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中的金融资本空间化：
叙述逻辑、历史考察与理性回归
摘 要
金融支持双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下表现为金融资本的空间拓展问题，因此本文基于马克思的经典资本循环理论，结合已有的资本空间化研究成果，构建了兼具理论抽象力和解释力的双循环下金融资本空间化分析框架，它不仅包括金融资本从介入实体经济循环到形成独立运行的虚拟经济循环，而且包括从内循环到外循环的纬度扩张，由此形成金融资本空间化的叙述逻辑。在此基础上从历史视角揭示了金融资本过度空间化在双循环中产生的经济失衡，即它在内循环中表现为挤压实体经济循环和虚拟经济自我膨胀形成金融风险，在外循环中强化贸易失衡、增加金融投资和实体投资的脆弱性以及压缩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因此有必要从重构金融资本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的发展空间以及构建金融资本内外循环中的空间平衡机制两个方面入手，以期将金融资本的积累和循环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积极发挥金融资本在双循环中的支撑功能。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循环；金融资本空间化；双循环
作者简介
张方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一
引言
从经济史的演变来看，中国经济双循环模式经历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内循环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外循环开启”、“外循环占比逐渐增加”以及“外循环逐渐平稳”等不同阶段，为创造“中国奇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研究富矿。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随着全球范围内产业资本主导向金融资本主导的转变，制造业增加值在 ＧＤＰ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以及金融业占比不断增加（Krippner,2005），引发了学界对金融资本与经济循环关系的分析。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黑天鹅”与“灰犀牛”风险互相交织，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同时叠加民粹主义、保守主义、霸权主义、修昔底德陷阱以及逆全球化等多重思潮的抬头，如何重构国内外经济循环是当前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２０２０年 ８月 ２４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研判，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构建经济循环模式的根本遵循。鉴于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稳步上升至 ８.３％的客观事实，金融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介入经济循环的程度不断加深，正如列宁所言，“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由此引发了政治经济学语境下对双循环中金融资本空间化的分析，而这同时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诉求。
二
文献综述
整体而言，关于双循环中金融资本空间化的直接文献并不多见，大部分是从不同视角进行分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经济循环的理论源泉是基于资本循环视角展开的，后续学者也采取了这一研究方式。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一，关于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分析。按照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期来看，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金融资本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化这个术语的背后就藏着一种特殊的积累方式，意味着允许尽可能经常地和稳妥地通过操纵不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国家的金融中心来获取工业利润、金融企业收益以及利息和红利”。同时金融全球化有三个构成要素：“对货币和金融要放宽管制或实行自由化、消除各国内部金融市场分割状态以及非中介化”，表现为金融活动、金融机构和国际游资的全球化，削弱了其他国家的金融主权以及造成金融危机，以致形成非正常的技术 －金融依附。
其二，马克思曾立足生产方式以及资本积累和扩张提出资本空间化思想，随后哈维在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学派和垄断资本学派基础上提出资本三级循环理论，认为剩余资本可以在二级循环中通过资本市场转变为固定资本。同时他通过信用扩展的概念使得金融资本积累自然而然带有空间元素，并提出“有一种永不停息地减少（如果不是消灭）空间障碍的动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永不停息地加速资本周转的冲动”，以致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形成了基于空间视角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资本空间化”分析范式，即资本对空间的生产和占用，是资本积累和增殖这一内在本质驱动的结果。同时，有学者对空间的概念内涵也进行了拓展，认为它不仅包括具有实体边界的物理空间和地理空间，而且也包括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开发的虚拟网络空间以及社会空间。此外，一些学者在研究金融体系和金融创新中进一步深化了对空间的认识，比如影子银行通过衍生技术的创新不仅可以转换空间，而且可以创造出新的空间，突破了某些监管和套利所固有的限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金融资本占用和生产空间的内涵，并进一步拓展了哈维的空间概念。因此，资本空间化的要旨在于通过资本内在驱动扩大自身积累的物质空间。
