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哲学研究 ，作者贺来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实践智慧，集中体现了其哲学意蕴和品格。中国式现代化贯彻实践哲学思维，克服了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长期困扰人们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抽象对峙，在二者的张力中为中国现代化开辟了现实道路。它面对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人与自然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深刻矛盾，通过对它们的辩证觉解，体现其在人类现代化的复杂图景中对“深度现代化”的探索；它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中，把追求人民的美好生活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最根本的价值目标，并把这一价值目标落实在个人、社会和人类整体各个层面。所有这些，从不同方面全面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品格。对此进行自觉揭示，对于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哲学内涵，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张力；深度现代化；美好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贺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第12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2年b，第21页）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发和探讨，是一个可以从多学科切入的重大问题。在此问题上，哲学有着区别于其他具体学科的特殊视角，它要求以一种反思意识的形式追问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前提，澄清和彰显其独特的哲学品格。中国式现代化在根本上是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现实的实践活动所开创的现代化，它所蕴含的实践智慧，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了其哲学内涵和品格。
一、
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抽象对峙的实践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品格，首先体现在它克服和超越了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长期困扰人们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抽象对峙，为理解和深化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开辟了现实道路。
这里所说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是指哲学史上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两种思维方式。普遍主义相信存在着某种外在于人与世界的永恒的、先验的根据和尺度，它构成了人与世界必须遵循的普遍本质和终极目的，对于一切具体的、特殊的存在及其运动发展都具有无条件的约束与规范力量。对此，哈贝马斯曾这样概括：这种哲学思维方式贯穿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史，其核心是强调普遍的根据和尺度在“自身内部就包含着普遍同一性的承诺，因为它们处于等级森严的概念金字塔的顶端，……理想的抽象本质赋予了存在其他一些特征，诸如普遍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等”（哈贝马斯，第30页）。与之相反，特殊主义试图彻底瓦解普遍主义对先验、永恒的普遍尺度和根据的执念，强调人与事物在特殊时间、特点和情势之中无法被任何普遍性规范和原则所约束的绝对差异性和个别性，因而一切把特殊性归结于普遍性的企图和做法，都是对特殊性的遮蔽和抹杀。
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上述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峙并非纯粹的哲学论争，而是长期贯穿于人们关于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的两种深刻冲突和对立的思维定势，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打开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封闭格局，造成了古老中国“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逐渐瓦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74页）从此，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不可逆转的、最为迫切的主题和任务。有学者指出，与那些“发生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或同一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种种变化”的以“微型变迁”为特征的现代化类型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突破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非常大的变化，也就是深刻的社会变革”的以“巨型变迁”为特征的现代化类型。（参见罗荣渠，第238-239页）正是在回应这一复杂和艰巨的主题和任务，寻求和探索中国现代化现实道路的过程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成为了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和实践进路。
遵循普遍主义进路，必然把现代化还原为某种超历史、超时空的普遍性原则和公式，认为它拥有可以运用到任何时空和所有地方的本质规定性，因而对不同的、异质性的社会和民族都具有不容置疑的规范力量。依此逻辑，中国的现代化就成为现代化普遍原则和公式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和落实。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这种普遍主义进路曾有过种种典型的表现形式，例如，把西方现代性经典社会理论和二战后形成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历史经验普遍化，片面强调西方现代化方案的同质化和霸权性假定，以此理解和规范中国现代化道路，认为西方现代化模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现代性建构的终极目标和典范。再如，把苏联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普遍化，如同当年28个半布尔什维克把苏联的革命原则教条化照搬到中国革命实践一样，把其现代化模式同样视为中国现代化的不二法门。又如，非反思地坚持马克思曾明确拒斥的“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页）的观念，把马克思针对具体历史条件的论述教条化和绝对化，以之作为中国现代化必须无条件遵循的依据。
与之相反，特殊主义进路则否认现代化的一切共同规律和规定，拒斥一切关于现代化的普遍原则和规范，认为现代化之路完全是一切依时间地点情势转移的“地方化进程”，坚持只有彻底超越关于现代化的普遍性的“抽象真理”，从每个社会、文化和民族有机体自身独特的脉络出发，才能内生而非外在地推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按照这种逻辑，必然割裂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关系，否认中国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把中国现代化视为可以脱离人类现代化历史和成就的“自足”和“自因”的进程。
