介和政治不再是独立的子系统，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这样一种关系背景下的媒介化是一个开放且未完成的、发展式的进程”（周翔、李镓，2017：141）。
在这一新的传播生态下，网络化逻辑发生了目标转移。从传播的角度看，以往媒介逻辑的背后是取得较好的传播策略和效果，重在传播内容的表达和传递，因而本质上是一种以时间面向为主导、以传播效果为目标的单向技术逻辑；而网络化逻辑的目标已不再止于获得受众，而是帮助用户实现空间意义上关系的并置和联结，以及用户被网罗其中的主动需求。因此，网络化逻辑在很大意义上是基于日常生活的、以空间面向为主导的多元实践逻辑。（周翔、李镓，2017：146）
以上关于媒介化的研究给予本研究一种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即媒介化将媒介技术、人及其主体性、社会结构勾连整合。其中，媒介和人不是止于简单地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媒介赋予了人主体性及其由此产生的媒介意义。与之相应，媒介成为社会结构相融相生的一部分，裹挟于其中的人既受限于媒介技术与社会结构，又在其中生产着媒介意义。在本文中，人及其主体性体现为《皮村工友》的运营者，将其视为新工人群体，此为本文的基点，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有两种视角，一是与所有人共处的社会结构，具体而言是城市的社会结构。还有一个与其相应和的社会结构，即为公号运营者所建构的组织以及所实施的社会行动。
（二）媒介赋权：网络媒介技术赋权的遍在性和连接性
Web2.0媒体技术越来越深入地介入了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传统大众媒介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再现和符号构建存在相当的局限和弊端，不一定能带来赋权的效果。而新媒体技术具备的重要潜能，将会促进对弱势群体的赋权：首先，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连接管道，新媒介技术的扩散意味着“媒介近用状况的改善和公众传播权的可得性，以及自主发声的管道和与各方力量的连接渠道”（黄月琴，2016：142）。其次，作为一种互动架构力量，新媒介的赋权功能“通过用户的选择、传播和创造等互动行为得到凸显和强化，整个赋权过程的可知感变强”（蔡文之，2011：13–15）。网络赋权是一个伴随着“权力改造”和“再分配”的过程，它“打破了赋权作为一种行为特征的自上而下、由强到弱的阶级性，激发出一种关系特征，它不仅是一种由他者被动赋予到自我主动获取的能动性力量，而且能够形成一种把各种微小力量聚合起来的能力”（黄月琴，2015：31–32）。
（三）农民工（务工人员）使用新媒体的已有研究
卜卫和邱林川自2007年起启动了一项题为“边缘群体与媒介赋权中国流动人口研究”的项目，意在探索传播实践在赋权边缘群体流动人口中的作用。经历了为期六年的调研、访谈和田野调查，他们总结出涵盖中国1.5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和2.3亿流动人口的研究经验。他们所探索的“行动传播研究”强调将研究本身“看作一种赋权的过程或工具”，致力于在研究过程中“增加研究参与者对传播与传播权利的认知和增强传播能力”，追问“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在建构流动议题时，传播扮演了何种角色；在推动社会公正和变革中，传播如何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等现实问题”（卜卫，2014：8–11）。丁未（2014）在《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小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一书中将视角探向都市里村庄特有的媒介基础建设，对石厦村这一流动人口大量聚集的小区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小区传播生态分析。邱林川（2013）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一书中着眼于更宏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分别讨论了新媒介技术在“信息中下阶层”的扩散与变异，“信息中下阶层”与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的关系，以及“新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在空间层面与时间层面的特点及网络媒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此外，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打工群体的媒介形象与媒介素养（郑素侠，2010；刘丹、黄基秉，2016），梳理新工人阶级在主流文化视角上的媒介形象，及其在使用新媒体进行技术赋权和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考察“技术赋权”在社会中下层的具体反映，而对于打工者在社交媒体上自主创建的内容以及自主性方面的研究则鲜有关注。