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目前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来说，所谓“特色崇拜”亦即对“特色”的顶礼膜拜，具体是指：把中国“民族特色”或“中国特色”，绝对化或泛化为一种抽象的、不加任何规定的、与人类文明发展相隔绝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中国所具有的，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的，都是“特色”；而这种“特色”是衡量中国发展的唯一尺度。上述“特色崇拜”与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纠缠在一起，对我国思想文化界产生极大的危害。
“特色崇拜”是被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所规范的观念。在其中，“中国特色”，是“变味”了的“中国特色”。而在以这种“变味”了的“中国特色”术语为核心的语境中，中国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必然会被扭曲，何谓“老路”和“邪路”这类问题就会被搞乱，这就必然给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设置种种障碍，制造种种迷雾。可以认为，在目前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民族特色”或“中国特色”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已成为遮蔽中国存在问题的工具，故其越来越丧失了原本正确的含义。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中国特色”，其含义应是：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在充分批判性地汲取和转换“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主义中国特有的优质属性（见下文）。但在试图阻碍或不情愿进行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的人或集团那里，“中国特色”变成一种可以随意解释的符号。他们把各种拒斥批判性地汲取和转换“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理由，都统统地装入“中国特色”的框子里。在笔者看来，“中国特色”在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已经成为需要加以批判和甄别的词语了。所谓“加以批判和甄别”是指：对不同话语交流中的“中国特色”要作具体的分析批判，对其特指蕴意要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因此，当我们说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一定要明确，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脱离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另辟蹊径。这种发展必须要在批判性地汲取和转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过程中才能实现。而批判性地汲取和转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绝非是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而在被扭曲的“中国特色”观念中，这两者往往被混为一谈，故导致了一系列背离科学社会主义逻辑的结论或论断的出现。
例如，在被扭曲的“中国特色”观念中，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往往被视为“虚伪”，几一无是处，充其量也只是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在这种“中国特色”观念中，“虚伪”的或假的东西不仅没有什么可借鉴的，而且必须是要排斥的。然而，这种似乎很注重“社会主义”的“特色”观念却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即：某些经济相对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必须要批判性地汲取和转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否则，“特色”只能是“死灰复燃”的陈腐东西的遁词。这也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以贯之的思想。不可否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确有其局限性，但对于某些经济相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来说，这种局限性只能在“批判性汲取和转化”的过程中才能被超越或克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其本质是“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真正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一定是在批判性地汲取和转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逻辑的超越。因此，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来说，不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就谈不上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特色，遑论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特色。正如列宁所言：“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进而言之，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中国特色，是在批判性地汲取和转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同时，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中国特色，也只能是在批判性地汲取和转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既然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是在批判性地汲取和转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显示出来的，那么，脱离这一过程，“中国特色”就会被各种错误观念所扭曲。可见，在“民族特色”或“中国特色”这一词语下，隐藏着不同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的对立。如果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纳入由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趋向所规范的“中国特色”中，那么当然就会得出一系列背离科学社会主义逻辑的论断或结论。不仅如此，不能拒斥“特色崇拜”，摆正“中国特色”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位置，还会在客观上刺激各种类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流行，从而严重阻碍我们从实践理念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