上述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条进路虽然相互对峙，但它们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解和实践，在实质上两极相通，共同遵循着抽象的“理论哲学”而非“实践哲学”的思想逻辑，其核心在于执着于单一、片面的先验理论原则，以之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遍主义从同质性、一元化的抽象的普遍原则出发，强制性地要求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符合某种外在标准，忽视了中国现代化的具体情境和历史条件，忽视了中国人民对于现代化道路的主动创造和选择性，从而使现代化变成了马克思曾明确拒斥的“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因此丧失其真实的现实生活根基。正由于此，前述种种固守普遍主义进路的实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均留下了沉重而深刻的教训。与此相对的是，特殊主义思维方式虽然洞察到了普遍主义立场的独断性和抽象性，自觉意识到了中国现代化应充分重视的历史条件和特殊境遇，但当它把自身推向极端时，却陷入一个内在的悖论，即它把自己坚持的“特殊性”原则本身变了绝对的教条，把“时间、地点和语境的相对情况”变成了无条件的先验理论原则，正像日本学者酒井直树指出的那样：“某种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和对普遍主义的渴望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不是二律背反（antinomy）而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特殊主义从来不是让普遍主义感到真正地头疼的敌手，反之亦然。”（张京媛主编，第388-389页）这必然导致它以独断的态度否定和拒斥一切普遍性向度并存在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在现实中又很容易与封闭、保守结盟，其结果同样使中国现代化道路丧失其应有的现实性。
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实践性事业，它内在地要求我们克服上述二者从单一的、抽象的、先验的理论原则出发的思维定势，遵循和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实践哲学思维。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实践哲学思维，它扬弃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抽象对峙，同时又在二者的张力中为中国现代化开辟了现实道路，在此，其独特的实践智慧得到充分显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首先体现在它区别于上述普遍主义进路，真正深入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并根据这一现实的具体情况寻求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中国现代化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实践活动，与致力于永恒和普遍法则的抽象理论活动有着原则不同，它必须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164页）这其中既包括对中国社会特殊历史定位的自觉，即我们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应立足这一历史定位去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也有对中国社会特殊空间定位的自觉，即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人口规模的、内部差异巨大的、多重矛盾并存的社会现实；既有对特殊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即中国现代化不是对文化传统的消解和舍弃，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质；也有对中国社会发展特殊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的自觉，即我们必须拒绝简单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理性原则，而注重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平衡和协调；等等。
作为最早对“实践智慧”作出规定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与以追求永恒的、普遍的存在为目的的理论智慧不同，实践智慧“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应该通晓个别事物”（《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128页）。在当代实践哲学中，例如杜威指出，人的行动和实践领域的事物不能求助于普遍性的一般准则，因为“行动总是特殊的、具体的、个别的、单独的。因而对于所应做的行为的判断也必然是特殊的”（杜威，第100页）；伽达默尔同样认为，实践智慧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因此它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的变化”（伽达默尔，1992年，第26页）。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对实践智慧的这一品格作出了最为精辟的论述：“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这意味着，不尊重中国具体的社会情境，不把握中国区别于西方和俄国的特殊矛盾，从抽象的普遍原则出发指导和规范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必然陷入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陷阱。尽管毛泽东与亚里士多德等人对于实践和实践智慧的具体理解有着重大不同，但是他们均强调特殊事物和具体情境在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抽象普遍主义的拒斥以及它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具体性和特殊性的自觉，充分体现了上述实践智慧传统及其品格。
与之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因为对抽象普遍原则的拒斥而陷入到特殊主义的极端中。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通过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参与、影响和深化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在人类的现代化事业中融注中国现代化的独特经验和重大成果。这一过程，同时是提升、丰富和拓展人类和世界现代化普遍性内涵的过程，差别仅在于，这种“普遍性”将不再是排斥特殊性和个别性的“抽象普遍性”，而是包涵中国现代化道路历史和成就的“具体普遍性”。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狭隘的、封闭保守的孤立主义，并始终葆有对于人类和世界现代化普遍性面向的追求。它充分体现了这样的自觉：现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和趋向，顺应并加入其中，并通过自己的探索，推进和深化这一人类和世界的共同事业，为创造更具包容性、更加丰富的因而也更具普遍性的世界现代化作出独特贡献。黑格尔认为，“实践之善”的特点在于它超越了理论抽象的普遍性，同时又在“具体的概念”中把“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辩证统一起来，从而具有“具体普遍性”和“绝对现实性”的品格。列宁扬弃了黑格尔实践观中的唯心主义因素，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55卷，第183页）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的正是把这种“现实性”和“普遍性”内在统一的实践智慧品格。
