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学、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及其相关交叉领域。
研究成果：主持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十余项，在中英文顶级期刊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Economic Journal、European Economic Review、Research Policy等学术杂志共发表文章近170篇，出版专著4部，曾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二等奖，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三等奖，第十六届“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决策类二等奖，第十五届“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优秀论文二等奖，第七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论文奖，第二十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论文二等奖，2014北京市高校青年教师社会调研优秀项目一等奖。
白铠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毕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互联网基础设施、创新驱动与中国区域不平衡
研究背景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报告在充分肯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依然是中国全面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必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鉴于互联网发展、创新驱动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由此就引发出一个重大的研究命题，即探究互联网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在有效激励地区内在创新活动的同时缓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从而成为兼容提升创新能力和促进平衡发展的有效手段，加速推动中国特色经济高质量增长模式的形成。
事实上，中国政府较早就认识到互联网基础建设对地区的高端产业引进、人才集聚具有重要作用，进而能够培育一国乃至一国不同区域内生的创新能力，形成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助力，积极实施和推动了“3G建设”、“宽带中国”、“互联网+”等数字经济导向的重要发展战略。此外，在加快发展东部发达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同时，也有意识地优先谋划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普及，试图前瞻性地填平中国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信息鸿沟”，起到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缓解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以及消除城乡间发展差距的重要作用。超常规发展的互联网基础建设“奇迹”，已经成为驱动国内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而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也已走到了世界前列。
然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在直接带动地区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外部性可能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激励效应。一方面，互联网可能降低信息交易成本，加剧各种高端要素特别是创新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产生“集聚效应”会扩大区域间的不平等。另一方面，鉴于经济发达地区存在房价高、落户难等问题，微观企业的竞争程度较高，创新资源在集聚过程中也将受到“拥挤效应”的阻碍。现有文献发现在中国房价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互联网可能驱使企业向欠发达地区分散。这表明拥挤成本足够高昂时，互联网可能引发创新人才等要素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回流，进而产生“分散效应”来缓解中国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鉴于上述机制的效果截然相反，那么，互联网究竟对创新行为起到了何种激励作用，有没有影响不同区域间的创新活动差异性特征，进而改善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
创新是决定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因素，而微观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则是一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和实施主体，这早已是发展经济学理论证明的事实。由此，深入探究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不同区域板块内企业创新活动可能产生的异质性激励效应，以此来判断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对一国内部不同区域板块之间经济增长动力可能造成的异质性激励作用，既是认识中国情景下互联网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可能具有的复杂效应的重要证据，也是判断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的大规模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合理性及其后续发展方向，更是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背后带来的数字经济要素资源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强化创新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和区域均等化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研究。
主要发现
从全国整体来看，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和企业的创新活动，似乎验证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对中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的理论假说。但从宏观到微观层面的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基础建设仅显著激励了各个维度划分的发达地区的创新活动，甚至对欠发达地区的创新活动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这就揭示了中国填平“信息接入鸿沟”创造“互联网基础建设奇迹”的特定发展背景下，互联网所具有的复杂激励效应。具体而言：
（1）城市创新活动层面，基于“宽带中国”试点的双重差分（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方法发现互联网基础建设显著促进了东部和南方城市的创新活动，但并没有对西部和北方城市的创新活动起到显著地激励效应。
（2）企业创新活动层面，基于“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的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IV）方法同样表明，互联网基础建设对人均GDP高于均值、省会、东部和南方城市等发达地区有显著促进效应，而在与之相对的欠发达地区甚至有不显著的抑制效应。
（3）机制检验方面，本文基于要素流动分析框架针对不同区域企业创新外包和人力资本的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基础建设主要激励了要素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的“集聚效应”进而影响中国区域不平衡格局，同时也存在着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但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回流的“分散效应”则很有限。
综合以上一系列从宏观到微观的经验证据，共同构建出中国情境下“互联网基础设施→地区层面和微观层面创新活动→区域创新水平的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逻辑链条，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针对中国的“东西差异”、“南北分化”、省会城市“明星效应”以及欠发达城市和发达城市间的“微集聚现象”均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为深入理解互联网的复杂激励机制更好实现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创新驱动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
政策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离不开互联网基础建设及其背后蕴含的数字经济的战略部署。本文并非是否认互联网基础建设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有的积极意义，而是切换研究视角，从创新驱动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复杂形成动因及其背后的可能机制。这不仅能理清中国正在实施的互联网大规模建设的政策合理性和后续发展方向，更能为有效利用互联网促进微观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探索出一条兼容创新驱动与区域平衡发展的经济高质量增长之路带来思路。由此，本文可能蕴含的政策含义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从宏观层面来看，应当优先强化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互联网建设。本文认为，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奇迹”的背景下，互联网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不再取决于不同区域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相对高低，而是取决于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方向。由此可见，仅仅依靠填平互联网“接入鸿沟”乃至优先在欠发达地区实施数字经济导向的发展策略，可能难以缓解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针对中国东部区域、南方板块、省会和人均GDP水平大于均值地级城市强化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这些地区的创新水平持续提升，而在与之对应的欠发达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就可能达不到这样的促进效果。
（2）针对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应尽可能破除资源在集聚过程中的各类阻碍因素。需要特别关注房地产泡沫和信息化产业的过度发展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乃至对制造业的创新活动造成的排斥效应。可以出台相应政策以尽可能减少房价、户口等拥挤成本对高学历人力资本的排斥现象，降低微观企业创新研发活动中各类人才的诸如医疗、子女教育等生活成本，从而加速资源的集聚实质上强化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此外，可以适当地甚至超前地增加互联网基础建设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财政投入，深刻发挥互联网对创新驱动以及经济增长的正向激励作用。
（3）针对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应当优先培养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内生创新能力。本文发现互联网并不能有效激励欠发达地区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绝不是否认互联网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这背后的逻辑在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可能经济环境、自然条件甚至政府能力等各种禀赋较弱，从而互联网建设促进了关键要素尤其是创新要素的流出，才不能对地区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起到有效支撑作用。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应当优先引入培育先进产业链弥补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相对落后，尽快制定和出台将高学历人力资本引进和激励微观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政策体系，才能有效发挥出互联网对地区创新活动的激励效应，形成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长期有力的支撑作用。
数据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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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1期
转自：“经管学术联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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