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传媒观察杂志 ，作者盖伊·塔克曼 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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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是康涅狄格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她于1978年出版的《做新闻：一个建构现实的研究》（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基于她1969年在布兰迪斯大学答辩完成的博士论文《新闻，新闻人的现实》（News，The Newsman's Reality），并经过长达9年的重新审视和继续研究修改而成。这部著作与赫伯特·甘斯（Herbert J.Gans）的《什么在决定新闻》 （Deciding What's News）和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的《整个世界在观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一起，开启了对大众媒体新闻生产的社会学研究，成为20世纪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经典文本。
《Making News》1980年版封面
1969年，26岁的盖伊·塔克曼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先后应聘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及其研究生院。1990年她转至康涅狄格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直至2012年初退休，前后执教43年。
《做新闻》2008年、2021年版封面
《做新闻：一个建构现实的研究》是她的5部学术专著之一，2008年曾由华夏出版社引进国内。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将此书收入“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并由浙江大学李红涛博士重新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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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曼教授在家中接受本刊专访
2022年8月初和10月初，79岁的盖伊·塔克曼教授在位于康涅狄格州曼斯菲尔德镇斯托尔斯（Storrs，Mansfield，CT）的家中两度接受了本刊的特约访谈。
感谢学者未冬为本次访谈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最有意义的问题是，
全球经济的变化
如何改变新闻的采集与定义
Qustions
&
Answers
Q
请您介绍一下《做新闻》两个中文版本之间有何异同，以及这本书在各国的出版情况。
盖伊·塔克曼：第二个中文译本的译者李红涛博士联系了我，告诉我他们取得了版权，问我能否为他解答一些问题，并且邀请我撰写一篇前言。与第一个译本相比，我跟这位译者之间有了更多联系和交流。据我所知，这个新版本增加了三篇前言。
《做新闻》最初于1978年由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出版，后来自由出版社被西蒙·舒斯特出版社（Simon Schuster）收购。当中文版要联系出版时，英文版已经绝版，在旧书店里以250美元一本出售。后来我联系拥有版权的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希望这本书可以由另外一家美国出版社出版，他们这才开始做市场调查，发现这本书的需求、学术价值和影响力，遂决定再版。我不记得它再版了多少次。一般来说，一本学术专著的生命周期大概是40年，可是此书出版至今已超过40年，它的引用率依旧相当高，特别是在国外。它曾经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日语和中文等多种语言。我别的著作也被翻译成法语、德语、希伯来语、波兰语、瑞典语等数十种语言。
这次中国的出版社将我的书列入“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我收到中文样书后就拿到附近的中餐馆，希望知道一起被列入大师经典的还有哪些大师。其中很多人物我都很熟悉。比方说，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他的太太是我以前在皇后学院的同事。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和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跟我是同龄人。我在美国社会学学刊上发表《客观性作为策略性仪式》一文后，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邀请我一起喝过咖啡。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赫伯特·甘斯（Herbert J.Gans）听说我在做有关新闻的研究，就跟我通过电话。此外，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是我的老师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的指导教授，可以说是我的师爷了。我在研究生院时就读过他的书。能与他们一起被列入这个大师经典系列，感觉与有荣焉。
