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这些可被设置的“圈子”，青少年在朋友圈里的线上自我呈现出新异的形态。那么你觉得青少年在朋友圈呈现出的是“真实的自我”还是“虚假的自我”呢？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教育学术月刊》2014年第8期
黄华 林珣 肇庆学院
朋友圈里的“我”：基于戏剧论的探索
摘 要
在Goffman戏剧论的框架下，半结构化的深入访谈研究表明，朋友圈是青少年自我探索的理想场域，在友伴和自己的“观看”下，青少年感知到自我的延伸，表现出“真实的理想自我”。线上的自我探索对青少年的线下生活也往往产生增强效应，从而加剧了其原本的实验性和复杂性。由此引发的教育、健康、法律等相关的议题也亟待跨学科视角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青少年;自我; 戏剧论;朋友圈
引言
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推出的一款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短信、视频、
和文字，支持多人群聊的手机聊天软件。微信4.0版本推出“朋友圈”作为其主打功能。朋友圈允许用户便利地生成和传递以
为主导的信息，并且“栖息”其间——青少年藉此可以获得丰富的机会与他者建立联系，参与相对自由而开放的网络表达，展示内心复杂的多重性等。朋友圈作为表演场域，有助于用户进行自我探索。这对于青少年而言尤其重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自我表达和建构常常意味着“暴风骤雨”般的经历。他们迫不及待地企求所谓的“定向”：尝试不同的活动来确认自我、采择各样的符号来标示自我等。在智能手机日益普及的背景下，朋友圈成为当前青少年最“潮”的在线应用之一。他们热情而灵活地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朋友圈作为平台，披露或展示不同于线下生活世界的另一个“我”。对此，本研究试图在Goffman的戏剧论框架下，通过系列的半结构化访谈，分析和检视青少年在朋友圈的自我表达和建构的经验，以启迪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朋友圈与青少年线上自我
朋友圈是指用户在微信上通过各种渠道认识的朋友形成的圈子。朋友圈可以让用户在添加联系人时进行归类，并基于此进行信息分享。与传统的社交网络（比如微博或QQ空间）不同的是，这些分享的信息只能在特定圈子里被直接看到。因而朋友圈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青少年在线空间的私密性。这折射了微信主打“强关系”而非“弱关系”的命题倾向，也恰恰是吸引青少年用户的关键——它可以充分满足青少年对独立的自我空间的渴望。
微信朋友圈吸引青少年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其
分享功能。
分享在青少年生活中蕴含了自我展示、寻求认同、传递资讯、交流感情等重要的发展意义。较之于传统的文本，
使青少年的自我表达和展示变得更为丰富、即时而快捷。利用智能手机，青少年只需随手拍，配以三言两语（或无需文字），在朋友圈就可以实现
分享，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却又充满了无穷乐趣。
朋友圈中，青少年借助
或其他符号呈现丰富的个人信息，同时探索和建构线上自我。本研究中，线上自我是用户对朋友圈中的“我”的体验和理解。这个定义源于美国传媒学者Turkle的思想。Turkle认为，人之自我本质上表现为多重性，线上自我是多重自我的分部，与线下自我密切关联，并且相互交织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她甚至认为，现实生活也只不过是另一扇“窗户”而已。[1]
根据Turkle的观点，我们可以作出推论，包括朋友圈在内的社交网络是当前青少年生活的另一个场域或“窗户”，青少年在其间表达和建构着“自我”。比如，目前在社交网络里广泛流传的代言体（“我是**，我为自己代言”）恰恰反映了青少年线上自我表达和建构的强烈的内在冲动。线上的“我”是主要依赖文本、