其三，以金融化、金融化资本与资本循环的关系为主题进行分析，其中关于金融化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它的定义和分类，大体包括宏观层面的金融化和微观层面的金融化，微观上包括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以及家庭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国内学者中以张成思对金融化的系统性研究为代表，他不仅区分了新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金融化，而且区分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金融化。此外，有学者从金融化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了金融资本循环空间的扩张以及金融资本在更大范围内积累和修复资本循环的机理。
其四，以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模型作为微观基础框架研究了经济增长、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等宏观问题，比如通过纳入货币的资本循环模型对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力再生产金融化的过程进行分析，验证了外在货币关系下金融体系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具有正向作用，以及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运行稳定在微观主体金融交易循环中的重要作用。诚然，现实中的经济循环并非因为货币或者金融资本的介入变得畅通无阻，循环中也难免存在摩擦。美国左翼经济学家邓肯·弗利基于时滞构建了资本循环及其阻塞的动态化模型，并使用金融滞后描述了金融资本在介入生产资本的购买—生产—销售循环中的作用，后续马克思主义学者桑托斯、巴苏等人都在马克思的资本循环框架和弗利时滞下通过数量关系研究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但由于弗利将金融资本概念局限于货币度量的金融资产，因而无法全面把握金融资本的内涵，自然也就无法对它介入实体经济循环和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双重模式进行深度剖析。
以上文献为本文探索构建金融资本空间化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益启发，如有学者认为金融化的宏观定义表现为金融力量、金融机构和市场以及金融行业的工作者在全球经济运行中扮演着越来越多的角色，微观定义主要体现在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上，两者之间存在理论联系的关键在于它与宏观层面金融化的定义存在重合之处，因此金融资本空间化与宏观层面金融化的区别和联系是本文进行这一理论探索的重要出发点，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以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资本空间化理论是金融资本空间化分析框架形成的重要支撑，金融资本空间化是马克思主义资本空间化理论在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具体化，在经济学说史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也即是说，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一个亚种，它不断突破自身限制从而扩大积累规模进行增殖是金融资本占用和生产积累空间的驱动因素；而宏观层面的金融化涉及新古典经济学、现代金融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不同流派，因此其内涵和逻辑无法达成共识，难以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
其二，按照马克思考察资本问题使用“资本一般”和“资本特殊”的分类方式，主体规定性在资本逻辑分析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明确行为主体是借鉴这一方法论的重要前提。如前所述，金融化着重于其他非金融资本如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增殖采取了金融资本的方式，进而被纳入金融化资本的范畴，并使得社会经济步入金融化主导的积累轨道，造成诸如“脱实向虚”等经济失衡问题，因此宏观层面金融化并未界定明确的行为主体，而是通过罗列一系列涉及金融资本的主体来提高金融化的适用性，这既包括金融资本，也包括非金融资本；而金融资本空间化行为主体主要界定在包括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金融资本上，因此可以更好地承接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
其三，在具体分析的切入点上，金融资本空间化着重空间延展逻辑，一方面包括有物理边界和地理边界的实体空间，如金融资本在内循环和外循环中的积累以及内外循环中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之间的积累等；另一方面包括其他形式的空间，即由于技术、金融创新、监管政策、套利等多种方式驱动形成的新空间，而这些正是大卫·哈维对空间概念的认识。而宏观层面金融化的论述主要着重于不同流派的不同分类上，难以形成具体的突破口。
此外，本文通过集中分析金融资本在内循环和外循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的边界问题，来阐述金融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机制，而这更需要借助金融资本空间化的框架工具，就金融在双循环中的空间扩张进行全景式的阐述，而金融资本全球化或金融资本国际化是金融资本越出一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转移的一系列现象，是地理空间逻辑的重要体现，它与金融资本在外循环的空间拓展对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资本全球化或国际化是金融资本空间化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对双循环的叙述逻辑存在碎片化倾向。
三
政治经济学语境下
金融资本介入经济循环的基本理论