Q
《做新闻》一书已被视为新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中国的学界对此书进行了不同的诠释与解读。学者尤为关注此书的理论与方法视角，并探讨在数字化、网络化的新媒体时代，现象学社会学能否为当下的新闻传播研究提供路径与面向。在这个问题上，您有什么看法或建议？
盖伊·塔克曼：我能给你的最好答案是从西北大学（Northwest University）的巴布洛·伯茨考茨基（Pablo Boczkowski）入手，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和最初的研究就涉及新媒体。那是一个对阿根廷报纸的民族志研究。他拥有足够的关系让他进入那个研究场域。据我所知，他并没有社会学或者人类学方面的专业训练。我把我自己的研究看作是社会学的。我认为，对新媒体的研究必定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许多挑战发生在那些跟我做的研究看上去略有不同的场域中。我的意思是，如今多少报纸关闭了，多少记者编辑被解雇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已经发生多么大的变化。
另外一个话题，是我跟史蒂芬·奥斯特加（Stephen Ostertag）试着要撰写有关传统媒体的经济如何影响新媒体运作的可能性。那是基于史蒂芬的数据。因为我如今已经快乐地退休了，没有再紧盯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我大概有40多年没有专门做新闻的研究了。上次我如此专注于新闻的研究，可能是1977年。那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收集有关新闻的民族志数据了。我觉得这项工作如今更加艰难，也就是说新闻人的工作更加艰巨，在一定程度上也致使做这方面的民族志工作更加困难。如今人们关注点击量如何计算，这很重要。那跟我以前工作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我去电视台工作的第一个星期，六点新闻的编辑即刻就告知我，是新闻人生产新闻，他们不受读者或者观众需求的影响。显而易见，如今已不然。
从我零星阅读的一些研究文章中，我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经济层面的问题，不只是关注记者和新闻媒体面临的问题，比方说他们的工作是否可以保留。当然这是一个问题。但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是，美国以及全球经济正在进行的变化，如何改变新闻的采集以及新闻如何被定义。对于这过去三四十年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我还没有看到让我兴奋的相关讨论和书籍出版，去检视这样一个大的时代。我曾经思考过想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在美国，更加显而易见，新闻是如何生产的也伴随着我曾经研究过的美国大学的转变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保守地说，金钱看起来“略微”变得比曾经被称为“专业主义”的概念更重要了。
算法时代，
学者过于关注其差异性，
而没有看到相似性
Q
《做新闻》一书主要聚焦新闻生产活动，尤其是组织化生产。如今，随着技术变革、媒介生态的演变，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流程和模式都已发生巨大变化，个体化的非职业记者正在不断涌现，职业记者作为唯一新闻提供者的地位不复存在。您如何看待个体化新闻主体的“做新闻”？
盖伊·塔克曼：你实际上谈及的是社交媒体的影响，这还未被足够地研究和认识。我得声明我也没有紧追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不订阅任何的学术期刊，不管是社会学，还是传播学。我服务的一些编委会每次出版后会寄给我一份。我最近看到的一篇就是话语研究刊物上关于中国的研究。在我看来，对于社交媒体的影响有对立的说法，具体取决于那是谁做的调查，以及你相信的调查手段。有人说现在人们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多过从别的媒体上获取新闻。也有人说不全然如此，只是现在人们比预期更多地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另外，个体化的新闻主体，他们采集传播一些内容，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新闻”。但他们可能被认为是新闻的来源。
Q
在《做新闻》的开篇，您即采用了“窗口”的比喻，形象描绘出“新闻是一种框架”。而在数字环境下，算法推荐主导着新闻内容的聚合与分发，传统职业新闻生产逻辑遭到一定程度的颠覆。那么，您当初得出的“新闻建构现实”等相关结论是否已经发生变化，如今是否已成为“算法建构现实”？
