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动辄“创新”。这实际上是对真正“创新”的一种否定或丑化。创新特别是哲学的创新, 艰难异常。黑格尔说:“新精神的开端乃是各种文化形成的一个彻底变革的产物, 乃是走完各种错综复杂的道路并作出各种艰苦的奋斗努力而后取得的代价。” (见《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 第250页) 黑格尔在这里用思辨唯心主义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哲学创新道路之艰辛。马克思也告诫愿意“追求真理”的人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 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 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第26页) 创新, 不是不能提倡, 不是不能说。创新是一种“代价”, 是一种特定过程的结果, 是马克思学说基本精神的创造性的体现。
我们不能把创新作为一顶“高帽”随摘随戴, 不能将其作为一种廉价的“标签”到处乱贴, 否则, 创新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如果哪一天“创新”近乎成为肤浅、投机取巧的“遮羞布”, 抑或说近乎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贬义词, 那么就有可能迫使那些对追求真理采取严肃态度的人不得不说:“我不是在创新”。创新并不神圣, 但它绝不是“口头禅”。
在我国学术界, 所谓“创新”正在成为一种“时尚瘟疫”, 四处蔓延。这些形形色色、花样繁多的“创新”大致有以下四种表现形态:
一是迎合某种狭隘需要, 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大玩“学术跳棋”。例如, 过去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而现在为了说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论证发展市场经济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就把市场经济的意义和历史作用绝对化, 硬说市场经济在遥远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仍将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同时, 还有人不顾基本事实, 否认当前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 而把这一过程说成是什么世界现代化加中国现代化。这种出于迎合某种需要的庸俗实用主义, 损害或扭曲了学术研究与社会需要间的正常关系, “消融”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
二是出于个人私利, 在学术研究上“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大玩“学术杂耍”。这种表现形态与上述表现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其首要特征是“学者”个人的需求压倒一切, 故观点变化的“频率”和“幅度”令人诧异。这种现象既损害了学者形象, 又践踏了学术道德。
三是在学术研究中“一哄而上”, “凑热闹”, 从而出现种种偏颇。例如, 目前在举国上下大谈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氛围中, 有些人把以往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改造批得“体无完肤”, 把“工业文明”说得一无是处, 恨不得能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去, 而少有人敢提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改造了。
四是急于“标新立异”, 割断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的历史联系, 在学术研究中采取了“反着来”的方式, 似乎只有“斩断”与马克思的联系, 才能实现“真正的”“创新”。例如有人从全盘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着手, 试图建立一种与其完全不同或相对立的价值理论。殊不知“标新立异”者在费尽心机地“标新立异”的同时, 也为自己设下了“陷阱”。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危害不可等闲视之。
“创新”的泛化或庸俗化, 根植于学术界普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 而这又是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搅动学人心灵的结果。普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学术界少有人能持之以恒、全身心地投入于重大的基础性研究。学术创新有其特定的规律, 创新主体有其特定的创新“情境”, 即对美的持久感受和不懈追求。所谓对美的感受和追求就是对科学的普遍性、和谐性和新颖性的感受及追求。而普遍浮躁和急功近利恰恰是理论创新的大敌。“浮躁和急功近利”者大凡又是“好大喜功”者, 擅长在短期内制造“大成果”。
