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振坤 张艳国 | 历史发展的常规性、变异性与社会主义
夏振坤 张艳国◆文
自从社会主义实践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并展开以来，从来都有两种非难的“理论”。一是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会导致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所谓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迥流”和“悲剧”。这种诅咒的论调来自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另一种论调，来自无产阶级内部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继承人。这些人认为，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取来政权后，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应该走资本主义即西欧历史发展的道路。在十月革命胜利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类比俄国革命是“这样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它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此后，在社会主义运动历次出现失误，经历曲折的时候，总有人把社会主义实践的不足，归咎于它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国内一些“理论家”，对此鼓噪尤甚。社会主义要走向“大失败”吗？社会主义真的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缘”吗？只要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实情作一番认真研究，就不难弄清理论上的是非真伪。
——夏振坤 张艳国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把人类历史发展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加以考察，认为它是人类历史发展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归宿。
与资产阶级理论家研究人类历史发展及其走向的方法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发展着眼的，从而研究并反映了人类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形态。他们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每一个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还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的序言中明确申明：“我的观点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既然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那么它的历史脚步，就绝不会终止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阶段；既然它是由无阶级无国家的原始公有制发展而来，那么，蕴藏于社会运动之中的基本矛盾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最后必将使阶级、国家及其私有制一并消亡，而发展到高级的公有制社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原理后，又揭示了包孕于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之中的铁的历史规律。由于人类社会生产从一开始就表现着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而这种物质联系又是由生产力的总和所决定的，因此，人们的这种物质联系（社会关系）就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其存在的形式。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又将与它伴随到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种矛盾此消彼长，不断行进，由此推进了人类社会发展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每一发展阶段由低级向高级形式的递进。马克思发现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之自然历史过程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规律，也就可以从历史逻辑出发，抽象出蕴藏在这个过程中之总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阶段性特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十分经典的阐释。迄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阶段，受制于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覆灭，社会主义历史形态的出现，也就历史地不可避免了。
从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论出发，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看作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一个必要环节，论述社会主义必然到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也就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和逻辑论证。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学说，包涵着对丰富的人类历史发展轨迹的科学勾勒，包涵着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终极目标的说明。由此看来，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将表现为：其一，社会历史的发展终始受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规律支配；其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自然行进的历史过程；其三，这个历史过程是活动于其中的主体之主观能动性与历史环境之客观限定性的统一体，因而它决非是漫无目的的；其四，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有人类生存的任何地区，其历史发展都表现为一个过程，无论其过程多么漫长曲折，其发展阶段多么不同，也无论其过程所表现的发展模式有多么大的差异性，它们终将终结于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别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之最根本、最本质的表现，就在于终归于共产主义发展之一途。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论，不仅论证了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经环节，而且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常规性，这样，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力量、根本特性和最终归宿就得到了完满的说明。
首先，马克思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经济领域，从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经济关系，从而在历史发展的纵向方面，把经济看成是历史演进的决定性力量，是各个历史时代发展的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人们在为着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所产生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必然关系，生产关系是社会构成和设施的基础，是判定社会性质的根本标准。只要客观地分析社会生产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现象以及历史发展的常规性和重复性，而把相同生产关系的国家、民族集合于同一基本概念——社会经济形态下，从而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相共通的规律（本质的历史关系）。因此，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横向上考察，包容在这个自然历史进程之中的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就表现为，任何民族、国家和地区，只要本质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生产关系，就具有本质上相同或相似的上层建筑与历史发展规律。