盖伊·塔克曼：我们所说的“算法”，涉及到数学和计算机，依赖于新的科技。我记得，六点新闻的新闻编辑曾告诉我，是他们在做新闻，别管人们想听到什么。但在某种程度上，那些人是在自欺欺人。问题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自欺欺人？他们当然有一个概念，即你的观众或者读者对什么感到有兴趣。有一天晚上，我在观察一份报纸如何组合一组副刊，它通常在11点半上街面市。我那天离开得较早，大概是7点钟，那个负责第二版当地新闻的编辑说道：“看这篇，是不是很棒？”他递给我这篇文章说：“你可以带回家去。”这实在是难以置信。那篇文章是两个双胞胎姐妹因为觉得自己很丑而双双自杀的新闻。后来他告诉我，我带走那篇新闻故事离开编辑部以后，他们收到一张那两个女孩的照片，而女孩真的很可爱。当看到这张照片时，他认为这个新闻变得更“有趣”了。为什么？因为这些男人们觉得那很有吸引力。他们绝对相信读者看到这张照片和这个新闻故事，下巴会掉下来，会感觉很神奇。我们可以描述那不是一种“算法”，而是一种“感觉”——他们的读者会对什么感兴趣，他们的隔壁邻居会对什么感兴趣。
我得强调这些男性（因为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男性），当他们强调自己的职业判断时，不愿意深究的是其所谓的职业判断多大程度上包含了他们对受众的感受。他们有自己的眼光，也有自己的眼镜。打个比方，在大学里每个系开会，多年来你大概清楚每个同事的投票取向，如果你不清楚，那你得换工作了。新闻人也是如此，他们知道彼此有一个感觉——他们的读者对什么更有兴趣。
我可以给你再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新闻故事。大概是七八年前，我儿子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非常肥胖的黑人女性。她是个有意思的人，我非常喜欢她。她住的那个公寓有天晚上起火，她被送医了。当地的报纸第二天没有指出这个公寓是在一个黑人社区，而只提到没有人死亡。我儿子的朋友在那个新闻发生的两个星期后去世了。如果她是个白人，或者被认为是重要人士的孩子，我觉得那就会有一个关于她的新闻故事。因为编辑们会觉得：“嘿，我们的读者会对一个名人的孩子，或者一个中产阶级的白人社区发生的事感兴趣。”但实际上，她的丧礼很隆重，媒体知道有人被送医，但没有人愿意去查询这次大火中被送医的黑人们有没有从医院回家或者有没有人死亡。我认为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制造的“算法”，每一块都是种族主义的。占主导地位的白人媒体也一直如此。
Q
在您的书中论及了通过新闻“建构新的现实”，如今算法出现后，您觉得这对您的“新闻建构新的现实”这个结论有什么新的发展？
盖伊·塔克曼：它们有差异。但我认为，相关文献过于关注差异性，而没有看到其相似性。我再举一个例子，上世纪70年代，我生活在纽约，在我住的大楼的街对面有一家私人网球俱乐部。这不是一个多么棒的社区，要不然那里的土地会很贵，俱乐部也不会开在那。有个在那儿打球的男子是一名电视记者。他得到了一个工作，接替一个人去试镜并有可能成为周日晚间新闻的体育新闻播报员。地方电视台周日晚间新闻的体育时段会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播报橄榄球还是棒球，可因为这个人喜欢网球，他就让一场网球赛成为了体育头条新闻。后来他再也没有在那儿工作了。这没有那么不同。
在新闻中，
定义什么是事实
包含在人与组织的关系中
Q
《做新闻》一书较早地关注到媒介组织对“时空秩序”的重视，还提出了“时间的空间化”概念，从空间维度对新闻生产进行了考察。近年来，“空间”概念和理论被广泛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研究中，2015年美国学者提出了“空间新闻学”的概念，并逐渐成为学界新的关注热点。中国国内也有学者指出，新闻研究领域出现明显的“空间转向”。您如何看待这一转向？
盖伊·塔克曼：我是最早关注时空问题的学者之一。我不清楚现在人们还在谈论些什么。因为我好久没写了。有一位纽约大学的学者做的量化研究非常好，他的书有一部分是关于在美国和法国的新闻报道。大概10多年前我读过他的书，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空间的意思经过了多维的改变。我们可以简单说世界变得更小了。现在通过电子媒体就可以了解事物，加之传播的便捷，世界变得小了。
不过由于新闻媒体的经济危机，世界又变得更大了。所以在某个时间，拿纽约时报做例子，他们曾经在柏林、巴黎、罗马等城市都设有记者和记者站。在上世纪60年代，因为时差，他们把资料发送到伦敦，在那儿迅速编辑，然后将编辑好的文章发往纽约，以便后续做排版或者计划的编辑更容易地将它们整合起来。如今由于金钱的因素，主要的报纸不再设立记者站，甚至不再派遣记者常驻那些我们能想到的国外主要城市。如果在以色列、沙特或者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总有人从好几百英里外不得不被派遣去。从这种意义上说，世界变得更大了。