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金融资本”一词并未正式提出，但他对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这两类资本后来共同构成金融资本。具体来说，借贷货币资本是从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并发挥货币执行职能资本这一使用价值的特殊货币资本，正如“一切借贷资本，不管它的形式如何，也不管它的偿还会怎样受它的使用价值性质的影响，都始终只是货币资本的一个特殊形式”。至于生产过程中被职能资本家持有的货币资本，其本质“始终只是同资本的其他形式相区别即同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相区别的资本的一种经过形式。”同时，他认为“生息资本只有在借贷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并生产一个余额（利息是其中的一部分）时，才证明自己是生息资本。”后来拉帕维查斯也认为借贷资本是生息资本在理论以及现实操作上的进一步展开 。与借贷货币资本不同的是，虚拟资本是代表对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并可以通过独立买卖得到偿付的一类资本，也是能够带来收益的以纸质复本形式存在的一类资本，“作为纸质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他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它的价值是由预期收入通过资本化过程幻想出来的，“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像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具体包括股票、债券、国债券、金融衍生产品以及通过证券化技术产生的有价证券等。同时，随着信用制度和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借贷货币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转化更加容易，即 Ｇ—Ｄ—Ｇ′。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资本是同时满足流动性和增值性的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统称，是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并列的一个资本亚种，它的循环是前述两类资本循环的综合。
金融资本介入经济循环的理论根基来源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的分析。他认为“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用公式表示为 Ｇ—Ｗ( Ａ，Ｐｍ) …Ｐ…Ｗ′( Ｗ＋ｗ) —Ｇ′，并在其中划分为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三个子循环，由此构成了产业资本的全部循环模式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微观基础。此外，从中观层面来看，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的结构比例也揭示了经济体系的循环运动。事实上，产业资本循环和商业资本循环组成了现代社会的实体经济循环。资本本身存在的增殖限制与不断突破这种限制的努力的矛盾贯穿于整个经济循环中。作为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金融资本一开始就与生产方式、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并重构了产业资本的循环。在这里，需要提及货币这一经济范畴的重要性，即它是以承担金融资本研究的逻辑起点而出场的，是作为价值载体在商品交换中与商品相对立而存在的，以一般等价物的身份便利了商品交换过程，同时也使得经济逐步进入货币化阶段。此外，货币在参与经济循环并形成闭环中作用非常显著，即在交换中预付出去的货币，最终会回到资本家手中，从而形成一个闭环，这也正是意大利货币循环学派和后凯恩斯学派的格拉齐亚尼将经济过程描述成一系列“货币流”按序循环的原因所在。
同时，产业资本循环模式中内生出借贷货币资本的形成机制，使得货币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成为事实上的可能。首先是部分资本会以货币的形式漏出，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 Ｇ—Ｗ 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 Ｗ′—Ｇ′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 鲁道夫·希法亭（１９９４）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货币资本的周期性游离和闲置”，也即是伊藤·诚和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２００１）所言的“渗漏物”。因此，停滞资本一方面作为循环的资本组成部分，与工业资本同样参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另一方面暂时退出循环过程，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或生息资本）等金融资本。此外，马克思揭示出这种游离或者漏出有利于资本循环，比如定期提取折旧基金以备将来设备更新，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等价格下降以及剩余价值积累扩大再生产导致的漏出都是维持产业资本循环的重要条件。其后，闲置的货币通过金融体系和信用机制单纯的出借行为转变为借贷货币资本，凭借“额外的使用价值”满足了凯恩斯所说的企业 扩 大 再 生 产 的 “融 资 动 机 ”需 求 以 及 居 民 家 庭 日 常 生 活 和 劳 动 力 再 生 产 的 需 求，由此形成以双重支出与双重回流介入实体经济的借贷货币资本循环，其运动总公式由 Ｇ—Ｇ′拓展为 Ｇ—Ｇ—Ｗ…Ｐ…Ｗ′—Ｇ′—Ｇ′。如前所述，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并非直接转化为生产性资本，而是被用于购买生息的或者可分红的金融工具，因此对索取权或所有权证书的积累使得它与虚拟资本的转化日益频繁，即 Ｇ—Ｄ—Ｇ′。
事实上，从马克思关于借贷货币资本积累与职能资本积累周期性分离的辩证分析中可知，金融资本循环并不总与职能资本循环保持一致，即它一方面与职能资本相关联形成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的生产循环，另一方面则形成脱离于实体经济的自治性循环。在这一点上，凯恩斯在《货币论》中通过论述工业流通和金融流通的区别也揭示了工业循环与金融循环之间的差异。随着金融资本与职能资本的周期性分离转化为结构性分离，即“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金融资本逐渐呈现双层积累特征。
四
从内循环到双循环：
金融资本空间化的逻辑进路与框架生成