总之，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看来，建立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经济结构），是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的历史发展之重复性与常规性的客观基础。不论是处在同一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还是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只要具有本质上相同或相近的生产关系，就会具有本质上相同或相近的社会制度、阶级结构、上层建筑及其社会意识形态，就会有本质上相同或相通的历史规律，这就是说，它们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并可以跨时空地把它们划分在相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
因而我们才有理由从总体上把人类历史发展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看成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阶段必然交替的历史过程。人们的历史活动，是基于一定时代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力状况的，既不能自由选择，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历史活动，因此，历史阶段的递进，总是取决于既定的因素：他们受到从前一代人那里所继承的生产力，以及由它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这是他们从事历史创造活动——发挥主体作用的基点和前提。每一阶段的历史，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既是人类在既定条件下进行历史创造的结果，又是进行新的历史活动的条件和起点，并组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联系，各种历史阶段间的历史联系，各社会经济形态间的历史联系，都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中得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研究西欧历史发展的实情入手，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出发，以一种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论形态抽象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常规性：依部落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和共产主义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递进。从而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归宿。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西欧历史发展为实例，以一种历史哲学形态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并揭示了它们依次交替的根本力量。是否可以把这个理论模式普遍地运用于人类社会发展之中，据此认为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任何民族、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都要经历这几种社会经济形态相交替的几个历史阶段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交替的历史发展理论只是一种历史哲学形态的理论模式，既然是一种理论模式，它便不能完整地代表历史过程本身。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它对历史过程的“反映是经过修正的”，“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经过修正的”，因而它始终只是作为一种总趋势，以“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历史理论模式所揭示的总趋势，平均情况，是对历史实际中最基本的、普遍的、典型的东西的科学描述，是对历史实际的科学化，理论化，绝不等同于历史发展过程本身。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是平坦笔直的，也不是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并为历史提供契机，它拥有无穷无尽和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还根据晚年对人类学和古代东方社会的研究，明确指出他以往的历史理论模式所具体适用的范围仅仅局限于西欧。马克思在1877年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局限于西欧各国”。针对有人超越具体历史条件，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模式机械地加以运用，马克思将它指斥为荒谬的“一般历史哲学”，他说：“他（指米海洛夫斯基之流——引者）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显然，马克思不赞成将历史发展的理论模式——几种经济形态的交替当成历史发展过程本身这种简单的做法。虽然查考人类各支系、各国家发展阶段，依照社会发展水平与程度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这一标准，可以抽象出部落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未来共产主义的依次交替，而且也有西欧历史发展与之证实，但是，反过来将它验诸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和各个国家，则不能对应。从顽强的历史事实出发，各民族、各国家的历史发展，可能经历这一理论模式中的某一些阶段，而不经过另一些阶段；或者经历其中的大部分阶段，而越过某一阶段；或者经历某些阶段，而这些阶段中又有某个阶段不具有典型形式，如此等等。从理论上说，前者属历史发展的常规形式，如西欧历史发展，——几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交替，其历史发展则在常规道路上行进；后者则属历史发展常规性形式下的变异，是一种变异形式，如除西欧以外的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国家，——中国、俄国、斯拉夫人（东欧）等等。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既可以循着常规性道路行进，也可以沿着变异性道路行进。它们的起点是原始公有制，终点也是共产主义公有制。而后者，已在沿着变异性历史发展道路的民族和国家中产生。
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发展，是选择常规性的发展道路，还是选取变异性的发展道路，以及它们在各历史阶段上的发展模式如何，——如按照常规历史发展道路的西欧，尚未出现社会主义，而在东方则较早地产生了社会主义，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又各不相同——这些，均取决于该民族、该国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这就是说，由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社会发展，都受到具体历史环境的影响，因此，蕴藏于这些各不相同的具体历史环境中的选择机制就使它们选择了各不相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总之，各民族、各国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创造了历史发展的选择机制，这些选择机制又导致了各不相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使之按照何种发展道路、模式走向何方。马克思指出，之所以在古代会出现亚细亚的、古代的（希腊罗马的）、日耳曼的几种发展模式（生产方式），在于：“部分地取决于部落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以所有者的资格对待土地，就是说，用活动来获取土地的果实；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质性质，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正因为它们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多么的不同，所以在西方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就改变了“部落的一切形式”，而古代东方则相反，基于其特有的经济结构和所处的历史环境，“所能改变的最少”。在近代社会，由于文化传播的广泛性和文化模式冲突的剧烈性，各民族、各国家在选择历史发展道路时愈益受到相互间的影响，而成为一部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世界史，“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扩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例如，近代中国和印度，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和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影响，就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发展道路，由封建制和农村公社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社会。这样，便跨越了社会经济形态前后依次交替的环节，没有走常规性历史发展道路。