、视频等作为媒介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发布而就”（postintobeing）的特性。换句话说，那些被记录的经历成为符号化自我的建构过程。线上自我并非是某个虚拟的或飘缈的存在，而是“某个活生生的力量，能动者，行动于此间（朋友圈），并且藉由行动构建于此间”。[2]但迄今为止，对于朋友圈里青少年线上自我的相关经验却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而这，恰恰是本研究的聚焦所在。
Goffman式的自我理论
Goffman的戏剧论是当前探讨用户在社交网络表达和建构线上自我的主流范式。戏剧论首先强调情境之于个体自我的意义。Goffman认为情境创造出相应的要求或期望，并且迫使个体跟随，因此，个体的自我是基于特定的情境而建构的。在其经典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中，Goffman指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戏剧行为的舞台，生活中人与人的际遇如同演戏，每个人都是表演者，并且都有自己的戏目，这些戏目并非单调或者唯一，而是因应于不同的情境而变换。如同演员面对着不同的观众。[3]Goffman认为，当个体出现在观众（或假想的观众）面前时，总会试图控制他们对其在该情境下的印象。不管个体怀揣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能顺利实现印象的控制，那么他往往可以从中获益。[3]因此，至关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表演出来是谁”，或者“你是如何进行印象管理的”。
情境有前台与后台之分。个体在前台所展现的即是前述的承载着社会期望的“印象”，只有在后台，个体才能突破角色压力而展现出所隐匿的真实存在。与前台和后台对应的则是所谓的“外在我”（outerself）和“内在我”（innerself）。外在我是自我的某种外在的“面”，即所谓的“印象”。与之相对的是内在我，是真实的但常常受到阻抑或掩盖的。外在我受到内在我的操控或投射以图获得适切的印象。但这并非意味着“外在我”与“内在我”的分裂。
在Goffman看来，尽管构成或演绎“面具”的形象本非本质，言辞亦非事实，但“言辞和形象如同贝壳，在构成自然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上，绝不亚于被其包藏的内容”。[4]形象与言辞，虽为外在之饰，实则是自我之实。“从某种意义而言，只要这种面具代表我们已经形成的自我概念，即代表着我们努力达到的自我”。[5]因此，人们通过印象管理和控制他人对自己的观感，并藉由此观感而修正自我呈现或表征，其自我则在舞台中与观众的表演和互动间得以生成。
我们认为，戏剧论可以较好地迁移至朋友圈的场域。根据戏剧论，个体的表演是基于特定情境的，情境的定义关键是“在场”的观众。但观众不仅是那些面对面的人，还包括那些假想存在的人。因此，“在场”的充分条件被界定为表演者“感到他们（观众）是如此地接近，以至于自己正在做的一切，包括对他人的体验，都足以被他们感知到，他们也足以感知到自己这种被感知的感觉”。[6]在朋友圈中，用户之间是通过电子媒介的机制实现互动的，尽管这个机制移除了时空之间的必然联系，但它同样可以促成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感知，让彼此获得至少部分程度上共同在场的密切关系。这使得戏剧论能够摆脱时空上面对面的限制，而适用于考察青少年在朋友圈的行为。
研究方法
由于朋友圈里用户的经验往往表现得细腻、深层而多样，难以用量化的手段进行探索。因此，我们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作为主要的资料搜集方法，进入青少年用户的内心世界，以了解他们在朋友圈里表达和建构自我的那些行为背后隐含的意义。
访谈对象
参与者的招募经由研究者的四位“朋友”引荐，以类似“滚雪球”的方式，合计招募到13名（包括这四位引荐者）年龄在17-21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作为最终的参与者。这些参与者根据各自的引荐者分成四组，每组内参与者都与研究者之间形成两两互“粉”的朋友圈。藉此，研究者可以观察参与者的线上发布以及展开相应的线上访谈。所有参与者均被明确知会相关研究的目的、过程和意义。
