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传播学：建构未来传播学的统摄性范式

来自：京师认知神经传播学实验室

随着5G、Web3.0和元宇宙等技术的迭代发展，媒介以全新的连接方式嵌入到人类社会中，社会也按照媒介逻辑进行着解构与重构。有学者认为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时代的思想，研究者们难以整体上把握其方向。在社会领域，现代性也带来了哲学思想的困顿，而这一原因来自于对人和社会终极价值关怀的丧失。在学科领域，单一事实和技术的客观性分析论证，无法体现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例如人所具有的心智、意识和行为实践的本能。

进一步讲，过去大众传播粗放式的研究范式和框架无法对新的社会场景、媒介演进以及其中的 “个人”进行充分阐释。例如，互联网作为高维媒介解构了传统的大众社会，原有以机构为运作主体的社会裂解为以个人为运作主体的“微粒化”社会。新传播时代，过去大众社会中被湮没的个人逐渐被发现，具有自我个性、禀赋的个体逐渐成为网络社会中的行为主体。由此，大量被忽略的微内容、微资源和微力量得以激活和调动，网络社会中，在个体和群体的主导下，众包生产、知识经济、直播带货等现象层出不穷，构成了传播新景观。全新传播场域下，个人作为传播基本单位唤起了学科要素、边界和研究范式的重构，这一重构体现在学科的全新思维转向和升维的构建。

重构传播学的思维转向：以“个人”作为构建学科的基点

在思维转向方面，既要关注到技术的作用逻辑，同时也需要意识到技术背后人的主体性。因此，传播学研究需要真正以媒介技术发展为基础，关注人与社会的发展，回归真实的人类心灵。不过，传播学当前的困境来自于其横断学科的属性，重构传播学则需要打破过去的议题导向，找到各领域研究的共同参照点，使其成为传播学科建设中各要素“连接”的必经之点。就这一点来看，各个领域研究虽有不同研究主题，但是共通之处在于关注到社会现象和个人以及个人所属的群体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由此，个人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活动主体，个人的价值实现需要通过不断破除现代性的桎梏，朝着自由和理性的方向迈进。

在传播语境中，人的行为是外显性的，是考量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个体的传播行为能够表征其心理、情感、态度和社交关系。同时，人的行为也是社会构造的基础和力量，个体行为表征着个人的心智、想象力和行为自由度；社会行为实践则是从个人行为产生，体现了圈层关系、权力结构和价值取向。然而，传播学对个体的行为阐释仍然停留在效果研究的反馈阶段，对行为结果的测量忽视了数字交往中人与媒介以及人与环境的互构关系。因此，亟需对传播场域中人的行为进行细颗粒度的再思考和阐发。

行为科学崛起启动传播学的重构

行为科学对研究传播学的重要启发是，“行为”不仅是对人类特定实践行为的研究，还是一种在历史、功能和情境下的思考。传播研究史上对于行为的研究，亦经历了行为主义、行为场域到班杜拉的三元交互模型的发展。不过，当下的传播行为已不再是过去隔绝“社会框架”和“技术座驾”的行为，而是一种统摄起个人与媒介环境的重要理论范畴。

从行为科学中行为的属性出发，传播行为呈现出具身相关的、动态的、高维的特点。具体来说，我们将“行为”范畴定位为连接人与环境的关键节点，“行为”既是外部社会因素、技术因素和传播环境的体现，又是个体内部心智、认知、态度和情感的综合反应。同时，行为也反过来影响人的心智、技术发展和媒介环境，作为传播环境中人的表征，在人与环境的互构中发挥统摄作用。以沉浸式传播为例，VR等媒介形态超越了传统的媒介可供性，进一步对使用者的心智模型、空间认知和社会行为产生影响，而使用者的行为也成为媒介与环境互构的研究重点。

行为传播学的跨学科构建路径、研究面向与关键议题

不同于以往工具借用型的跨学科，行为科学与传播学的跨学科建构更加强调形成学科整合的研究，实现跨越学科边界的升维重构。这种升维的学科重构就将“行为”范畴作为传播学与其他其他学科交互的共同参考点，统摄起行为科学、认知神经科学、计算科学、信息科学、人类学等学科，囊括了多种新兴研究范式。“行为”范畴由此成为数字交往中“真实”个人的表征，并且成为与其他研究交光互影的“公共领地”。

在研究面向和关键议题方面，行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传播中的个体、传播行为与媒介环境。在理论半径方面，生态心理学视域下的可供性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属性，强调了技术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对应了传播行为这一关系范畴。

从传播个体出发，个体与媒介环境和传播行为之间的互动包括认知可供性（cognitive affordances）和感知社交可供性（perceived social affordances）。这种可供性共同强调了个体行为背后的认知能力，以及嵌入在整个关系情境中的心智、身体和文化等等。媒介化社会中，具有认知可供性的用户对媒介技术和社会产生了认知、情感和价值需求，进一步积极主动地进行媒介交往。

媒介环境中，技术成为促进媒介系统发展的突变性动力因素，主要体现为技术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和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s）等。媒介以直接或潜在的方式，通过技术可供性来影响个人的认知和传播行为。如今，平台媒体中算法虽不提供用户直接的交互界面，但却隐蔽地影响着用户的行为和社会结构，如推特（Twitter）曾于2017年将其字符限制从140个词增加到 280 个词，引起了用户交往行为的变化。因此，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传播行为既作为自变量对传播个体和媒介环境产生影响，也是传播个体感知、认知、态度和意图的因变量，并由媒介环境塑造。

在分析现实或虚拟环境中的个人行为时，行为经济学“行为人”假设（即有限理性、有限利己和有限意志力）对当下的传播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一般来说，对个人传播行为可以从个人决策的神经机制、决策偏好和行为后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行为人”假设替代 “理性人”假设后，对群体行为的分析既需要关注基于技术的自组织行为的涌现，也需要看到由非逻辑内容和情绪感染形成的群体极化。

概言之，人的尺度是判断未来传播形态、传播规则的价值准则，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观照媒介变革下的个人数字交往行为是重构传播学的关键。行为传播学以个人作为构建学科的基点，将“行为”范畴作为各个领域的研究共同参照点，以期构建起统摄多学科和理论范式的升维级跨学科，拓宽传播学的纵横经纬。保持开放的目光看待个体的多样性和时代变迁的复杂性，通过不断探寻自由、平等和理性的终极价值，支撑起传播学的公共价值承诺。

作者单位 /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作者 / 喻国明 苏芳 杨雅

转自：“新传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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