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Sociological Theories ，作者Foy et. al.
作为科学/思想运动的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中的兴起
斯蒂文·福伊（Steven L. Foy）
塞勒斯·施莱费尔（Cyrus Schleifer）
爱德华·提尔亚金（Edward A. Tiryakian）
Foy, Steven L., Cyrus Schleifer, and Edward A. Tiryakian. 2018. “The Rise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s a Scientific/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Sociolog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49:16—36.
今时今地来看，理性选择理论并不特别吸引人。直截了当地说理性选择理论不是解释社会现象的万能钥匙，乃至于说理性选择理论就是错误的，可能也只是略微夸张一些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正因为过于直接而带来一些问题，认为我们不需要20年时间就能判断理性选择理论是错误，这无非是说理性选择理论的错误很容易判定，这套理论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是，为什么一种很容易判定为错误的理论却延续了20年的时间？为什么有人会认为理性选择理论这项事业有可能“起飞”（郭台辉、李钧鹏，2022：419）？为什么分析社会学始终觉得理性选择理论尚有可取之处（赫斯特罗姆，2010：9、64）？
这些问题很难从纯理论角度回答，原因是，在不接受“迪昂-蒯因命题”的并且妥当定义“错误”（符合论还是融贯论还是其他？）一词内涵的前提下，理性选择理论当然有可能是错误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的对错，而在于不那么容易理解的、往往出于实践目的的划界行为：理性选择理论实打实地被一群人坚持着大约20年的时间，他们即使意识到理论存在问题也仍旧觉得这是可承受的代价，或者是发展还不完善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不认为这是可承受的代价？简单的判断将这些问题全都掩盖了。
要真正回答这些问题，就应当针对理性选择理论理论（或说将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研究对象）的兴起和衰落做“实证研究”。2018年，斯蒂文·福伊、塞勒斯·施莱费尔和爱德华·提尔亚金发表在《美国社会学家》的文章，实证性地考察理性选择理论为何会在美国社会学中兴起这一问题，从知识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史的角度给出了解释。
一、理性选择理论在美国社会学中的兴起
至少在整个20世纪，理性选择理论都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关联更多，而与社会学隔阂更深。理论上讲，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预设包括个体效用最大化、个体偏好相对稳定和市场均衡等，但社会学自马克思以来便强调社会关系、传统、情感、价值、前契约团结等因素的重要性，两者的行动观和秩序观很不相同：
表1：理性选择理论和社会学主流的行动观与秩序观
理性选择理论
社会学
行动
理性自由
社会化
秩序
理性交换的均衡
社会性协调的规范
然而，尽管在理论预设上如此不同，到1992年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就任美国社会学协会（ASA）主席，理性选择理论已经在社会学中稳稳占有一席之地，其范式扩展到经济、市场、宗教、交易、教育、犯罪、政治和移民等诸多研究领域。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甚至将其看作结构功能主义之后最有可能统一社会学的宏大理论：“如果当前的社会科学有可能凝聚为统一的范式，理性选择理论就是首个候选。”（Foy, Schleifer, and Tiryakian，2018：18）加里·贝克尔，这些现如今在社会学中因备受批评而声名狼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80-1990之间的好几年，都是《美国社会学评论》（ASR）、《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和《社会学年鉴》（ARS）被引最多的经济学家。
为什么会这样？考虑到和社会学的理论冲突，考虑到社会学扎根在自身教育（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成为天性）中的敌视，理性选择理论为什么会达成这样一种“不太可能的”（unlikely）成功？
二、理论框架
探索一种理论、一种思潮或一个流派为什么会兴起，社会学此前有两种较成熟的框架。一是提尔亚金本人在1979年发表的《学派在社会学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Schoo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一文中提出的“理论学派模型”，核心观点是：成功整合入学术共同体的理论流派，往往拥有一位卡里斯玛型的核心人物以及一套可用于经验研究的理论范式的学术团体，并且能够充分合作和调动制度资源。第二种是尼科尔斯·穆林斯（Nicholas Mullins）在1973年出版的著作《当代美国社会学中的理论和理论群体》（Theories and Theory Group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一书中提出的“理论群体兴起四阶段模型”，四个阶段分别是：（1）常规阶段，新领域的理论家彼此孤立存在；（2）网络阶段，理论家之间的交流增多；（3）聚集阶段，出现研究中心并且与其他理论划分边界；（4）专业阶段，出现代表整个群体的刊物、职位、教科书等其他职业组织。