诚然，金融资本介入经济循环的基本框架并非囿于内循环或封闭经济中，马克思关于资本空间化的分析早已存在于他的经典阐述中。从经济范畴来看，资本作为最基本的概念已经蕴含了丰富的空间内涵，并为后续的空间化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正如他指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宜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关于空间缺失的理论诘难，马克思认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事实上，在关于“六册结构”写作计划的考证分析中，他就将“世界市场”作为独立章节进行研究，这凸显出商品资本参与外循环的重要性。
在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资本本身存在的积累悖论使得过剩资本需要通过跃出国界寻找投资场所，比如货币资本过剩与低的利息率“将继续下去，直到较高的物价或比较活跃的营业使这种闲置的货币得到使用，或者，直到这种货币投在外国有价证券或外国商品上而被吸收掉。”在完成“惊险的跳跃”实现剩余价值环节，商品资本也尽最大可能地依靠空间拓展来完成，即“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此时，金融资本在空间上的扩张逻辑依然是作为产业资本循环的辅助过程进行的，主要是服从于商品资本流通的需要，正如“英国人为了使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的主顾，不得不贷款给它们。”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国际化已经转变为货币资本的跨国循环，列宁深刻指出“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鲁道夫·希法亭（１９９４）在论述金融资本由融合走向分离中也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卡特尔保护关税政策以及国内垄断带来的资本过剩现象使得金融资本通过向海外殖民地输出获得高利润，“需要强大的国家使得自己的金融利益延伸到国外”。尼·布哈林（１９８３）认为金融资本以不同的输出方式扩张到全球范围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质，并称之为“资本国际化”，同时“金融资本向全球扩张的必然性决定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随着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终结和生产资本循环的全球化出现梗阻，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了滞涨困境。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表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开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全面渗透，着力推动资本积累的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化以缓解利润率下降造成的生产停滞困境，由此产生了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对生产、交换、流通等进行时空修复的方式来维持经济有序运行，金融资本开始不再满足于仅仅为职能资本提供金融服务介入经济循环中。垄断资本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斯威齐认为金融资本的跨境输出与广告、战争、销售费用一样，是化解经济剩余的一种方式。
其后，金融资本形成垄断金融资本并向外扩张，在更大范围内完成积累和增殖过程，形成金融资本积累机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金融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循环中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主要体现在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交易越来越频繁、金融活动越来越多等特征，它所固有的投机性、虚拟性、流动性以及增殖性逻辑在空间扩张中被进一步放大，是资本逻辑的进一步深化。法国弗朗索瓦·沙奈等（２００６）认为 ２０世纪末建立起金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得益于外汇市场、金融体系放松管制引发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流动，正如“最集中形式的资本（以工业资本为主的金融资本或‘纯’金融投资资本）的活动领域和统治空间扩展到全球的大部分地区，在所有有形的商品领域中，跨国工业集团都承担了建立世界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统治的责任”。
因此，从马克思关于金融资本介入经济循环的理论阐述以及后续学者对金融资本空间拓展的分析中，可以提炼出双循环背景下金融资本空间化的基本框架如图 １。
图 １左框和右框分别代表金融资本在内循环和外循环中的运动、积累和增殖空间，下角标 Ｉ和Ｏ分别表示内循环和外循环，其中上部分表示虚拟经济循环，下部分表示实体经济循环，ＧＩ、ＷＩ、ＰＩ、ＤＩ、ＦＩ分别表示内循环中的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虚拟资本和金融资本；ＧＯ、ＷＯ、ＰＯ、ＤＯ、ＦＯ 分别表示外循环中的相应资本类别。其一，ＧＩ、ＷＩ、ＰＩ之间的双向关系表示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循环，ＧＩ和 ＷＩ之间的双向关系表示流通过程中的商业资本循环，ＧＩ和 ＤＩ表示借贷货币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相互转化形成的独立金融资本循环，而这些构成金融资本介入内循环的三种模式。其二，内循环中的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境资本流动或资本账户渠道转化为外循环中的金融资本，即 ＦＩ—ＦＯ，这些渠道因不同国家金融开放程度而存在差异。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虽然２０１８年以来金融开放进程加快，但资本账户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管制，目前通过一些渠道和额度管理的方式联结内外循环中的金融资本，比如 ＱＦＩＩ／ＲＱＦＩＩ、ＱＤＩＩ／ＲＱＤＩＩ、沪港通、深港通、跨境理财通、香港与内地互联互通机制等以及一些自贸区（港）的特殊开放政策。