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乡村把发展旅游作为致富渠道，让资源变资产，小村落变成“金饭碗”。乡村旅游目的地作为主客互动的场所，相较其他村庄有着更强的市场化、社会化特性，因此近年来其治理模式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期佳文速递推荐郭连文、张妍、徐虹、张行发发表于《人文地理》2022年第5期的论文，作者基于权威善治视角，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清晰地展示了陕西省袁家村发展乡村旅游以来的治理结构演变过程，并且探讨了推动这种演变的内在机理。该文重点关注了“村两委”等乡村基层组织在目的地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变迁，分析了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目的地中各类治理主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各种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演进。总的来看，该文章研究选题价值较高，分析视角独特，对于伴随乡村旅游发展，目的地治理结构如何变迁、村民的内生动力如何激活等问题作出了有益回应。
作者简介
郭连文（1996—），男，甘肃白银人，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硕士，现任职于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治理。
E-mail:1843779230@qq.com。
张妍（1993—），通讯作者，女，河北石家庄人，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社会创业。
E-mail:zhang.yyan@qq.com。
徐虹（1963—），女，天津人，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服务创新。
E-mail:xuhonhg@126.com。
张行发（1990—），男，山东临沂人，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旅游地居民。
E-mail:973766621@qq.com。
一、研究缘起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方面，构建起推进乡村振兴的总体架构。乡村旅游因其综合性、带动性、在地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突出的综合效益。可以说，“乡村旅游已成乡村振兴新力量”。在调研时，研究团队发现越来越多的乡村走上旅游发展的路子，并且能够打造的“红红火火”，其中的共因之一，就在于以“村两委”在代表的乡村基层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如许多乡村旅游从业者所言，“是村里带着大家干的”。
乡村作为基层治理的末梢，越来越受到重视。全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村干部行政化管理，等等，都是加强乡村基层治理的创新举措。但也可以看到，承担乡村基层治理职能的“村两委”等组织，在功能定位上始终扮演这“自治组织”的角色，即使其行政化程度在不断提升。自治属性决定了乡村基层组织不具有法定的行政管理权力，不能直接以行政命令推动经济发展，而是以“村干部”权威、邻里关系、对集体经济的控制等手段，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施加影响。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善治(good governance)思想，强调管理方式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这种“权威善治”现象，在发展需求更为迫切、市场经济更为活跃、利益关系更为复杂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
因此，探索乡村基层组织在旅游目的地中到底发挥着何种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借助于何种路径？最终表征于旅游产业和乡村治理的哪些方面？成为研究团队的重点关注问题。我们相信，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国内发展较为成熟的目的地开展剖析，了解其“权威善治”主体在目的地治理中的角色变迁以及相应作用路径，能够为其他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和旅游经济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二、案例地概况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择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区展开研究，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袁家村是中国千千万万乡村中的一员，具有明显的中国时代特色。从五六十年代的点灯没油到七十年代平整土地，再到八十年代发展村办企业，随后九十年代村办小企业陆续破产，新世纪逐渐变为空心村。袁家村发展集体经济的传统具有中国乡村的时代特色。第二，乡村旅游的代表性。袁家村以关中民俗文化，食品健康和安全为主要吸引物，年游客接待量达到600万人次。袁家村乡村旅游从无到有，是一个乡村旅游目的地发展历程的缩影。第三，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典型性。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带领本村62户家庭全部参与乡村旅游，并吸纳周边村3000多人就业，采用股份合作制调节收入分配，带领周边百姓共同富裕赢得政府的认可。
图1 袁家村区位图
数据收集时间为2020年6月至2020年12月，共访谈村两委干部、乡镇干部、大学生村官、合作社负责人、普通经营商户等袁家村乡村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者33人（由于对同一对象多次访谈，累计访谈38人次），主要以非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获得一手资料，经整理获得访谈基础素材共30余万字。此外，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为梳理袁家村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和及时掌握袁家村的发展动态，广泛收集有关于袁家村的新闻报道、微信推文、公开发表的论文、书籍以及社区领导者的专题采访和公开演讲等二手资料，共计约20万字。数据分析遵守Strauss和Corbin提出的开放式编码、轴向式编码、选择式编码研究范式。
三、研究结果
自2007年发展乡村旅游以来，袁家村旅游产业经历了起步、成长、成熟等阶段，并在袁家村品牌享誉国内后，进行产业模式扩张，迈向新的发展高度。基于关键事件节点以及现有袁家村旅游相关研究本文将袁家村乡村旅游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起步成长阶段（2007-2009年）、快速发展阶段（2010-2014年）、外向扩张阶段（2015年至今），探索在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目的地治理主体、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演进。本文采用单案例的多阶段历时态分析，基于治理体系三要素作为一个有机互动整体的认识，通过权威善治视角对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过程及治理结构转换机制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权威治理主体在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其角色转变依赖有效组织和正式制度的建立。权威治理主体从乡村旅游的起步发展阶段的“决策者”和“引领者”角色，到快速发展阶段扮演的“决策者”、“监督者”、“管理者”和“代理人”角色，再到外向扩张阶段的“决策者”、“代理人”和“间接监管者”角色，呈现出治理角色的动态变化过程。同时，权威治理主体主导下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从单一主体到形成“双轨”治理格局，组织先行和精英进入是主体变迁中的重要过渡形态。
图2 旅游目的地治理演进示意图
（2）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有三个辅助条件作为保障：第一，利益相关者间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带来的弥散性权力，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旅游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空间和动力；第二，产业规模不断扩张使旅游从业人口规模和旅游业地域空间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乡村旅游治理的复杂性极大增强，现实实践需要分化权威治理主体手中的资源和权力以实现有效治理；第三，乡村旅游目的地经历了一个从无正式制度到正式机制建立并走向复杂化的演化过程，制度安排在保障目的地治理中具有突出作用。
图3 袁家村旅游治理结构转换的内在机理
（3）对现实中乡村旅游目的地有效治理的启示在于，地方权威治理主体在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从权威主义治理向多元主体参与的迈进需要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共同演进。只有发挥好基于法律系统的正式契约型治理机制和基于文化道德的非正式治理机制的协同互动作用，才能保障目的地产业经济有序发展，维系目的地社会稳定向前，实现目的地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四、延伸讨论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命题，国内外学者在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关于“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这一命题，未来仍有较大的空间可供探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针对乡村旅游目的地权威主义治理格局这一现实，对其物质基础、制度基础、文化基础等的探索能够有效提升对乡村旅游目的地权威主义治理的理解和认识。第二，乡村旅游目的地具有区别于其他乡村的在地性和多元利益主体介入性，这使得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治理机制设计更为复杂，针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和责任分配、利益协调等问题有待开展深入研究，以股份制为核心的产权制度在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的作用机制将是重要的关注方向。第三，乡村旅游目的地作为一个开放平台，吸引着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其中，与之而来产生多种治理矛盾和治理问题。基于对特定发展阶段乡村旅游目的地平台性的认识，需要开展以权威治理主体为核心的治理体系探究，厘清作为一个开放平台的目的地视角下乡村治理的新特性。第四，本文对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演进的研究主要以村两委主导的发展模式为主，未来可以转变视角，分别以经济精英主导、行政力量主导、外部组织进入等模式为出发点，开展多案例研究，分析不同发展模式下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演进过程，探索治理主体与治理机制的变化，从而形成更具普适性的理论认识。
来源：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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