因此，本文尝试对打工者的媒介内容生产与意义建构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对媒介化理论的实践运用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以及媒介化理论的阐述，本研究尝试将媒介技术及其赋权、社会结构、人与其主体性纳入到“媒介—人—社会”的分析框架中，探讨社交媒体公众号（公号主体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及媒介技术的互动和建构过程。具体而言，对公号内容推文进行全样本文本分析，探究公号主体是如何把握其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交互关系，使用社交媒介的技术形成了“超越结构和能动性的二分法”而形成一种“三元结构”，“传播将意义赋予给源自过去的结构，也将意义赋予给形塑未来的能动性”（延森、曾国华、季芳芳，2017：118–119）。其中媒介技术不仅提供了建构现实制度化的手段，还是技术赋权（内生动力与外力共同作用）的途径。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文本分析法，对公号自创办之日到研究截止日（2017年12月18日）全部160篇推文进行全样本分析。根据横向铺陈和纵向历时两个角度，对所有推文进行了分类。首先，对160篇推文逐篇阅读，根据其铺陈的所有内容进行归纳、整理，提炼出四大类、十小类，建构出打工群体自我文化展示和社会力量关注、加持的框架；其次，从历时角度，按照推文阅读量、点击率引发的社会影响将公号推文划分为四个时期，表明随着时间推延，公号如何从自我展示到借助外力扩大影响、再到推出准电子期刊栏目的文化构建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打工群体逐渐苏醒的身份自觉和文化自觉（具体分类方法详见下文）。
《皮村工友》之背景介绍
微信订阅号《皮村工友》注册于2016年8月11日，其运营团队为“工友之家小区工会”（以下简称“工友之家”），是由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设立、北京市总工会朝阳区金盏乡地区工会主管的一家小区工会组织。“工友之家”致力于构建“打工者自己的文化”，立足城市“新工人”形象，倡导“劳动与尊严”的理念，利用文学小组、大地民谣歌唱、法律维权协助等形式，帮助打工者认识自我价值、塑造自我形象、维护自身权益。
皮村，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低廉的租房和林立的工厂使这里成为北京著名的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地之一。十多年来，皮村的租户由原先以蓝领工人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小白领”阶层为主。出租房屋也由原先多为平房逐渐“拔高”为小高层楼房，并在醒目位置注明“有空调”。显然，这一类房屋的租价也远高于没有空调的平房。“工友之家”坐落在皮村“打工文化中心”院内，主要向居住在皮村的两万多名工友提供各类文化教育培训、日常文娱活动及法律维权协助服务。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同心”图书馆、新工人剧场、“同心”互惠商店及少量乒乓球桌案等均一一坐落在“打工文化中心”院内，院内的空地是供夏季傍晚人们出来纳凉用的，当然，这个场地上也会挤满跳广场舞的女性打工者，还有围成一圈下棋的男人们。值得一提的是，皮村工会为皮村工友创建了文学小组，聘请专家、学者为其成员传授相关的知识并训练他们一定的写作技能。一开始，《皮村工友》创建的主旨，就是为了展示文学小组的工友们撰写的文学作品。可见，技术赋予他们一种发声能力及影响力，借助于社交媒介的传播，这种影响日渐广泛和深远。
《皮村工友》的内容分布和特征
对《皮村工友》自创建之日到本研究截止日共160篇推文进行全样本的文本分析：首先查阅全部文本，依据推文内容对其进行初步的鉴别与归纳，主要涵盖四类，即：皮村文学、诗歌与音乐作品；皮村公共活动通告；学术文章和学者访谈以及记者报道与新闻汇编。其中每一类中均包含一定数量的文章，将这些推文依照其具体内容、文章来源以及公众号在不同时期的栏目设置与编排风格再作进一步的梳理与细分，可分为以下十个小类：1.文学作品；2.歌曲／朗诵节目；3.诗、歌汇编栏目“劳动者的诗与歌”；4.皮村活动讯息；5.博物馆众筹；6.学术文章；7.学者访谈栏目“女工故事”；8.记者对皮村的报道；9.转载自其它公号的工友故事；10.新闻汇编栏目“一周工声吼”（详见表一）。其中第1–3类为皮村文学小组和打工艺术团的内容，多为自创作品。第4–9类是皮村文学小组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后的延伸内容，新闻记者、学者关注和研究皮村现象的作品。第10类是在一系列内在、外在社会行动之后，公号运营者自我意识提高后设置的准电子期刊形式的栏目，反映了打工群体的身份自觉和文化自觉。
