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舰戈 | 中国古代书坊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书坊从唐代开始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存书坊之实，却无书坊之名，这些机构以雕刻佛经、百姓日常用书为主，如刻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的《陀罗尼经》咒本、“西川过家印行”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京中李家”于东市印行的《新集备急灸经》等，但刻书数量极为有限。到北宋时期，书坊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此时官刻与私刻仍是刻书的主流，而到了南宋已经是书坊的兴盛期了，福建建阳、浙江临安（杭州）、四川成都成为全国刻书业中心，建阳余氏广勤堂、临安陈宅书籍铺、眉山万卷堂等一批坊刻书籍走入大众视野，走进学者的书房、案头。

在经济发展、印刷和纸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古代书坊在明代进入最为繁荣的发展时期。但其全盛的面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洪武到正统年间，明政权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加之靖难之役、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等政治动荡，更加重了社会纷乱，此时书坊尚处于恢复时期。明朝中期，随着政局稳定、经济平稳发展，书坊业的发展也略见起色。同时，受正统思想的影响，不论朝廷抑或文人对刊刻于坊间的小说、戏曲等书籍多持禁止、抵制等态度。所以，明中叶以前的坊刻业并不发达，文人也很少参与坊刻业，更鲜有文人开办书坊、从事坊刻业者。

嘉靖以后，书坊业的发展进入了真正的繁荣和成熟时期， 尤其是万历年间，进入了真正的全盛时期。书坊刻书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并且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刻书中心，尤以福建建阳和江南地区最为著名。对此时人亦有记载，如生活于隆庆、万历年间的李诩提及“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今（隆万间）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

福建自宋元以来即成为全国坊刻业中心之一，以建阳的崇化、麻沙两镇为最。麻沙于元末惜遭回禄之灾，一蹶不振；崇化镇书坊却逐渐发展起来，于嘉靖、万历年间一跃成为建阳坊刻的代表，也成为全国坊刻业首屈一指的中心。建阳刻本曾一度热销全国，也出现了一大批著名书坊和书坊主，如双峰堂、三台馆、种德堂等书坊，余氏、熊氏、刘氏、黄氏等坊刻业家族。建本书主要以时文、小说、日用类书为主，尤以小说为最，这与建阳书坊主积极参与小说编刻有极大关系。建阳书坊主不仅延请下层文人为书坊编写小说，如邓志谟为余象斗书坊编写的《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等；有些书坊主甚至也亲自创作小说，如熊大木编创的一系列小说《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南北宋志传》，余象斗编创的《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皇明诸司公案》，等等。这一书坊主自创小说的做法被现代研究者们称之为“熊大木模式”。“熊大木模式”开创了书坊主创作小说的先河，也开启了后世书坊主自编自创小说的热潮。但这些小说的质量大都不高，多是将已有的杂剧、话本、传说或史料简单缀合在一起形成的作品。

建阳书坊的刻书以时文、小说、日用类书为主，读者群体多为下层文人和市民阶层。建本书的质量也一直为人诟病，不仅纸墨俱劣、字迹模糊，甚至盗版删改、偷工减料也是常有之事。早在南宋时期，建阳的麻沙本就几乎成为劣质版本的代名词。陆游曾记载：“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 时人流行的这则故事，既形象又讽刺地说明了建本书的问题——内容和质量上的低劣，也注定了建阳书坊最终走向衰败的结局。

建阳的坊刻业在短暂的兴盛以后，快速衰落下去。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书坊凭借地域经济、文化优势，于万历中后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全国坊刻业的中心，尤以苏州、南京、杭州等地为最。

苏州坊刻在万历以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全国坊刻业中心和四大聚书地之一。据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统计，明代苏州书坊约有 67 家。到清代，苏州书肆之盛，更“比于京师”，扫叶山房、书业堂、宝翰楼等知名书坊皆在苏州。与建阳书坊相比，苏州的书坊更注重刻书质量。清人叶德辉认为，刻书若论“其精，吴为最”。因此，许多著名藏书家皆愿前往苏州寻访古籍善本，如乾嘉年间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就有多条向苏州书贾购书的记载。除此之外，为加强各坊肆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苏州书坊业同行还曾于康熙十年（1671）成立了崇德书院，“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之所，并同业中异乡司伙，如有在苏病故无力回乡者，代为埋葬狮山义冢等项事宜”，成为中国最早的书业公所。

