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锋 王先鹏 | 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概念及其现代发展
林锋 王先鹏◆文
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劳动方式及生活条件的改变，“无产阶级消失论”的论调兴起并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要对这一论调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去，考察、还原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无产阶级”概念的本来涵义，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对“无产阶级”作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解释。“因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是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无产阶级”的核心特征。在现代世界，符合该特征的社会群体持续存在，证明了这一概念在当代仍有强大解释力和适用性。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客观上构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理论的挑战。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必要在现代语境下对“无产阶级”概念予以捍卫和发展，在坚持其合理内核的前提下对“无产阶级”作出一些新的诠释。具体地说，应将这一概念的适用领域从狭义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至广义的、具有丰富类型和多样性的劳动领域，将概念的适用群体从绝对贫困人群调整为相对贫困人群，从而使这一经典概念拥有更强大、更广泛的解释力。
——林锋 王先鹏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劳动方式发生重要变化，生活条件也有明显改善。在这一背景下，“无产阶级消失论”一度在国外学界流行。放弃“无产阶级”概念看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影响不大，但仔细考察起来则并非如此。就本来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探索无产阶级解放条件、寻求无产阶级解放路径的革命学说，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认为“无产阶级已消失”进而抛弃“无产阶级”概念，无异于断言马克思主义相当程度上已失去现实的针对性与阶级基础，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打开大门。批判“无产阶级消失论”的论调，对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是一项基础且重要的理论工作。
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们首先应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的语境中去，在不偏离原意和不人为添加“莫须有”含义的基础上，认真寻找相关的“文本依据”，对相关文本进行精确研读，准确研判出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概念的要点与实质，确立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理解，并以此为据，澄清对这一概念的误解，为捍卫、坚持及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理论确立可靠的学术基石，防止歪曲、篡改其基本内核、经典立场。其次，要立足于时代的发展，依据时代的新特点、新的社会现实，在不抛弃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概念合理内核的前提下，客观审视、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和劳动领域中出现的新变化，秉持“坚持而不是放弃，补充而不是修正”的原则，对“无产阶级”作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解释，赋予经典概念鲜明的时代内涵，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的建设。“发展”是对经典概念、经典理论最好的捍卫与坚持。
二、精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无产阶级”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否因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是判别“是否无产阶级”的核心依据和第一标准。这是直接从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经典界定中得来的，有着确凿的、不容质疑的“文本依据”。我们知道，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对“无产阶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工商业繁荣期和萧条期的更替，取决于没有节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在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作的注释中，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再次进行了说明：“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无产阶级”中的“产”是作为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的“产”，而非财产（特指生活资料、消费资料）的“产”，财产因素不构成判别“是否无产阶级”的核心依据，只是一个外部特征。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其中的19世纪西欧社会，资本主义处于不甚发达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的生产力较之以往虽有较大发展，但距今日却有巨大的差距。在这一时期，工人阶级遭受的剥削异常残酷，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工人通过劳动得来的工资往往不能抵消基本生活资料的支出，甚至温饱亦不能保障，往往表现出“一无所有”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的确提到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但这旨在描述当时关于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事实，揭示特定历史时期（19世纪）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现实状况（这种状况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在今天看来，已不符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现状），而不是将其作为“无产阶级”的核心特征，或将其视为辨别“是否无产阶级”的首要标准。
还需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无产者（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工人），并不都是绝对的、严格的一无所有者，只是多数人接近这一状态，而“一无所有者”未必就是无产阶级，譬如乞丐、无业者就是如此。“一无所有”意味着绝对贫困，但“绝对贫困者”不限于无产者，还包括其他群体。对于无产者而言，“一无所有”仅仅是外部特征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各种“一无所有者”，譬如乞丐等，他们并不都是无产阶级。将“一无所有者”简单等同于无产阶级，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才是判别“是否无产阶级”的基本依据。