访谈过程
在进行访谈之前，研究者仔细观察对象在朋友圈的行为，包括他们之间的互动，比如哪些话题具有较高的响应、话题如何被启动或延续等。研究者希望借助观察，为访谈提纲的设定和修正提供必要的依据。访谈是一对一的线上（通过微信的文字和对讲功能）形式展开的，必要时辅以线下面谈。每次访谈时间大约40分钟。
访谈内容
根据研究目的，访谈内容设计为三个核心主题，分别为“如何呈现”、“为何如此呈现”及“呈现后的结果”。并据此分类，设计出能以渐进的方式回答的子题目。访谈从其如何开始使用朋友圈谈起，逐步深入了解其在朋友圈里的线上自我表达和建构的相关行为，并据此展开进一步由外而内的探究，以了解其内心的真实感受及动机。
资料整理与分析
所有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对所有文字和录音资料进行逐字稿整理，对相应的资料编码（编码主要方式为“人名缩写+日期”，比如“RW20130713”）备份。在资料分析之前，研究者反复阅读所有的逐字稿，熟悉并掌握原始材料，仔细琢磨蕴含其中的意义，并且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感。而资料分析过程则主要基于数据驱动和理论驱动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结果
基于戏剧论，研究者根据访谈收集的资料，梳理青少年在朋友圈里进行自我表达和建构的相关经验。总体而言，这些经验涉及朋友圈作为“舞台”的体验，青少年对“观众”的理解，线上自我建构的形态以及线上自我对线下自我的影响。
第一，朋友圈作为自我表演的理想舞台
朋友圈的关键功能之一是对“圈子”的设置。用户的发布在默认情况下对所有朋友乃至陌生人都是开放的。但用户可以通过操作，让某个（些）人不能看见。圈子里的好友可以相互评论或者“赞”彼此的发布，但这些评论或者“赞”只能被双方以及双方的共同好友看到，因而用户只能看到好友的评论并且完成“接楼”（即评论的彼此延续）过程。这种圈子构成的“小世界”让青少年进行自我表达时尤其感到安心和舒适。
“我跟老师有加微信的，但是他们被归为‘老师’，我在朋友圈里的东西他们是看不到的。否则就麻烦了……你懂的，他们常常是我们的吐槽对象。”（RW20130713）
“很不爽……过年了，个个（亲戚）都要我的微信。我现在通常不发纯文字的了，因为没法分组，他们（亲戚）也可以看到。只有发
，我要给我的好友看，我会设置的，这样他们（亲戚）就可以没法看到。超级郁闷的。”（LB20140207）
从中可以看到，青少年在朋友圈里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圈子”的封闭性。一般来说，青少年会对微信联系人进行分组，然后在相应的照片发布之后，选择性地展示给特定的“圈子”。而文字发布是完全开放的，因此，很多青少年用户在文字发布时，也会配上无关的
（比如漆黑的夜空），并藉此而对其文字发布进行对象圈子的设定。这些经验表明，朋友圈作为精巧设置的社交网络，让青少年获得了Boyd所谓的“私隐”空间———有别于学校或家庭这样“受（成年人）控制的”空间以及集会或派对那样的“公共的”空间。[7]
更为准确地说，朋友圈之于青少年而言，实际上是公共空间与私隐空间的结合——通过圈子设定，信息发布在公共场所发生，但只是指向特定的朋友。因此，朋友圈之于青少年而言，如同放学后的街头巷尾，与友相伴的青少年往往可以在其间相对轻松而自由地表达和建构自我。
第二，谁在观看，友群还有自己？
朋友圈跟传统的聊天室或者BBS(BulletinBoardSystem)的匿名特征不同，大多数青少年在其中建立的人际关系都是基于线下现实生活，彼此或多或少相识，[8]因而实质上是非匿名性的（nonymous）。其线上自我建构不可能天马行空随意捏造（比如所谓的“在网络里，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而是需要留意观众或者假想观众的反应。
“我想让我的朋友知道我在做什么。这些信息都是真的，谁那么无聊去捏造自己的经历啊。都是认识的人，（自己）总得表现得正常一点吧……我最重要的圈子是我的宿舍，其实他们都知道我（的信息）是什么意思。我也知道他们的。”（WSGL20130918）
“我可以叛逆。在东莞扫黄事件中，我也可以瞎起哄，但是，我的那些信息只是博君一笑罢了，别当真。我在他们（圈子）中就是个贪玩的人。”（FL20140220）