南京为明代两京之一、清代两江总督驻地，是南方的政治中心，又是连接南北的交通要道，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南京也是书坊林立、刻书业发达的地区之一。生活于康熙年间的戴名世曾说：“天下各种书板皆刊刻于江宁（南京）、苏州，次则杭州。四方书贾皆集于江宁，往时书坊甚多，书贾亦有饶裕者。” 设于南京的世德堂、万卷楼、大业堂、芥子园、奎壁斋、十竹斋等皆为当时知名书坊。这些书坊刻书众多，质量精美，胡正言十竹斋刊印的彩色饾版《十竹斋画谱》尤为精品之最。南京书坊与建阳书坊相似，以家族、同姓刻书居多，如唐氏、周氏、王氏等家族皆有多间书坊，且书坊主之间、书坊之间关系复杂，有时多位书坊主共用同一书坊名，有时一位书坊主同时出现在多家书坊刻书之中， 如光霁堂与周文卿、周文炜，万卷楼与周文焕、周曰校，唐锦池与文林阁、集贤堂，唐绣谷与世德堂、富春堂，等等，这些关系复杂的同姓刻书成为南京书坊异于其他地区书坊的特点之一。

除苏州、南京外，杭州亦是 17 世纪江南坊刻业的中心之一。杭州作为南宋政治、经济中心所在，曾是南宋至元代坊刻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明代以来，南方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南京一带，手工业和商业市镇则逐渐在苏州发展起来。相较之下，杭州在政治、经济上的实力略有不及，杭州书坊的实力也稍逊一筹，书坊、刻书数量“与南京、苏州相比减少一半还不止”。虽不及南京、苏州，但与其他地区相比，杭州仍是当时海内四大聚书地之一。据张献忠统计，明代杭州可考的书坊至少有 89 家之多，明清时期较有影响力的书坊，如洪楩的清平山堂、胡文焕的文会堂、武林容与堂、陆氏峥霄馆等皆设于杭州。且西湖向来是文人墨客向往之地，多有文人在此畅饮娱乐、流连忘返，杭州的书坊主也善于抓住时机，经常延请这些文人到书坊中，与其合作编书、刻书。除此之外，杭州是明清以来的科举重地，举业的发达成就了一批士子走向仕宦之路， 但同时也出现了更多落第之人。这些举业不振的文人或为治生，或为理想而投身书坊，成为书坊固定的作者、编者；有人甚至直接开办书坊，创办峥霄馆的陆云龙、陆人龙兄弟即为代表。这些文人的参与，使杭州书坊的刻书既能吸引读者，保证书籍的销量，又可提高刻书质量，不致灾梨祸枣。因此，杭州书坊在数量上虽不及苏州、南京，但多有上乘之作，亦成为江南坊刻业中心之一。

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草创伊始：明末还读斋的初创

第一节 徽商后裔与还读斋的初创

第二节 “纸上谈兵”氛围下的兵书刊印

第三节 取经捷法后的史钞纂要

第四节 跟随潮流与“拿来主义”

第二章 渐入佳境：还读斋的发展

第一节 结社、交际与诗集

第二节 严查、避祸与转向

第三节 改编加工和彰显个性

第三章 改弦更张：还读斋易名蜩寄

第一节 崇奉道教与书坊易名

第二节 一梦黄粱——《吕祖全传》对吕洞宾形象的重塑

第三节 广征博采——汪氏刻书稿源探究

第四节 文人特质和自著自怡

第五节 蜩寄与还读斋刻书比较

第四章 子承父业：还读斋的继承与回归

第一节 拨开继承的迷雾：还读斋归谁所有

第二节 还读斋的医籍刊刻

第三节 还读斋的文集刊刻

第四节 退居“二线”的书坊主

第五章 重归儒业：康熙中叶以后汪氏家族的发展

第一节 重归儒业：汪氏家族事业重心的迁转

第二节 门当户对：汪氏家族婚姻的选择

结 语

附录一：汪氏刻书详目

附录二：汪氏部分刻书详考

参考文献

致 谢

书籍简介

隐于书后：17世纪江南汪氏书坊经营实录

张舰戈 著

2022年10月出版/68.00元

ISBN 978-7-5039-7286-7

内容简介

明天启年间，一个名叫汪淇的落第文人于杭州雇工开雕，用父辈经商的积累，开办了一家名为还读斋的书坊。本书即以还读斋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在纵向研究的同时穿插社会背景、书坊主的朋友圈等横向分析，力图在纵横两条线的交织中刻画出一个立体生动的书坊经营场景，并且尝试以小见大，以还读斋为代表，考察处在朝代更迭、时空变迁中的中国古代出版文化的变迁。

作者简介

张舰戈，女，山东淄博人。历史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先后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书籍社会史。

转自：“初见好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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