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既扬弃了普遍主义对抽象的普遍原则的迷信，使“普遍性”在与特殊情境的内在结合中获得了具体的内涵和现实性品格，同时它又克服了特殊主义的偏狭性和自发性，使“特殊性”永远保持着对普遍性的指向性和开放性。中国现代化实践摆脱了同质性、一元化的抽象教条，在与中国特殊国情和民族历史传统等的结合中获得了具体的历史规定性，同时，在中国特殊情境中进行的现代化的创新性实践，又具有人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规定性，并参与生成、拓展充实人类和世界现代化这一普遍性事业的内涵和意蕴。中国式现代化化解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抽象对峙，在二者的辩证张力中，实现了普遍与特殊的内在沟通和结合，为摆脱近代以来困扰着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这两种各有重大弊端的思维进路、克服其抽象对立，贡献了独特的实践智慧。
二、
在人类现代化的复杂图景中探求“深度现代化”的实践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品格，还进一步体现为它在人类现代化的复杂图景中，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寻求“深度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在这一战略选择中，凝聚着它对人类现代化复杂图景种种矛盾关系的辩证理解，体现着它面对这些矛盾关系进行综合平衡和内在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高水平现代化的自觉。
在复杂的相互冲突的、异质性的矛盾关系中，通过对它们自觉协调和综合，在更高层面上作出更为合理的选择，采取更为明智的行动，这是实践智慧的重要品格。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实践智慧不同于理论智慧，在于它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它对人的自由的选择行动的自觉和重视。富有实践智慧的人是“善于谋划的”，能够开展“对有用事情的正确谋划，对应该的事情，以应该的方式，在应该的时间”。（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131页）二是“自由的选择行动”不是“任性”，而是对各种对立向度和矛盾关系的恰当综合和积极和解。亚里士多德用“中庸之道”或“中道”来表达这种人们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极端之间实现平衡和协调所达到的“适度”，“德性作为对于我们的中庸之道，它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36页），这种“适度”构成“实践的逻各斯”的核心规定。黑格尔以思辨的方式在其辩证法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抽象的知性对立的矛盾双方通过中介实现辩证和解和内在综合，从而跨进到更高的真理，是精神的活动本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克服了黑格尔“辩证中介”思想的思辨性和神秘性，从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出发，对实践智慧这一品格作了更为深刻的表述。马克思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5页）在当代实践哲学中，如何在异质性的矛盾关系中实现内在的融通和综合，成为不少哲学家的自觉追求。例如，舍勒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如果我站在这个新时代的大门口题献一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又将包含着这个时代的总体趋势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名称在我看来似乎是适应的，这就是‘谐调的时代’。”（《舍勒选集》，第1416页）在种种矛盾关系和对立面的巨大张力之间，把它们协调和升华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和行动，是“现代世界”的发展要求和趋向。当代实践哲学的这种自觉，正像豪克概括的那样：“综合为变化创造了新的前提，从而能够避免过分的片面性，哪怕是在变化的过程中。”（豪克，第208页）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在复杂的矛盾关系结构中展开的动态过程。这种矛盾关系结构根源于中国现代化实践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性。这集中体现为相互关联的双重维度：一是从中国现代化与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中所呈现的特殊历史性；二是中国现代化自身的发展特征所呈现的特殊历史性。从前者看，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现代化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后者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历经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多个阶段，所有这些阶段所积累的经验和所显露的矛盾，压缩在中国短暂的时空之中，与原发的、内生且经过长期演化的现代化类型相比，多重矛盾的累积和叠加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现实。从后者看，中国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从一个前现代社会被动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而在今天，吉登斯等人所指称的“盛期现代化”所显示的“现代化的后果”随着全球化进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以种种形式不断显露，由于这一特点，正如不少学者已经清晰指出的，前现代化、现代化和盛期现代化等不同阶段的特征和矛盾在中国社会同一历史时空中共存并相互纠缠。这双重的历史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由复杂的矛盾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现实，迫切呼唤我们的实践智慧。
在我们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正凝聚了这种实践智慧，它要求在对我们自身实践历史性充分自我理解的基础上，辩证地正视矛盾、解决矛盾，开辟更具综合性和“谐调性”的“深度现代化”。这方面包含着丰富内容，本文无法一一展开讨论，仅以“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这一具有核心意义的矛盾关系为切入点，揭示其实践智慧品格。