对新闻媒体来说，通过自身的记者编辑去获取好的信息也变得更难。如今从一地到另一地传递新闻变得很容易。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这是一个问题重重的国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的主要报章、伦敦的泰晤士报和别的国际主要媒体没有专职的记者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如果那儿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他们可能会从南非派人去采访。但这意味着这些人不可能像以前在那儿的常驻记者那样容易获取新闻信息，并且深入地理解当地的情势。但同时，因为网络和电脑技术，他们很快可以获取某些信息，让他们可以派遣自己的记者去埃塞俄比亚。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矛盾性，而且这种矛盾性变得更为有趣的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费舍曼（Mark Fishman）访问了很多在纽约的苏联记者，他好像还接触了不少曾经驻莫斯科的纽约记者。他写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探讨如何基于所在国当地记者所定义的什么是新闻来定义国际新闻。我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初读过的，至今仍印象深刻。如果莫斯科当地的记者将此作为最重要的新闻在报道，在莫斯科的纽约时报记者很可能也认定它为一个重要新闻。相似地，如果美国媒体特别是纽约时报正大篇幅地报道某个新闻，在纽约和华盛顿的苏联记者也很可能认定它是一个重要新闻。马克的研究是一个重要发现，即一个国家的地方新闻，是另一个国家的国际新闻。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在当代环境下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空间有好几种意涵，我在三个不同方面使用了“空间”这个概念，一个是地理的距离，一个是电脑化的距离，还有一个可以被视为在地与外国之间的问题性关系。
Q
事实与真相一直是新闻学中的关键概念。《做新闻》一书中引入“索引性”和“反身性”的概念，来说明新闻所搭建的“事实性网络”，且指出新闻并非是对真相的苦苦追寻。但在“后真相”时代，“事实性网络”正在遭遇挑战。有学者认为，“后真相”时代给新闻内容生产带来严重危机，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盖伊·塔克曼：你是说在新闻生产中面临着真相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吗？在美国，“事实性网络”意味着报纸所定义的事实同样取决于他们跟强有力组织的关系。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了：现在存在各种各样的新闻机构，也许还认可不同的组织作为可靠的来源。但同时，我想强调新闻媒体多么依赖于他们所认可的传递真相或者事实的消息来源和机构。
我观察到某些文字是不完整的真相。这更是当今的问题，因为新闻媒体的组织产生了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谎言从来没存在。人们想否认这一点，那是非常幼稚的。但是什么是事实，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用什么来定义事实，总是跟特定的新闻机构包括特定的平台他们的选择和认可有关。他们认可谁是一种选择。在美国，一个希望保留自己工作的记者，通常明白什么是为编辑们所接受的事实。我们追溯上去就要涉及到金钱了。这个特定的报纸、电视台或者媒体平台是以某种方式接受资金的投入，这种资金如果运作会关系到哪些机构可以被认定为事实的来源。
Q
在《做新闻》一书中，您将新闻客观性原则的运作概括为“策略性仪式”，一些学者多有将其作为“客观性不存在”的依据，这是否存在误读？对于客观性原则，您的真实看法是怎样的？如何评价这一原则在新闻职业理念中的作用或地位？
盖伊·塔克曼：我所说的“客观性”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一个记者所能认定的客观真相，依靠记者所牢记的各种新闻实践。追求客观性依旧很重要，如果他们还想做这份工作。不管是做媒体记者，还是做教授，各种与大多数的职业相关的活动都会有后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是很愚蠢的。
我想强调的是，各种职业都有自身的规则，这些规则关涉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生存。不这样看是可笑的。我是不是说得很重？追求客观性是很重要的，就是去追求你的组织所定义的客观性。当然，你应该知道所定义的客观性是什么。在新闻中，定义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包含在人与组织的关系中。
客观性是存在的，但构成它的因素取决于在特定时间或特定地点的制度化理解。欧洲人曾经认为世界是平的，鉴于他们对宇宙本质的其他理解，他们的知识是客观的。我们也有不同的假设，如我们的世界不是平的，也不是完美的圆形。我们的观点取决于社会对于什么样的证据构成客观真理的定义。
田野观察，
可以让你看到
那些数字反映不出来的东西
Q
中国有学者认为，新闻生产的研究是《做新闻》的一条主线，而新闻本身的研究是一条副线，这在最后一章“作为知识的新闻”中有充分体现。在当前新的新闻生态下，新闻本身的内涵、功能、价值已有所变化，关于“作为知识的新闻”您是否有新的见解？