其三，外循环中的金融资本既可以在虚拟经济中形成自我循环，如 ＧＯ 和 ＤＯ 之间的相互转化以及 ＧＯ 自我增殖为 Ｇ′Ｏ，即 ＧＯ—ＤＯ—Ｇ′Ｏ 或 ＧＯ—Ｇ′Ｏ，这可以在离岸金融市场或具有国际特征的金融市场上实现；也可以介入国际贸易（如 ＧＯ—ＷＯ 和 ＷＯ—ＧＯ）或国际投资（如 ＧＯ—ＰＯ 和 ＤＯ—ＰＯ）等实体经济循环中，其中借贷货币资本以跨境信贷或外债的方式参与实体经济，虚拟资本以海外上市、证券投资等方式参与实体经济。比如美国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实行的“马歇尔计划”即是通过借贷货币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资本输出，从而延续贸易顺差格局，并使得西德、日本等国家因为战争导致国内经济循环出现的断层以及生产停滞和资本积累障碍的问题得以解决，这与金本位制时期英国利用自身英镑的地位通过经常账户顺差 －资本账户逆差的形式维持外循环的方式类似；此外，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日本大藏省鉴于贸易顺差出现黑字而推行的“黑字环流”计划也属于金融资本介入经济循环的典型案例。
综上，建立双循环下金融资本空间化这一框架的重要考量在于，金融资本介入经济循环的理论和实践均表明，它既可以参与内循环，也可以参与外循环；既可以参与实体经济循环，也可以形成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因此这一框架的提炼有助于对这些循环进行全景式地描述，而已有的基于地理空间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或金融资本国际化、实体经济被挤压等现象均存在碎片化的倾向，无法揭示金融资本支撑双循环的全部作用机制，但事实上，金融资本在空间上过度扩张是常态并带来经济失衡。
五
双循环中金融资本过度空间化
与经济失衡的历史考察
（一）内循环中金融资本过度空间化与经济失衡
１.金融资本过度空间化挤压实体经济循环
借贷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劳动力、技术要素等职能资本转化并配置到扩大再生产领域，有助于实现 Ｗ′—Ｇ′的 良 好 闭 环。我 国 社 会 融 资 规 模 从 ２００５年 的 ２６.４５万 亿 元 增 加 到 ２０２０年 的２８４.７５万亿元，ＧＤＰ从 １８.７万亿元快速增加到 １０１.６万亿元，有效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循环。反观之，从职能资本循环中也内生出资本积累空间断裂的可能性，即在资本增殖和分割利润的利益驱动下，借贷货币资本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在更大空间上进行自我扩张，造成实体经济份额相对减少。比如，借贷货币资本向职能资本转化缺口日益扩大，２０１０年 Ｍ１、Ｍ２ 与资本形成总额的差额分别为 ７.４８万亿元、５３.４０万亿元，至 ２０２０年底分别扩大至 １８.３２万亿元、１７４.４４万亿元。可以看出，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并没有带来职能资本的同比例增加，反而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形成更大的割裂。以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的投向来看，近年来投向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贷款规模和占比不断上涨，从 ２０１０年的 ３.４４万亿元快速增至 ２０１９年的 １５.３１万亿元，占比也随之稳步增加到 １６.５％，而代表实体经济的制造业贷款规模则从 ７.９１万亿元增加至 １４.２９万亿元，占比从２０１０年的 １７.５％下降至 ２０１９年的 ９.６％；此外，金融行业增加值规模和占比均出现上升趋势，从２００５年的 ０.７５万亿元增加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７.６３万亿元，占比快速拉升至 ８％的高位，而美国金融业增加值比重在 ２００８年爆发次贷危机时为 ７.４％。同时金融资本中很大一部分脱离了制造业、服务业（除金融业以外）等实体经济，并与房地产融合形成 ＦＩＲＥ行业，其增加值也从同期的 １.３万亿元上升到 １２.８万亿元，占比也随之增加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１４.１％。ＦＩＲＥ规模的不断扩大，是金融资本不断脱离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循环寻找自我循环的重要表征，并对职能资本循环形成挤压。显而易见，房地产业的金融属性不断增强是近年来的重要现象之一，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杠杆”的重要内容，它不仅直接导致房价快速上涨进而挤压消费，而且通过产业关联恶化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房地产绑架实体经济，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金融资本过度空间化带来的失衡不仅体现在行业间，同时也体现在区域之间，借贷货币资本在东部（沿海）、中部（内陆）和西部（内陆）地区的分布不均衡导致经济体量出现差距是不争的事实。以各项存贷款为例，东部、中部和西部从 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２０年均呈现稳步增加的态势，其中东部地区从 ５６.９１万亿元增加到 ２６１.３１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保持在 ６６％以上；中部地区从 １４.９９万亿元增加 到 ８０.３７万 亿 元，占 比 区 间 保 持 在 １８％ ～２０％；西 部 地 区 从 ８.２０万 亿 元 增 加 到５３.５８万亿元，占比区间保持在 １０％ ～１３％。此外，以股票和债券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空间布局与以各项存贷款为代表的借贷货币资本类似，其中东部地区股票融资规模从 ２００８年的 ９０５亿元稳步增加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７１０６亿元，占全国比重从 ４０.８０％曲折升至 ７９.６４％；中部地区从 ７３５亿元增加到 １１１１亿元，占比从 ３３.１３％下降至 １２.４５％；西部地区从 ５７８亿元曲折增加到 ７０６亿元，但占比从 ２６.０６％下降至 ７.９１％。另外，东部地区非金融企业债规模从 ２００８年的 １１５６２亿元增加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３０９０９亿元，占比从 ６４.０８％上升到 ７０.４３％；中部地区从 ３７９４亿元增加到６１９７亿元，占比 从 ２１.０３％ 下 降 到 １４.１２％；西 部 地 区 从 ２６８７亿 元 增 加 到 ６１９７亿 元，占 比 在１５％左右波动。