众所周知，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大转型。虽然人们对这一重大转型实质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中，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均是把以“市场理性”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确立视为现代化的核心。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说：“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角色。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涵括于社会体系之中的”（波兰尼，第69页），现代化则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在这里，社会关系被嵌入了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因素对社会存续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可能结果。因为一旦经济体系通过分立的、以待定动机为基础并被授予特殊地位的制度来运转，社会就必须按照使该体系得以根据自身法则运转的方式来塑造自己。这正是人们熟知的那个论断的意涵：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同上，第58页）。沃勒斯坦从全球化和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视角出发，同样认为，“资本主义是理解现代性的基本概念”，而判断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标准，关键要看其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不是市场机制中的“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否会为不追求市场价值的行为者及其行动“带来惩罚”并导致其“离开”（参见科卡、范德林登主编，第245页），现代化的其他维度，如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等均围绕它并以此为基础而生成和展开。就此而言，“市场理性”不仅是一种“经济理性”，而且超出经济领域，成为对全部现代社会生活具有主宰性和价值规范力量的“社会理性”。它表明：“在现代社会，经济不再囊括在社会之中，而是社会囊括在经济之中。”（罗桑瓦隆，第72-73页）
不可否认，这种以“市场理性”为中心的现代化范式无论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对于深化黑格尔所强调的现代“个人主观性的自由”等，都具有重要的文明价值和历史意义。但同样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它所蕴含的一系列尖锐矛盾已从不同方面凸显出来。
首先是“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这一深刻矛盾。当“市场理性”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中轴原理时，社会生活的其他的丰富内容必然面临被其“殖民化”并失去自主成长和发展的危险，对此，黑格尔曾指出，如果把“市场理性”的原则无边界地扩张到全部社会生活并成为主宰社会生活的绝对力量，那么其结果将可能导致人与人的尖锐对立和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瓦解和崩溃。波兰尼的反思更为尖锐：“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或者哪怕是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波兰尼，第74页）在波兰尼看来，把土地归结为商品，意味着对自然界丰富内涵和功能的破坏；把人归结为商品，意味着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等完全被物化。这种倾向无限制地被激化，将导致整个社会无法持续存在。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如法兰克福学派，对这种现代化范式所带来的社会异化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揭示。其次是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以“市场理性”为轴心的现代化必然以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为中心目标，经济指标因此成为现代化水平的主要评价和衡量尺度，对物质财富的“贪婪攫取欲”以及与此关联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压倒对精神生活意义的超越性追求，精神生活的物化和平面化等成为“现代化的通病”。当代哲学对现代的消费社会、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进行的多方面批判，所揭示的正是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精神生活的困境。再次是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市场理性”及其物质主义倾向与现代化作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艾恺，第5页）是内在一贯的，它非批判地假定了人之外的自然环境承受力的“无限性”，相信通过市场体系中不断循环和扩大的生产与消费运动，将不断把人们带入一个自由富足的“美丽新世界”，由此所导致的后果必然是生态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
如何回应上述现代化进程所展现的这一系列矛盾，是人类现代化演进过程中所遭遇的重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之“新”，其核心要义之一就是要在一个更高远和更加开阔的历史方位上，创造性地克服上述矛盾关系，寻求和创新一种更加全面的、更具综合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从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页）。这里的“中国智慧”，其实质是在人类现代化的复杂图景中寻求“深度现代化”的实践智慧。
这种“中国智慧”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表述中得到了集中表达：“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10页）这标志着现代化逻辑的一次具有根本意义的转换，它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将扬弃长期以来拥有支配性地位的、以“市场理性”为本质特征的现代化模式，在“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创造性综合中，开辟现代化的崭新形态。正因为此，我们明确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来指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它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旨趣：一方面，我们的现代化道路应该占有“市场理性”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成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避免马克思、恩格斯所警示的向“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和“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的前现代状态倒退，同时我们的现代化又是以“社会主义”为鲜明指向的，因此，与“市场理性”无限制膨胀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模式有着根本不同，它要求“社会理性”充分吸收“市场理性”的合理成果，同时以“社会理性”规范“市场理性”并使后者服务于前者，在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的同时，规范和健全其功能，在充分发挥资本作用的同时，引导其合理发展，把“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04页）的根本利益和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最重要的价值追求。这种对“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关系的全新理解和实践，意味着对以“市场理性”为核心的现代化范式的“祛魅”，标志着一种“新型现代化”的创造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启。
