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 |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吴波◆文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条重大原则。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只有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方法，才能在廓清百年大变局实质与走向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中国不仅是塑造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力量，也是影响和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以社会主要矛盾为根本依据，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聚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一中国道路的核心课题，深化对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及其关系的辩证认识和处理，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积极应对国内改革和外部打压以及全球性问题等各类风险挑战，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道路完善的有机统一。
——吴波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条重大原则，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逻辑，庄严宣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坚持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和把握百年大变局的实质与走向，是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项伟大而艰巨事业的基础性工作。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继续坚持以自己的事情为中心，一方面应以社会主要矛盾为根本依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应聚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一中国道路的核心课题，深化对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及其关系的辩证认识和处理，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同时进一步深刻影响和改变世界历史进程。
一、百年大变局与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不久以世界历史眼光观察和分析世界大势作出的重大判断，它准确揭示了我国当下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成为我们党在时代问题上的标志性成果。近几年学界从成因、特征、实质、趋势以及应对等维度对这一成果展开了深入阐释，形成了若干共识。其一，新科技革命是根本原因。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中，生产力因素始终居于首要的和决定性的位置。百年大变局是新科技革命的赋予，“由于技术革新的发展和广泛普及为相应的改变速度的提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而社会变化的加速是技术加速的直接的（并且最终也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其二，世界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其三，不确定性是关键性特征。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知和体验到，“百年大变局正在重塑世界秩序，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不确定性”。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百年大变局的实质和走向。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正确认识时代性质和观察世界历史走向的科学工具，也是正确认识百年大变局实质与走向的根本遵循。社会主义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只有基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变化的高度，才能准确把握世界秩序分裂与重构的内涵与意义，进而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百年大变局的分析，首先需要联系冷战结束这一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苏联解体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空前低潮，“别无选择”的气氛在全球范围内弥漫开来，呈现出一种资本主导的确定性状态。从两制关系的视角看，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暂时胜利拉开序幕的，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了这一历史进程，西方资本在两个平行市场结束之后获得了全球性的投放机会，凯歌行进之下是资本逻辑在全球空间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与深耕。历史的辩证法在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加速化不仅加深了世界历史联系的程度，而且加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既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又产生了更多的风险和挑战。随着资本逻辑的深化，全球性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诸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也逐渐凸显。在资本逻辑对空间和时间的掌握和运用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的同时，解放的程度与束缚的程度同样获得了快速提升，两者之间的冲突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正如马克思所言，“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技术进步、虚无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相关性，大变局、转折点和临界点的一致性，凸显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从空间化的视角看，百年大变局是东西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力量变化的影响，又有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变化的作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蕴含丰富的辩证法，对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要求将对世界整体化状况和趋势的分析与民族和国家作用和影响的分析辩证统一起来。民族和国家的自身变化虽然不意味着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必然导致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必然导致各自所承载和代表的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而影响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磨砺中养成了逆境下不屈不挠的韧性。一个组织的韧性是外在弹性与内在刚性的有机统一，后者是韧性生成的根基和关键，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作为刚性要素为中国共产党韧性的生成提供了坚实的内核，外化为自主性的高扬。一般来说，“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都会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是自主性始终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并一直在顽强地发挥着作用，无论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期都表现出对外来因素的辩证态度，从而呈现出“一种既被规定又行规定的自我活动的情形”。自主性立场的一以贯之，延展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集中体现为民族性与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韧性品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不仅体现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严重低潮的条件下守护社会主义生存空间的坚定性，还体现在通过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展壮大自己的灵活性。正是坚持坚定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世界历史新的重大转折。