恩格斯曾就此尖锐地批评过德国“青年派”, 他说, 不要把唯物史观作为“套语”, 不要“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迅速构成体系”, 而是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 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 然后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但“在这方面, 到现在为止, 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 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恩格斯100多年前对德国“青年派”的批评至今仍值得我国学人认真体味。或许正是基于学术界的上述状况, 江泽民最近在“必须大力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的讲话中, 提倡我国学人“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是的学风。要甘于寂寞, 淡泊名利, 力戒浮躁, 潜心研究;要认真读书, 多思慎思, 关注世界, 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薄发, 出精品, 出上品”。
学术界的普遍浮躁和急功近利加上不正当的“行政干预”就产生了“学术泡沫”。“学术泡沫”也是“现实生活中种种颠倒、虚幻影像的无反思的直接反映”的一种 (参见刘奔) , 如大量的“学术复制”或低水平重复、学术上的“劣质品”或“假冒品”流行、学术上的哗众取宠和追赶时髦, 等等。如果说普遍浮躁和急功近利还主要表现为学人的一种心态的话, 那么, 不正当的“行政干预”就使得学人的这种心态迅速地、不可遏制地“见之于行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之一是:出于各种非学术性的需要, 各级有关主管部门大都“硬性”规定出各类指标, 如在一定时间内有什么等级的项目、获得什么等级的奖、获得多少经费, 在一定时间内出版多少本著作、在一定等级的刊物上发表多少篇文章, 等等, 以此为度量教学科研机构和学者学术水平的主要的甚至惟一的砝码, 并有一系列的大张旗鼓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与之相配套。
于是“形式”绞杀、取代了“内容”, “结果”绞杀、取代了“过程”, 从而使学术研究变成了工业上的“批量生产”和商业上的“运作艺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挡不住的诱惑”这句商业广告词当然也就“适用”于学术界了。“学术泡沫”类似于自然界的“厄尔尼诺”。所谓“厄尔尼诺”是指自然界数年出现一次的季节性的海水升温现象, 它使世界许多地区发生诸如暖冬、冷夏等异常气候。“学术泡沫”也是由普遍浮躁、急功近利和不正当的“行政干预”共同造就的一种“升温现象”, 它同样使学术界出现了异常“气候”, 如“项目热”、“出书热”、“获奖热”、“创新热”等。与这类热成鲜明对比的是, “学术内容”和“学术创新过程”的“冷”。不过, “学术泡沫”和“厄尔尼诺”也有不同之处, 那就是“学术泡沫”没有明显的“季节性”, 并且一旦被炮制出来, 就很难将其彻底捣破或根除。
“学术泡沫”并不完全等同于“学术腐败”, 但它却是滋生“学术腐败”的温床。进而言之, 只要“学术泡沫”存在, “学术腐败”就绝不了根。我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抄袭”或“剽窃”等只是一种浅层次的“学术腐败”。那么深层次的“学术腐败”又是什么呢?这一句半句话难以说清, 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无论多么深层次的“学术腐败”都离不开“权、名、利”这三个字。揭示和剖析深层次的“学术腐败”, 其主旨是寻找治理“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的根本办法。就我国学术界而言, 治理“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的根本办法只有一个:排除不正当的“行政干预”, 建立和健全合理、科学的学术体制或学术制度。目前我国学术制度的建设远远落后于学术创新和“大力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的要求。没有体制或制度上的保证, 对“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的批判就会成为“过眼烟云”, 落不到实处。
这也说明, 仅有道义上的谴责或“学术道德”的规范, 远远达不到有效治理“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之目的。党的思想路线的贯彻要靠制度上的保证, 治理“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也要靠制度上的保证。我以为, 学术制度是指包括学术评估、学术管理、学术奖罚、学术组织、学术民主、学术竞争、学术合作、学术著述的出版和发表、科研项目的审批等方面内容在内的一整套完备的、相互制约的规则和机制, 其核心是学术评估的规则和机制。它集中地体现了整个学术制度的价值取向。至于如何建立和健全合理、科学的学术制度, 则是亟待有关部门和专家下大气力研究和制定的。当然, 合理、科学的学术制度并不能保证彻底杜绝“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 因为发生在学术界的“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是涉及面广泛的社会问题, 但它却能较快地消除某个时期内出现的“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 或能将某个时期内出现的“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限制其蔓延, 并有效地遏制其所产生的连锁影响。
综上所述, “创新”的庸俗化←→学术界的普遍浮躁和急功近利←→“学术泡沫”←→“学术腐败”←→学术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化倾向这一因果链, 极大地阻碍了学术创新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至少就目前而言, 破除这一因果链的关键在于排除不正当的“行政干预”, 建立和健全合理、科学的学术制度, 有效地治理“学术泡沫”。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02年第8期
文章作者：叶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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