上述对“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这一具有中轴性地位的矛盾关系的重新理解，为现代化进程中其他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关系的辩证和解奠定了基础。“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内在统一，把人的全面发展视为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必然内在地要求克服“见物不见人”的倾向，“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26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22页）它必然自觉地规避以一时经济繁荣牺牲和损害环境的现代化陷阱，把自然环境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同样，它必然要克服“市场理性”的主宰地位，也意味着克服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及其导致的人民民主权利所陷入的“非现实的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1页），必然要求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断健全民主制度和拓宽民主渠道，满足人民在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需求，真正成为社会、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现代化逻辑”的重构，蕴含着对“深度现代化”的自觉追求，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智慧品格。
三、
每个人“全面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目标中所蕴含的实践智慧
上述两个部分的探讨，实质上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深层意蕴：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品格最终必然落实于它对中国现代化价值目标的独特理解和切实践行。无论是对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抽象对峙的克服，还是在复杂的现代化景观中对“深度现代化”的探求，都内在地蕴含着这样的价值诉求：追求和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被确立为中国现代化的最高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体现在个人、社会和人类等不同层面，共同展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善”。
“实践之善”，即对人的良善生活的追求和创造，是实践智慧的旨趣。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不同于技艺，因为“实践”与“制作”有着根本不同，后者所关注的是“外在的目的”，而实践智慧是“关于对人的善和恶的真正理性的实践品质”（《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125页），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善于考虑对自身的善以及有益之事，但不是部分的，……而是对于整个生活有益”（同上，第124页），因此，对人的“好生活”或善的关切构成了实践智慧的根本诉求。康德与黑格尔虽然具体观点迥异，但都共同地把实践与“善”内在联系起来。在当代实践哲学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把实践智慧与对现代化的反思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命运结合起来，把它视为克服现代化所导致的种种困境并寻求人类文明新的价值目标的重要途径。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和市场逻辑的扩展，被认为是通向“好生活”的根本保证，然而，20世纪以来人类所经历的种种挑战和灾难，推动人们重新反思和重建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式，为此，恢复实践智慧的传统，重构现代化与人的良善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成为当代实践哲学的重要关切。例如，伽达默尔把现代技术逻辑的膨胀所导致的“生活世界”的侵蚀诊断为当代人类文明的最大挑战，并把哲学解释学所彰显的“对话逻辑”视为今天人类最为需要的实践智慧，“实践正在指导某人，并在团结中活动。因此，团结是决定性条件和全部社会理性的基础”（伽达默尔，1988年，第76页），改变自行其是的“主观理性”，并代之以主体间的“对话理性”，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团结，重建被侵蚀的人的“生活世界”，应成为人们实践行为的基本价值目标。其他哲学家，如阿伦特对于劳动与行动的区分、哈贝马斯对于劳动与交往行动的区别等，都体现出区分“制作”与“实践”，运用实践智慧重构“现代性”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哲学史上的实践智慧传统，同时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深入反省，充分揭示了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深刻矛盾，自觉地把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把握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为根本的价值理想，从而使对“实践之善”的理解获得了全新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内在地要求从人民的美好生活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原则高度理解其价值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94页）“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171页）具体而言，这种“实践之善”在个人、社会和人类整体等层面体现出来。
在个人层面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善”集中体现在通过推进现代化，使每个中国人既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和深化的“动力主体”，又成为拥有和享受中国现代化建设成果的“目标主体”。就前者而言，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其推动力量不是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人或某一类人，每个劳动者的积极支持和参与才是其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源泉，因此，要通过观念变革与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深化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就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89页），从而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潜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事业之所以获得不断进步，其中一个宝贵经验就是不断扩大了个人自主性的空间，拓展了每个人发挥创造精神的天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页）这一真理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了最鲜明的显示。就后者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将真正把全面提升全体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实现每个中国人的美好生活作为现代化的根本目的。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享受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2022年b，第22页）“我们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820页）