２.金融资本过度空间化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金融风险
其一，从 Ｇ—Ｇ′来看，经典图景下以商业银行为平台的借贷货币资本开始在金融创新和监管套利的驱动下通过影子银行体系进行自我积累，这主要得益于影子银行可将金融创新带来的机构、产品和业务放大成一个特殊的金融空间，从而实现更大程度增殖。比如，一部分闲置资金既可以银行理财、同业理财等形式进入银行金融机构主导的影子银行体系中，又可以余额宝等其他形式进入非银行金融机构主导的影子银行体系中，从而使得这部分资本从 ２０１１年的 １９.２万亿元快速增加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５９.２万亿元，占 ＧＤＰ比重近 ６０％。借贷货币资本通过影子银行进行自我积累和开拓空间的同时，也使得自身越来越远离生产过程即“非生产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如图 ２所示，以影子银行作为载体的借贷货币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部分在 ２０１５年开始超越“生产性积累”部分，在 ２０１６年达到峰值的 ４１.２万亿元，随后在资管新规等一系列严监管政策出台后回落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２５.１万亿元，从而使影子银行也被贴上“资金空转”的不利标签。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对于借贷货币资本来说，增殖是以利息作为表征的，是资本自行创造的源泉，由于借贷货币资本通过借助一个或多个通道（简称“ＳＰＶ”）即多层嵌套的方式促进自身积累，因此每一环节的资本所有者都需要获得相应的增殖或者金融利润，由此形成多环节增殖的特征，强化了“刚性兑付”的软环境，最终抬升了社会融资成本，加重了“融资贵”的顽疾。以资管新规出台的 ２０１８年为例，社会融资平均成本为 ７.６０％，而通过影子银行融资的成本均较高，其中融资性信托贷款平均成本为 ９.２５％，而房地产信托贷款则在 １３％以上，省级政府融资平台均在 １０％以上，互联网金融则高达 ２１.０％。
其二，从 Ｇ—Ｄ—Ｇ′来看，借贷货币资本通过依托信用和金融市场或其他方式不断地向虚拟资本转化以获取最大程度的虚拟性，正如“信用体系的职能实际上是一种调节资本运动的中枢神经系统”，借助于自身庞大的融通社会资本的能力，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倍数扩张。
在金融创新或信息技术的驱动下，虚拟资本形塑自身积累和增殖的新空间。如前所述，资本循环的生产空间不仅是包括物理边界和地理边界的实体空间，同时也可表现为虚拟的网络空间和社会空间。比如，原来依托实体网点的线下金融模式逐步形成线上线下共同发展的格局，其中互联网金融规模的快速扩张在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融资便利的同时也埋下了各类金融隐患，尤其以２０１５年频发的各种网贷恶性事件以及屡见不鲜的 Ｐ２Ｐ跑路现象为典型。此外，金融创新带来金融衍生品种类和规模不断扩大，而其中的结构化技术允许将资产进行分拆，将底层资产和金融债权进行分别交易，转售给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如此反复操作后就扩大了虚拟资本的活动空间，并导致金融脆弱性和风险点不断积累和放大。比如，股票现货交易意味着相应的金融资本可与实体经济中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运作业绩相关联，而股票指数等衍生品的发展则使得相应标的的交易脱离了宏观经济基本面，在更大范围内为虚拟资本积累和向其他资本转化提供了便利。众所周知，正是因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高度发达导致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并形成系统性金融危机。
此外，与借贷货币资本直接受制于工业利润和其他借款人收入不同的是，虚拟资本的流动带有最大程度的自由，而且在流动过程中可以有多次不同的生命过程，因此虚拟资本发展的空间被大大拓展了。由于金融市场上不断经历着虚拟资本价值上升的过程，只要市场情绪或金融资本所有者对价值估值过程还在继续，那么这个上涨过程就会持续，并推动资本价值上涨至最高点，而市场一旦出现风吹草动，资本价值反转跌至谷底，从而导致 Ｄ—Ｇ′的转化链条发生断裂。２０１５年爆发的“股灾”，其本质就是各类杠杆资金（如伞形信托资金、银行理财资金等）快速进场推高股价，并在市场情绪逆转后导致股价跳水。数据显示，从 ２０１４年 ７月开始至 ２０１５年 ６月结束的整个期间，融资买入额占股市成交额的比重在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底达到峰值的 ３１％，随后下降并在 ２０１５年 ４月重新上涨到 ２５.９％的水平，同期沪深 ３００指数从 ２１６４点增加到 ２０１５年 ６月的 ５３３５点的峰值，并随后快速下降到 ７月初的 ４１０７点。同样地，２０１６年的“债灾”也是由于以银行理财资金为主体的借贷货币资本大举进入债券市场后形成资产泡沫并在市场形势逆转后崩塌形成的。
（二）外循环中金融资本过度空间化与经济失衡
１.外循环中金融资本过度空间化强化贸易失衡
作为金融资本外循环中扩张的重要基础条件，美元信用本位制的建立赋予美元“锚货币”以及无限法偿的特征，使得美国在通过资本账户顺差 －经常账户逆差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中规避了国际游资对美元升值 －贬值周期的投机攻击。因此，在出现贸易赤字情况下，美国却通过境外低息借贷、滥发钞票等方式补充美元流动性，而这不利于资本账户顺差 －经常账户逆差的修复，并形成劳伦斯·萨默斯所言的“金融恐怖平衡”。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自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美国逐渐进入贸易逆差通道，除了少数年份外，大部分时期贸易逆差规模不断扩大，并在次贷危机的前期即 ２００６年达到 ８１６６亿美元，同期以金融资产（包括衍生品）衡量的金融资本的输出规模也一路飙升，并在 ２０２０年达到 ７４０３亿美元的峰值。因此，金融资本的海外扩张，强化了贸易逆差的格局，导致 ＧＯ—ＷＯ—Ｇ′Ｏ 的运动链条出现断裂。