这些访谈记录表明，青少年的朋友圈如同线下生活，实则是Foucault意义上的藉由种种“监视”而形成的规训性社会（disciplinarysociety）。亦即，青少年在朋友圈的行动无可避免地受到好友或其他用户的“监视”，因此需要表现出与现实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的连贯性和协调性——尤其是与特定社群的印象、准绳或礼节相适应。
但潜在的“观众”不仅是圈子里的朋友或者假想的他者，还有用户本身。多数参与者都表示，尽管希望好友看到自己的发布并且做出回应，但这并非意味着其线上自我只有透过他者注视的眼光才得以存在。即便无人关注，那些发布仍然是活生生的自我表征—因为，对所有这些资料至关重要的关注，恰恰是自己。
“都说越寂寞的人越喜欢暴露自己，这个是的吧。不过我觉得无所谓的。其实最重要的是自己开心就好，别人的评价怎么样我不是很在乎的……这个，就当是我孤独寂寞冷咯。难不成俺不能温暖俺自己啊，哈哈。他们笑我自恋癖，我不反对，就算是吧。”（DX20131215）
这个访谈节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朋友圈上的自我表演同样具有其他社交网络情境下的“自恋”特性。朋友圈里的资料，尤其是与自我相关的照片，恰恰是青少年投射自身的媒介。他们喜欢不时地翻阅或回顾自己在朋友圈留下的资料，如同自恋的词源意义所折射的——坐在岸边观赏自己水中的身影，藉此而感到顾影自怜的爱意。在上述的节录中，我们也可以体悟到朋友圈背景下，自恋似乎成为其自我发展或自我实现的一种动态机制。通过翻阅或回顾那些资料，青少年可以不断地提取附带其中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个人叙事，从而实现对自我的认同过程。换句话说，那些资料不仅表征了青少年的生活经验或个人叙事，同时也作为架构，框定（framing）了他们关于自己的理解。
比如，有参与者对其朋友圈的照片评论说“这个是我去香格里拉留下的照片，是跟朋友一起去的，算是第一次穷游吧……我喜欢在路上的感觉。”（ZZ140118）于此，这些照片作为某个记忆的线索和自我理解的框定得以凸显——它们或多或少有助于让发布者在日后回忆起旅途的点滴，以及认同那个“喜欢在路上”的“我”。
第三，真实的理想自我
青少年在朋友圈的发布中，常使用类似“美图秀秀”的图像处理软件或者拍照傻瓜指南等，对自我相关的特定内容进行整饰，从而产生迎合观众（包括自己）期待的某些效果。这印证了戏剧论关于印象管理的论述。
比如，有参加者认为：“这个自拍是素颜照，不过……现在谁的前置镜头都是美化功能的啦，我这个用的是华为p6，传说的自拍神器……照片就是照骗，满大街的人都懂的。”（RW20131215）
从中可见，伴随着拍照设备数码化以及相应的软件/硬件提升，青少年往往使用各种方法或技术对发布的照片进行重设。青少年善于采用照片（尤其是自我聚焦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并且在体验中建构Goffman意义上的“理想化的自我”。但在访谈中，研究者发现，青少年在朋友圈也表现出强烈的真实的（authentic）自我感——他们尤其强调其线上发布是其“亲临”的生活经验，是实际上发生的。
“这就是我，嗯…我不会顾忌谁的看法，他们看到的是我，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想太多别人的想法。那些我记录的，就是我的，我的生活……痕迹。”（LX130505）。
“我希望我的小伙伴们看到的是真实的我，至少有个地方可以让我无需造作地活着吧……呵呵，这里（即朋友圈）对我是接纳的。我也想跟我的小伙伴们分享关于我的信息，所以……嗯，（线上的）我是真实的。”（GLS130512）
因此，总体而言，用户在朋友圈的表达和建构的不仅是“理想化自我”，更是“真实的理想自我”——为社会所赞许，在既定的条件中青少年又能够建构的自我。青少年的发布如果得到越多人点“赞”或评论，其线上自我，则越是如同童话中灰姑娘的南瓜马车及华美服饰一样，得以成为他们心中那个理想自我的形象。但这种理想自我并不是幻象或者虚假的。
那些事件、景观、礼品以及食物，或者癫狂、卖萌、搞怪以及戏谑等——所有那些循规蹈矩的生活中的小小例外或者惊喜，青少年往往都热衷于用镜头捕捉并记录下来。这些自我“亲临”的生活经验的定格，往往负载了青少年鲜活而实在的美好感受，并且都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因而，那些看似“非日常”的自我经验实则也是其“日常”的真切追求——朋友圈里的“真实的理想自我”。