不过，百年大变局下的世界还处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时代的性质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但是，中国共产党正在逐步摆脱苏联解体之后的被动状态，向战略上的相对主动转变，并由此赋予世界社会主义从低潮中逐步走出的客观趋势，也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历史的回望不仅赋予历史的自信，更蕴含对未来的信心。我们需要继续借助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理论力量，在廓清世界历史走向的同时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心。关于文明的阐释和理解虽然繁多复杂，但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一类是社会发展意义上的文明。前一类文明虽然有变化但总体上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继承性是其主要特征；后一类文明则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演进，发展性是其主要特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西方所谓的现代文明实质是资本的文明，这种文明形态既不能提供解决人类社会基本问题的答案，也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点和归宿。如果说中国道路的成功业已证明现代化道路不只有西方模式一条，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话，那么，这个新的选择就不只是一种多样性的存在，更是一种超越性的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存在。单一的现代化史观的叙事方式不能准确揭示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需要植根于革命史观的基础之上；单一的民族复兴的叙事方式也不能准确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根本标志和实质性内容的。战略上的相对主动，无疑有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水平和能力，更好地肩负起作为时代引领者的历史责任，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我们党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为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作出更大历史贡献”。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阐述，既是从理论上对中国道路的性质判定，又提出了完善中国道路的实践要求。理想性与现实性能否很好地在实践中统一起来，既决定了中国伟大事业的未来，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未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地肩负起作为时代引领者的历史责任，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辩证统一的三重实践指向。其一，保持战略定力，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坚持以自己的事情为中心，以社会主要矛盾为根本依据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进一步夯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其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理想性引导、批判性反思和规范性校正统一起来，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探索，一方面不断深化对资本逻辑的辩证认识，强化对资本逻辑的引导和规范；另一方面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辩证认识，在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同时推动政府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其三，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应对国内改革和外部打压以及全球性问题等各类风险挑战，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道路完善的有机统一。
二、共同富裕与资本逻辑的驾驭
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始终贯彻辩证法的原则。他既指出资本是人世间一切“匮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恶的真正根源”，也阐明了“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资本的规定和本性决定了资本的双重逻辑：“一种是借助物的力量而产生的创造文明的逻辑，另一种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马克思在对资本作出历史范畴的指认的同时，勾勒出一个没有资本的未来社会图景。基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资本一直是作为一个批判性对象存在于社会主义的话语空间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经济成分的恢复和发展，资本通过自身之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逐步扩展生存空间的同时，也逐步增强了其作为一个生产要素之于中国道路探索的肯定性意义。党的十四大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是在世界历史还处于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时代，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实际水平和改革开放以来恢复和发展私人资本的实际成效的战略安排，即在承认资本现实合理性的基础上，将之作为一个基本的生产要素纳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框架之中。比较而言，改革开放前侧重对资本追求价值增殖逻辑的批判与拒绝以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则侧重对资本创造文明的逻辑的承认和运用以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中国道路这一战略设计，既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告诫，又包含新的创造的考量，在发挥资本创造文明效能的同时克服和减轻资本的消极效应的价值立意，折射出从工具性意义的视角利用资本和从价值性视角超越资本相统一的战略思维。由此，能否成功驾驭资本逻辑，在“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同时而不被其支配和控制，不仅关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道路实践逻辑一致性的自我辩护，也成为能否真正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经过30年的发展，资本逻辑有力地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不仅充分展现出“伟大文明作用”，也充分展现出在财富分配极化和人的物化等方面的消极作用，中国在一步步构筑物质现代化大厦的同时也一步步进入了“马克思的问题域”。这一结论，与其说是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重温，倒不如说是一种纯粹的感性体验，资本已经深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初，我们党就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的话，那么，今天对于这一探索的艰巨复杂有了更为直观和强烈的感知。新时代从理论层面深化对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蕴含三重逻辑必然性。其一，直面中国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逻辑必然。正是资本消极作用的进一步展开，导致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之间冲突性增强，构成我们党深化对资本的批判性反思的直接来源。其二，共同富裕的理想性引导增强的逻辑必然。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过程性表述相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效果性表述，明显反映出思想对现实介入的强化。其三，发展和完善中国道路的逻辑必然。作为中国道路的核心课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已经完成了三个十年的探索。在理想性引导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展开更为有效的规范性校正，成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第四个十年探索的重要任务。