（一）皮村文学小组作品及音乐作品
如前所述，皮村工会不仅为皮村工友组织了文学小组（成立于2014年9月21日），两年后，他们又创建了微信公众号《皮村工友》供文学小组成员发表习作。文学小组自成立始，每周有志愿者教师（如作家、高校或研究院所的学者）前来授课，教工友用写作记录生活，用文字表达心声。文学小组成员的作品，大多记录了作者本人或身边亲友的真实经历与生命体悟，内容真挚感人。
文学作品借助社交媒体，建构了新工人学习文化知识、改善知识结构的新形象，技术赋予了个体能动性，吸收社交媒体的传播因素，改变了这一群体与社会其他领域的互动模式和规模，为打工者群体营造了一种新的行动场域，即书写。它所带来的改变突出表现在文学小组成员范雨素的影响上（后文详细说明）。
由于皮村打工自建文化肇始于孙恒“为打工者歌唱”这一艺术形式，围绕这一行动表达的意义，《皮村工友》推出了大量以原创艺术为主要内容的音乐、诗歌朗诵或其他形式的视频，着意构建打工者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热爱生活的源动力。早在2002年5月1日，皮村打工文化创始人之一孙恒，带头成立了新工人艺术团，自创歌曲、灌制唱片，目前已发行了十张专辑。自2012年始，他们还创办了每年一届的“打工春晚”，加之著名主持人崔永元的加盟，“打工春晚”有了更为广泛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皮村工友》在构建打工群体的形象时，注重利用技术平台进行内部与外部的勾连，将自己的创作作品推至公号平台，经由新工人自己演唱这些作品则能最大程度调动和满足打工者的自我效能感和成就皮村新工人自我赋权和微信公号的形象建构感。“劳动者的诗与歌”系列是原创歌曲或诗歌朗诵类推文的进阶版，
将工友的原创诗歌、原创歌曲，与记录打工者生活的摄影作品合编，运用固定的编排模式与风格，以相对稳定的频率推送。这是一种广受打工者欢迎的模式，表一中路亮的《一路有你》获得高点击率说明了这一点。
（二）皮村公共活动通告
公号运营者有意识地利用微信平台建构勾连打工者与社会的公共空间，他们组织并发布多种活动（如文学小组活动、新工人剧场演出、观影、讲座等）的通告信息，为组织线下活动、进行社会动员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说，一开始，公号只是起着发布文学习作与信息公告的作用的话，那么，随着他们对技术的亲近娴熟以及对公号作用的认识的不断提高，他们开始主动运用公号，使其承担整合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动员的角色。2017年7月，皮村打工艺术博物馆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资金危机，皮村打工者运用公号面向社会发起众筹，呼吁社会公众积极捐款。其中，一篇介绍打工博物馆的推文阅读量高达2,013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号的影响力以及打工者主体性的施展。不难看出，社交媒体《皮村工友》通过这种特定情境下的交流，生产和（再）生产新的社会意义，社会结构扮演社会交往的资源，且通过能动性得以再生产，是行动意义的建构工具（sense-makingtools）。学术文章与学者访谈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知，中国的知识分子尤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想情怀为己任。他们关注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为其撰文、为其鼓与呼。吕途是代表人物之一，她长年扎在皮村，用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撰写了《中国新工人》三部曲，反映当下新工人群体的生存现状和困境，《皮村工友》的大量学术推文均源于吕途的著作。如果将知识分子看做社会制度的一部分，那么，皮村的知识分子社会实践则更具有精神层面、象征性的规则和资源。
（三）记者报道与新闻汇编
这一类文章主要讲述工友工作、生活的具体事件，这些文章来源于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访谈以及从其他媒体平台转载的工友故事。2017年7月6日和7日，《皮村工友》连续刊发了两次《界面文化》记者对皮村文学小组的报道，获得了较高的阅读量。随着《皮村工友》的发展和媒体与社会公众对皮村的关注，公号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栏目，具有准电子期刊的形式，“一周工声吼”是其中的固定栏目之一，且具有新闻时效性。每期由十条百余字的短新闻汇编而成，其后有“工声”作为响应，鼓励工友“用工人的眼睛看待社会发生的纷繁事件，并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公号编辑有意识地号召工友将看到的新闻或身边的事在后台留言，呼吁他们用自己的观察和体会参与到栏目的内容生产中，唤起工友的自主意识。固定栏目“一周工声吼”已经形成了一个发声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场域、一个意义生产与交流的公共空间，尽管目前它的声音还较微弱。也因此，尚未受到制度的限制和束缚。我们有必要通过长期观察，体察其中是否具有不同社会力量的博弈和制衡。
