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新闻与写作 ，作者胡钰 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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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和精髓所在。它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是实践活动；人类社会的“问题”都是在实践中发生的，解决“问题”也只能通过实践；只有实践才能检验真理。在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数字媒介既为人们提供了极大便利，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与争议。本文通过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探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当代数字媒介发展实践的理论启示。本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要从实践出发认识媒介，从交往实践出发把握媒介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对当代数字媒介的赋权神话进行理性批判，在实践中检验并发展新兴媒介的意义，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为根本思想指导媒介体系的健康发展。当代中国应当以更积极的姿态、更开放的胸怀，加强现代媒介体系特别是数字媒介体系治理的探索，实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统一，营造理性的、多样的、公平的媒介生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样本。
信息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全社会的媒介化存在。依托于发达的数字媒介技术，当代人类的政治行为、经济行为、文化行为、社会行为等都深度地依赖媒介的使用，理解媒介行为也因此成为理解人类行为的关键视角。在数字媒介的使用中，存在着深刻的“自由与桎梏”的矛盾，即“形式赋权”与“隐秘去权”的矛盾，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媒介观进行分析，进而寻求数字媒介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改变世界的方法，弥合现实中的媒介矛盾，推进人的全面解放。
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如果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在认识论上明确了哲学的任务是要确立此岸世界而非彼岸世界的真理，那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给出了确立此岸世界真理的方法论指导，即实践。所以就有了那句著名的论断：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一、关照现实：反思数字媒介的赋权神话
（一）形式赋权：被彰显的表层意义
“当一物的光线射入我们的视神经时，我们不认它是视神经的主观的刺激，却认它是眼睛外界某物的对象形态”，马克思借视觉活动谈论了劳动生产物作为商品的社会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这种社会关系却被幻想为物与物的关系。这种商品拜物教的逻辑为我们理性思考媒介的本质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面对新兴数字媒介的蓬勃发展，技术乐观主义者或媒介中心主义者往往更关注直观的媒介表现，技术变革被简单视为智慧的结晶、文明的进步、光明的未来。正如李普曼在谈论拟态环境时所说：“在我们观察世界之前，已经有人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了。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是先想象他们，然后经历他们的。”受到抽象自由观念的影响，个体从数字媒介那里获得的全新体验被视为个体自由的扩大，一种想象中的积极意义得到了彰显，所以在新兴媒介接受实践检验之前，就被预设了灿烂的前景。
基于web2.0发展起来的社交媒体是人类交往史上的大事件，而web2.0时代的显著特点就是去中心化、共享、开放。2009年，新浪微博开始内测，之后《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仿佛预示着舆论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新生态的出现。2011年，腾讯公司推出了微信，这一即时通讯应用发展至今早已超越了纯粹的社交功能，而是融入了工作、消费、出行、教育、健康、信息获取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个体生活的基本组成。社交媒体的兴起使传统大众媒体在信息发布时效和体量上的缺陷得到弥补，个体的信息获取和观点表达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直接性，随之而来的“互联网赋权说”成为研究热点。2021年，元宇宙热度骤升，多元、立体、先进的技术手段让数字化生存从科幻走向现实，媒介技术愈发为人的生活呈现了多种可能性。值得重视的是，这种可能性不只是阳光，更有许多阴影乃至阴暗。