新时代深化对资本及其作用的理论认识，关键在于基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最初立意，强化辩证法的运用。辩证法的运用，首先需要在对资本积极作用作出充分肯定的同时，深化对资本消极作用的反思。驾驭资本逻辑的前提是对资本逻辑的现实合理性承认，这个承认是以资本的积极作用作为基本根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不过，资本力量的增强不只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增强，“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用翔实的数据和严密的论证进一步证实了资本逻辑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当中国共产党作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一战略决策时，对资本逻辑的消极一面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并不断强化特殊的更多的干预，形象地说，在迎接资本的同时就在资本背后拿起了绳索，但资本消极作用的现实凸显至少表明，驾驭资本逻辑的实践并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资本不只是一种生产要素，更是一种社会关系，决定了其危害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特点，不仅带来了贫富分化，造成人与人关系的紧张，还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不仅带来经济领域的“脱实向虚”，还越过经济的边界进入政治和文化领域展示它的力量，进而更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态，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单向度的人”，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发生越来越为强烈的冲突。辩证法的运用，还需要与科技进步联系在一起强化对资本作为一种权力的认知。所谓资本权力，不是指“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而是指“资本自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资本消极作用的凸显，既来源于资本力量不断增强赋予自身权力的不断扩大，以及权力与资本合谋，也来源于科技进步对资本权力的加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资本与科技之间关系的逻辑：“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也就是说，科技进步在资本的视野中是存活下去的希望所在，资本成为科技进步的重要推手，科技进步反过来成为资本维持自身权力的手段。马克思确认过“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在必然性领域内完全实现自动化，将打开自由的时间向度，即人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得以形成的向度。这将是一种朝向新文明的历史的超越”，但他也明确指认科学之于劳动而言是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只要资本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就不能简单地对科技进步报以欢迎的态度，因为可能换来的是资本掩饰不住的狂喜。
理论层面的反思必然从实践层面提出引导和规范资本发展的任务。新时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深入，需要在深化对资本及其作用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深刻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更有效地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更有效地抑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两个毫不动摇”作了重申，强调“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新时代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发展，应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实践。第一，强化对资本活动空间和边界的厘清和规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视野中，关涉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都应牢牢掌握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手中，构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经济基础。资本对空间有着天然的偏好和冲动，总是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应强化对私人资本活动空间的规范工作，明确其活动的边界和范围，从而有效抑制资本权力越界行为的发生。第二，强化对资本的有效监管。聚焦平台经济、科技创新、信息安全、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依法打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而有效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第三，强化对劳动的赋权和保护。劳动相较于资本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在关涉劳资关系的立法和执法实践中，应更加坚定地站在劳动的立场，从而有效避免“用对资本特权的粉饰去取代对劳动解放的探究”。总之，引导和规范资本的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升驾驭资本的能力与水平。
三、党的自我革命与权力逻辑的规范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既实践资本逻辑又超越资本逻辑的探索，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资本逻辑被成功驾驭，在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实现对资本消极作用的有效抑制，进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另一种可能性是，资本逻辑不仅没有被有效驾驭而且反过来成为控制与支配党和国家政权的力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最终与初衷背道而驰。中国共产党从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就对第一种可能性抱有自信和乐观的态度，之所以相信一定会取得成功，主要基于三重特殊优势。其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殊性质。如果说“对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点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那么，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个本质的联系的主体力量不仅没有自己的私利可言，还以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为自身的历史使命，从而拥有了驾驭资本逻辑的特殊优势。其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领导权。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领导权辩证统一在一起构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又一特殊优势，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其三，权力逻辑相较于资本逻辑的优势地位。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是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的意义存在着的，资本逻辑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权力逻辑从属和服务于资本逻辑。与之相较，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中国的权力逻辑都相较于资本逻辑处于优势地位。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一特殊传统成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特殊优势。然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条新路的跋涉，注定要遭遇无数艰难险阻，必然性地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初主要考虑的是对资本和市场因素作出辩证分析和处理，这不仅是因为资本和市场的认识和处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基本问题，党的纯洁性总体上还没有遭到严重削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而在党的纯洁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问题上没有展开深入的讨论并作出浓墨重彩的规定。党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使得对于党的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的理解变得更为直观。