盖伊·塔克曼：如果你注意到就会发现，那些引述是来自达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我的意思是它的意涵，所有事实和真相的概念，都是社会建构的。我不会把新闻跟更大的世界隔绝开来。新闻是一种形式的知识。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依旧如此。何为知识，何为新闻，何为真相，都是社会建构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足够复杂的，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版本”的新闻、知识和真相。
Q
在最新的中文版《做新闻》的序文中，您提到“观察可以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看到其他方法看不到的东西”，可见您对田野观察的看重。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来看，实证研究仍然占据绝大部分比例。在您看来，田野观察这一研究方法有何必要、为何必要？
盖伊·塔克曼：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包括我所在的社会学领域。我个人认为，有些东西你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观察而看到，却不能通过分析数字来看到。通过分析数字所可以看到的，不仅取决于你所选用的特定的统计测试，而且还取决于你选择去提问的特定问题。如果我去研究中国的媒体，我可能会选择去提问，而不是观察。因为我需要数字去支撑我的研究，而不是个人的看法。我会选择指向数字，并不是我觉得数字更客观，但我确实觉得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数字是更客观的。
虽然我并不觉得田野观察就一定更好，但是田野观察可以让你看到那些数字反映不出来的东西。那些只处理数字的人是不会理解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是种族主义的。我认为一个21世纪初的观察者会看到，有些新闻媒体还可能遇到一些同样的情形。有些事情是无法通过数字看到的，但是用数字来说话一定可以让你安全，而不至于让你丢掉工作。
Q
美国的新闻界一直在讨论新闻沙漠化的现象。新闻沙漠化是指一个城市或者乡村的社区，在地方只能有限接触到可靠而全面的新闻资讯的资源。我们看到持续性的地方新闻业的衰落，在美国这种新闻沙漠化在不断扩大中。据统计，美国有200个县没有地方的报纸，大概有一半的县（1540个）只有一份地方报纸，多数是周报，而且大多经营惨淡。您对此有何看法，有何解决方案？
盖伊·塔克曼：《做新闻：一个建构现实的研究》就是关于地方新闻的。只是我做研究的城市，大概有超过50万人口。我大多数时间都是跟那些做地方新闻的人在一起，从而观察到许多现象。
如果研究我曾经成长的那个5万人小城的报纸，或者是我现在居住的小镇的报纸（这儿的当地报纸是由旁边的一个小镇willimantic的人出版，大概只有不到1000的订阅户），我可以打赌，我会看到很多一模一样的事。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报纸破产，这其实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大公司购买了小报纸、更多电视频道的出现以及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
但是那些只关注科技发展的人，有时候忘记除了变化以外，还有连续性的因素。我跟史蒂芬·奥斯特加（Stephen Ostertag）一起撰写的论文，是关于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后，博客主如何通过刚刚出现的博客共同合作开发一张网上报纸，最后成为当地一份小报纸的一个部分。他们告诉在手机上阅读的人最坏的损失在哪儿、城市打算在哪儿拆除房子等人们所需要的信息，而不是沃尔特·克朗凯特这样的大众媒体记者想知道的。这是所谓公民记者给大众媒体所带来的变化。
许多记者在纸质报纸关门以后，开始做网络报纸的工作，一个例子就是Propublica，但并不意味着上网就一定会有全新的转型。我不觉得公民记者是地方新闻沙漠化的一个解决方案。首先什么是公民记者，没有统一的界定；其次我们也担心公民成为记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独立性。那些网上的评论大多都是说他们为什么是正确的，别的人都是傻瓜，而这样的攻击是不应该存在的。非职业的个体有权利有自己的见解，那些职业的新闻人也可能是错误的，不过有的时候前者展现出太多人性的恶。我擅长去分析问题，却不善于找到解决方案。
“我一直希望有人邀请我去中国”
Q
自从《做新闻：一个建构现实的研究》出版后，您的研究从新闻的生产转向了别的领域，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研究历程吗？
盖伊·塔克曼：从1965、1966年开始做新闻生产的田野研究到1978年《做新闻：一个建构现实的研究》的出版，我关注新闻生产相当长的时间。我的博士论文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正式出版。我在皇后学院任教的那几年，开始修改我的论文，最初就是从“客观性作为策略性仪式”那篇论文开始的。在1974年我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有关电视新闻的，名叫《电视制度：为权力和利益制作》（The TV Establishment：Programming for Power and Profit），专注于追逐权力和利益的资本主义的商业电视媒体研究。