2005年，斯科特·弗里克尔（Scott Frickel）和尼尔·格罗斯（Neil Gross）在发表于ASR的《一种科学或思想运动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Scientific/Intellectual Movements”）中，提出了一个针对科学或思想运动的一般性理论，简称SIMs。这个新框架整合了前述两种理论的优点，而且提出了新看法，其核心是以下四点假设：（1）当高地位的思想行动者（通俗一点但用词不甚严格地说就是知识领袖和学界大佬）集体对当下的主流范式表示不满时，科学或思想运动就更有可能出现；（2）当结构性背景提供了关键资源时，科学或思想运动就更有可能出现；（3）科学或思想运动越有可能触及各种微观动员语境，它就越有可能成功；（4）当科学或思想运动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产生共鸣时，它就越有可能成功。
SIMs模型已经在多个研究领域证明是有用的，例如处理新分支学科的兴起、异端知识的涌现以及竞争性知识的增多等议题的研究领域。福伊、施莱费尔和提尔亚金这篇文章就基于SIMs模型，讨论理性选择理论在美国社会学中的兴起，围绕上述四个假设，说明促使理性选择理论兴起的种种条件。大致上，文章分成两个区分不明显的（实际是连续的）部分：（1）集中于学术性因素，讨论前三个假设；（2）集中于经济-政治环境和社会-技术变迁两个方面，讨论最后一个假设。
三、理性选择理论兴起的学术性因素
这一部分涉及到SIMs的前三个假设，依次说明如下：
假设1：社会学的高地位思想行动者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均表示不满。
直到60年代中期，结构功能主义还是美国社会学的主导范式，金斯利·戴维斯则表示“结构功能主义就是社会学分析的同义词”。但自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出版，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评越来越多，霍曼斯、米尔斯、索罗金、古尔德纳、埃尔斯特、柯林斯等人，要么认为结构功能主义低估个人能动性，要么认为它严重忽视了社会冲突。
不过十年，也就是最晚到7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学的理论部分已经彻底碎裂，成了一个多范式共存的开放系统。在随后的又一个十年时间里，理论领域仍旧一直分化，没有出现新一轮的整合。这种情况下，一些支持理性选择理论的社会学家就找到了发展自己理论的空间和动力，其中最有名的是科尔曼，他的著作《社会理论的基础》也在1992年获得ASA的杰出学术著作奖。
假设2：有利于理性选择理论扩展的资源在增多，特别是资助和出版。
1973年，科尔曼因对教育政策和数学社会学的贡献而重返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凭借私人交情和手中权力（中性词），科尔曼做了一系列有助于理性选择理论发展的工作。首先，科尔曼说服贝克尔到社会学系兼职，当时的经济学系就在社会学系的楼上；其次，科尔曼作为社会学系教授和美国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指导，给学生提供了源于国家科学基金、教育部和其他专业组织的资助；再次，科尔曼和贝克尔联合开设理性选择理论的研讨班，每次都有20—30名学生到场，1993-1994年甚至提供了为期九个月的博士后项目；最后，科尔曼主持创办了《理性与社会》（Rationality and Society）的理性选择理论专刊，并且与他人合作编辑相关图书。
假设3：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中的微观动员语境增多，吸纳了不少新成员。
一方面，科尔曼和贝克尔联合主办的理性选择理论研讨班，给社会学学生提供了新的可选项。另一方面，致力于理性选择理论发展的专业组织也相继成立，国际社会学协会（ISA）于1990年成立理性选择研究中心（Research Committee on Rational Choice，简称RC45），ASA1993年成立理性选择理论分会，初期成员132人。这两个组织在人事上沟通频繁，联结非常紧密。尽管到2000年，理性选择理论已经明显后继乏力，但在此之前，它已经完成了社会学内部的体制化。
再有，社会学界在90年代围绕理性选择理论多次召开研讨会。在1990年的ASA会议中，赫克特和埃德加·凯泽（Edgar Kiser）将理性选择理论引入历史社会学的想法引起激烈争论，会议后本计划在争论基础上出版一部《历史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争议》（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in Historical Sociology），然而，罗杰·古尔德（Roger V. Gould）去世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便中止计划了。1995年，《宗教科学研究》（JSSR）专刊讨论理想选择理论引入宗教研究的利与弊；1998年，AJS也专门组织讨论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中的地位，赫克特、凯泽、布东、戈德斯通和索莫斯等人各抒己见。总而言之，尽管这些讨论都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存在缺陷，但也认为小心谨慎地引入理性选择理论对社会学发展不无益处。
四、理性选择理论兴起的社会背景