在社会层面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善”集中体现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公共性之善治”。全体中国人的美好生活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社会“公共性的善治”提供支撑和保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5页），这意味着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品质，都深受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内涵及其规范体系的影响。因此，每个中国人要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动力主体”和“目标主体”，内在地要求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之善治”为之创造条件和提供环境。同时，由于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是多样化的和异质性的，因而需要公共性的制度、规则和程序调节彼此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尽可能减少冲突，通过社会成员团结合作，凝聚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合力。
在此意义上，建构社会共同体合理的规范秩序，生成社会的“公共性之善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善”不可缺少的重要维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之外，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参见习近平，2022年b，第23页）这些都体现这样的高度自觉：不断优化和完善政治权力关系、公民权利关系并且不断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切实贯彻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确立社会主义的人权法治保障体系，建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等，从而真正在社会和国家治理层面落实“人民至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理念。只有这样的“善治”，才能真正激发每个人参与和推动现代化事业的热情和创新活力，才能使每个中国人切实享受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发展成果，并由此使现代化成为与每个中国人息息相关并合力推进的共同事业。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善”还体现在它所指向的“人类整体之善”。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时代，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在一个封闭孤立、自给自足的状态中展开，而是与整个人类的整体生存发展密切关联并对后者产生深远影响。这需要回应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化与人类的整体生存发展，究竟是相互冲突还是命运与共并增进人类的共同福祉和“整体之善”？中国式现代化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这首先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页）。发展中国家由于它特有的“后发”性质，其现代化之路与西方原生的现代化相比，面临着诸多特殊的重大难题与挑战。在此问题上，前述中国式现代化在克服现代化问题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抽象对立、面对复杂性现代化图景中对多重矛盾关系的创造性和解等方面所展现的实践智慧，为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2022年a，第9页）这表明：现代化并不是按照某种先天标准规定好了的“现成存在者”，而是一个在具体实践中不断调整、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路径依赖，拓宽了现代化发展的空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它还体现在通过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一种超越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形态的可能性，为面向未来，推动当代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和跃迁，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提供了重要的示范。现代化既是人类社会的重大变迁过程，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文明意义，甚至可以说，近代以来，现代化是影响人类文明演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最为深厚的动力。这即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内涵和路径的创新性理解和实践，同时也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拓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信奉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时又凝练出“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五大发展理念”“共同富裕”“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重要价值理念，并使之成为规范现代化进程的实践理性，为克服和突破以“市场理性”为中轴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开辟了新视野，为积极回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推动并建构人类新的文明形态作出了建设性的探索。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超越狭隘的西方所谓“民族国家”视野，把促进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人类的全面发展作为其价值指向，因而体现出促进人类文明“整体之善”的世界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从个体的层面，还是从社会生活共同体和人类整体的层面，中国式现代化都紧紧围绕着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核心，体现着对“实践之善”的自觉追求。三个层面虽然侧重有所分别，但它们构成相互蕴含和支撑的有机整体：个体层面的“实践之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归宿，社会层面的“实践之善”为个体层面的“实践之善”建立公共的规范和制度保障，人类层面的“实践之善”是对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实践之善”的进一步确证和拓展。三者的内在统一，同样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品格。
本文转自“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