由此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除受常规性发展道路的引导外，在很大程度上受变异性发展道路的引导；而变异性发展道路与常规性发展道路将始终平行，共同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决非是忽有忽无的。这就是说，变异性发展道路与常规性发展道路共同孕育于原始公有制之中，在它解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就开始了。马克思指出：“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又说：“所以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形式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它们必然改变部落体的一切形式。”从原始公社解体后，人类历史发展常规性道路与变异性道路就具体地、活生生地展开了：前者是继原始公社而来的奴隶制，如古代希腊、罗马；后者是继原始公社而来的农奴制（封建制），如日耳曼人（即欧洲中世纪社会）。
自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变异性道路在原始公社解体时开辟以来，便一往无前地经历了古代社会、近代社会，造成了当代人类社会的崭新格局；如沿历史常规性道路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沿历史发展变异性道路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处、对抗、竞赛。人类社会的变异性发展道路能不能最终产生社会主义的结局，这种历史产儿有没有生命力，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变异道路时所非常重视的问题。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参与并指导了关于俄国农村公社与社会发展前途的讨论，发表了俄国历史发展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根据他给《祖国纪事》编辑部和查苏利奇的信，可以概述其主要内容：1．俄国农村公社有两种发展前途，俄国可以走不同于西欧历史发展的模式，即由农奴制和村社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超越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历史阶段。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公有制以及由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的基础稳固下来；另一方面，房屋的公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和较古的公社的条件是不相容的。在公社中发展的这种矛盾性，可成为它解体的根源：“农村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2．这种历史环境，一方面是国情：“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步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发展起来。”这是说，俄国本身保存着广泛的古代原始公有制的因素，正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有某种同一性。如果它在一定的世界环境里避免瓦解为资本主义，在得到改造后就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而在另一方面就是指世界历史环境：“‘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因此，俄国及其古代遗存至今的农村公社有可能获得新生或复兴，“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3．前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还在于这些国家能够借鉴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优秀成果。马克思十分肯定地指出，前资本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善于利用“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恩格斯在1885年复信给查苏利奇的信中，也一改以前关于能否跳跃性地发展的不明确态度，肯定地认为，从前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是由该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决定的；此外，他还认为，前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不只局限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落后国家。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只有当落后国家”“看到怎样把现代化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
由上看来，人类社会的跳跃性变异发展道路，既从原始公社瓦解时得以开辟，又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终结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一个经济形态——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论观点，不仅在古代社会中得到了验证，而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和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更加雄辩的证明。在人类历史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跳跃性变异发展的理论观点，不仅有宝贵的理论价值，更有强大的生命力。关于人类历史发展存在着跳跃性变异道路的理论观点，并非马克思主义一时的思想闪光，而是它所一贯坚持的思想，是贯穿于形成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全过程的思想，是它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
总之，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历史发展所作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精深的哲理分析，揭示了贯穿其中的社会基本矛盾规律，从而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依次交替的社会历史现象，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常规性道路，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持从顽强的历史事实出发的理论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视并解说了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确切地说明了它导致历史发展选择机制产生作用的意义，从而发现了人类社会前进的另一种道路——跳跃性变异发展模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规性道路，还是跳跃性变异道路，都将最后导致共产主义这一历史阶段。
依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两种道路的学说，可将其发展状况由低级向高级阶级的演进次列如下：
1．常规性发展道路：原始公社制——古代奴隶制——中世纪封建（农奴）制——现代资本主义——未来共产主义；
2．跳跃性变异发展道路：原始公社制——农奴（封建）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在第一种发展道路中，历史过程呈现着发展程度、水平的高低起伏与时间延续上的长短起伏现象，如发达繁荣漫长的奴隶制社会后，继之而起的是落后的不发达的和较短暂的中世纪农奴社会，随之而来的是较发达看来也将持续较长时间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第二种发展道路中，同样存在着发展程度与时间长短上的起伏现象，如在世界历史的东方，经历了不发达较短暂，甚至不经过奴隶社会，但随之经历了漫长而发达的封建社会，一当进入现代社会后，就跳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驱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常规性道路在资本主义阶段产生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知道继之而起的将是一个发达繁荣，漫长修远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变异性道路的论述和跳跃性变异发展过程中发展水平与时间延续上起伏性规律，可以预测，已经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国家，将经历一个漫长而发达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两条道路最初裂变于原始公有制中，最后也统一于共产主义公有制时代。由此可见，布热津斯基先生所谓的社会主义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缘论，抹煞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是什么新鲜理论，而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理论家所谓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之顶点的老调重谈。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1992年第1期
文章作者：夏振坤 张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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