有关理性选择理论兴起背景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假设4：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与更宽泛的美国文化与政治背景有关，后者辐射出的直接或间接压力与思想运动产生共鸣。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开展了一系列减税和缩减政府管理的举措，美国政治经济迅速从福利经济模式转向更少管制的市场经济模式。“隐藏在‘去税收化’之后的冲动反映在新的行政管理价值观上，也就是调动市民增加财富的能力，以对个人自发性更少的限制来换取经济收入的最大化。”（Foy, Schleifer, and Tiryakian，2018：27）里根的举措在之后几任总统手中也得到保持，直到克林顿之后。从整体上说，政府支持的经济政策与理性选择理论是内在契合的，特别是个人主动性、最大化收入和减少消费等方面。
与此同时，“美国梦”的故事卷土重来，鼓励贪婪（一种中立的情感）和赚钱的文化越来越受到承认，80年代甚至被称为“自我十年”（me decade）或“贪婪十年”（greed decade）：“支持个人最大化（里根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共识），普遍性地接受美国梦就是提升个人财富而不论个人当前的财富状态。”（Foy, Schleifer, and Tiryakian，2018：29）而有线电视和个人计算机的飞速发展更刺激了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实现：前者将“努力工作以享受进入天堂的回报”转变为“努力工作而实现地上（世俗或今世）的感官欢愉和经济成功”：“加尔文主义激发的新教伦理曾一度将经济成功视为选民资格的反映，现如今，这种精神又在繁荣学说的召唤下重现了：努力工作且花销最少，上帝就会给你物质报偿。”（Foy, Schleifer, and Tiryakian，2018：30）后者的普及加速了经济活动的处理和运行效率，迫使每一位之前打字都还很不流利的管理人员迅速掌握计算机使用方法，将一切都纳入数据库之中：“美国人因计算机而成功……（计算机）在物质和心理两方面促进美式资本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完美契合这个新世界……”（Foy, Schleifer, and Tiryakian，2018：30）
结论
利用SIMs模型，福伊、施莱费尔和提尔亚金解释了理性选择理论在美国社会学兴起的原因，总结起来主要是对旧范式不满、有利资源增多、群体数量扩大和社会背景适合这四个方面。整篇文章在写作风格上硬邦邦的，不掺杂任何私人感情和个人感叹，几乎像极端的定量研究论文，而不像常规路线的定性类社会学思想史研究。专业性方面，三位作者将一个很容易滑过或误认为纯理论的问题成功转化为知识社会学式的“实证研究”，不仅明确提出了可经验检验的理论假设，而且注重档案和访谈等材料。如果说还有什么缺陷的话，更多是因为篇幅原因而来的客观限制，比如假设1对社会学理论60年代后的发展描述太粗糙；不过作者也承认理论上的确还有问题，例如借用的SIMs框架对科学或思想运动的“成功”定义不清，没有说明是部分吸纳为既有学科的一部分还是完整吸纳但次一级的利基空间，而且SIMs模型本身包含因素过多，只能是事后解释而不能做事前预测（Foy, Schleifer, and Tiryakian，2018：31）。
回到最初的问题：理性选择理论为什么延续了20年的时间，而我们今天却很容易就判断它是“错误”的？显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理性选择理论是否在理论上错误，而在于它的错误或局限在研究者看来是否可以承受，是否可以弥补。如果说理论上的正确与错误边界不像我们通常以为的那么清晰，那错误是否可以弥补或承担的标准就更加模糊了，这个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基于科学或逻辑程序的既定形式化标准（就像韦伯所设想的法律那样），而是取决于心理、传统、实用、效率乃至于审美等诸多理性或非理性偏好。一个时期认为可以弥补，另一个时期则完全不理解（也不需要理解）这一点。习惯于只从理论本身思考社会理论取舍问题的人，本身就已经在“理性人”和“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上与理性选择理论达成一致了。
所以，用20年时间来认识并最终承认错误也并不奇怪，毕竟一个“错误”总已经不只是一个孤零零的错误，只有幼稚归纳主义才会认为我们所见唯有孤零零、赤裸裸的事实而已（Tilly，2016：4）。与其说理性选择理论是“错误的”，不如说它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又一次被人杀死了，“凶手”包括泽利泽、格兰诺维特、亚历山大、霍克希尔德、魏昂德以及多位新实用主义社会理论家（我们这里只说美国社会学传统）。而之所以说“又一次”，是因为这桩谋杀很大程度上就是帕森斯1937年登记造册的涂尔干和韦伯杀死斯宾塞事件的重演，只不过涂尔干认为斯宾塞是平静死去的。
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很容易地”判定一种理论的对错，可能主要不是我们智力优越（或某个人智力优越），甚至也不是理论进步，而是我们经受了一系列与之不同的教育，并且每天都在一个拥有一套敌视“错误理论”的学术共同体中承认自己。我们阅读、上课、争论、写作、评论、回应、审核、修正，有意无意地念诵权力、观念、身体、情感等等富有魔力（可好可坏）的词汇。与此同时，我们拒绝以剩余范畴的形式将这些富有魔力的词汇添加到“错误理论”之中，一再说服自己“错误理论”没有资格让这些词汇担当剩余范畴的角色。“我们都在以自己特有或习惯的方式工作、阅读、不读、不读而有所读，读而无所读，在不回避中有所回避、有所否认”（德里达，2018：162），即使最微不足道的言语和思考，都因为日复一日的接触和重复而仪式性地和物质性地将一种“观念系统”镌刻在我们的身体和思维中。
概言之，社会学家反思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这很合理；社会学家反思自己对社会理论的看法背后是不是也有结构性因素，这不仅很合理，而且很必要。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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