基特勒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一书的绪论中第一句话就说：“光纤网络遍天下，人们将会沉溺于各种媒介服务的信息渠道，这种痴迷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或许也是绝后的。”在形式赋权的表层叙事中，“宣传互联网的大话和社会过程的浅描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被美化的网络幻觉。不论是社交媒体还是多元形态的媒介变革，都彰显出不同层次的实践意义。第一，个体表达渠道实现了从线下到线上的延伸，不仅拓宽了个人交往空间，也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第二，个体身份实现了从受众到用户的转换。大众传播时代作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的个体成为主动的信息生产者，个体的注意力成为商业竞争的关键因素。第三，个体在场实现了从具身到虚拟的跨越。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虚拟在场成为个体交往实践的重要形式，个体得以超越时空区隔和肉身限制参与社会交往。第四，数字媒介实现了社会消费方式的多样性。外卖、网购、直播带货等成为线上消费的新模式，而且愈发挤占线下消费的市场空间。第五，数字媒介在社会健康管理和秩序维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基于健康码与场所二维码的社会治理成为新常态，让数字媒介深度嵌入社会运行中。
这类显性的意义叙事将媒介视为外在的对象形态，数字媒介成为人们借以改善生活的技术手段，具有鲜明的工具属性。但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回归现实生活再思考就会发现，尼葛洛庞帝关于“互联网并没有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叹息更具现实的警醒意义，事实上，数字媒介对人的交往进行了形式赋权，却未必对交往本身进行实质赋权与积极赋权。首先，大众自我传播在互联网上难以获得足够的能见度，很难超越短暂的自我满足。其次，眼花缭乱的信息造成了当代人“离媒介越来越近、离真相越来越远”的现实矛盾，“后真相”成为全球性挑战。第三，网络围观既存在线上围观者与非围观者之间的分裂，也存在线上围观和线下无视的分裂，大多是部分围观、短暂关注且鲜有实效。第四，数字交往模糊了交往中的公私界限，数字媒介在超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使个体难以维护个人生活的私密性与安全性。
（二）隐秘去权：被遮蔽的深层控制
议程设置理论让人们意识到，新闻在决定报道什么的同时也决定了不报道什么，而且新闻不仅能决定人们看到什么，还能决定人们想到什么。议程设置理论诞生于大众媒介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而进入数字媒介主导的社交媒体时代，由技术驱动的传播行为日益凸显，“围观改变中国”的热情逐渐冷却，人们发现“围观行为”在经过算法的黑箱后变得更为复杂。事实上，算法在决定网民能围观什么的同时，也遮蔽了那些未被围观的东西。
每一次媒介变革都意味着人的交往关系的变化，进而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正是在每个人的交往活动中产生了不同时期的国家和社会结构。正如马克思所言，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新媒介的赋权使个人拥有了更为多样的表达渠道，而“个体”的觉醒则形成了人类传播活动中“自媒体”“社交媒体”“智能媒体”等基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传播集群。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想象中的个人，而是现实中进行社会交往实践的鲜活个人，这些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人都能借由网络表达个体声音，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网络发声只是一种“无声的表达”与“受控的自由”。数字媒介对个体的“赋权”，一方面表达了媒介对个体化传播行为的加持，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遮蔽性修辞，掩盖了新媒介技术背后隐藏的新的控制力量，而且这种力量的操控性更加强大。
个体借助新兴媒介进行更为便捷、多样的交往活动，同时也受到不同媒介逻辑对交往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塑造。基特勒在谈论打字机的媒介意义时提到，“书写变成了按键、空格和自动分离的大型字体，绕过了整个教育体系”，女性扭转了教育劣势成为有话语权的白领雇员，“机械的、自动化的写作驳斥了传统写字笔的男性中心主义”，女性由此得以承担书写和文秘工作，这一方面是一种解放，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女性承担了无意义的工作，面对打字机，人类的立场“从书写的行为者变成了刻录平面”。同样，数字媒介制造了一种实现无限信息获取的盛况，但也因信息泛滥造成了注意力的失焦。社交媒体的出现让人们为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形式自由而欢呼，但大量个体的声音也被淹没在嘈杂世界中无人倾听。元宇宙以沉浸式体验、人机交互、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呈现了人类超越肉身限制所能达到的自由世界，但具身交往的意义、人的主体性乃至人的存在等深层问题在元宇宙中却愈发边缘化。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仿佛只有通过数字媒介才能表达个人声音，而那些无法使用社交媒体的老人或数字基础设施尚未普及的地区的人群，在还没有得到新媒介技术使用资格的同时也被剥夺了表达的权力。值得重视的是，在中国这样的人群数以亿计，即便拥有数字媒介硬件的老年人，也有大量人不会熟练使用，这些人的交往空间甚至因为数字媒介的到来而被严重挤压。形式上的赋权与现实中的去权形成对比，此起彼伏的“尼葛洛庞帝之叹”引起人们对热技术的冷思考。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思维告诉我们，沙粒在显微镜下就显得高，宝塔比起山岳来就显得低了。个体化的数字媒介使用的扩大看上去像是积极的个体赋权，但这种个体赋权在资本操控下就表现出局限性乃至显得微不足道。2021年1月美国国会大厦事件之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Facebook和Twitter账号都被封禁。2022年2月，特朗普自己创立的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上架iOS，曾冲击App Store免费应用榜单第一名。社交媒体账号的开通与否，数字媒介中的话语权，以简单粗暴的逻辑取决于资本控制的力量。这些现实的背后，鲜明地体现了资本力量对社交媒体的控制力。社交媒体毫不掩饰地站到了舆论战的前台，价值围攻与信息过滤日益突出，政治与资本利用媒体优势、平台优势使“禁言”成为当代国际传播中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二、重回经典：反思数字媒介的实践性