关于“无产阶级”，还需明确：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无产阶级”是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阶级，劳动是无产阶级的谋生方式，是无产阶级成其为“无产阶级”的必要条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雇佣—剥削”关系，在社会经济领域及财富分配的格局中，无产阶级处于绝对弱势地位，这是无产阶级的重要特征；无产阶级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除了人身自由及劳动力外几乎一无所有，这是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以下依次进行说明。
第一，对于“无产阶级”的认定而言，从事生产劳动虽非第一标准、核心依据（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仅是劳动阶级中的一种，绝不是唯一的劳动阶级，在人类历史上，奴隶与农奴都是公认的从事生产劳动的阶级），但显然是最基本的标准，是无产阶级成其为“无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恩格斯将“无产阶级”描述为“19世纪的劳动阶级”。“以劳动为生”是这个阶级最基本的谋生方式，甚至是唯一的谋生方式。出卖劳动力为生，恰恰是以劳动谋生的直接表现，这一点容易澄清，不需赘述。根据这一标准，流氓、小偷等“流氓无产者”虽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因其不从事生产劳动，故不能归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中。
第二，对于“无产阶级”的概念，必须将其置于与“资产阶级”概念的关系中进行理解。因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为了谋生，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必然受制于占有生产资料的另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为了不招致失业甚至饿死，在财富的分配中，无产阶级无奈屈从后者的经济霸权，在财富分配格局中边缘化，作为被剥削者，他们只占有自己创造的财富中极小的份额（工资），不得不容忍自己亲自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的事实。正是这种前提的绝对弱势导致了结果的绝对弱势。
第三，绝对贫困，除拥有人身自由及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19世纪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客观描述，是一种倾向于实证层面的界定，是从现象层面对19世纪无产阶级所作的描述。从当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描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相对性。对此，我们不应苛责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仅能亲身观察当时的无产阶级的具体状况。不过，如前所述，他们从未简单地将无产阶级等同于无财产者，“一无所有”只是无产阶级的外部特征，而不是无产阶级成其为“无产阶级”的真正依据，这其中的首要“依据”只能是：因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
三、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概念的现代发展
不占有生产资料，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是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下“无产阶级”的核心特征。无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经济状况有多大程度上的改善，只要他们还因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仍大量地存在着），就会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制，就应当归入“无产阶级”的范畴中。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概念并未过时，仍有强大解释力和现实的针对性的基本依据。但客观地说，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客观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理论构成了较大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部门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这主要表现为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下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上升。劳动部门的差异必然表现为劳动者谋生具体方式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欧美资本主义的实际特点出发，必然将“无产阶级”限定在物质生产领域，特别是工业生产领域。但在21世纪的今天，工业无产阶级在劳动者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明显降低，不再是主体部分了。在当代，仅将“无产阶级”的外延限定在物质生产领域，将“无产阶级”相关群体局限于工厂工人与农业工人，是远远不够的。此外，还有某种不合理之处。这种理解方式必然会把一些公认的受现实因素制约、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佣、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劳动群体排除在“无产阶级”的行列外。必须超出单纯的物质生产领域，将目光投向具有丰富类型和多样性的现代劳动领域（既包括传统的生产领域，亦包括服务等领域），寻求对“无产阶级”概念更宽泛、更具解释力的理解。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生活境遇有所改善。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收入显著增加，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财产。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笔下“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有着很大不同。对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绝对贫困”的描述，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证层面对“无产阶级”所作的描述，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变化。随着收入、生活状况的改善，工人绝对贫困的状况逐渐消失。但是，相对贫困的状况却不会因此消失。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必然有一部分人处于弱势、不利的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持正是以这一部分人的牺牲为前提的。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既是早期资本主义的规律，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规律。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基本摆脱绝对贫困状态，但仍在社会经济格局中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是不折不扣的相对贫困者。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述新变化（绝对贫困的逐渐消失）及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贫困”的无法消除，深化对“无产阶级”的认识，不停留于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无产阶级境况的原有描述，与时俱进。