第四，线上自我对线下自我的作用
毋庸置疑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行动影响着青少年在朋友圈里的行为与体验，线上的行动也转而反作用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这种线上自我对线下自我的增强效应的主要触发因素是共享环境的营造。比如，在青少年的朋友圈中，旅行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关于旅行的风景、伙伴或者感想等，都构成环境线索，为其线下行动提供了有意或无意的提醒或期待，因此触发了更多青少年旅行并且发布相关的信息。
有参与者表示：“（朋友圈里）都在晒幸福，搞得我，不拍拖，好像很可耻很可怜似的。”（LB20140215）
“圣诞节，到处秀苹果，我都不知道我收到的这些苹果是他们真心实意的挂记我祝福我呢，还是情势所逼或者随波逐流，哈哈，我会觉得有点别扭。”（LJ20131225）
这些节录折射了朋友圈里青少年的发布对其线下行动的增强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朋友圈不仅反映着当下的青少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造就着当下的青少年，造就着他们新的体验。这呼应了Cushman早在1995年关于互联网的预见：它（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文化客体，而更是（工具或符号）被用于形塑新形态的个体和集体的自我”。[9]
线上自我对线下自我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带来的实验性上。那些与自我相关的丰富多彩资料充分折射或“展示”了青少年的自我状态、偏好或品味。它们不仅是Goffman意义上的“印象管理”，也往往承载了那些“生活在别处”的新异的自我经历，因而允许青少年获得更广泛多样的生活经验，促成其更弹性的自我探索。
比如有女性参与者评论她的各种搞怪自拍照时说：“我可以在照片上加上两撇胡子，够cool吧，呵呵，没别的，就当是玩了……不过那些人（圈子里的好友）癫噶（粤语，意指‘疯的’），个个都话我适合做‘直男’（即为标准的异性恋男人，笔者注）……晕，做女汉子做习惯了，她们似乎都把我当爷看了。”（GLS130512）
这个节录反映了青少年在朋友圈的自我表演中，常常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或者以不同的方法展示自己（比如搞怪、幽默等等），他们试图呈现出与惯常状态下迥异的自我形象，并藉此而获得来自好友的相应的反馈。这些多元的反馈———尤其那些来自于复杂而纷争的话语脉络的反馈——对青少年的自我表达和建构带来深刻的影响，使之更具实验性，同时也日益复杂化。
讨论
朋友圈使参与其中的青少年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我们在一起”的类似社区生活的临场体验。在“圈子”的精巧设置下，青少年获得了相当的自由而充分的机会来表达和建构线上自我。作为表演的理想舞台，以及由此而获得的自我探索价值，并非意味着青少年可以在朋友圈里为所欲为。
相反，其间的非匿名性让青少年的行动置于广泛的观看或“监视”之下。这些观看或者“监视”具有主导性的力量，对其线上自我的表达和建构行动形成条件约束。基于戏剧论，尽管用户的行动只有在被观看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但在朋友圈的情境下，青少年之线上存在往往也是自我中心的。青少年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体验、自我的偏好与表演，而圈里的好友常常只是为了观照其自我表演而存在的（这其实也体现在他们对圈子的设置中）。
正是由于这些可被设置的“圈子”，青少年在朋友圈里的线上自我呈现出新异的形态。一方面，在观众的注视下，线上自我表达和建构着无法脱离现实的关系基础，另一方面，作为理想的舞台，青少年无可避免地操控其印象以迎合特定“观众”的期待。其中，尤其是