马克思在解释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时说：“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数字媒介的赋权神话并非显而易见且容易理解的，在数字媒介的庞大体系中，大众对数字媒介的应用处于表层，而数字媒介背后的资本与权力关系是不可见的。然而，媒介并非一个高深的哲学概念，而是嵌入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现实存在，我们不能假设每个普通人都具备政治经济分析和理解的能力，而是要从现实实践出发，引导大众正确认识媒介、积极把握媒介，进而增进日常生活中的媒介自主性。对此，马克思的实践观提供了现实的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二人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就已经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新）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本身不能实现什么，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直接确立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在分析当代数字媒介发展的理论工具中，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是核心视角。
（一）从交往实践出发把握媒介的本质
交往实践是21世纪备受关注的重要哲学话题，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在以新技术革命、知识经济和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新全球化时代，高度交往的社会多元共生主体彼此间的对话与冲突成为世纪主题，交往实践也因此成为全球主题的共同指向。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数字媒介成为嵌入新全球化体系的重要触角。赵月枝和张志华在席勒所著《数字化衰退》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使信息和传播成了世界地缘政治和社会文化政治斗争的核心场域，信息与传播领域的权力关系重构正在国家、市场和社会各个层面全面展开。数字媒介成为影响世界信息秩序的关键因素，在对外传播层面，构建独立自主的媒介话语体系在数字媒介时代愈发紧迫。有历史学家指出，要了解美国在20世纪的兴起，需要追溯这个国家如何从世界通信体系的边缘到达了中心位置。可见，数字媒介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并非相互独立自我满足的原子，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论是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事实上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因此，全球的数字化竞争并不仅仅是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更是关乎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矛盾冲突。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曝光了美国监控国际通讯体系的“棱镜计划”，美国国安局和联邦调查局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网际网络公司的中心服务器挖掘数据、收集情报，涉及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多家国际网络巨头公司。这一计划的“点滴式”深层曝光引发的公众愤怒的“反制”已经汇聚成一场国内与国际大讨论，民众对美国政府监控行为的反对成为一种政治不稳定因素，不同国家和地区也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数字媒介在资本和权力的操控下成为政治竞争的工具，但数字媒介对日常生活的嵌入使普通人成为被操控的对象。数字媒介所关涉的交往实践不仅具有全球交往的特征，更关乎人的日常交往实践。
媒介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对媒介的认识是一种思维活动，若离开实践来讨论媒介认识的规律性，就容易走向思维的彼岸，忽视了媒介的现实存在与实践关系。媒介原本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但若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媒介则不但不能成就人的本质，反而会带来对人的本质的异化，带来对人的自身的否定。随着媒介研究的拓展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传播学对媒介的界定早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大众传播媒介的范畴，“万物皆媒”的媒介观将“作为工具的媒介”转化为“作为世界的媒介”，即人生活在媒介中。那么，当媒介成为一切，人又将如何自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如果说将任意两个或以上事物联系起来的都是媒介，那当我们谈论媒介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所以，对媒介的认识必须从人的实践出发，将媒介本身视为人类实践的有机组成。