《皮村工友》的四个发展阶段
在此，笔者从历时性的角度，将《皮村工友》的推文类型与推文阅读量按时间走势进行梳理，制作出如图一所示的圆点—折线图。
图一反映《皮村工友》推文数量与阅读量的圆点—折线图
首先，笔者仔细观察几处阅读量达到峰值的时间点和推文内容，发现它们是一些可圈可点的节点。比如，第一个时期的圈定，笔者所依据的是文学小组成员范雨素的帖文《我是范雨素》引起的舆论反响的时间节点，这可视为公号自建文化的第一个时期，它们以彰显自我主体性为特征，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再如，新闻记者、学者的帖文的推送，彰显外部社会力量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支持，这一时期可视为社会力量的外力加持。每一时期的划分，均考虑到推文在推送密度、引起的社会反响、编排风格等所呈现阶段性的特征（笔者将于后文分阶段详述），将《皮村工友》的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并结合赋权理论对结构与能动性互动、建构的过程对这四个阶段加以分析。
（一）阶段一：文学作品展示期
如前所述，为皮村文学小组成员搭建作品展示平台，是皮村打工者创立《皮村工友》的初衷和自赋的使命。因此，公号早期推文亦以文学作品展示为主，这一阶段推文阅读量的高峰指向一位名叫路亮的工友的弹唱视频《一路有你》。熟人关系和路亮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自弹自唱，使其获得了热捧和肯定。这其中反映出社交媒体与社会现实的交互建构。这一阶段，公号通过推文建构了积极向上、学习、热爱生活的新工人形象。
（二）阶段二：通告密集发布期
如图三所示，在这一阶段，自媒体公号的功能有所转变，作品展示功能部分让位于公共活动信息发布，这是媒介化过程社会结构与能动性相互建构最为深切的一刻。这一刻与皮村文学小组成员范雨素发表的一篇题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引发的舆论热潮有关。《我是范雨素》的开头是这样描述的：“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寥寥数笔，却直抵人心，叩击心弦。范雨素淡定从容地描绘的那个“我”，彷佛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外人。人们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一位打工女性如此波澜不惊。当人们确知范雨素为皮村文学小组成员身份后，皮村再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甚至是追捧。媒体记者、热心人士蜂拥而至，在皮村街头寻找范雨素本人，有人甚至一路追寻到她的家乡采访她在文中一再提及的、坚强的范母。范雨素个人的文字能力和社交媒体的相互映衬，吸引信息流迅速地聚集在皮村和文学小组，信息流动所蕴含的资源为《皮村工友》的运营主体清醒地认知，公号迅速做出反应，于4月17日发出推文《范雨素报道媒体说明会》。
此后，《皮村工友》编辑团队密集地推出了与皮村有关的活动通告，包括文学小组成员介绍与活动回顾，皮村工会的电影放映通知、讲座预告，新工人艺术团专辑首唱会的延期公告，以及面向高校招募演出团队的信息等。这些活动信息主要面向皮村村民、高校学生、皮村文学与新工人艺术团的关注者与爱好者。这些活动信息在试图将皮村工友与高校学生、皮村文学关注者等社会群体进行勾连，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皮村工友活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目前皮村有一定规模的、主要来自高校学生的志愿者。社交媒体塑造的文化形态越来越趋于社会现实化和扁平化，甚至直接出现了社交媒体所造就和建构的行动场域和社会场域，这又反过来扩大了公号以及皮村打工者的影响。
（三）阶段三：推文来源扩充期
2017年7月6日，《皮村工友》刊载了《界面文化》记者对皮村的报道全文，该报道缘于范雨素的迅速走红，是范雨素事件的二次发酵。该文阅读量再攀高峰。此后，《皮村工友》还陆续刊登了学者思考、外国译作与其它公众平台链接的工友故事。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将打工文化向有深度的学术思考推进，平台除了推送工友的文学作品外，还推送了一些有思想深度的文章，包括两篇译作《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资本主义》、《请不要让我的儿子白白死掉》，这些文章内容有着明显的抗争与呼吁意味。