第二本书《炉和家：大众媒体上的妇女形象》（Hearth and home：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是1977年春完成的。这本书通过对电视、女性杂志和报纸及其女性版面的分析研究，检视了大众媒体对性别的刻板印象与影响以及当代女性的角色变化。此书被许多社会学家选为教材。
《做新闻：一个建构现实的研究》一书与《炉和家：大众媒体上的妇女形象》几乎是同时完成，因为这只是如何将我长期一直在认真思考的想法组织起来，而那些年我一直在重新思考，也撰写了不少相关的论文，所以最后我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写出了这本书。在那以后，我没有像甘斯和舒德森那样继续做新闻和传播方面的研究，虽然我们几个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也许是我更容易觉得没有新鲜感了。因为我在前后10多年的研究中感觉已经问了所有想问的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我因缘际会应邀参与并且组织了“社会学家为社会中的女性”（Sociologists for Women in Society），我是其中的一位创始人。我也代表社会学领域参与女性主义的期刊MS上有关女性新发现的讨论。我还参与了妇女研究期刊Signs的工作。所以，我走了跟甘斯和舒德森不同的研究方向。偶尔我也会应邀为传播学期刊撰写论文。后面两本书，每本大概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
第四本是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边缘化女性：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出版人和社会变迁》（Edging Women Out：Victorian Novelists，Publishers，and Social Change），这本书讲述了男性如何成功地重新定义一种文化形式并且入侵占领了曾经是女性占主体的撰写小说这一白领职业。
而最后一本书，是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想成为你：公司化的大学内幕》（Wanna be U：Inside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我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写成。这是我唯一一本没有预先发表论文直接写出来的书，因为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在做什么。该书在我退休前出版了。最初著名的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 Beker）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在耶鲁大学有一个人类学家撰写了关于耶鲁大学的民族志研究，学校听说以后，阻止了这本书的出版。我是1982―1983年开始这个研究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我1969年入职高校就开始了。我所需要的只是关于一个特定大学的资料。我曾经想再找一所私立的学院，但那就会花更长时间，而我那时已经打算退休了。我的计划是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退休。
有人对此问过我，也有当地的报纸访问过我，我从没有也不会去认定我所写的是哪所大学。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的一家报纸公布了我的年薪和工作量，说看看她做了这么糟糕的事，出版了这样一本关于大学的书，她的年薪是这么多，简直是浪费金钱。还有一篇在头版的文章，刊登了我的一张大照片，当时我已年届退休。我仍旧担负着道德责任不去具体谈论，谁是谁，什么是什么。我非常推荐这本书。这本书是关于美国高等教育自二战以来到如今的经济状况的变迁，以及美国大学是如何展开商业化运作的。
Q
您跟中国的学术界有过怎么样的交往？
盖伊·塔克曼：我一直想去中国内地，但还从没去过。我1969年去过香港。我姐姐在上世纪90年代初访问过中国。当时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个艺术批评家代表团，她受邀去了中国。我一直想去中国看看，一直希望有人邀请我去中国。这个愿望可能不会实现了。我接受了这个现实。我如今年纪太大。如果有人邀请我，我绝对会接受邀请。我一直想亲眼看看中国内地。
在我小的时候，我读过一本给3岁孩童看的图画小人书，是关于五个中国兄弟的故事。我爱那本书，至今还记得它。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可以真正开始阅读图书，是关于世界上的不同国家。我第一个阅读的国家就是中国。
塔克曼教授的亲笔签名
（载本刊2023年1月号，原标题为《社会建构现实，不要把新闻跟更大的世界隔绝开来——访《做新闻》作者、康涅狄格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盖伊·塔克曼》，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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