马克思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之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在媒介研究中，媒介本身的变化往往会格外受人关注。有学者提出，不论是教科书上对媒介的定义，还是“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陈述性命题，都只构成本体论命题，并不构成本体论；媒介本体论不应该是把工具、机器、技术、符号和语言等归为媒介的归类学，不应是关于媒介是什么的一厢情愿的承诺，而应该是对媒介在世界中的角色的逻辑论证，论证的结果呈现为媒介定义。正如拉金所说：“媒介为何物是需要拷问的，而不是预设的。”这个拷问的对象就是人的交往。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所有社会关系，正是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马克思强调人的活动的对象性其实就表示人的活动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对媒介的研究，在本质上是对人的交往关系的研究，交往的需要是媒介得以成为媒介的基础，交往实践中的媒介也为了适应交往需求而不断变化。媒介研究的实践路径不是把媒介当作物件、文本、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而是在行为的语境里参照人正在用媒介做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活动是活的交往实践，依据人的交往关系而不断变化，静态的、孤立的媒介库是无意义的，媒介研究的真正焦点不是媒介本身，而是媒介所参与的交往实践如何通过媒介实现。
（二）从交往实践出发检验数字媒介的发展
对媒介的把握要从实践出发，对媒介的检验也要回到实践中去。在日常生活方面，数字媒介作为最新的媒介发展形态，深深嵌入到人们的日常交往中，特别是在数字支付与疫情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技术的变革往往与进步、创新、解放等观念相伴而行，但媒介与交往并非简单的互相成就，任何媒介变革也都不是简单的以新代旧、以进步淘汰落后的线性逻辑。正如短板决定了木桶的盛水量，伴随新媒介技术的应用而产生的诸多现实问题，也决定了新媒介并非进步的单一象征。旧唯物主义追求固定化的客观存在，唯心主义则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而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人要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相结合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对现实问题的把握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深入探寻媒介在交往关系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理性思考中对新媒介技术掩盖下的交往陷阱保持警惕，并基于这种警惕进行改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时指出，随着资本的扩大，工人工资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但这是以工人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同样，随着媒介技术的变革，人的媒介实践更为丰富，但网民并不拥有数字媒介的自主控制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些互联网资本获利的数字劳工，成为被操控的对象。数字媒介改变了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概念，真正意义上的闲暇时间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求。在数字媒介时代，在线受众的参与不仅容易追踪，而且成了不可或缺的产业资源。资本的逐利性、控制性决定了个体与媒介所有者的利益是不同的，拥有的媒介权力更是不同的。
从媒介发展史的视角看，数字媒介只包含媒介最新阶段对现代性的贡献，但这个阶段是最复杂的阶段，互联网的复杂性就是数字媒介复杂性最好的说明，互联网将各种类型的传播联系起来，组成更广泛的传播“空间”。数字媒介追求对具身限制的超越，但正如彼得斯所强调的触觉与时间的不可化约性，对肉身的蔑视将我们引入了一个“有联合而没有政治，有理解而没有语言，有灵魂而没有肉体的世界，使得政治、语言和肉体只能以障碍而不是福祉的方式重现”。媒介学者基特勒也表示担忧：一切都与数字息息相关，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概念被抹杀，抽象的知识不会将人类和技术连接到一起，而只会陷入一个永无尽头的怪圈。数字媒介的发展和应用固然为社会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是在数字媒介中，每个鲜活的个体被化约为无差别的数字身份。数字主体是生命实体的数据化，是平台根据网络需要通过算法建构的身份虚体，实体化的社会“客我”和数据化的技术“客我”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甚至是难以弥合的鸿沟。发现这种鸿沟所掩盖的数字交往陷阱，需要研究者用理性引导批判，用理论关照现实。
三、面向未来：以数字媒介作为人的解放的工具
（一）在实践中检验新兴媒介的意义
马克思曾以非常简洁深刻的话语表达了人的解放的路径，即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看待当代数字媒介的发展，也要看到媒介是作为人的解放的工具而存在，人是媒介的主人而不是相反，人役媒介而不是役于媒介。
数字媒介表面上赋予了每个人自由使用的权利，全面的、充分的、自由的社会交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应该谨慎对待技术的“制造神话”。新传播技术制造了无数的神话，比如民主化、政治和谐、世界和平等，最新的神话是信息尤其数字信息是自由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互联网“空间”当成自由的、人人可用的空间，数字世界里很大一部分信息处理的能力是掌握在个人手里的，他们凭借的手段是团队的局域网和专有系统。在现代传播体系中，不同群体、不同信息处于不同地位，必须承认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中心信息与边缘信息的存在。正如彼得斯所说，交流既是人类实现相互理解的可能路径，但也是人类为了相互接近而必须克服的难题，交流注定充满沟壑。