2017年9月，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陷入前所未有的财务困境，《皮村工友》发挥了主体能动性作用，发起了”博物馆众筹”活动，围绕博物馆议题发送了系列推文，并附上珍贵的数据，内容包括博物馆介绍和参观者留言、皮村文学小组成员对打工博物馆的祝福、工友书写的家信和日记，还有学者吕途采写的五位女工的故事以及30年来打工者群体经历过的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张海超开胸验肺、山西黑砖窑事件、孙志刚事件、富士康连环跳、广东佛山本田工人罢工事件等。由众筹引发出的一系列带有深刻思考的社会问题，对打工群体的现实困境、如何自处、何处有通道都进行了深究和拷问。正如《做自己的主人，认清世界》里所言：为什么小部分人富了起来，大部分人生活依然艰辛？今天的社会，科技发达，物质丰盛，生产高效率。与此同时，我们大部分人充满焦虑，没有摆脱劳累，为生计疲于奔命。城乡二元制度分野、现实生存压力的困境，都迫使身处皮村的打工者和关注他们的人深深思考，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未来的出路在何方？这一时期，《皮村工友》建构出打工者主体性的觉醒与主动积极行动的社会实践形象。
（四）阶段四：常态栏目定型期
这一阶段的推文渐渐形成了常设的栏目内容、固定的编辑风格与稳定的发布周期，系列栏目包括“劳动者的诗与歌”、“一周工声吼”和“女工／工友故事”。此时的《皮村工友》已经初步具备了电子期刊杂志的样式。学术思考的思想性、深刻性是其他推文所不能比拟的，它起着唤起自我意识觉醒、引领群体行动的作用。此类文章的高阅读量，说明唤起打工者自我意识的作用逐渐集蕴了力量、聚集于内心，随时可成为爆发的内力
在所有栏目中，最具特色的栏目是“一周工声吼”。栏目汇总并拣选一周内发生的十个与工人群体相关的重要新闻短篇，内容遍及国内外，视野开阔。在每则新闻后面栏目编辑特加上一句“工声”作为对此新闻事件的解读与响应。“一周工声吼”营造的公共空间是媒体与社会现实相互建构的结果，通过征集新闻与身边故事的方式，鼓励工友们参与内容生产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纵观《皮村工友》四阶段的发展态势，具有以下特点：
1.议题从单一到多元，主题从记录生活到对生存的深度思考。
2.风格从单一作品到有固定栏目的“准”电子杂志样式，从文本、
转为文字、视频、音频搭配的多样态。逐渐拥有了文首Logo和文末动图，形成了内容编排特色和稳定的推送周期。新工人的主体意识逐渐清晰，并直接表现为运用动图、Logo、固定推送等能动性的激活效应。
3.功能从作品展示到具有时效性的集文学、新闻、通告、学术思考等于一身的综合平台。
《皮村工友》所建构的新工人形象是吸收社交媒体传播因素、超越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二分法而形成的三元结构的结果，造就了新工人群体的文化样态和公共空间。公号建构了积极向上、劳动光荣、勇敢面对困境并付诸行动、自我思考及自主性觉醒的新工人群像。自我赋权之可能
如前所述，媒介化反映了媒介在文化和社会中日益加剧和变动的一种新的环境，意味着文化与社会逐渐依赖于媒介及其逻辑，媒介融入了文化和实践的不同层面。媒介技术赋权则是这种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赋权指“发展积极的自我能力意识，对周围的社会政治环境有一种批判性的、分析性的理解和认识。赋权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小区组织及其成员被动员起来，通过对话和社会行动参与到小区发展之中。赋权最本质的特点是赋予成员管理自我、小区及相关事物的权力，并在管理和解决中与他人分享知识和技能”（王锡苓、孙莉、祖昊，2012：14–15）。有关技术赋权的实证研究显示，互联网通过扩大旧有的联合准则、促进现有组织的活动并创造一种新的联合模式——虚拟小区，互联网塑造了社会组织（郑永年，2014）。如前文所述，《皮村工友》建构了一种文化样态和公共空间，其中，小区成员得以表达自身利益与要求，开展讨论，提升自我参与社会的能力。打工博物馆筹募资金、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一周工声吼”的思考和发声，均是技术赋予个体能动性的进一步彰显，技术、能动性联合社会结构营造的新的赋权模式。其实，在《皮村工友》公号之前出现的打工文化中心、打工艺术博物馆等，都是他们富有创造力、自我行动、主体意识觉醒、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社会行动（马杰伟、周佩霞，2009）。以上所有社会实践，在社交媒体上进一步聚合、提升了公共空间的传播能力，赋予了相当明显的示范效应。
具体分析皮村技术赋权及借由内力、外力共同参与的过程。首先，内力是引发皮村新工人技术赋权的主要源泉，皮村文化自建活动，立足“新工人”，赋予自身工人阶级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其次，适时地借助外力，主要经由社会力量所推动，比较常见的是知识分子、政治集团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推动皮村打工者文化建设及其影响力的提高。表二展示了这种外力、内力的契合与互动