基于此，笔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概念作如下发展：“无产阶级”，是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因难以或无法独立创造谋生条件和工作平台，依赖他人或经济实体提供的谋生条件、劳动设施或工作平台，以向他人或经济实体出卖劳动力为生，受其雇佣和剥削，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相对弱势，在财富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在社会成员中相对贫困、人身自由的劳动者。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从哲学高度作出进一步概括，对“现代无产者”作出更简明的界定：“无产阶级”专指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在为谋生而从事劳动时，因缺乏必要的劳动条件或工作平台而依赖、受制于他人或经济实体，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人身自由的各类弱势劳动群体的统称。
这里需作出若干说明：
第一，上述新界定鲜明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理论的合理内核。“以向他人或经济实体出卖劳动力为生，受其雇佣和剥削，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相对弱势，在财富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描述中本就存在的基本要点、应有之义。与两位经典作家一致，上述新界定将“无产阶级”描述为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由于前提的弱势导致结果（财富）的弱势的劳动群体，这一点高度相似。将无产阶级视为人身自由的“劳动者”，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看法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本界定不再将“无产阶级”局限于工人这一特殊的劳动群体，而是将其扩展至范围更广大的劳动者群体。“相对贫困”的表述虽与他们关于“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的描述不完全相符，但对“相对贫困”中的“贫困”特征的强调，亦是直接源自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的相关看法。至于“难以或无法独立创造谋生条件和工作平台，依赖他人或经济实体提供的谋生条件、劳动设施或工作平台”，这些表述貌似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有表述有所不同（其实就本质而言，仍有高度的“契合”之处），亦在相当程度上借鉴、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无产阶级”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无产阶级”（以工业无产阶级为核心群体）正是完全符合上述描述的弱势劳动群体。作为无产者的工人，正是因为自身无力创造谋生条件，故而被迫依赖他人（资本家）提供的谋生条件、劳动设施（生产资料）、工作平台（企业、工厂），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被提供谋生条件、劳动设施、工作平台的雇佣者（资本家）剥削。
第二，现代资本主义劳动部门的多样化导致了现代无产阶级不限于物质生产领域。事实上，一切因难以或不能独立创造谋生条件和工作平台，被迫依赖他人或经济实体提供的谋生条件、劳动设施或工作平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受他人或经济实体雇佣和剥削，在社会经济领域、财富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都可包含在“现代无产阶级”的外延中。虽然他们可能不从事传统的物质生产活动，但是一旦离开“雇佣劳动”，离开他人或经济实体提供的谋生条件、工作设施或工作平台，他们就不能进行他们期望或擅长（甚至唯一胜任）的谋生性劳动，丧失谋生机会、基本生活来源，对他们而言，受雇佣、出卖劳动力是谋生的必然选择（或至少是现实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因而被归入“现代无产阶级”之中是合乎情理、符合正常逻辑的。上文所述的“出卖劳动力为生”，不限于生产领域，亦适用于诸多服务业。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既可以是体力劳动，也可以是脑力劳动；既可以是简单劳动，也可以是相对复杂的劳动；既可以是创造劳动产品的生产性劳动，也可以是提供劳务的服务型劳动，还可以是某些管理型劳动。上述关于“无产阶级”的新界定，既将传统意义的无产阶级（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人）继续保留在“无产阶级”的行列中，也体现了现代劳动部门多样化的特点，将其他领域具有类似特征的劳动者归入“无产阶级”的范畴。
第三，不是说一切因难以或不能独立创造谋生条件和工作平台，依赖他人或经济实体提供的谋生条件、工作设施或工作平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受他人或经济实体雇佣的劳动者都是现代无产者。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无产阶级须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中相对弱势，并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贫困”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下“无产阶级”的核心特征，但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尽管“绝对贫困”在今天看来，确实不应构成无产阶级成其为“无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为弱者的幸福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正是众所周知的弱势群体。一旦认为超级球星、超级影星等畸高收入的特殊劳动群体也属于“无产阶级”，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失去道义合法性，使这一概念鲜明的、特定的“经济—政治标识性”模糊或失效。超级球星、超级影星等高收入劳动群体不宜归入“无产阶级”行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虽也是受雇者，但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剥削者”，他们在财富分配的格局中往往占据优势，其收益有时甚至大于雇佣方，话语权往往超越后者。作为特殊劳动者，他们不具有普通无产者的阶级意识，财富、社会地位、话语权与后者差异巨大，不可等量齐观，因而不宜归入“现代无产阶级”的范畴。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期
文章作者：林锋 王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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