实践越来越证明了，能否始终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力量的存在，不仅是党的自身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也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前提性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一旦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就势必造成双重消极性后果。一方面，助推资本逻辑消极方面的扩展和深化。比如，“空间和空间的政治建构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关系”。资本逻辑的极化作用不仅表现在财富分配上，而且也体现在空间分配上。政府对空间资源的设计与安排，一旦被资本逻辑所控制，就往往会忽略对中下层劳动群众的尊重和关照。“社会生活的空间一旦烙上阶级的政治印记，它们又会成为一种阶级对立的物质形态和客观现实，维护、固化甚至加剧阶级间的分殊，鲜明地展示出阶级分化的空间隔阂。”另一方面，对社会生态形成越来越大的腐蚀。市场经济不仅极大地拓展了生产的空间，也制造出权力与资本交易的可能性空间。在有的干部那里，内心深处考虑的不是通过权力的行使维护与增进人民根本利益，而是着力于通过权力与资本的勾结大获其利。权力逻辑的异化不仅严重腐蚀了党的组织，而且“使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和腐朽的因素及其影响得到强化，从而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机体产生越来越大的腐蚀作用”。随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探索不断深入，我们党越来越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仅涉及资本逻辑的认识与处理，也涉及权力逻辑的认识和处理。由此，我们党不断强调“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从最初主要着眼于资本逻辑的认识和处理到强化对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折射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中国结合的历史逻辑，构成新时代中国道路探索的鲜明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党的地位和性质的两个重要论述，需要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视角作出深入阐释。一是从上层建筑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阐发，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这一阐发决不仅仅是对党的执政正当性的论证，更为重要的是对权力逻辑与社会主义事业一致性的重申，它不仅明确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关键性地位，也同时明确了这一关键性地位之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决定性意义。二是从党的性质和宗旨出发对党的自我革命必然性的阐发。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这两个重要论述联系在一起，蕴含着反腐败斗争、党的纯洁性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苏共自身的蜕变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无疑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上述阐发的历史参照。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全面从严治党从来就不只有通过纯洁性修复达成维护和巩固执政地位的考虑，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权具有重大而特殊的价值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用“两个确保”作出了阐释，即“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党的纯洁性的外化，一方面具体展开为对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属性的捍卫和守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做蛋糕”和“分蛋糕”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过程，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具体展开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权威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的维护和巩固，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挑战的角度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风险的增加和不确定性的增强。就个体的生命体验而言，在遭遇风险时都会产生下意识后退并聚集在强大且值得信任的力量周围的反应，这也使得“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的主心骨”的意义进一步凸显。
党的自我革命之于权力逻辑的规范和制约始终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意义。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不断深入，不仅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一种社会主义领导力量的存在的行动逻辑，也显现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行动逻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持续的严厉反腐，其目的就是要为改变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存在结构、进一步推动劳动的解放打开和拓宽通道，以最终完成对‘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既有存在结构的改造”。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需要坚持把握两个实践重点：其一，反腐败斗争的纵深推进。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反腐败斗争的任务如此艰巨繁重，除了客观因素的影响外，主观因素也不可忽略。“腐化与政治组织的程度成反比关系。”一段时间里，一些地方和部门基于经济增长的政治正确，并没有将反腐败斗争上升到应有的政治高度，客观上对党的肌体形成一种持续且深入的反噬。应继续保持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绝不姑息”。其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持续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痼疾，也成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重要障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反复冲击之下依然顽固存在，成因固然复杂，但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足应是重要原因。毛泽东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即“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即党的自我革命。无论是第一个答案还是第二个答案，人民群众的监督都是内在的关键环节；无论是反腐败斗争还是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人民群众监督的强化都是必然选择。只有不断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将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更加深入地结合起来，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增强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性，才能在确保权力不被滥用的同时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四、新的动荡变革期与统筹发展和安全