此外，在恶化自身贸易条件的情况下，金融资本跨境扩张还通过汇率机制损害贸易顺差国的利益。贸易顺差国一方面对美国大量出口积累过多美元，另一方面则实行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在美元一路走低情况下承担大量汇兑损失。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后期签署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快速扭转了日本对美国的顺差格局，并最终导致日本经济循环受阻而进入“失去的时代”。从贸易加权角度看，１９８５年至 １９８８年日元升值 ５６％，对美元升值 ９３％，实际上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从２６０∶１上升到 １２０∶１，出口实际下降 ４.９％，日本向美国的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比例在 １９８６年达到４０％这一高点，到 １９９０年下降至 ３１.６％。无独有偶，２００２年美国与亚洲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新兴亚洲经济体实行出口助力经济循环战略积累了大量美元，在盯住汇率制度下承担了大量汇兑成本。汇率变动带来的估值效应，是美国通过该渠道增加收入以对冲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从而进一步强化这一不可持续的贸易失衡格局。
２.外循环中金融资本过度空间化增加投资脆弱性
其一，金融资本在外循环中通过跨境资本流动方式或资本账户开放渠道过度积累使其他国家金融投资受损，即 Ｆｏ直接影响 Ｆ₁。１９８３年美国金融账户由逆差转为顺差后，美国国际投资净头寸转为负值并不断扩大，在次贷危机后达到 ２.８６万亿美元的峰值。与此同时，美国持有的海外资产获得的收益高于对外负债支付的利息成为收入顺差国，也即出现了全球其他国家借钱给美国却向美国支付利息的“斯蒂格利茨怪圈”。比如，中国是美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国和净债权国，但对外总资产收益率低于对外总负债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经常账户的顺差。２００３年至 ２０１９年美国对外总资产年均收益率为 ７.０２％，对外负债年均利率为 ２.２６％，由此获得了 ４.７６％的额外收益。此外，美国通过输出美债为他国货币信用提供支撑以获得收益。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俄罗斯通过持有美债来支撑自己的主权货币卢布，事实上在俄罗斯境内并不需要美元作为工资支付、货物服务结算，但只是因为美元是卢布的锚定物，同时还为此向美国支付 １００％的利息。正如弗朗索瓦·沙奈（２００１）所说：“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金融全球化史无前例地加强了货币资本构造资本增值运动的特殊能力，这种增值运动表面上看是‘自主的’，但在它运动的背后，却可以清楚地辨认出种种使生产中创造的财富转移的机制。”
其二，一国金融资本在外循环中过度空间化造成其他国家实体投资不稳定性增加，即 ＧＯ—ＰＯ出现断裂。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拉美国家通过举借外债实行进口替代和高投资的发展战略，而美国银团为了从中获取高额利差，将这些债务国家的风险敞口提高到宏观审慎水平以上。１９７３年拉美七国的外债总额为 ２６９.７４亿美元，至 １９８２年债务危机爆发时猛增至 ３２６８亿美元，同时投资率从 ２１.３％升至 １９７９年的 ２４.９％，外债规模的迅速扩大在促进资本快速形成的同时也导致不确定性迅速增加。在此期间，美国货币政策锚转向通胀预期管理，并通过《存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案》造成利率陡增从而对拉美国家形成“沃尔克冲击”。１９８１年以后的 ４.０％ ～５.２％高利率区间正反映这项政策实施带来的后果，即利率抬升导致美元指数从 １９８０年 ７月的不到 ９０上涨到 １９８２年 １０月的 １２４，同时拉美七国投资率迅速下降至 １９８３年的 １８.１％，ＣＲＢ期货价格指数由 １９８０年的 ３００点下滑至 １９８２年危机爆发前夕的 ２２７点，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滑使得拉美出口收入锐减，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导致利息额外增加值超过出口额的 ３０％以上，使得美国的信贷资产持有者在拉美国家获得更有利于自身的收入，同时通过债务机制将欠发达国家纳入它自身的资本循环体系。由此可知，利率不仅仅是一种价格信号，更是一种调节机制，即美国通过浮动利率贷款方式将价格中很大一部分风险转到借款人身上，进而提高了金融资本扩张引起实体经济萧条的可能性，强化了美国在外循环中的食利者身份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并由此拉开了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序幕，最终以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实施“布雷迪计划”减免债务的方式收场。
３.金融资本过度扩张压缩宏观经济的政策空间
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几乎都是通过扩大金融资本积累空间而实现，量化宽松政策可以通过印钞方式直接增加内外循环中的信贷资金，这表现为借贷货币资本积累规模扩大；也可以通过央行购买抵押支持债券和国债的方式，由此造成他国面临输入性通货膨胀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汇率制度都无法起到对冲效果，导致输入国被动采取逆向调控政策，从而压缩自身的政策实施空间。类似地，我国在２０１５年以前积累的大量外汇占款一直是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重要约束，在结售汇制度背景下央行吸收外汇占款进而造成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同时不得不配套出台相应的冲销政策（如提高准备金率等），进而导致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与其他宏观和产业政策的协调性大打折扣。Ｗｉｎｄ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值达到最高 １３７％，并在 ２０１５年“８·１１”汇改后降至 １００％以下。由此，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使得其他主权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进而使得维护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失效。
六
双循环下金融资本空间化的理性回归
借鉴马克思善于采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结合阐述问题的方法论，上述关于双循环中金融资本空间化的阐述表明，金融资本空间化的分析框架能有效地揭示金融资本介入双循环的全部图景，同时过度空间化也带来多重经济失衡，从而不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循环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指导原则，需要对金融资本空间化进行重构，从而引导金融资本在内循环和外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需要重构金融资本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空间