的应用，使自我的展示更加显得深思熟虑——青少年会根据观众（包括自己）的期望对其发布的照片进行精挑细选。这跟Zhao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基于Facebook的研究发现，用户倾向于在社交网络里建构“希望的可能自我”。[10]但本研究中，青少年倾向于通过圈子的设置，而无需通过隐藏及压抑“真实自我”来凸显“理想自我”。
基于戏剧论，青少年在朋友圈里强调理想化的自我，但线上自我出于观众（包括用户自己）注视，因而需要基于其现实的生活经验——线上真实与线下真实，或至少与线下部分真实是相互连接的，具有经得起各方“观众”检视的同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朋友圈里的“理想自我”表现为Ｏ’Brien所谓的“真实的可信赖性”（realauthenticity），而非“可相信的幻象”（authenticfantasy）。[11]因此，总体而言，青少年在朋友圈呈现出的是“真实的理想自我”。
青少年在朋友圈的自我“再造”是自我在不同场域的人际互动中的“角色分化”的体现，线上自我对线下的生活产生强化作用，这部分得益于其中可能的反身性（reflexivity）思考机会。朋友圈让青少年获得“表演者和观众”的双重身份，从而促使其进行反身性思考。他们根据自己在朋友圈的发布，实践、争取、学习及诠释自我对事务的认识和主张。因此，朋友圈里的表演本身促成了自我认同的发展，并且逐渐借助这些表演而建构相应的社群。这跟过往基于其他社交网络的研究一致。比如Baker对那些青少年乐队粉丝的线上自我建构的俗民志研究表明，选择某个乐队成员的昵称作为用户名意味着其对该乐队的认同，这个线上建构的自我转而反作用于线下自我与该乐队的关系模式（比如更多地参与演唱会，购买其产品或海报等）。[12]
此外，朋友圈里的自我表演在戏剧论架构下获得了自我释放的意义。当代人的行为表现中，或多或少存在着“前台”社会形象的维持，以及“后台”被压抑真实性格的释放。而朋友圈，由于其圈子设置功能，在作为公共空间的同时也获得了私隐空间的意涵。如同Goffman意义上的“后台”，成为青少年抒发压抑性格的一个管道——那些搞怪的照片、旅途的风光、精致的餐点、美好的际遇等等，或多或少都意味着对现实世界里自己真切感受到的正经、常规、俗套或者平庸的生活下的逃逸。青少年在这种逃逸或释放之中，也获得了新异的自我感。
结论
Mcluhan提出“媒介即讯息”的概念，认为重要的不是媒介传递的讯息和内容，而是媒介本身——媒介本身对文化和人之心理的冲击，远高于媒介传递的资讯和内容。[13]朋友圈作为社会媒介（social media）的典型代表，是开放和多维的。是青少年自我表演的理想场域。作为一个没有中心、没有边缘的空间，它让青少年生活在一个个的圈子里，在友群或者自我的注视和关切之下展开自我的实验。青少年在朋友圈的“我”并非纯粹的理想化自我，而是“真实的理想自我”。青少年在朋友圈可以感知到自我的延伸。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线因为人之延伸而渐趋模糊，或者说是混杂一体，因此朋友圈里的“我”无可避免地对青少年线下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而这，无疑使青春期这个原本就动荡不羁的过渡期更显得复杂而不确定。
Heidegger指出，“技术不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揭显(revealing)的模式。”[14]“揭显”源于“技术”（technology）的希腊词源（techne），具有“带出”（bringforth）的意涵，而带出与“知识”或“真理”密切关联。因此，“（技术）开启了揭显的领域，亦即真理的领域”。[15]当前，微信朋友圈作为新生的媒介和技术，它之于青少年的教育、健康乃至司法等，在带来系统性的扰动或挑战的同时，又将“带出”什么更为深刻的演进或拓展呢？这无疑是当前各个学科的研究者迫切需要面对的议题之一。因而，展望未来，伴随着相关议题的涌现以及研究方法的发展（比如基于发布内容的大数据分析等），朋友圈以及其他社交网络情境下的青少年经验，将引发更多基于多学科视角整合的研究。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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