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自然地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关系的问题提了出来。“社会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与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是相似的。在某些情况下，改革能减缓紧张局势，促进和平而非暴力的变革。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改革很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加快暴乱的来临，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替代物。”能否有效地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道路探索的成败。中国道路蕴含的辩证法充分体现在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之中。邓小平强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无论是讨论其中的任何一个命题，都需要基于三者的统一。在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他指出，“中国正在深化改革，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在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上，他强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概括而言，第一，从发展的视角讨论改革和稳定的价值与意义，突出的是“发展是硬道理”。第二，发展和改革都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稳定压倒一切”“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第三，对于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蕴含国内视野与国际视野的统一。中国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国内稳定，还可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稳定是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在中国道路的视野中，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张力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辩证法，有效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促进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结合，不仅书写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也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党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逐步展开，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课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提出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发展与安全之间关系是基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对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关系作出新的表述。一般来说，稳定是指社会生活安定、和谐和有序的动态平衡状态，侧重于国内视角，安全是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或损失的状态，侧重于国际视角。总体而言，无论是稳定还是安全，都主要是基于发展的视角提出来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针的提出，首先是因为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领导力量自身存在腐败和官僚主义等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同时，迎面而来的既有历史性机遇，又有诸多不确定的风险和挑战。除了不断加剧的全球性问题外，最突出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认识和处理与中国关系问题上发生重大变化，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一直到特朗普上台前，西方精英一直坚持接触而非遏制中国的政策，他们认为，一个日益繁荣富裕的中国最终会成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一员。”西方的乐观态度并没有持续太久，他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中国与美国行走在两条平行道上，焦虑与日俱增。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将中国判定为第五个“挑战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对抗是不可逆的。姑且不论这一论点存在的诸多争议，客观的现实是美国将中国定义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接触政策转向以长期战略竞争为基调的“规锁”政策。很显然，对于美国来说，半个世纪前费正清的提醒已然忘却脑后：“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必须对它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找出某种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是摆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十年来，我们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面向未来，在谋划和推进自身发展的时候，必须增强忧患意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善于预见和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就内部安全而言，第一，注重维护政治安全。在作为发展之必要条件中，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内在一致性，维护政治安全的关键就在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二，注重维护社会安全。“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只有联系财富分配的实际状况，关于社会安全的理解才能达到深刻的程度，民生问题与民主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折射出共同富裕议题的复杂性、紧迫性。一方面，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安全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不仅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更要在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中有效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就外部安全而言，第一，进一步发挥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作用。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应坚持和强化“行言并进”，一方面，在用中国行动破解“国强必霸”逻辑的同时用中国声音化解对于“国强必霸”的质疑和担忧。中国和平发展的目标，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创造超越资本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不断增强话语权和影响力，加快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第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不仅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招。在“世界内在化”的今天，扩大开放和深化合作，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继续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牢牢占据道义的制高点，“‘新冷战’不应成为这个时代的背景色”。更为重要的是，将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有机结合起来。百年大变局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意识形态之间斗争呈现上升态势，美国领导人宣称，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冲突是21世纪的决定性冲突。价值观因素和利益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斗争，是中国必须直面的现实。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首先要敢于斗争，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其次要善于斗争，一是注意克服和防范思维滞后的情形发生。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思维往往有滞后的情形。二是注意克服和防范思维极化的情形发生。近些年来，西方社会的两极分化使得政治极化、情感极化、舆论极化和社会极化等现象层出不穷。极化以如此的普遍性呈现出来，源头仍然是资本的逻辑。应始终保持韧性的斗争精神，拒绝跟随西方的极化思维起舞，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保持充分的历史耐心和历史自信。
文章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
文章作者：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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