“特色崇拜”观念之所以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流行，也与人们在方法论上普遍忽略“中国特色”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直接相关。这种世界历史性有三重相互联系的规定。其一，“中国特色”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和超越。在我国，民族狭隘性有两种形态：一是盲目乐观、自大的“中国中心主义”；一是自卑、盲目排外的封闭主义。自近代以来，缘于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这两种民族狭隘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不过，这两种民族狭隘性的区分是相对的，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毫无疑问，上述这两种民族狭隘性，仍然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复杂影响。这里所说的“复杂影响”是指：在客观上刺激了“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渗透和蔓延。其主要表现是：盲目乐观、自大的“中国中心主义”，必然在方法论上按“西方中心主义”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因为，在现代，任何“中心主义”都必然会使用“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而自卑、排外的封闭主义，则在某种意义上“衬托”了作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高明之处”。抑或说，在自卑、排外的封闭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发生直接对抗的不少场合下，更多的人会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作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西方中心主义”走。
所以，民族狭隘性与“中国特色”是大相径庭的。“中国特色”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和超越，而它只有在世界交往中才能形成。人类社会愈是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发展，作为这一整体的构成部分的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间关系愈是能获得丰富的规定性。质言之，只有世界交往中，中华民族才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内聚力，形成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如果中国思想文化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其内在文化心理够超越民族的狭隘性，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相合拍，那么，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状况将会得到比较大的改观。
其二，“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形成、发展和体现出的“优质”。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看，事物特色的根据来源于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然“差异性”并不等于“特色”。同理，“中国特色”的根据来源于中国特点，然中国特点并不等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指中华民族的“优质”，它标示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特长和优势。而“中国特点”这一范畴不仅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质方面的内容，而且也包含其劣质方面的内容。
“中国特色”蕴含于中国的优质与其劣质斗争的过程中。只有当中国的优质占主导地位并能获得不断的优化时，“中国特色”才能确定起来。而这一确定过程是受中国所处的特定世界历史时代制约和作用的。所以，如何对待特定世界历史时代的制约作用，至关重要。至少迄今为止，中国是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故这里就有个如何对待这个世界历史时代对其的制约和作用的问题。应当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对中国既有输导生产的国际化、社会化等发展的一面，也有对其输导资本的国际争夺和控制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是相互渗透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特色”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也就是在实践中坚持改革与开放的辩证法的过程：不断地辩证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对我们积极作用的一面，不断地辩证否定这一历史时代对我们消极作用的一面。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才能不断地克服自身存在的各种保守、落后的倾向，调动自身的内聚力，逐渐形成自己的优势，不断确定自己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列。
笔者以为，如果我们不能认清“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所体现出的“优质”，或误把“中国特色”等同于“中国特点”，那就易于受各种“右”的特别是“左”的思潮的干扰，同时也会导致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发生指向上的混乱。
其三，“中国特色”是对“中国国情”的辩证否定。由于学界不少人没有在方法论上把握“中国特色”与“中国国情”间的关系，故在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中无视这两者间的区别。笔者以为，把“中国特色”与“中国国情”混为一谈，既无助于“中国国情”研究，也不利于“中国特色”建设。“中国国情”不等于中国的“优质”，亦即不是中国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中国特色”建设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但“中国特色”不等于“中国国情”，它是对“中国国情”的筛选和改造。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例如，有些国情如“落后和发展的极端不平衡”，需要被逐步彻底改变；有些国情如人多地少等，需要加以逐步调整，以将其负面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而有些国情如包括集体主义观念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则需要在当代加以创造性的转换和发扬光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国情”绝不完全是由中国自己所造成的特定状态，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相互作用的状态。因此，对“中国国情”的筛选和改造，离不开中国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相互作用。换言之，既然“中国特色”是通过中国与其所处世界历史时代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故对其建设离不开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不断优化，那么对“中国国情”的筛选和改造也就必须要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所以，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内外战略和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交往（避免犯这方面的“颠覆性”错误），才有可能不断获得有利于筛选和改造中国国情的国际环境。可以说，把“中国特色”等同于“中国国情”的“国情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危害是不浅的，它往往为各种错误思潮所利用。
“‘中国特色’世界历史性”的上述三重规定进一步说明，我们应肯定的“中国特色”绝对不是“特色崇拜”，恰恰相反，是对其的否定；只有对“特色崇拜”加以彻底批判，尽可能肃清其对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才能确立和坚持正确的“中国特色”观。把“中国特色”搞成“特色崇拜”，一定会在观念上阻碍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发展，从而也一定会掣肘中国在文明意义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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