数字媒介在技术上使无限制的全球连接成为现实，世界似乎在形式上真正成为一个地球村。但吊诡的现实是，数字媒介技术让地球越来越小，但其内容让人类的分割越来越大，数字媒介也成为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表演场，国家和地区之间并没有因为数字媒介的连接而走向更加和平的交往关系，政治博弈和经济冲突甚至借助数字媒介而愈发激烈。在当下国际传播格局中，数字化驱动下的舆论引导成为国际政治传播的新趋势，“传播行为的政治化”和“国际政治的传播化”导致国际政治传播愈发背离传播的伦理性、专业性，社交媒体的个人化、平台化与去中心化又加剧了这种变化。当代各种国际政治冲突事件的舆论冲突都离不开互联网的加持。
与此同时，必须重视的是，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依然严峻，世界走向万物互联的同时也产生着新的“断连”。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在全球互联网上占有的地位十分悬殊，单一的数字媒介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存在于幻觉中，其基础是不平等产生的全球逻辑，这一幻觉掩盖了不平等的实质。
从实践视角来看，数字媒介的运用伴随着社会资源的流动，形式赋权和隐秘去权的问题使数字媒介的拥有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种革命的实践，只有坚持人的解放的根本目标，才能实现数字技术革命对人的交往实践的革命性意义。所以，能否使用新媒介与在实践中如何使用新媒介是不同维度的事情，必须要回到实践中加以检验。
（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的都是具体的、现实的人的世界。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而不是抽象观念，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现实生活是在此岸的生活，而神秘主义会将生活引向彼岸。
对媒介的批判不是对媒介的否定，批判是为了辩证认识媒介实践，厘清实践中人的解放所面临的阻碍。批判本身常常面临纸上谈兵、于事无补的批评，但“文明常常是以某些不易察觉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集体思维，直到我们回头对其加以审视。”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媒介的批评分析也要抓住这一根本观念，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媒介的变革程度只能取决于人的需要，若脱离了现实的实践需求，任何看似光鲜的新媒介形态都不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真正的进步意义。要破除对数字媒介的盲目推崇，揭示其使用中的有限自由，探求通过新兴媒介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路径。在“立足实践把握媒介，回到实践检验媒介”的过程中推动真正的媒介革命，实现个体媒介自主权与媒介所有者利益的一致性。
立足实践把握媒介，关键是要理解媒介生成的关系性。一方面，这种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另一方面，这种关系是在一定场景下生成的关系。“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为此，媒介只有在人的交往关系中才能成为媒介，离开了交往实践的媒介就只剩下其自身天然的物质属性了。从关系视角来看，媒介并不天生就应当被批判，数字媒介为人类生活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使媒介阻碍了人的全面解放的不平等媒介权力才是需要批判的。
回到实践检验媒介，要求切实营造理性、多样、公平的媒介生态。阿什德认为：“人们通过日常接触大众媒介来持有和培养出政治语言及其象征意义，而大众媒介是围绕着一些基本的传播范式组织起来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默顿进一步看到，“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则更大”。数字媒介也是如此，在媒介使用过程中，人的行为、思想都会受到数字媒介的影响，但关键不是数字媒介本身，而是数字媒介的应用。媒介具有维护人们彼此承认的直接条件和潜在条件，为了维护人们彼此的承认，媒介必须为人们的参与和批评开放，必须以诚信和谨慎的实践使人信赖，否则就不可能提供媒介与人互相承认的基础。因此，在以后真相为突出特证和以西方化为主导力量的全球媒介体系失衡、失序的状况下，当代中国应当以更积极的姿态、更开放的胸怀，加强现代媒介体系特别是数字媒介体系治理的探索，实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统一，营造理性的、多样的、公平的媒介生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样本。
当代媒介发展的技术特征非常鲜明。然而，技术革命受到资本逻辑或政治偏向的裹挟，使生活世界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碎、越来越自我”；当一切事物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价值就成为模糊不定的东西，从而引发审美和伦理的混乱。为此，一切媒介理论的发展，最终都要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为立足点。媒介可以是人的延伸，但绝不可以是资本或少数特权集团利益的延伸。面对现代媒介体系中的虚假信息泛滥、极端情绪蔓延、信息使用鸿沟、国际传播失衡、资本控制霸权等现实问题，始终都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实践中探索清朗、有序的媒介体系。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必将担负着更加重要的职责。
（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敏：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原文刊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12期，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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