关于金融资本外循环中过度积累对内循环产生经济失衡的历史考察表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循环模式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应有之义，而金融资本应该有所作为，解决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空间重构问题，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其一，拓展金融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发展空间。实体产业增加值下滑是金融资本向虚拟经济领域转移的重要考虑，因此有必要以“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的重点发展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数字创意产业为重要突破口，引导金融资本向这些领域转移。在发挥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同时，需要结合这些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融资需求进行针对性地金融创新，推动更多的金融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在具体切入点上，可以积极发展供应链金融、产业引导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与实体经济联系紧密的融资平台。
其二，有序压缩金融资本在虚拟经济的积累空间。如前所述，纯粹的金融创新是导致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无序扩张和过度空间化以致形成金融风险的重要推手。依靠“钱生钱”和“赌场资本主义”的逻辑滋生了一批又一批非生产性的投资投机活动，致使货币通过完成向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多重转化后拉高利息和占有行业利润，挤压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而金融衍生工具和结构化技术的推波助澜更恶化了“脱实向虚”的局面。因此，需要从中观层面削减 ＦＩＲＥ领域的增加值，减少借贷货币资本向房地产等领域的投向，降低对这些行业的贷款规模；同时从微观层面上严格控制借贷货币资本的无序扩张以及借贷货币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的无序转化。近年来出台的资管新规遏制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是压缩金融资本空间扩张的明证，而影子银行积累风险的关键在于引入多个通道（即 ＳＰＶ）进而拉长借贷链条和拓展交易空间，在具体做法上可将借助三个及以上通道的影子银行业务剔除，促进借贷货币资本向正规银行业体系转移。此外，虚拟资本的价值估值依赖市场情绪的助力，容易引发各类借贷货币资本短期内向其快速转移，因此需要加强对快速进入股票、债券、衍生品市场的资金的监测和限制，在必要条件下暂停资金入场，防止金融市场价值虚高产生泡沫。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需要构建金融资本内外循环中的空间平衡机制
与美国、英国利用资本账户 －经常账户机制助力金融资本参与内外循环不同的是，我国的金融资本在内外循环中的空间平衡机制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其一，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金融资本空间化的基础条件没有改变，美债、美股等金融资本通过收益率、利率、汇率等方式对我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外部效应，使得我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积累过多的金融头寸反过来对美国进行补贴，由此也形成了新的金融依附关系。应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冲外循环中金融资本在国内产生的负向溢出效应，这就需要从货币国际化着手，稳慎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巩固好货币区域化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金融开放阶段性成果，依靠贸易顺差的持续优势，提高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比例，着力提升人民币国际化中的投资和储蓄货币职能，防止因国际货币优势上的差距而被动陷入金融依附的境地。
其二，资本账户中部分细化项目已经实现基本开放，结合自贸区（港）实行的特殊开放政策，应充分利用这些渠道如跨境资产投资管理、跨境理财通、互联互通机制等，促使金融资本“引进来”和“走出去”，既要扩大对其他国家的金融资产投资规模，防止将金融资产集中配置在美国，同时也要吸引其他国家持有国内金融资产，在共同参与经济循环中互惠互利，从而有助于金融资本寻找最佳积累空间。
其三，在金融资本参与外循环过程中，可借鉴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日本“黑字环流计划”中的科学成分，积极促进国内金融资本向国外职能资本的转化，提高金融资本介入他国实体经济循环的程度，同时也有助于这些金融资本获得更高的收益率。具体来说，可以结合“一带一路”倡议、ＲＣＥＰ签署生效以及申请加入 ＣＰＴＰＰ等高标准对外开放契机，进一步扩大对沿线国家和协定签署国家的直接投资，投资范围可以从已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到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其四，加强国际宏观货币金融政策协调力度。在内外循环互联互通的背景下，欧美等发达国家施行的货币金融政策会通过汇率和利率对其他国家形成冲击，干扰国内经济循环秩序。因此，有必要建立宏观货币金融政策协调机制比如汇率和利率合作机制，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会议以及高级别对话方式进行有效沟通，发挥预期在政策制定中的前瞻性指引功能，降低政策冲击对金融资本收益率的负面影响。
来源期刊：《财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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