具体来看，技术赋权始于自赋群体的自身努力。事物的发展往往是偶然中蕴含必然性，让皮村再次成为社交媒体吸睛之物的，是皮村文学小组成员范雨素的自陈《我是范雨素》所引起的舆论热潮。如果说，自赋群体没有持续的文化内力作为支撑，那么，引爆的新闻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皮村自建文化的内在持久力是重要的持续因素。它所拥有的自建文化的底蕴，吸引了社会力量的关注和呼应。
社交媒体的规模聚合效应是“引爆”社交媒体“范雨素现象”的技术保障，外在的聚焦、关注与皮村十多年耕耘自建的文化土壤——文字、音乐、诗歌、纪录片等多种形式——为社会力量思考新工人群体出路和探索提供了反思经验，外力的襄助与内力的积累一拍即合、形成一种爆发力，让自建文化更具持久性和影响力。如果说，从一开始，皮村自建文化的发起者们付出的所有努力是自我赋权的话，那么，近年来，他们通过借助外力（如媒体、学者等）的关注与拉拔，形成了合力赋权。特别是在博物馆资金危机阶段，通过《皮村工友》公号和其他通道进行社会众筹，建构了打工博物馆的独特性和呼吁社会结构支持的议题。该话题立刻引起社会力量的广泛关注，多个微信公众平台和公众人物为此吶喊助力，在各自公号上撰文支持。
表二皮村新工人赋权的内力外力互动走向
《皮村工友》的创建，已经不再是对民谣、诗歌、打工春晚、文学作品等象征事物的简单延续，技术所赋予它的权利，使得其将文化的触角，延伸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连同社会结构一起相互建构了其间的社会意义。它也是一种对权利的要求，是城市边缘群体借此发声、参与小区事务与管理的公共空间和新的文化样态。
结 语
互联网赋予社会边缘群体以发声、自我建构形象的权利，使得社会力量提高了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和能力，这一点对于城市打工者群体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运用微信技术创立的公众号——《皮村工友》借助媒介技术和边缘群体的社会现实境况，适时地将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互动，建构出新工人群体“打工者自己的文化”样态和公共空间，其中，他们以“劳动与尊严”、“打工最光荣”的新工人形象积极参与到城市建设和小区文化之中。
《皮村工友》的文化实践丰富了技术赋权的理论意涵，为打工群体在制度环境中建构了发声的公共空间，使技术赋权从单一层面扩展至社会力量合力的多向面赋权，也为其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可能。“媒介—人—社会”三者的互动阐释了媒介化生态为边缘群体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多种路径和可能。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亦不再是约束边缘群体社会实践的“刚性”藩篱，他们可以游弋在媒介化环境中发声，尽管这种“游弋”仍有约束。媒介技术不仅提供了建构现实制度化的手段，还是技术赋权的可行途径。
作为自建文化和《皮村工友》的运营主体——皮村打工者群体，他们热切地希望融入到城市文化建设中，得到城市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他们的社会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响应。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回应和反馈的主体，多是知识分子群体（包括学者和高校学生）以及一些来自港台的NGO组织。这意味着皮村的影响力仍然是有局限的，其所构建的新工人群像仍有待于深入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之中。边缘群体的发声应得到主流机构或官方的响应，才能发挥实际的效用，在我们具体的社会情境里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皮村的社会文化实践既为我们提供了实践的样板，也为自身和社会公众提出了探索持续下去的可行路径的新话题。
文本存在的不足在于，对《皮村工友》微信公号的主体性分析建立在公号推文上，尽管这在一定程度彰显了打工群体的主体性，但是若能结合对运营者一对一的深访，更能从多角度挖掘、展示他们的主体性和文化空间的构建。本文从打工群体主体性与媒介技术、社会结构的媒介化框架进行分析，这一尝试性研究对关注和谐社会发展背景下的社会边缘群体的赋权、生存意义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理论探索意义。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从深访、社会调查等经验观察角度挖掘更有深度的数据，结合文化空间分析进行更有价值的研究。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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