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中国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区域非均衡性及驱动因素动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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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中国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区域非均衡性及驱动因素动态识别

作者：张恒硕，李绍萍，彭 民

期刊：中国农村经济

时间：2022.02.09

一作单位：东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原文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2&filename=ZNJJ202201007&uniplatform=NZKPT&v=CREj9z6n57Rik665bG49dZIa8INxOQI6VL1VpJ5kBUZR7lhRXb20sHQSHwbLnLbf

研究背景

化石能源消耗导致的碳排放及其引发的气候问题已严重威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新冠疫情影响下世界各国因能源使用所产生的碳排放急剧下降，全球源消费碳排放将伴随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复苏而达到峰值。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2018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达9.42亿余吨，其排放规模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7.96%，较2000年占比上升了13.99%。为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国于2014年承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于202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作为十四五时期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挑战，现已上升至新时期国家战略目标。当前中国的单位GDP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 倍，单位能源碳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30%，实现“双碳”目标任务仍十分艰巨。面临气候环境恶化与减碳目标的双重压力，国内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碳减排问题已成为热议话题。城市与工业碳排放是政府减排规制的核心，而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农村与农业的碳排放问题亦不容忽视。

研究结论

在全国层面，2000-2018年八大地区的区域变异系数变化幅度较小，2005-2010年区域变异系数逐渐下降至最低点，2010-2013年区域变异系数增长迅速，而2015-2018年其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05年后，新一轮能源危机对区域能源消费结构及区域能源消费能力造成重大影响，而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采取大规模刺激内需的经济及政策举措，各地区的能源消费水平在快速上升的同时区域间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空间差异也随之扩大。伴随近年来对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严格管控及农村能源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区域间碳排放差异水平的增速有所放缓。

在区域层面，以两权重配比变异系数的年际均值作为衡量区域内部差异性大小的原则进行排序：北部沿海(0.687)>大西北(0.601)>南部沿海(0.595)>大西南(0.394)>东部沿海(0.347)>黄河中游(0.334)>东北(0.223)>长江中游(0.222)。

由图2(a)可知，若以2000年为基期，2003年、2006年、2009年、2012年、2015年及2018年核密度曲线峰值中心逐渐向右移，这说明全国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非均衡程度在逐渐加深。2015年与2018年新波峰的出现说明碳排放出现了两极分化，核密度曲线的拖尾较长说明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间差异较大。与2000年相比，2018年的核密度曲线峰值下降且变化幅度较大，表明区域差异在2018年明显变大且两极化现象变弱。由图2(b)可知，核密度曲线中心呈现先右移再左移的运动态势，说明农村生产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空间非均衡程度表现为先加深后减弱的变化态势。2003年、2009年及2012年均出现双峰。其中，2003年和2009年皆为主峰较低而侧峰较高；而与2003年和2009年相比，2012年的侧峰右移且主峰高于侧峰。这表明，农村生产能源消费碳排放存在一定程度的梯度效应。伴随农业生产方式及生产要素的绿色与节能化发展趋势，由农业生产导致的碳排放贡献差异在农村碳排放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由图2(c)可知，峰值逐年下降的同时核密度曲线的中心逐渐向右移，但移动速度放缓。此外，核密度曲线由尖峰逐渐向宽峰发展，分布延展性不断扩宽且变化幅度有所增大。以上分析表明，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量逐渐升高，同时区域间非均衡程度不断扩大。随着农村现代化设施及交通工具的不断普及与完善，农村地区的年际人均生活能源消费增长率远高于城市地区，这也使得区域间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差异逐渐成为农村碳排放区域间差异增长的主要贡献。

本文基于BIC、AIC等4种准则并结合自适应Lasso模型选取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根据其系数的时间变化进一步分析全国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的时间演进趋势。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影响程度在2000-2018年期间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2018年参数估计的影响系数较2000年下降了0.335；总播种面积在样本考察期内的影响程度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其影响系数在2018年较2000年下降了0.287。该两类驱动因素影响程度下降的原因在于：近年来全国农业生产方式逐渐向低碳化、可持续化方向过渡，据《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 2019》，全国已建成100个农业绿色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农业生产方式持续向绿色化转型。样本考察期内能源强度指标对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程度随时间变化逐渐减弱，到最后未纳入自适应Lasso模型。这表明，样本考察期内农村生产生活投入要素中生产投入及能源投入对碳排放的影响持续下降。能源消费结构在前期影响效应较弱，后期影响效应逐渐增强；人均能源消费量于2010年后逐渐纳入自适应Lasso模型中，与2010年相比2018年影响系数提高了0.366，且2014-2018年间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越发明显。这表明，能源消费水平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作用越发突出。此外，农村总人口对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由2000年的0.141提高到2018年的0.788，其对碳排放的驱动效果逐渐增强，意味着农村生活能源消费逐渐成为农村地区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主导类型。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中，农业总产值在江西、浙江等地对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明显，而地区经济结构在北京、广东等地对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此外，农业内部结构对区域间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尤为明显，表明大力发展绿色种植业对于抑制农村地区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有所裨益。

农村生产生活要素投入对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具有异质性特征。生产要素投入指标中，农业机械总动力在北京、山东、山西、湖北、贵州等地对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而总播种面积在山西、贵州、宁夏等地对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表现为显著的负效应。农村生活要素投入在吉林、河北、山西、陕西、云南等地对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而在辽宁、北京、上海等地对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表现为显著的负效应，伴随上述地区城镇化不断深化以及城镇功能向农村地区不断扩张，辽宁、北京、上海等地的生活要素投入并不会对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产生驱动作用。能源要素投入对福建、河南、贵州、宁夏等地的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而在北京、广东等地能源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及地区碳排放管控政策持续实施的影响下，能源要素投入对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表现为显著的负效应。

编者按

本文基于2000-2018年全国八大地区30个省份农村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测算数据，运用两权重配比变异系数及Dagum基尼系数分析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贡献来源，通过核密度估计法分析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区域非均衡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自适应Lasso模型选取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并结合逐步回归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参数估计结果进行比较。根据研究结果，农村地区碳排放管治过程中应明确“全国统筹、区域协调、地区专治”的管理思路，秉承“分地区、分时段、分类型”的分类管理方式，以地区碳排放水平划分减排的重点管理区域，以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作为减排的管理导向，从而实现农村地区“生态承载—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的绿色协调、高质量发展。

转自：“西农RE学术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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